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凝聚：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及其社会认同

在地凝聚：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及其社会认同

王锡苓　郑诗雨

【摘要】本文将媒介化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人际交往引入社会认同的理论模型，基于实地调查的一手数据，拟合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对社会认同各维度的影响路径与方向。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对社会认同不同维度存在着一致性认同和差异化认同的倾向。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格局下，需要制定人性化的、既有一定门槛也可触碰到的天花板式政策，提高北京、天津等一线城市在地凝聚程度。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社交媒体和人际交往　社会认同　地域认同

近年来，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呈现出越来越年轻化的态势，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这一群体的主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指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在农村、移入城市的年龄较轻的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告，截止到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2.91亿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6%，超过半数。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代际差异，他们生长在一个与父辈迥然不同的媒介环境和社会背景中，他们对所工作和生活城市的认同和表达，决定着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融入方式和融入程度，进而影响城市社会的稳步发展。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遍及生活各个方面，媒介技术对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愈来愈突出的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人数为9.04亿，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网民中农村网民2.55亿，占网民整体的28.2%。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手机端集中，移动互联网正在塑造着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媒介生态格局发生急剧变迁，这促使人们不断审视在媒介化生态格局下，新生代农民工如何使用移动终端的社交媒体，这种使用行为及由此带来的人际交往如何影响到他们对城市生活各个领域的了解、接触和认同，在“流动与联系”中他们如何建构社会认同。

中国一线城市聚集了中国最有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快了三地经济的协同发展。以此为背景，本研究将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作为探讨的主要问题，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影响其社会认同的因素和路径。该研究可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制定切实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通常指“个体对其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的主观确认”。张春兴（1993）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王春光（2001）则将社会认同视为“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这些对社会认同的界定都是对身份所做的分析，而个体的身份具有建构性，其只能根据个人的目的建构和实践身份。本文同样依据社会学这一逻辑，将社会认同界定为个体对其社会身份的主观确认。

张文宏、雷开春（2009）指出，国内关于认同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城乡移民（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人-农民这一归属性身份及城市居留意愿方面的研究。他们指出，社会身份并不能简化为文化性身份或归属性身份。就像人们批评社会融合的多元文化模型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为“文化问题”一样，移民社会认同的内容也是复杂的，仅用文化认同或某一种社会身份的转换来代替移民的整个社会认同转换问题同样是狭隘的。布朗在评论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时认为，社会认同具有多样性维度，仅考虑一个维度是不够的。张文宏等采用了亨廷顿的理论架构，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群体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职业认同、地位认同等方面对城市移民展开探索，并得出移民社会认同呈现出一致性认同与差异性认同并存的关系结构。

田凯（1995）认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必须具备三方面的基本条件：①在城市拥有相对稳定的职业；②职业带来一定经济收入，有与流入地接近的生活方式，而得以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③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朱力（2002）认为，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心理或文化层面依次递进的过程。风笑天（2004）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进行了研究，提出社会融合应该从家庭经济、日常生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生产劳动、社区认同等五个维度来分析。

如前所述，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群体所处的媒介背景极为不同，父代和子代分属在两个迥然有别的媒介环境中。其父辈一代与家乡的联系更多通过通话、短信，甚至信件，与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也多用人际传播模式，辅之以其他媒介形式。新生代农民工正值媒介化时代，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将他们建构在媒介化背景下，与家乡父老随时进行全方位沟通。在媒介技术日益渗透社会生活的背景下，媒介化不仅表现在公共舆论场域，也涉及其他社会和文化机构，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信息、建构社会关系。夏瓦（Stig Hjarvard）认为，对“媒介化”制度进行研究，是把握媒介和不同社会领域的结构关系变化的视角。周翔、李镓（2017）认为，“在媒体无所不在的当下，媒介不仅是自立的社会机构，而且还深入其他社会机构的运作中。媒介在制度化和技术化的过程中通过传播行动产生了塑造力，进而成为媒介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媒介和传播的变化，也反映了文化与社会的变迁”。因为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及其在各个领域的渗透，社会、文化、媒介和政治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这样背景下的媒介化是一个开放且未完成的、发展式的进程。以此为依据，本文认为在媒介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借助社交媒体和人际交往获取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信息，帮助他们与家乡亲友沟通分享及在城市工作生活圈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活动与线下的交往活动相互交织，对其社会认同的五个维度均产生正向影响。尝试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第一，在媒介化生态格局下，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与其社会认同的各个方面是否存在影响关系？第二，如果有，影响程度和影响路径如何？第三，京津冀三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否存在差异？

二、社会认同的理论框架

借鉴社会学理论观照媒介化背景下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伴随着物理空间迁徙，他们在职业选择、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等方面都发生着各种转变。这种改变有时候并不意味着形成新的社会认同，而是在社会认同转换中重新选择。

社会认同需要自我统一性，行动者会通过终身不懈的认同努力，来缔造其动态而同一的完整生命。在理想状态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各个维度之间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在各个方面之间达到完全一致的认同状态。已有研究表明，可对农民工社会认同在群体、文化、地域、地位及职业等五个维度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拟合（张文宏等，2009）。引入社交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变量后的研究框架可表示为图1。该全模型假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其在社会结构中与他人和社会环境互动、在心理上产生认同的过程，它离不开媒介（如QQ、微信等）的使用与建构。

图1　研究框架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正向影响其群体认同；

H2：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正向影响其文化认同；

H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正向影响其地域认同；

H4：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正向影响其职业认同；

H5：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正向影响其地位认同。

（一）社交媒体使用、人际交往

社交媒体使用、人际交往为本研究新增的变量。根据媒介化理论，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社交媒体、与工作地的居民的人际交往，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群体认同、职业认同和地位认同。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他们与家乡亲人的联系、亲情的沟通，以及在同一城市打工的人脉网构建，均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社交媒体与现实交往同构着他们的社会网络关系，这是探讨其社会认同的逻辑起点。在本研究中，此二者均为潜在变量。①人际交往，包含六个指标，测量被访者与当地居民从远至近的社会交往距离；②社交媒体的使用，三个指标包含了对微信、微博、QQ使用频度的测量。

（二）地域认同（regional identification）

地域认同指地域身份认同，是为“我将归属在哪里”的问题提供答案，指个体与固定地区之间关系的自我认同。地域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力量布局”，即社会行动者都处于不同的位置，那些具有制度性地域身份的本地居民，就是力量布局中的优势群体。近年来，有人开始关注区域性制度分割问题，认为地方财政分权制下城市社会保障是偏向本地市民的，外来人口——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外来市民”，在保障获取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外来移民可能并不是盲目认同城市，而是指向某一特定城市/地域的。在本研究中，地域认同是潜变量，使用三个指标进行测量，包括：①在所工作城市购房的计划；②对城市繁华与自己是否相关的认知；③对自己是本地人/新本地人/外地人身份的自我评估。

（三）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

文化认同指移入某地的人员对当地文化的认同，在本研究中指新生代农民工对移入城市的文化认同。已有研究表明，行为上的变化与文化适应相关，但是文化适应的认知指标难以验证。原因在于，当人们考察群体间交往引起的变化时，认知和行为改变并不总是同步发生。因此，文化认同很难直接测量，在已有的研究中也未见其具体测量指标。但不可否定的是，对本地文化的认同会影响其社会认知，从而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的行为。根据社会学研究，本文将文化认同操作化为：①“您认为在城市工作，说家乡的方言是否会受到歧视”，答案“会”表示更加认同当地文化，赋值为2；“不会”表示倾向认同家乡文化，赋值为1。②“我要努力工作，获得城市户口”。户口是农民工取得城市居民身份的制度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农民工视为城市人的标准。农民工浸染在城市生活中，被认可了的城市居民身份，会催化其对城市文化的认同。

（四）群体认同（group identification）

群体认同，即群体身份认同，是对“我归属哪个群体”的回答。一个族群的边界主要是社会边界，文化边界并不等于族群边界。由于缺乏明确的外部、客观边界，血缘关系上的集体信念是判断移民族群认同的主要标志。换言之，移民可以不认同迁入地文化，但在群体上认同为本地身份，外地-本地群体认同是反映移民社会认同的主要内容。本研究对群体认同的考察着重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对其所属群体的认可程度，操作化为：“我不认为我是一名农民工”“我与这个城市的市民没有什么区别”“我不希望被人称呼为农民工”，均为五级测量。

（五）地位认同（SES identification）

地位认同，即社会经济地位身份认同，是对“我的社会经济地位归属于哪一个阶层”的回答。对社会分层理论的研究，如马克思和韦伯等从一开始就指出社会分层与人们的主观意识有密切联系。作为移民社会认同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认同，更能直接反映移民迁移现象的社会经济动因。本研究对其的测量指标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综合社会地位：对个人所属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认知，包括个人综合经济地位、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三个方面，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上层等五级测量。

（六）职业认同（career identification）

职业认同即职业身份认同，是对“所从事职业的认同程度”的回答。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其父辈，他们的职业转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群体的职业倾向的认知，他们倾向于从事自己相对熟悉的职业。本研究对此的测量指标包括薪水、工作自主性、工作时长、升迁机会、今后的发展、社会声望六个方面。

三、从六个维度建构社会认同模型

（一）实施调查和样本结构

本研究采用实地问卷面访调查法，调查时间为2017年6月18日至7月3日，调查地点分别选取了河北省石家庄市三个区、北京市三个区、天津市两个区。本研究依据国家统计局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当年农民工人口统计数据作为粗略总体。近年来，国外对非概率抽样进行了大量预测性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Wei Wang et al.， 2013）。对于已知总体的非概率抽样，“根据一定的信息对非概率样本进行配额；信息不仅可以是客观的社会人口变量，还可以是主观的态度类型的变量”（Vehovar et al.，2016）。据此，在实地调查中，通过年龄甄别受访者。在农民工人口较为密集的劳动力市场、建筑工地、快递公司、酒店餐饮等地实施主观配额抽样和面访调查，访问员为本校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共12人。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地收回有效问卷分别为150、156和150份，共456份，数据清洗阶段对缺失值的处理采用“临近点平均值”替代法，对部分题项的数据进行了逆处理。最后，对取得的样本数据实施权重调整。

样本结构如表1所示，其中男性占比68.2%，女性31.8%。1990年后出生者占42.42%，这意味着90后已经成为新生代乡城迁移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调查样本中只有2人取得当地城市户口（一为石家庄、一为天津）。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接受过初中教育和高中/职高/技校等教育程度的分别达40%以上，明显高于其父辈的受教育程度（以小学为主）。所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的时间主要在2007年之后，1999年前的人数不多，比例为6.36%。2000年到2007年或更往后，他们多数已经初、高中毕业，来到城市工作的条件业已成熟。尤其是2011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这一时期也正值我国“互联网+”经济开始起步，需要大量人力，这推动了更多农村青年选择在城市工作和发展。

表1　调查样本基本人口统计指标

从所从事的行业看，比例最高的行业有住宿餐饮、建筑业、批发零售等。新生代农民工的年收入从最低值0元（可能有刚从家乡出来工作不满一年的年轻打工者，认为年收入只能算为0元）到最高值90万元，是一个非正态分布，取其中位数和四分位数比较合理，年收入的中位数为5万元。为了比较不同行业间新生代农民工对收入的满意程度，笔者对三地样本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1.524，p=0.087>0.05）所有行业内无显著性差异，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收入的满意度为“一般”，具有普遍性。

（二）模型建构

根据上文所述的框架，为减少估计偏差，研究通过加权后的数据计算出变量间的相关矩阵，并导入AMOS21.0结构方程模型统计软件，对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模型进行拟合和验证。

使用SEM方法时一般认为，因子间的相关关系在有合理解释下可以容许自由估计，但对于指标误差间的相关关系，除非有特殊的理由，不能随意容许自由估计（侯杰泰等，2004）。首先，本研究容许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之间的影响关系可以自由估计，不容许误差指标间的相关关系。于是初步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该模型总体拟合参数CMIN/DF=2.907，P=0.000，NFI=0.790，RFI=0.761，CFI=0.850，RMSEA=0.064。其次，变量之间的路径显著性有一半不显著。依据全模型关系假设，笔者在修正过程中剔除了不显著的自由参数。

图2　社会认同结构模型

（三）模型修正

首先，依据媒介化的理论意义，本文新增两个外生变量“人际交往”和“媒介使用”，分别体现了媒介生态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的线上社交和线下现实交往的活动，共同构成了人际交往，即社交媒体使用与人际交往同属于一个层面，存在双向互动关系，说明在模型中有着共变关系。其次，将媒介使用和人际关系与五个维度连线，且保持各维度之间全模型关系假设，初步拟合后，删除不显著的路径，使所有路径在95%置信度下达到显著性，P值＜0.05，如表2所示。再次，考虑理论意义，依照修正指数MI值增列五组残差共变关系，分别为“聊天—成为同事”、“本地人认知—购房打算”、“薪水—工作自主性”、“工作时长—工作自主性”和“成亲戚—地域认同”。依据已有研究，以上五组关系均可解释，即新生代农民工与所生活城市的当地人交往，往往是基于业缘关系；在对职业的感知中，薪水与工作时长的高低会影响对工作是否自由的认知；此外，是否认同当地城市与是否愿意与当地人结为亲戚相关，是否有能力买房又影响了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否是本地人的身份确认。因此，上述共变关系的建立兼具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经过上述步骤的修正，得到如图3所示的模型。对修正后的模型拟合度而言，模型值高于初始模型，卡方自由度之比CMIN/DF从2.907降低到2.405，RMR降低到0.076，其他各项参数都有所提升（见表2），但是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过大（加权后N=474），P值仍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接近0.00。

依据理论经验，P值不显著、卡方值较大的原因是样本量过大所致，而非模型设定不佳。关于卡方值和样本量对于拟合模型检验的诸多论述都表明，卡方值是样本量的函数，在样本数大于200的情况下，卡方的P值很难达到模型要求，即大于0.05，“由于SEM采用卡方值作为统计量，在样本数增大时，卡方值也会增大，导致P值小于或等于0.05，而迫使研究者拒绝可能依据比较合理的理论模型。所以，除了卡方值外，还要参考其他体现理论模型与数据吻合优劣程度的指标”（温忠麟等，2004）。一般来说，调整后适配度指数AGFI、非规准适配指数（TLI）>0.9，且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0.05时，模型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侯杰泰等，2004）。

图3　修正后的结构模型

表2　模型路径标准化系数估计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该模型的所有路径在95%的置信度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方面，模型印证了过往研究对于社会认同多个维度之间存在一致性认同的结论（张文宏、雷开春，2009），表现在职业认同与群体认同和地位认同、地域认同与群体认同、地位认同与地域认同；另一方面，也对最初的研究假设做出了修正，即H1、H3、H4成立，H2和H5不成立，研究发现，在社会认同模型中引入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变量对于社会认同不同维度的差异化作用。

表3　模型拟合各项指标参数

将以上模型中各变量的设定如下：媒介使用=ξ1，人际交往=ξ2，地域认同=η3，职业认同=η4，群体认同=η5，地位认同=η6，文化认同=η7。以上七个变量对应的残差值为ζ1到ζ7，可以得到以下表达式。

地域认同：η3=0.65ξ2+0.26η6+ζ3

职业认同：η4=0.31ξ1+ζ4

群体认同：η5=0.32η3+0.23η4-0.18ξ2+ζ5

地位认同：η6=0.44η4+ζ6

文化认同：η7=-0.74η3+ζ7

上式表明，在社会认同全模型中引入社交媒体和人际交往变量，社交媒体使用对职业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通过职业认同对地位认同发挥间接效应。人际交往对地域认同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地域认同对文化认同产生负向间接影响。社交媒体使用和人际交往变量通过地域认同、职业认同对群体认同发挥正向间接效应，人际交往负向影响群体认同。因此，社交媒体使用与职业认同和地位认同、群体认同存在着一致性认同倾向，人际交往与地域认同和群体认同有着一致性认同倾向。社交媒体使用与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存在差异化认同倾向。

四、解释和讨论

新生代农民工迁移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原先稳定、熟悉的社会交往环境发生变化，其自我身份与社会归属也面临需要重新建构的问题。社会认同的有关研究大多关注某一社会认同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在对社会认同的内在关系进行探讨的研究中，尚没有引入媒介化社交媒体使用的观照。本文通过引入上述变量，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和社会交往对于其社会认同的影响路径呈现出一致性认同与差异性认同并存的显著特征。

（一）一致性认同倾向

1.社交媒体使用对职业认同和地位认同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职业认同正向影响群体认同

使用社交媒体的信息并进行沟通，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得以了解、比较他们在职场的工作自主性、薪水待遇、工作安全性、升迁机会以及社会声望等，帮助其确认职业带给自己的保障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从而确立积极的职业认同。对于处在社会中下层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通过劳动付出获得稳定的收入是保障自身及家庭能够立足于社会的实在方式，而较高程度的职业认可度能够促进他们获得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进而更加全力投入生产。从本研究对职业认同的测量变量中可以看出，较高的职业认同反映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总体上对现有的职业现状有较高的满意度以及对自己归属群体的认同。

2.人际交往对地域认同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中人际交往的测量变量是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交往的社会距离，即与当地居民交往越紧密，越能促进他们的地域认同。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城市同处于华北平原，文化习俗接近，但是由于历史、经济等原因，三个城市在国家社会经济格局中呈现不平衡发展状态。北京作为首都、天津作为直辖市、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还是居民消费水平都呈现逐步下行的态势。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在三地工作及与当地居民的现实交往，生活城市的（地域）认同发挥了作用。地域认同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环境，促进他们在心理认知上更加希望能够留在城市，享受同等的城市资源。本研究发现，石家庄的地域认同回归系数远大于其他两个城市（篇幅所限，不再画出模型图）。这进一步说明，在经济较不发达的城市，农民工在经济收入、购房计划等方面有更加现实的考虑。另外，地位认同正向促进地域认同。人们倾向于选择在地位满意的社会中生活，即地位认同与地域认同达到一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认同越高，表明其获得的社会认可越多，通过地域认同人们能很好地维持这种被认可的感受。同时，地位认同的提高，也为他们提供了进入城市决策正确的佐证。京津冀新生代农民工对北京、天津的地位认同程度低于石家庄，如果他们长期不能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又无力在迁入城市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理性上来说，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迁移他地或回到原籍，这一结论与其他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张文宏，2009）。

3.地域认同对群体认同有显著促进作用

地域认同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归属的群体认同也越高，社会环境对个体的思想与惯习具有潜移默化的形塑力量。对同一地域具有相同或相近认知，并表现出主动亲近的人，在身份归属上也更加合群，倾向于融入“我们”，共享对于地域的积极印象、情感联结，而区隔于群体外的“他者”。

（二）差异化认同

人际交往与群体认同存在着差异性认同倾向。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人的人际交往产生的社会距离越近，越促使他们倾向于认同本地居民而非农民工群体。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地域认同负向影响其文化认同，表现为对家乡文化的认可与怀念，以及对通过自我奋斗取得所在地户口的意愿（通过对生活在三个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交互检验得知，想通过努力获得石家庄和天津城市户口的农民工比例显著高于生活在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X2=20.856，P<0.05）。理想状态下，个体在社会认同的各个维度应达成平衡状态。当地域认同与其文化认同产生不对称、不一致的作用力时，容易使个体产生认知失衡，并表现为对自我与周遭环境的不确定，进而与城市更加疏离。

五、本文不足

本文在引入媒介使用与社会交往因素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结构时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例如，采用区域性和非概率抽样样本，使得本研究得到的结论在推断总体和其他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时需要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职业认同、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概念都具有颇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目前的替代性测量指标的效果是否合适，能否经得起反复的检验，目前也未可知。因此，本研究结果的有效性还需要日后在不断更新的媒介生态中经过多媒介、多地点、多样本的验证和支持。

（作者王锡苓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诗雨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方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