二

从军事方面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商人凭借他们的武力，要求清政府许可雇募潮勇来保护洋行的安全。当时总理各国事务的奕䜣则认为“潮勇之害，不可胜言，若洋人教练究属我兵……倘中国不收为用，洋人意在保护洋行，万一与“发贼”勾结，办理益形掣肘”^[4]。根据这些理由，奏准于天津各处陆续施行。这样一来，天津就成为清廷在外国军官“教练”下的军事基地。

同治元年（1862）正月奕诉奏请由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八旗等三营，每营选择才力富强技术纯熟的兵士，各挑40名，每营另派章京二员管带，共挑京兵120名，章京6员，开往天津，由英国军官进行训练，此项部队归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统带，到了这个月的二十三日开抵天津，即与英国军官斯得弗力商量中外各官员数，英方原拟派官7员，结果增为11员，理由是“教演之员愈多，则教艺愈为得力”。崇厚为了答谢对方的“盛意”，也在三营派去章京6员之外，复拣出有顶兵丁5名作为带队官，以如其数。军队的编制是12人为一队，分出6队习枪，3队习炮，每日操演两次。计原挑官兵126员名，内挑出带队官11员，练习枪炮兵108名，尚余兵7名不能成队，命令他们轮班随同操练。外国官弁的待遇是：除统教不支薪水外，其总教官2员.每人月给洋银30元，分教15员，每人月给洋银7.2元，通事3名，每人月给洋银60元，共洋银348元。

同年二月，直隶总督文煜复奏派大沽、天津两营内兵620名，随同京兵与外国官员一体教练枪炮，并派天津中营游击候补参将春霖会同英国统教各官认真操练。不久，崇厚根据英国军官斯得弗力的请求，于大沽协兵内先后挑选480人，合该国一号兵的数目，480人可以自成一营，并可以自行教练别处之兵。英军官又请挑选兵120名，专门练炮。英军官到北京谒见奕诉，表示练兵尤须练官，兵虽练习而官不熟谙，亦属无从指挥。

四月崇厚又奏称，因英国驻扎天津郡城的军队全部撤走，该国统教官副将妥玛和他商议，把学习外国枪炮的京营兵120名，大沽等营兵620名全部移往大沽海口，和英国兵一块练习，理由是“既是以壮声势，更可以固藩篱”。五月间崇厚前往大沽海口视察，这些受训的官兵，均已租赁庙宇，搭盖棚铺，安排就绪了。当时大沽海口是个什么样子呢？南岸炮台由英军占据，法国则占据北岸炮台，不久京营续挑八旗汉军官兵376名也开到大沽，与上次挑选的京营旗兵会合一处，共同练习。

英军官协助清政府在天津地区训练军队，使用新式枪炮，收到“很好”的效果，引起英驻华官员进一步的野心，英国公使卜鲁士，给奕诉的照会说，英国有一名姓柬的军官，很有才干，可以代中国管理火器，而英国参赞威妥玛又称：“伊国提督何伯、总兵斯得弗力俱有愿在上海出力练兵之意。”何伯甚至想在上海以百万饷练兵6000，斯得弗力且请自行募兵定饷。经过奕诉等商量结果，认为只有令上海、福建两处仿照天津练兵之法，为切实可行。

同治六年（1867）二月，崇厚奏请对训练出力的洋人教官给予奖励，他说：“教练京营马队之洋人总教官薄郎、帮教官鲁富、瑞克斯，经奴才于同治四年冬间延定在津逐日教练，年余之久，无间寒暑，均能实心任事。……查薄郎前在南省军营随同戈登助剿，曾蒙圣恩赏给宝星。……可否援照从前恩奖洋人戈登提督衔之例，将总教官薄郎赏给副将衔、帮教官鲁富、瑞克斯二员均赏给都司衔，以示优荣。”^[5]

由此可见天津洋人训练清军，认为很有“成效”，所以才奏请给他们很大的奖励。从上面所述的经过，可以看出3个问题：

（一）三口通商大臣的职权是很大的。三口通商大臣顾名思义，好像是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其实不然，从它开始办公的那一天起，其职权就不限于对外贸易，它兼管由外国军官训练清兵的任务，这些军队经过新式枪炮的训练，战斗力要强得多，三口通商大臣从筹饷、训练到指挥都归他一人掌握，就使它在天津居于领导地位，正如奕诉在同治五年（1866）所奏称的那样：

上海练兵责成上海道管理，而统属于上海通商大臣，三口练兵亦统归三口通商大臣督饬委员妥办，原以该处中外交涉事繁，有此兵队既可镇压贼匪，亦可钳制外侮。且练兵以筹饷为先，上海、天津两处皆有关税，该管大臣等兵饷兼筹，是以措施悉当。^[6]

（二）三口通商大臣和直隶总督在职权上发生了矛盾。从上面说的情况看，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矛盾的，如直隶总督文煜在同治元年（1862）二月也奏派大沽、天津两营兵620名，随同京兵一同参加训练，双方都派兵参加，这在职权上无疑的是发生矛盾的，而且无法解决。最后只有撤销三口通商大臣这个职务，由直隶总督管辖，事权才统一起来。

（三）天津从这时候起成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如上所述，三口通商大臣设立后，外国军官就帮助清政府训练新式军队，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接管了三口通商大臣的任务，所谓“海防洋务”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把他的亲信周盛传调到天津驻防，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成为北洋重镇。到了后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都是一脉相传的。而其开创者应该是崇厚藉洋人训练清兵这一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