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话语、社会：东北媒介形象建构与话语生产的一种视角
历史、话语、社会：东北媒介形象建构与话语生产的一种视角
崔 琳 郎劲松
【摘要】东北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东北地区的发展无法脱离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宏大背景和语境，东北媒介形象生产亦被“国家现代化发展”这一宏大叙事编码。话语生产源于社会，受制于社会结构，并作用于社会。东北的媒介话语生产折射了我国现代化发展中的断裂，同时，话语的生产性力量又建构了“东北”这一主体。本文从话语建构论的视角出发，旨在从东北媒介话语构成、话语生产机制、话语权力等方面，剖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语境下东北媒介话语生产与媒介形象建构的内在机理，为东北的“兴—衰”叙事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关键词】东北 现代化 历史 社会 话语
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东北从不是一个孤立的地理单元，东北的社会经济发展轨迹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轨迹的投射。在历史的视野中，社会转型必然会产生新旧之间的矛盾、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东北是中国工业化过程的缩影。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对东北媒介形象的建构，可以折射出东北形象变迁中媒介话语实践的机制与影响。
一、“现代化”催生的东北媒介话语生产机制
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符合该历史时期社会语境的话语机制，这套话语机制深受特定“知识型”的影响。福柯提出的“知识型”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中，划定经验总体中的一个知识领域，规定这个领域中的认知对象的存在方式及其谈论方式”[1]，是一套话语生产的“装置”。“知识型”中包含了许多规则，它们嵌于话语中并决定了人们的言说方式、言说内容。“知识型”是作为一种内在的、隐性的框架而存在，人们虽感受不到它，但处处以它为先，受它约束。[2]不同的社会结构存在不同的“知识型”，并且各个历史时期的“知识型”也是相互断裂的。
东北媒介话语中也存在这样一种“知识型”，支配着东北媒介话语生产——中国现代化发展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启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贫穷、落后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历史征程。此后，东北地区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并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在“一五”计划后，工业的快速发展使东北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改革开放40多年来，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的核心议题。“发展”是现代性的核心，而“发展”的内涵也作为重要条件和规则嵌入了东北的媒介话语生产中。主流叙事中的东北话语始终被“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这一宏观叙事编码，受到了作为历史规则的现代化发展观念的影响。
《人民日报》是我国最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记录了中国的发展历程。本研究抽取了《人民日报》1978年至今的800篇有关东北的新闻报道，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经词频统计发现，在800篇样本中，“发展”共计出现2558次，是最为核心的词语。“发展”是现代化的内核，中国的现代化是东北媒介话语形成的重要社会语境。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现代化显现出多重表征和内涵，并深刻影响了东北的媒介话语生产。
1.发展主义下的传统工业话语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临空前的困难和挑战。旧中国一穷二白、积贫积弱、民生凋敝，在1949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任务。东北是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较为完整的现代化大工业区的地区，中央将东北地区确立为建设的重点区域。“一五”计划时期，中央将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的三分之一安排在东北[3]，东北在原有的工业基础上加速工业化积累，成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同时也被主流话语建构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引领者”“支援者”“贡献者”。
在经济发展维度，现代性体现为以市场或资本力量为主导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物化是其本质特征。改革开放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伟目标，党和国家把工作的重点由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是这一历史时期国家的首要目标。工业主义主宰的社会是一个永恒增长、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社会。[4]在传统的工业主义话语中，“发展”和“进步”均被表征为单一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传统的工业主义发展理念呈现出唯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倾向。价值观念的物化倾向不论对新闻生产还是人们的认知框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中不断强调“经济是发展的基础”“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提高经济效益是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重中之重”“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生产，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等观点。经济发展速度、生产力水平成为现代与非现代、先进与落后的衡量标准，成为外界对地域形象认知的基本框架。
东北曾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不论是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居于国家前列，“引领者”“支援者”“贡献者”形象被《人民日报》反复征用。而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工业企业技术老化、企业亏损严重，东北工业出现结构性衰退的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北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衰落之势，东北的负面经济形象开始进入媒介场域。
2.市场话语与“问题东北”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国家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召开到20世纪初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话语开始进入媒介话语，成为东北媒介话语生产的一股强大力量，市场化成为该阶段现代性的表征，形成了有关东北的话语秩序。计划经济体制曾为中国早期的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计划经济在优先发展经济回报慢的重工业方面具有强大优势，而当物质匮乏问题解决后，计划经济势必为市场经济让位。市场经济体制更能调动各种积极性，使中国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思维最早在东北生根，东北是计划经济的最早受益者和实践者，同时也是我国退出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1993年底，国家完全取消指令性计划，东北地区才真正开始市场化改革。多年来东北深受计划经济影响，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步履沉重，逐步陷入了衰落的困境，成为“发展”“进步”等主流叙事中的“支流”。
在发展的语境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被毫无痕迹地建构为新与旧的二元对立关系。《人民日报》的一些报道反映了东北国企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状况，难以克服计划经济的旧观念、旧习惯，这为东北打上了封闭、守旧、落后的烙印。尽管《人民日报》竭力呈现东北努力适应市场经济的形象，却无法逆转东北的“问题”形象，东北的贡献与辉煌只能湮没在时代浪潮中，成为历史和记忆。于是，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现代化语境中，传统、封闭的东北失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主体”地位，不断被他者化，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3.科学发展观与振兴话语
工业话语霸权下的“发展”往往被表征为经济的增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对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更加客观、全面。现代的内涵由“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认识转向了全面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内涵得到了发展，除了物质的现代化，还包含观念、制度的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科学发展观被提出。科学发展观致力于“反思”现代性，着力于在发展方式上解决我国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及内在矛盾，强调以人为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一直较为重视物质文明建设；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强调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致使城乡发展、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转向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国进入了全新的现代化发展探索阶段。在新的发展理念和各种政策话语的影响下，“科学”“和谐”“全面”成为东北振兴的关键词，也建构了东北的媒介话语秩序。
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告别了“唯GDP论”。当振兴东北遇到“发展”，振兴东北的内涵也被重构——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更注重科学发展、全面振兴。于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为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中东北兴衰的整体叙事，并使绿色、现代化、国际化的东北新形象进入公众视野。
4.全球化话语境与“共和国长子”回归
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转型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社会发展的地理不平衡结构与历史时空的倒错重叠，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个时空世界在当代中国同时并存”[5]。目前，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前现代特征，一些落后的观念仍在社会中产生极大的影响，现代性建构尚未完成，后现代思潮愈加凸显，对尚未稳固的现代性造成一定的冲击和解构[6]。在此情况下，我国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区域在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经济发展状况出现了一定的差异与断裂。
基于现实国情，如何实现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党的十八大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国走上了新的转型之路，彻底摒弃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的发展主义套路，主张以整体视角还原东北地区发展的真实样态。[7]近年来，国家更是从国家战略发展高度来看待东北。
经过7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与工业化发展，中国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新的国际格局随之形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开始对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制造业发展进行了反思。美国、德国等制造大国开始意识到装备制造业在产业变革中的作用，陆续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全球产业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我国制造业面临严峻挑战。2015年，党中央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这意味着我国已在新的经济形势、技术和国际环境下重新认识了制造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意义。
新一轮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便产生于此背景下。振兴东北不再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而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东北的装备制造工业成为中国与各国角力的砝码，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些政治话语奠定了主流媒体的报道基调，也影响了新闻话语的生产。在该阶段的新闻报道中，《人民日报》更多地呈现了东北转型升级、亟待回归的“共和国长子”形象。作为集体记忆符号的“共和国长子”再次被唤醒。领导人话语和国家政策话语缝合了“共和国长子”断裂的宏伟形象。
现代性具有多个层面，它是一种既独特又复杂的历史进程（我们将这个现代进程又称为现代化），这个进程是非人格化的物质层面上的，它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层面的逐步现代化。[8]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现代化的理念不断完善，从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发展为全面的现代化，东北媒介话语生产与其不无关联。
二、东北媒介形象建构的话语实践与权力关系
福柯认为话语具有生产性的力量，是一种生产性的实践，而非一种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它不仅能生产知识、真理和权力，而且还建构话语主体、知识对象乃至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在福柯看来，这种生产性的力量是积极的，规训的意义在于塑造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9]
“曾经的共和国长子”“国家经济建设的支援者”“国家经济的贡献者”“改革的践行者”“精神模范”“振兴中的老工业基地”“国家的战略要地”都是东北的所指意义。东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本身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会被赋予一定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不断出现且反复征用的新的所指进入东北的能指中，有关东北的媒介话语秩序得以确立，东北在媒介中的形象及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位置慢慢固化。
这些形象对于东北是生产性的，媒介建构的东北形象成为东北的自我镜像和参照。在话语的生产过程中，东北是媒介话语言说的客体对象，并获得了媒介话语建构的主体身份。当一种意识形态内化于心，人们便会视其为理所当然，并且会形成与之相应的思想和意识，还会促成一种与之相应的、持续的、无所不在的实践活动，从而最终把事物建构为无意识地拥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体。[10]《人民日报》将现代化观念通过新闻话语进行呈现和传播，同时建构了东北的主体特征，这些被东北接收、认领，最终使东北成为话语权力生产的对象。不论是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初期，还是如今的转型期，在主流媒介话语的规训中，东北总是呈现出主动的顺应者的姿态，应答着意识形态的询唤，主动顺应“要求”来构造自我。
计划经济时期是典型的集体主义与秩序规劝的时代。东北作为曾经的“共和国长子”，被建构为“国家经济的贡献者”。在《人民日报》中常出现类似“争取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的语句。尽管东北已经出现了衰落的预兆，但仍然为国家贡献着力量。这种奉献精神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东北人的精神内核。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东北国有企业亏损，工业经济衰落，大批职工下岗，社会问题突出。在改革政策话语和市场经济话语影响下，东北被构造为“改革的践行者”。在“凤凰涅槃”的话语框架下，东北被建构为“振兴者”……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主流媒体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中，东北是国家权力“规训”的对象，并成为主动顺应的主体，在主流媒介话语的建构下，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视点下的东北。有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各种政治话语、经济话语通过媒介话语进入现实场域，不断影响着东北的社会实践。作为话语的应答者，东北践行着国家分派的各项工作和任务，这些社会实践最终又以话语的形式重新进入媒介话语。在媒介话语与社会实践的循环互动过程中，东北与国家的“边缘与中心”的位置关系形成。
《人民日报》在建构东北形象和社会现实的同时，也生产着各种的知识。改革开放后，发展主义对我国现代化发展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对一个地区发展状况的评价主要源于经济发展速度、生产力水平。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在消费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开始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准绳，通过统计数据来判定“先进”与“落后”。因此，发展主义观中的东北成为现代中国的“他者”。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建构的东北形象几经起伏，《人民日报》一直致力于塑造东北的正面形象，但“欠发达”仍然是东北难以撕掉的标签。近年来，国家更是从国家战略发展高度来看待东北。东北在主流媒体中的形象建构及东北的媒介话语生产都受到作为历史规则的现代化发展观念的影响。对于“现代化”的认知框架已内化于人们心中，很难改变。东北固化的经济形象成为某种“知识”，压抑了有关东北的其他知识，并成为有关东北的主导型知识，在被言说的时候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三、流动的力量：东北形象在媒介场域的融合与互动
在计划经济时期，东北地区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国家现代化发展强有力的支撑。在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微观媒介权力发挥着主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东北陷入了巨大的社会危机。在此阶段，一方面，国家权力以政治话语的形式进入媒介场域，发挥着社会动员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权力也进入媒介场域，自塑正面形象。在这场“攻坚战”中，二者共同塑造了国家和地方上下一心、共克时艰的场景。从此，东北衰落的话语意义慢慢固化，并成为国家各项政策制定的背景。2003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开始实施，该政策本身便存在着东北衰落的预设意义。这些话语意义成为一种知识，个体将这些话语意义与自我的认知框架结合，东北被外界判断和自我评判的标准形成并固化。党的十八大召开后，“老工业基地”“振兴”等话语表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逐渐变少，“问题东北”的形象逐渐弱化。2014年，东北经济再度遭遇滑坡，社会舆论中东北的负面评价涌现。在此情景下，通过领导人话语介入《人民日报》，对舆论进行积极引导，同时对东北形象进行“升维”，突出东北的现代化新形象。回顾四十多年来《人民日报》报道中东北形象的建构与变迁，它是国家权力、媒介权力、地方权力等权力融合、相互作用的产物。
在主流新闻媒介建构东北政治、经济形象的同时，东北的乡土文化基因进一步为东北经济衰落的负面形象提供了注脚。以小品、影视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视野中东北的“农民性”形象，以短视频为代表的自媒体中呈现的东北人世俗化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流新闻话语中落后的东北经济形象发生耦合，使东北成为现代化中的“他者”。主流媒介对东北的话语表述呈现出小农性隐喻的复写，二者共同建构了这个时代的“神话”。
话语的产生包含着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特定的思想形式，以及围绕着它的一系列社会力量的相互拉扯。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说，构成东北相关知识的各种话语机制和策略隐含在媒介场域的各种社会力量博弈与融合中，抑或说是各种权力之间的一种斗争与互动。东北媒介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也是权力运作的过程，在这里权力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网，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而是一种流动的力量，在服从权力的同时又可以进行有效的互动。
在东北媒介形象的建构与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媒介话语的建构下，东北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视点下的东北，其体制机制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社会结构性矛盾、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东北地区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主流媒介话语将东北与国家发展叙事相勾连，勾勒出一个以政治话语、经济话语为中心的相关性话语网络。《人民日报》更多地呈现了东北的社会经济形象，展现了东北从衰落到“重生”的跌宕起伏过程，而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语境正是这套话语机制形成的内在逻辑。
（作者崔琳系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郎劲松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特约编辑：哈艳秋］
[1]布莱恩·雷诺. 福柯十讲［M］. 韩泰伦，编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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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郗戈. 现代性的矛盾与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10 .
[6]马骏.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8.
[7]田毅鹏，康雯嘉. 作为发展命题的“东北现象”——“东北现象”研究三十年［J］. 开放时代，2019（6）：54-65+6-7.
[8]汪民安. 现代性［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47.
[9]布莱恩·雷诺. 福柯十讲［M］. 韩泰伦，编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106.
[10]曾庆香. 新闻叙事学［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