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政治方面来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关于各国交涉事件，向由外省督抚汇总于军机处。1858年后，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为了适应当时的局势，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派恭亲王奕诉、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其应设司员，即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作为定额，轮班办事。总理衙门设立以后，跟着就设立三口通商大臣，处理天津、牛庄、登州的对外事务。

在鸦片战争以后，根据《江宁条约》，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设立钦差大臣，对外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开放了牛庄、天津、登州、台湾、淡水、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地方辽阔，南北相去七八千里，若仍由五口钦差大臣办理，办事呼应不灵，各国也感不满。天津距北京很近，各国在津通商，清政府自应适应新形势，这就是为什么设立三口通商大臣的理由。牛庄、天津、登州三口既然设立办理通商大臣，驻扎天津，于是“仿照两淮等处之例，将长芦盐政裁撤，归直隶总督管理，一遇有要事，准其会同三省督抚、府尹商同办理”^[1]。

三口通商衙门，设在天津三岔河口北，其先是盐院衙门，咸丰十一年裁撤盐政归总督兼管，遂改为通商衙门，这个衙门所在地，很是冲要，它的南边就是天津城，它位于天津城的东北，过了三岔河口，往北去就是天津城北门外的北大关，往东去就是东门外天后宫，都是比较繁华的地方。顺着海河而东下，过了望海楼，就是新设立的英法租界，因此这个衙门选择的位置是比较合适的。到了后来同治九年（1870）裁撤通商大臣，改为直隶总督行辕，这也是很合乎李鸿章的想法的，在他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中曾评论过天津城的位置问题，他说：“郡城独在五大河及海河之南，系前明卫城旧基，狭陋尤甚。前明以控制蓟辽为要，其城在河北则为失险，今日以控扼海氛，屏障京畿为要，其城在河南亦为失险。此古今建置时势之不同，必宜量为变通者也。盖洋船不能深入内河，如城在河北，我可凭河设险，添置炮台炮船，护卫城池，较为得势。”^[2]

这些意见，可以看出李鸿章对天津当时形势的见解，直隶总督行辕设在三岔河口北，正是符合他这种见解的。

三口通商大臣设立后，任职最久者是崇厚，等到天津教案发生以后，曾经有过一些变动。同治九年（1870）六月，清廷特命崇厚充出使法国大臣，其三口通商大臣，派成林署理。崇厚是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就任的，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但是成林并没有就任，清廷命成林病愈后再行驰赴天津，目前由曾国藩暂时接办。可是到了同年七月，又命令崇厚即行来京，三口通商大臣一缺，著毛昶熙暂行署理，天津应办事宜，仍由曾国藩、毛昶熙共同办理，由此可见，成林实际上并没有就任管事。八月又有上谕说毛昶熙计已交卸，仍著暂留天津会同曾国藩筹办一切。但是跟着又有上谕命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会同曾国藩丁日昌成林查办事件，工部尚书毛昶熙回京任职。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天津教案发生后，三口通商大臣一职的人选，屡次更换，为期短暂，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毛昶熙署理为期仅仅一个多月，看到了三口通商大臣一职和直隶总督的矛盾，所以他才上奏说：“地方文武员弁阳奉阴违，其庸懦者以予夺之权不属，既欲遂其因循延玩之私，其巧滑者以经抚之势不侔，复潜用其观望迎合之术。”^[3]

这几句话切中当时的流弊，地方官非但不能协助，而且坐观成败，最后唯有由直隶总督直接管理。因此，最后决定，三口通商大臣，即行裁撤，所有洋务海防各事，俱归直隶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山东登莱青所管的东海关，奉天奉锦道所管的牛庄关，均由直隶总督统辖。每年于海口春季开冻后，移扎天津，到了冬天封河，再回保定省城，但最后又规定天津遇有要事，也不必拘泥封河回省的制度，长驻天津。

从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以来，它不但是京师的门户，而且也是和国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成为北方对外贸易的中心。海防洋务，都成为重要的课题，最初设立通商大臣，不过是因为总督常驻保定，难于兼顾，才设了这个职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成了直隶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大权集中在直隶总督手里，标志着天津不但是逐渐成为华北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成为华北的政治中心。从三口通商大臣的设置到直隶总督移驻天津，说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这个都市，在政治上已成为华北的中心了。保定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