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在京蒙古族知识人的办报活动
20世纪30年代在京蒙古族知识人的办报活动
——以北京蒙藏学校为中心
意如贵
【摘要】20世纪30年代前后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峥嵘岁月”。伴随着旧制度与新思维的剧烈冲突，北京蒙藏学校蒙古族学生们的“国家”与“民族”意识逐渐苏醒，出现了蒙古族早期共产党人组成的革命团体，也成立了以发展文学文化为要务的学会组织。在不同的政治诉求下，上述群体与组织分别采取了宣传马列主义和倡导文化育人的办报实践，推动了近代蒙古族报刊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在京蒙古族 蒙藏学校 办报活动
从清末至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都在一阵阵思想激荡中经历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政局的变幻与思想的激荡在北京等大城市尤为突出。19世纪末“戊戌变法”的失败，激起了国人两次办报高潮。而这一时期，在北京等地也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的蒙古族学生，在与各种社会思想潮流的碰撞中，他们自发形成社团组织，地理方位上的优势也使他们懂得借鉴北京等地区汉文报刊的办报经验。他们将自己振兴国家、复兴民族、启发民众的宏伟目标诉诸办报、办刊的社会文化活动中，推动了近代蒙古族报刊事业的发展。
白润生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界定为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峥嵘岁月”。在中央民族政策、地方政府和少数民族知识人的积极推动下，少数民族近代报刊虽然略晚于中文报刊，但呈现了正向的发展趋势。
北京蒙藏学校创办于1913年，是民国时期的中央政府在北京专门培养蒙藏人才的教育机构，初名为国立蒙藏专门学校。20世纪30年代左右，北京蒙藏学校曾使用北平蒙藏学校（1927年7月）、国立北京蒙藏学校（1937年11月）等名称，且经常被略称为北平蒙藏学校[1]。这里培育了不少近代蒙古族报人，他们创办了《蒙古农民》、《丙寅》和《蒙古》（后改版为《新蒙古》月刊）等报刊。通过探究北京蒙藏学校20世纪30年代的这些办报活动，我们可以发现民国初期知识人职业选择和信仰选择多样性特征。
一、办报主体：从蒙藏学校孕育的革命与文化团体
民国时期，在北京等大城市中聚居的蒙古族学生群体的出现，与清末民初教育制度的改革推动近代蒙古新式学堂、同人学会和办报活动联动的蒙古近代文化事业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随着在京蒙古族学生的增多，以他们为中心的社团、学社也逐渐活跃起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游走于各类社团，在切身的社会实践和办报活动中自发地形成了无形的社会网络，凝聚集体智慧与力量，个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形成了良性的互动网络。
辛亥革命以后，受新思潮影响赴北京等地求学的蒙古族学生越来越多，1925年以后进一步增加。根据相关记载，同一时间段内，在北京各大中专学校读书的蒙古族学生约有200多人。其中，北京蒙藏学校就有150多名，东西蒙地区的20多名学生分散在北大、北师大等国立大学和辅仁、民国、朝阳等私立大学读书，另有十几名在公私立中学就读[2]。单从数据来看，北京蒙藏学校对于当时的在京蒙古族知识人来说，实为一个关键的公共场域。从历史层面来看，北京蒙藏学校在民众启蒙、文化传播和社会动员方面都发挥了重要影响。不过，在以“救国兴民”为最终目标的具体实践中，他们凝结为倡导不同宗旨目标的社团组织。
1.由蒙古族早期共产党人组成的革命团体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蒙藏学校学生的革命积极性高涨。中国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他们在《晨报》上发表《蒙藏学界之愤激》。蒙古族青年荣耀先与瞿秋白、许德珩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署名《致巴黎专使电》《致巴黎和会电》等爱国文电，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3]。1924年初，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的组织下，蒙藏学校的学生乌兰夫、奎璧、多松年、吉雅泰等28人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乌兰夫曾回忆道，“蒙藏学校到1925年时，全校才120个学生，就有90多名党团员”[4]。在中共北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蒙藏学校的革命氛围愈加浓烈。
蒙藏学校的革命氛围与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党组织的努力分不开关系。1925年4月，在李大钊和邓中夏的提议下，乌兰夫、奎璧、多松年等人创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在此之前，李大钊注意到蒙藏学校的革命氛围，经常亲自或派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活动家到蒙藏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和民族平等、民族解放思想，提高同学们的思想觉悟，激发他们的革命积极性[5]。他们在蒙藏学校内定期举办座谈会、演讲会，分析国内国际局势，组织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并向同学们提供《新青年》、《向导》和《政治生活》等革命刊物供他们阅读[6]。1924年，邓中夏还以这批蒙古族青年为核心，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7]。在北方区党组织的带领下，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还曾参与“二七大罢工”、声援“五卅运动”等群众性革命活动，参与悼念列宁大会、孙中山北上的筹备工作和逝世悼念活动的服务工作[8]。浓烈的革命氛围、启发性的革命刊物，都对这些早期蒙古族共产党员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渴望通过创办《蒙古农民》来宣扬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和封建王公的立场。
2.以蒙古旅京学生会、蒙文学会为代表的同人社团
1926年9月，在北大蒙古族学生任秉钧的倡议和蒙藏学校蒙古族学生们的积极支持响应下，蒙古旅京学生会成立[9]。该会于北京蒙藏学校的大礼堂召开会员大会并宣布成立，约有180多人出席[10]，人员以蒙藏学校的学生为主。蒙古旅京学生会以“敦睦乡谊、团结互助、切磋砥砺、发奋读书、为复兴蒙古民族而奋斗”为宗旨[11]，决定出版蒙古旅京学生会会刊《蒙古》（后复刊改名为《新蒙古》月刊），在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中选出北师大的陈封（那木海扎布）、北京政法大学的经天禄、民国大学的康济民、北大的任秉钧及蒙藏学校的赵文儒（玛克希尔）负责刊物的征稿、撰稿与编辑工作。1929年7月召开第二次会议后，将新增委员——北大的富连科（达瓦敖斯尔）——增补为该刊的编辑[12]。新增的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富连科和兰玉芳在考入北大法学院政治系时，都曾暂入蒙藏学校自治班学习。
蒙文学会的宗旨与实践路径和蒙古旅京学生会相似，均以促进蒙古文化为主要内容。《蒙文学会简章》总则第二条明确提出：“本会研究蒙文，以蒙文发展学术，更新思想，启发蒙人智识，促进蒙古文化为宗旨。[13]”据学会早期工作人员名单中所记录，在早期会员卜和克什克、赵文儒、韩凤麟、希领阿、哈丰阿、王世济（拉希森格）、赵连科（仁钦浩日劳）、梁玉岗、吉格米德等人中，赵文儒、王世济和赵连科均毕业于蒙藏学校[14]。创办者卜和克什克在北京政法大学读书期间，与蒙古旅京学生会的赵文儒、陈封等人关系甚好、交情颇深。蒙文学会及其会刊《丙寅》在京创办，在开鲁复工、复刊时都曾得到他们的鼎力支持[15]。
在现代社会，“精英的关系网络认同以共同的教育为背景，特别是学校出身为中心”[16]。由此可见，以蒙藏学校为中心，在《蒙古农民》、《丙寅》和《蒙古》刊物事业发展浪潮的推动下，蒙藏学校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同乡和同宗的基础之上，以校友关系为纽带，催生了更强的集体凝聚力、更深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共鸣。
二、办报实践：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报刊与倡导文化育人的同人报刊
在近代中国漫长的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的职业选择和信仰选择逐渐变得多样化。各种新旧潮流在近代中国汇聚碰撞，知识分子的心灵不再禁锢于狭小的圈子，“而是按照各自的理解和需要进行比较和选择”[17]，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选择上的多元化特征。而在民初的知识人中，“凡国民中稍优秀者，无不鼓吹政治主义，逗挑政治感情”[18]。在这样的情境下，报刊就成为这些知识人表达立场、宣泄愤慨的工具。就如郑也夫先生所言，知识分子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比其社会中多数成员更频繁地使用符号象征体系的‘一般性’的概念、范畴，即运用一种特殊的‘语言’”[19]。但在具体实践中，他们会采用不同的方法与路径。
1.以“寻求民族解放”政治主张为代表的《蒙古农民》
1925年4月28日，在李大钊的提议和关怀下，北京蒙藏学校的土默特旗学生乌兰夫等人共同筹办了报刊《蒙古农民》，用汉、蒙两种语言刊发[20]，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上第一个革命刊物。该刊第一期第一篇文章以《开篇的话》为标题，鲜明指出该报的宗旨是“揭露军阀、王公对内蒙古人民的压迫剥削，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三者是蒙古农民的仇人”[21]。该刊以辛辣、通俗且流畅的文笔向广大蒙古族工农兵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呼吁寻求解放民族的正确道路。该刊在创刊号上登出《蒙古农民的敌人》《直奉打仗内蒙古农民的遭殃》[22]等文章，揭露封建官僚和黄教[23]信仰长期以来阻碍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在歌曲《蒙古曲》的歌词中，作者用生动的比喻将蒙古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号召汉蒙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军阀主义、帝国主义及封建官僚这三座大山[24]。
《蒙古农民》的创办得到了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的极度重视。当时在蒙藏学校发展第一批党员和团员后，中共北方区委就曾考虑如何通过他们开展内蒙古的工作，当乌兰夫等人将《蒙古农民》的创刊号送到李大钊面前时，李大钊对此大为称赞。他还特地提出了进一步丰富刊物内容的要求：增设介绍俄国和外蒙古革命与建设情况，以及国内各地区革命斗争消息相关的内容，还特别强调“一定要突出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掠夺方面的内容”[25]。在此之前的1924年冬天，北方党组织就曾邀请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外蒙古学生达瓦到蒙藏学校做报告，介绍外蒙古的革命经验和建设情况。在当时，乌兰夫就认识到内蒙古和外蒙古的情况是不同的，内蒙古“无论是社会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与汉族同胞和内地有紧密联系”[26]。乌兰夫这些团结汉蒙群众、探索内蒙古人民革命道路的愿景，贯穿于他的整个办报实践中，在刊物中设置了《政治》《醒人钟》《外蒙古人民的生活》等栏目。
《蒙古农民》作为一个内容敏感、形式尖锐的革命性质的刊物，只能采取地下发行的手段，但即使这样，依然引起了北洋政府当局的注意。《蒙古农民》的编辑同人们为了能够将刊物顺利送到北京和内蒙古地区的绥远等地，不惜铤而走险。在北洋军阀的层层封锁下，该刊虽最终只刊出了4期，但其所承载的是早期蒙古族中国共产党员的精神信仰，也是蒙古族人民群众的心声与寄托，反映了汉蒙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要求。
2.以“文化育人”为办报宗旨的《丙寅》和《蒙古》
1927年，蒙文学会“以蒙文发展学术，更新思想，启发蒙人智识，促进蒙古文化为宗旨”，在京创办《丙寅》，并将其建设为一份综合性的蒙古文学术期刊，试图以唤醒民众智识来动员民众的积极性，团结一心。该刊由哲里木盟奈曼旗人卜和克什克主办，是一份蒙古文刊物，初为不定期刊，出版3期后因会址不定和经费拮据等原因停刊，直至1936年卜和克什克就任伪满洲国兴安总省文科教课长后复刊。在蒙文学会明确的分工制度下，有专门的文艺组来负责刊物文学稿件的创作、播译、转载等工作[27]。因此，《丙寅》所刊内容均围绕蒙文学会的具体工作进行。该刊的文学作品体量颇大，文学特性强。
1929年由蒙古旅京学生会编印的刊物《蒙古》创于北京，是一份蒙汉合璧的刊物[28]，以“唤起漠南蒙古族大众觉醒自强，努力摆脱愚昧落后状况，振兴文化教育，力争早日跻身于强盛民族行列”为宗旨的文章为主，设有《论说》《论评》《文艺》《专载》《新闻》等栏目。这份刊物虽然为文学作品设置了专栏，但与《丙寅》相比，文章的政治色彩浓厚。1934年以《内蒙古自治问题专号》复刊，在取名为《新蒙古》之后，其政治色彩变得更为浓厚。因此在《新蒙古》月刊上，除了专门设置的文学类栏目，《蒙古青年园地》一栏中也登载了不少与学生生存现状、思想波动有关的纪实性文学作品。
一方面，蒙古文刊物《丙寅》与汉文刊物《新蒙古》月刊拓宽了蒙古族文学发展的空间，促进了蒙古族文学的传播。另一方面，这些文学作品并非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映射内蒙古地区现实生活的时代遭遇。业务上，印刷设备的更新、白话为主的文体，客观上助推了该刊物的广泛传播，在内容上更加亲民、近民。刊载的大量叙事文学作品，构建起了一个以“启蒙”、“革命”、“救亡”和“民族”等元素共同组成的时代话语体系，反映了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普遍贫困、苛捐杂税盘剥的社会问题，新旧思想冲突的社会矛盾，以及黄教制度、蒙汉官僚和日本帝国主义等多种势力长期带来的各种社会局面。
三、办报主因：旧制度与新思想的冲突
城市知识分子有别于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等级与自我认同是建立在其归属的空间关系中的。而这样一种空间有着三层含义：分别是“以文凭为中心形成的等级性身份关系”“抽象的书写符号所构成的意识形态空间网络”“不同的都市文化空间结构”[29]。
晚清的最后10年，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产生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10年。据统计，从1904年至1912年，全国新式学堂从4222所增至87 470所，学生人数也从92 000余人增至300万人[30]。在内蒙古地区的喀喇沁右旗，享有著名改革成果的贡桑诺尔布王爷所创办的崇正学堂，被认为是内蒙古地区建立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与汉族文化和东西文化交流和接轨的过程”[31]，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的近代教育。1912年，贡桑诺尔布赴京任职蒙藏事务局总裁时，力推这一教育理念，力促几名蒙古族议员提议在北京创办“蒙藏学堂”。1913年，在袁世凯的批准下，国立蒙藏专门学校正式成立。初期的蒙藏学校只有中学班，学生人数不过百人[32]。根据《蒙文白话报》1913年第3期中记载的专件《蒙藏学校章程》，该校招收的首批入学的学生中“内外蒙古占二十分之十”[33]，相当于半数都为蒙古族学生，最多有50人。而在1925年之后，人数明显增多，约有150多名蒙古族学生[34]。他们中的很多人从蒙藏学校出来后，流向了北京的各大高校和各个行业。
对于接受了新式教育的这批蒙古族知识人来说，“知识”成为他们“所有社会角色的先决条件”[35]，“文凭”则成为他们建立身份认同、打开组建社会关系网络“大门”的一把钥匙。而北京作为“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36]，不仅集中了全国一流的国立大学，还“具有适合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37]。这样的文化环境自然也影响到了以蒙藏学校为中心的这批蒙古族知识人。他们身处北京，地理上的优势使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能够受到北京地区办报办刊氛围的直接影响。
在关注到他们共同的办报背景、环境的同时，我们仍需关注他们采取不同办报路径的具体原因。
首先，北京等大城市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外化为具有不同政治诉求的知识分子在具体实践中的分化走向。以《蒙古农民》为中心的蒙古族党派报人主要是土默特旗的蒙古族青年，他们大多出身于贫困家庭，在家乡时便深刻感受到了封建军阀和王公对内蒙古人民的压迫与剥削。相比于蒙旗的王公贵族，他们在求学路上的出路也极为狭小。这就导致他们渴望通过一种革命的力量寻求民族解放。而同样注重报刊文学的《丙寅》与《新蒙古》刊物对“国家”的认知也并不相同。他们的创办者虽然均为东部蒙古族，但《新蒙古》的文本明显突出了对革命的向往，对“国家”的认知是以认可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性质，以及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合法权益身份为根基的。《丙寅》在开鲁复刊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伪满洲国、伪兴安总署的影响，在其文章中残留着前现代“君主”观和纲常观的痕迹。
其次，北洋政府开办蒙藏学校的目的与学生们进京考学的初衷不同，导致学生不满，引发抵抗。对于北洋政府来说，开办蒙藏学校主要是为了把这些蒙藏学校培养成他们在内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的亲信，“但事与愿违，这里却出了不少反动统治者的掘墓人——共产主义者”[38]。“共产党人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但他们是要“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39]。这些学生赴京留学本是带着冲破封建思想的信念与争取民族解放的使命来到这里，却遭遇了北洋政府的各种镇压。1924年4月至5月间，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取消蒙藏学校学生学习的官费，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抗，时任校长章武则因支持学生遭到当局撤职，后蒙藏院频频派来新校长，不断变换压制学生的策略。蒙藏学校一度处在非常复杂的局面之中。蒙古旅京学生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成员、《蒙古》刊物的编辑富连科就曾在自己的文章《我的经历见闻》[40]中回忆起当时蒙藏学校领导层面变动背后的复杂原因。而另一篇发表于《新蒙古》月刊的文章——《谈蒙藏学校》——也尽显作者对蒙藏学校体制的哀叹，评价它“并非纯粹的教育机关，已经是十足的政治化了”[41]。
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开通了边疆地区的思想与风气，促进了新事物与新知识的启蒙传播。这些在京蒙古族知识人身处北京，虽然深陷于蒙藏学校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但仍然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地区办报、办刊氛围的影响。旧制度与新思想之间多维度的冲突，造就了这些蒙古族知识人不同办报路径的探索。就如“五四”青年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引领带头作用一般，蒙藏学校对内蒙古革命运动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42]这些蒙古族知识人最初只是近代新式教育的被启蒙者，但随后他们纷纷扛起了社会启蒙家的大旗，成为社会的“好教员”。
（作者意如贵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哈艳秋］
[1]张建军. 民国时期北京蒙藏学校缘起再考察［J］. 民国档案，2015（1）：95-107.
[2]达瓦敖斯尔，那木海扎布. 蒙古旅京学生会和它的刊物《蒙古》［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134.
[3]李莉. 从蒙藏学校走出的中共党员［N］. 中国档案报，2017-11-06.
[4]崔猛. 革命烽火中的北京蒙藏学校［J］. 党史纵横，2019（8）：52-54.
[5]《乌兰夫传》编写组. 乌兰夫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2.
[6]李莉. 从蒙藏学校走出的中共党员［N］. 中国档案报，2017-11-06.
[7]参见《“北京党史”慕课》之《第43 课：蒙藏学校党支部》。
[8]《乌兰夫传》编写组. 乌兰夫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6.
[9]“蒙古旅京学生会”也称“蒙古旅平学生会”“蒙古留平同学会”。
[10]达瓦敖斯尔，那木海扎布. 蒙古旅京学生会和它的刊物《蒙古》［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134-135.
[11]马文喜，张俊豪. 中央民族大学年鉴：2013 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689-690.
[12]达瓦敖斯尔，那木海扎布. 蒙古旅京学生会和它的刊物《蒙古》［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134-135.
[13]巴·苏和. 卜和克什克《丙寅》杂志集成与研究（蒙古文）［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9：146.
[14]巴·苏和. 卜和克什克《丙寅》杂志集成与研究（蒙古文）［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9：157.
[15]达瓦敖斯尔. 布和克什格创立的开鲁蒙文学会［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209.
[16]许纪霖.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
[17]许纪霖.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M］. 北京：中华书局，2012：6.
[18]杨国强. 无从归聚：清末民初知识人的社会形象［J］. 天津社会科学，2021（5）：199-206.
[19]郑也夫. 知识分子研究［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3.
[20]参见忒莫勒先生所编《内蒙古旧报刊考录（1905—1949.9）》。《蒙古农民》的蒙古文版至今还未发现，但因某些革命前辈回忆该刊时说曾刊出蒙古文版，故本文采用了这一观点。
[21]白润生.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42.
[22]郝玉峰. 乌兰夫与伟人的交往和友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21.
[23]黄教即藏传佛教格鲁派。
[24]白润生.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42.
[25]郝玉峰. 乌兰夫与伟人的交往和友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22.
[26]《乌兰夫传》编写组. 乌兰夫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4.
[27]敖特根白乙拉. 近代内蒙古与蒙古族传媒文化（蒙古文）［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27.
[28]根据忒莫勒先生编著的《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考录》中的记载，《蒙古》刊本为“蒙汉合璧，但不严格，现存第6 期，即汉文刊物”。在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中收录的《新蒙古》月刊全5 卷也均为汉文，未曾见到蒙古文的痕迹。不过在1934 年第1 卷第2 期刊物《编者的话》中，可看到《新蒙古》月刊对该刊蒙古文版的尝试。
[29]许纪霖.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
[30]陈学恂. 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9.
[31]白荫泰，邢莉. 崇正学堂与贡桑诺尔布的教育观［J］. 民族教育研究，2011，22（3）：59-63.
[32]乐邦懋. 蒙藏学校［J］. 老年世界，2011（3）：4-5.
[33]蒙藏学校章程［J］. 蒙文白话报，1913（3）：218-219.
[34]达瓦敖斯尔， 那木海扎布. 蒙古旅京学生会和它的刊物《蒙古》［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134.
[35]弗·兹纳涅茨基.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M］. 郏斌祥，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7.
[36]许纪霖.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
[37]许纪霖.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
[38]《乌兰夫传》编写组. 乌兰夫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1.
[39]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46.
[40]达瓦敖斯尔. 我的经历见闻［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123.
[41]小月.再谈蒙藏学校［J］.新蒙古，1934，1（ 2）：54-57.
[42]常宝. 国立蒙藏学校——蒙古族共产党员的摇篮［J］. 实践（思想理论版），2014（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