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新闻视角下融媒体报道实践与范式探析
建设性新闻视角下融媒体报道实践与范式探析
杨惠涵 方毅华
【摘要】针对融媒体报道中涌现的建设性不足、社会价值弱化的问题，本文将厘清正面宣传报道方针与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模糊地带，梳理建设性新闻对融媒体实践的指导意义并提出相应的本土化实践策略，以应对融媒体报道内容碎片化和庸俗化趋势，助力融媒体报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提升。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 融媒体报道 主流媒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1]随着全球范围数字平台的崛起，社交化、碎片化、内容饱和的数字信息环境推动了内容生产的快速变革。媒体需要更细化的理念来适应外部互联网平台环境并进一步指导发展自身的融媒体新闻生产。因此，在辨析国内正面宣传与建设性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本文将分析建设性新闻理念对国内媒体新闻报道，尤其是对基于融媒体平台的新闻报道的意义，从主流媒体既有实践中发掘可行路径，力求对媒体融合形势下的新闻报道有所启发，同时希望能够对全球建设性新闻理论发展有所助益。
一、建设性新闻源起与实践经验
1. 概念缘起
建设性新闻概念可以追溯到早期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体现新闻业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宗旨。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首任院长沃尔特·威廉在1908年发布了影响深远的《报人守则》（The Journalists’ Creed），其中就将“建设性”（constructive）作为成功新闻业的判断标准之一。而解困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的理念也为建设性新闻范式发展奠定基础。1998年，苏珊·贝内施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上发表《解困新闻的兴起》，指出“不同于单纯传递好消息，解困新闻指出什么是对的，希望有人可以模仿”[2]，体现报道解决方案，鼓励指导大众行动起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倾向。和平新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它鼓励记者寻求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方法，并鼓励记者研究冲突的根本原因[3]。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则认为，记者不仅应发挥告知公众的作用，新闻对于让人们参与具有公共重要性的事务也至关重要[4]。这些理念都要求新闻工作者更具主动性和参与性，并寻求对社会问题做出反应和提供改良思路。
进入21世纪，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news）作为一种报道框架被特别提出，以应对“揭丑报道”的泛滥，体现欧洲媒体人对平衡改善新闻报道环境的倡议。乌瑞克·哈根洛普、凯瑟琳·吉登斯泰德和凯伦·麦金泰尔都是早期的理论建构者和领军人物。2008年，时任丹麦广播电视台新闻部总监的乌瑞克·哈根洛普发表文章《建设性新闻》，批评媒体片面关注问题、事故和冲突，号召以提供灵感和解决方案的建设性新闻来平衡媒体报道[5]。凯瑟琳·吉登斯泰德2011年首次提出将积极心理学应用于新闻报道，同时强调故事应对社会具有重要性，坚持新闻业核心职能，即扮演“看门狗”、提醒公众潜在威胁、传播重要信息[6]，使公民知情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美国学者凯伦·麦金泰尔将建设性新闻定义为一种“伞形术语”[7]，将和平新闻与解困新闻，以及在灾难报道中提供解决方案的恢复性叙事（restorative journalism）和面向未来提问的前瞻性新闻（prospective journalism）囊括进建设性新闻，承认建设性新闻继承了公民新闻的某些因素，即两者都能考虑到新闻发布后的社会影响，且更鼓励公众参与。她反对将建设性新闻视作缺乏信息的新闻形式，将其与让人快乐但公共价值不足的好新闻（good news）类型相区分，强调仍需保持西方主流新闻价值中的冲突性、影响性元素。
2. 全球建设性新闻实践经验
比较全球媒体革新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建设性新闻经常被作为服务公民和社会的建设性理念引入媒体平台的战略方针，或依据此理念开辟专门的业务部门或板块。2015年在英国通过众筹成立的“社区共享”媒体组织“积极新闻”（Positive News）网站，声明其“关注进展、可能性和解决方案”[8]，强调对新闻事件的动态追踪。一些老牌媒体，如英国《卫报》，在网上设立专栏《正面》（The Upside），将专栏刊载的报道定位为“寻求答案、解决方案、运动和倡议，以解决困扰世界的最大问题的新闻”[9]，强调对事件和问题重要程度的关心。此类媒体都强调要深入挖掘新闻事件真相、分析原因、调动公众参与，尽可能找到社会问题或困局的解决之道，并且与媒体发展的线上实践相结合，呈现出多媒体、数据化、互动化的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媒体集中展示出在剧烈变动社会现实下，以建设性新闻理念为指导的新闻实践：“积极新闻”发布“做对了什么”（What Went Right）系列，每周更新封锁状态下来自政府和民间抗疫的好消息；《卫报》在《正面》专栏发布“好消息档案：冠状病毒大流行中的欣喜和一线希望”，其2020年4月对韩国抗疫政策效果的报道《测试、追踪、控制：韩国如何拉平其冠状病毒曲线》，结合可视化数据图讲述韩国抗疫故事；《纽约时报》在官网上通过互动式提问工具收集读者问题，并整理报道了医生、公职人员和其他专家的解答。
这些媒体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揭丑新闻理念的建设性报道框架，即以积极导向、解决问题导向和推动公民行动及社会建设导向进行新闻报道，同时关注重要议题和集成新闻生产。这些实践大多为线上的融媒体新闻报道，要尽可能利用网络收集公众的意见、问题、方案和反馈，展示出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的数字化叙事和人人参与的融媒体报道特性。
二、国内融媒体报道的建设性实践
1. 存在问题与理论引进价值
2020年3月，中国青年网推出“中国人的故事”融媒体系列报道，将其称为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框架下进行的报道活动。不过从目前看来，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框架还未被主流媒体普遍认知和清晰采用。因为在中国，建设性实际是媒体的传统价值选择，以好人好事为代表的正面报道或者正面典型报道关注国家和人民发展成就，旨在呈现更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意识面貌，在长期的媒体实践中作为稳定的报道范式之一内化进社会治理体系。同时，它也具有历史传统，中国新闻业的“革命性、实践性以及建设性，说到底是与中国道路相伴相生，风雨同行”[10]。相较于建设性新闻作为拒绝负面报道环境的一种对策性的新闻活动，我国媒体的建设性实践更加传统和主流。不过两者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彼此区隔而没有参考意义，也不意味着国内新闻报道的建设性实践在数字化、平台化趋势下已范式完备。
首先，建设性的概念是否为我们所需要？从传播效果上，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李仁虎、文建认为，正面宣传不等于建设性，有时还起到负面作用，如假大空、夸大，甚至树立虚假正面典型，或“低级红”“高级黑”，把政治、理想、信念低俗化、庸俗化、非人性化[11]。近来国内多家媒体纷纷在新媒体上打造“暖新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凤凰网推出《暖新闻》栏目，《中国青年报》推出扫码观看的融媒体报道《暖闻周刊》，都以较为短小的好人好事报道为主。还有资讯聚合媒体在短视频阵地收集传播正面新闻，如新京报矩阵号“我们视频暖心闻”，一点资讯矩阵号“沸点正能量”等，视频多来源于网络用户的上传。但与此同时，内容碎片化和“流量为王”的问题也在加剧。如“沸点正能量”上发布的一条“怕刮花女儿新车 父亲冒雨割芦苇”，评论区有人质疑称现在人干什么都要拍个视频；《中国青年报》旗下微博账号“青流视频”2021年6月29日发布一条高考后续报道登上热搜，话题是“连丢2张身份证的男孩过二本线”，有网友斥责：“网友喜欢看热闹，对别人随便点评，但媒体拿素人冲KPI能对他们的生活负责吗”；一点资讯旗下微博号“沸点正能量”2021年5月29日发布“老人摔倒无人敢扶 两过路司机下车帮助”，虽然宣传了好人好事，但也呈现了更多人的冷漠，更没有延伸焦点至遇到老人跌倒如何救助、怎样规避法律风险等相关常识，在评论区更多网友感叹的不是两位司机的善举，而是冷酷社会风气；还有一条“消防徒步5小时救援爬山中暑驴友”的视频，也未能回应大众关切的有偿救援话题。此种案例不胜枚举。
网络时代提供丰富快捷资讯的同时，也带来了专业化把关的缺位。如今，媒体在聚合平台用户的压力下大量推发浮于表面的正面报道，缺乏意义甚至带有戏谑猎奇成分的短视频报道成为常态，同质化、碎片化的内容被冠以“暖心”的标题密集生产出来，造成信息冗余。詹妮特·瓦斯科认为，如今许多媒体在做的“实际上属于‘受众聚集业务’，而不是‘新闻收集业务’。点击量并不意味着可信度，也与重要性无必然联系，但它在当前却被视作一项重要的指标”[12]。
虽然全球媒体都在经历此种潮流，但欧美正通过多种方式来应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建设性新闻的提出。乌瑞克·哈根洛普明确认为，建设性新闻是对新闻琐碎化和退化的反抗[13]。因此建设性新闻的概念框架，有助于媒体更多考虑报道是否有建设性的效果，而不只停留在表面化、琐碎化的正能量宣传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大做亮正面宣传，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充分发挥“两微一端”作用，针对不同载体和不同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表现形式、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创新传播方式[14]。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国内媒体也可以吸纳更丰富的理论，在媒体融合趋势和平台传播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完善专业的建设性新闻范式。
2. 主流媒体建设性新闻尝试
建设性新闻普遍存在三种取向：为多方协力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媒介支持；积极介入具体的社会议题，并动员公民参与；重视对积极情绪的挖掘[15]。在主流媒体对自家报道的宣传中，几乎未见建设性新闻的术语。但是从近期的一些实践中，却可以看到国内主流媒体的融媒体报道在建设性新闻方向上的尝试，展现了媒体不仅报道事实，还会作为积极角色介入公共空间，引导社会问题解决和建构积极社会氛围。
2021年初，新华社对客户端进行了改版更新，添加了“全民拍”板块，并在微博平台持续宣传，进行问题征集和后续报道。“全面拍”让用户拍下并上传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社会治理问题，或在办事中的难点、痛点，新华社将联系相关单位推进问题的解决，或给予相关法律知识援助，为居民提供解决路径。在板块中可以看到，多数用户上传的图文都被打上了“已回应”的标签，如在一条“河北邢台：村口化工厂污水外排污染环境”的爆料下，编辑反馈称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平乡县分局已介入调查核实。新华社微博也发布了部分“全民拍”上反映的问题、现象，并直接@当地政府部门的政务微博号，利用平台连接作用，更便捷实现群众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与舆论监督功能。客户端改版后还添加了《问记者》栏目，在一些报道底部开设用户问答，让记者及时回应公众疑惑。例如，记者报道疫苗接种现场，网友提问：“疫苗是免费的，那我们需要支付什么其他费用吗？”记者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的过程中补充了因报道篇幅所限而未充分交代的信息，同时进行了面向大众的知识普及，为公众社会行动提供了可靠的资讯和帮助。
除了在自有平台上聚合广泛群众对社会的观察、经验、意见外，媒体还基于外部平台资源，顺应人人可参与传播的趋势，对公众议题快速反应，强化媒体的公共价值。2021年1月23日晚间，吉林通化疫区物资不足在微博形成舆论，网友自发建立并聚合进相关话题使其登上热搜，并在主流媒体微博账号下呼吁关注。人民日报微博和人民网微博当晚即发布通化市发布的物资配送方式公告，并及时回复网友：“当地已在协调各种办法进行增补。人民网会持续关注。”第二天通化市政府在疫情防控新闻通报会上就物资配给不足致歉后，新华社客户端发布系列通化市疫区现场报道，包括《跟着志愿者为小区居民送菜》《记者探访通化大型超市：物资保障充足》等，体现媒体提升利用在线用户资源的主动性，加强信息整合和回应力量。
此外，媒体还基于互联网传播渠道推出新样态的建设性新闻。如疫情初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方面常规报道火神山医院建设进展，一方面在微博、B站等平台推出慢直播，让用户通过“云监工”全天候在线跟进施工进度，提供公众监督窗口，及时传递正面信息，缓解了大众对医疗资源的焦虑，增强了全社会抗疫信心。在疫情期间，央视新闻、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也发布数据新闻报道，对感染病例、疫苗接种等动态进行清晰的可视化报道，在保障受众知情权的同时，也引导社会科学防疫、精准防疫。
主流媒体上述实践不仅体现了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统一，更带有媒体积极介入协调社会、促成事务建设发展的特点。而能够实现介入的媒介条件，应该是数字媒介可供性与媒体新闻生产机制的合作结果。在这方面，上述主流媒体对群众问题和舆情的反馈，均基于媒体在数字端的架构和运营，为主流媒体在建设性新闻视角下开展融媒体报道提供了在地经验范式与发展方向。
三、建设性新闻融媒体报道范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建设性新闻理论视角下，更有利于发现国内正面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结合国内主流媒体的新经验与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建设性新闻实践经验，提出能够贴近本土媒体生态环境的新闻建设性实践范式。
第一，国外以建设性新闻为框架的媒体实践和国内主流媒体的建设性实践探索，给我们的启示都在于，发展建设性新闻应基于数字平台可供性，挖掘新闻资源和提升用户参与互动性。媒体可以通过建设发展媒体自有平台，在技术层面打造建设性新闻解困机制。通过自身融媒体平台建设，媒体不仅可以打造与公众进行对话、吸收公众资源的渠道，也可以在后台监测用户数据，获取用户关于新闻需求和接收习惯的反馈，从而及时调整建设性新闻的报道方向和具体内容。而且融媒体客户端不受限于微博、抖音等平台对于短内容的偏好，或可避免陷入唯流量是瞻的评价标准，更有利于全方位地实现媒体导向价值，最终实现推动社会监督与治理的建设性成果。
第二，编辑室形成建设性新闻的采编框架，并有意识运用在实践中。在短视频的流行消费趋势下，媒体将个人拍摄者的视频转载或上传，形成新闻议程，其中虽然有编辑把关的过程，但是它们只为观众们提供了一个对世界进行表面化认识的机会，没有进一步探索意义和解决方案。丹麦日报《贝林时报》主编梅特·奥斯特加德曾在研究用户对政治报道需求时指出，真相并非非黑即白，观众不信任通过简单镜头描绘世界的新闻[16]。碎片化的报道环境更要求编辑室更有意识地选择建设性新闻的框架，在采写时更注重背景解读和专家意见，突出解决问题和调动观众参与积极社会行动的导向。一些媒体，如丹麦国家电视台TV2还建立专门的建设性新闻编辑室，要求记者采用建设性新闻的指南和格式制作报道。
第三，利用数字平台探索适宜发展建设性新闻的叙事形式，凸显媒体呈现深度内容的专业价值和能力，抵抗琐碎、表面化叙事。建设性新闻作为“面向未来”的报道，不能简单对待过去和现实，需要通过能承载深度内容的形式进行传播。上述“慢直播”、用户参与话题和数据新闻就是发展建设性新闻的有利形式。尤其是可视化的数据新闻，相较于传统的一事一报，数据新闻对于社会的揭示更具整合性，注重凸显公共价值，并且以数据为依据，对于公民采取行动具有相对可靠、客观的指导性。此外，还有挖掘建设性典型的多媒体新闻故事等。这类融媒体叙事形式都需要主流媒体更多承担起专业高质量内容的创作，弥补短视频环境下理性思考和连贯性上的不足。
融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琐碎化和深度性不足的特征愈来愈凸显，因此国内媒体引入和发展建设性新闻，不仅要求媒体人关注文本策略和情绪价值，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报道是否具有建设性做出正确的评估与判断，还需要创造性地构建融媒体传播的建设性框架，并调整生产组织方式，充分利用来自媒体机构外的内容资源，通过多符号、多形式的互动新闻、数据报道等传递、协调、影响、介入社会现实，从而实现建设性新闻理论与我国融媒体报道实践的交汇与提升。
（作者杨惠涵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方毅华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特约编辑：郎劲松］
[1]习近平十八大以来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精彩论述摘编［EB/OL］.（2019-07-30）. http://www.qstheory.cn/2019-07/30/c_1124814295.htm.
[2]MCINTYRE K. Solutions Journalism［J］. Journalism Practice，2019，12（1）：16-34.
[3]HACKETT R A. Is Peace Journalism Possible? Three Frameworks for Assessing Structure and Agency in the News Media［J］. Conflict & Communication Online，2006，5（2）：1-13.
[4]GLASSER T L. Introduction: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in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M］. New York: Guildford Press， 1999：3-18.
[5]参见https://politiken.dk/debat/kroniken/art5471819/ Konstruktive-nyheder。
[6]GYLDENSTED K， From Mirrors to Movers: Five Element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M］. Lexington： Group Publishing， 2015：13.
[7]晏青，舒镒惠. 建设性新闻的观念、范式与研究展望［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66-74+93+170.
[8]参见https://www.positive.news/about/。
[9]参见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series/the-upside。
[10]参见李彬的《建设性新闻之辨》，人民智库，2021 年10 月28 日。
[11]李仁虎，文建. 论新闻建设性的理论基础及价值追求［J］. 中国记者，2020（1）：24-28.
[12]常江，田浩.詹妮特·瓦斯科：新闻不是言之无物的信息碎片——数字信息霸权批判［J］.新闻界，2020（4）：6-13.
[13]参见奇罗德利基金会的A Call For“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Our Interview With Ulrik Haagerup，https://www.hirondelle.org/en/our-news/476-a-call-for-constructive-journalism-our-interviewwith-ulrik-haagerup。
[14]赵金. 做大做亮正面宣传［J］. 求是，2017（4）：39-40.
[15]常江，田浩. 建设性新闻生产实践体系：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J］. 中国出版，2020（8）：8-14.
[16]参见梅特· 奥斯特加德的How to Embrace Nuance in Political Coverage， https://constructiveinstitute. org/how/contributions/how-to-embrace-nuance-in-political-co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