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总的来说，天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它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已经不是一个旧的城市了。从政治上来说，三口通商大臣设立以后，海防洋务等方面都集中崇厚一个人的手里，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取而代之，使天津不但代替了保定，而且成为华北政治的中心。其次，天津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基地，崇厚凭借英人的力量，替清廷训练新式军队，李鸿章来天津以后的时代里，更利用崇厚原来的基础，在天津设立新式军事学校，成为他后来很大的政治资本。袁世凯后来在小站练兵，北洋军阀的头子，大部分都出身在这里。因此从清末到北洋军阀的覆灭，天津又是他们的军事根据地，其首创者就是崇厚借英人训练新军这一举动了。第三，由于训练新军的需要而设立的天津机器局，它不但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天津逐渐成为华北重要的工业基地因素之一，它培养出许许多多的产业工人。最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天津的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英法租界成立之后，外国商人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天津设立了很多的银行、洋行，进行经济侵略，当时的天津实际上成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三岔河口西南的旧城，一方面是沿着今天的大沽路到海河西岸的英法租界，使天津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它确是一个近代中国的缩影，这种情况，只有在1949年解放天津以后，天津才以崭新的面貌，阔步前进，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
（原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注释】
[1]《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一，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第20页。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七，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刊本，第49页。
[3]《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八，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第25页。
[4]《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第13页。
[5]《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第31页。
[6]《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四，第33页。
[7]《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五，第60页。
[8]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上册，第349—350页。
[9]《同治朝东华续录》卷八十七，第10页。
[10]《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七，第17页。
[11]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上册，第352—353页。
[12]（清）张焘撰：《津门杂记》卷下，光绪十年刊本，第24—25页。
[13]（清）张焘撰：《津门杂记》卷下，第47页。
[14]（清）张焘撰：《津门杂记》卷下，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