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广播发展探析
国际传播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广播发展探析
彭芳群 郭含秋
【摘要】20世纪20年代以来，广播媒体发展迅速，在战争语境下，发展对外广播被认为是国际传播中最有效的传播手段。1941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广播电台开辟对外广播，开始承担“公共外交工具”的职能，在特定战争时期，其内容传播、阶段发展都呈现鲜明的指向性、统一性，在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进行反战宣传、争取国际支持、探索对外传播方法方面积累了价值经验并具有实践指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对外广播 日语广播 英语广播
战争年代，战争是实现国家主张的主要手段，同时又是促进传播发展的动力所在，传媒的通信形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政治与社会的对抗集团与对抗利益之间的政治战场。20世纪20年代以来，广播媒体发展迅速，由于广播具有对象广泛、传播迅速、功能多样、感染力强等特殊效果，加上广播的传播可穿越国界，容易绕开对象国当局的检查，因此发展对外广播在战争时期被认为是国际传播中最有效的传播手段。到1939年，开办国际广播的国家达到27个。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后，海外广播规模急剧扩大，到1941年，共计用16种语言对远东、中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广播。在中国，1940年初，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建立了国际广播电台，面向北美、东南亚和中国边境广播。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媒体在大众传播方面的作用，将对大众媒体的运用作为党的领导方法之一。由于受多种政治力量的钳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长期处于“窄播”的状态，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日伪的破坏和干扰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使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影响力明显不足。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更好地“走出去”，在物质、技术极其艰难的条件下，1940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简称“延安台”）建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广播事业，在这基础上，延安台于1941年12月3日开辟了对外广播（口语广播）。自此，中国共产党广播事业开始具有“公共外交工具”的职能。本文涉及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广播事业特指为1941年12月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对外广播发展。
1941年12月3日，延安台开播了日语广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开端。1945年10月23日，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简称“张家口台”）开办英语新闻广播节目，这是人民对外广播史上最早的英语口语广播。1947年9月11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简称“陕北台”）英语广播在太行山深处正式开办，陕北台的英语广播是继延安台日语广播之后，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对外广播的延续。纵观解放区广播电台的发展，从1940年到1949年9月30日，解放区广播电台总计46座，自身开办了对外广播的主要有延安台（后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大连广播电台（后改称关东广播电台、大连新华广播电台）、张家口台、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简称“东北台”）等，如表1所示，主要播出语言是日语和英语。创建初期，解放区广播电台对外广播节目板块设置单一，主要以新闻内容为主，普遍播出时长较短。在近8年的革命战争历程中，解放区广播电台的对外传播在探索中发展前进，逐步开创一条对外传播的特色之路，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对外广播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表1 解放区广播电台开办的对外广播
一、构建以政治、军事活动为主体的内容传播
在战争的语境中，广播媒介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角逐场。在“一种智力的、心理的以及政治的环境中，这使舆论倾向于一种观点，即无线电广播可能成为某种类似于全面武器的东西。无论怎样，得以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就会抵得上多个兵团的兵力”[1]。政治消解或弱化了解放区广播的其他功能，这使解放区的对外广播不可避免地服从组织的宣传要求，以政治、军事活动为主体传播内容，发挥了传播中国共产党声音、树立政党形象、团结鼓舞士兵民众、瓦解敌人的作用。
1.宣传中共抗日声音，展开反战心理宣传
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具有多重因素，其中就包括“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朱德在1938年初曾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战主要是政治战，就是宣传和瓦解敌军，促进日本人民和士兵起来实行“革命的败北主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关于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1941年12月17日）要求抓住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机，在前线、敌占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用在华日本爱国者或反战同盟或其他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人和日本士兵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
延安台日语广播播出时间为每周五17时至17时30分，该项工作由八路军总部政工部负责，日语广播稿件共分为两类，主要内容是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和评论。从稿件来源来看，有关中国抗战的新闻、国际新闻一般来自新华社电讯、《解放日报》及《参考消息》等；有关在华日本人反战活动方面的稿件，则由在华日本反战同盟直接用日文撰写，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抗日战报、对日军的政策，日本反战同盟活动等[2]，目的在于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罪行，激发日本士兵反战、厌战情绪，瓦解敌人，宣传八路军的优待俘虏政策。
2.加强对在华日侨宣传，团结广泛阶层
抗战胜利后，不少日本侨民仍居住在中国，以大连为例，其人口为60万，其中日本侨民就有20万。中共大连市委于1945年12月1日发布《对日本侨民施政纲领》（简称《纲领》），《纲领》指出要正确区别对待大连日侨，除少数日本官员、战争罪犯和投降军人外，对各种技术人员、熟练产业工人要“争取、团结和保护他们”。在上述统战政策指导下，1946年1月，大连广播电台正式开播，为了加强对在华日侨的宣传教育，每天专辟两次“日语时间”，一次是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另一次为晚上6点30分至7点，皆为收听效果较好的黄金时间。其主要内容为关于日侨的政策、通令，大连地方新闻，以及编译的新华社国内外时事要闻和评论，部分内容来自抄收延安台的记录新闻。随着日本侨民的陆续撤离，大连广播电台的日语节目逐步调整播出时间，1948年第三批日侨遣返后，大连市内所剩日侨不过两三千人，该日语节目停办。
根据东北地区情况和广播宣传的需要，东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8年7月开始广播日语节目，每晚20分钟。广播材料来源为《东北日报》和新华社电讯，内容主要为新闻、时评、文告、文章摘要等。在解放战争中，日语节目及时报道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消息，以及解放南京、上海等捷报。据1949年3月至4月相关数据统计，“两个多月共用新闻446件，论评报道47件，新闻以军事、政治为最多，共254件”[3]。
3.传播中共真实形象和主张，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抗战结束后，为了使国外更广泛民众了解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张家口台、陕北台、东北台等先后开办英语新闻广播节目。
张家口台播出的英文稿件，部分来自抄收延安新华总社的英文电讯，部分采用《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边区等报纸和广播的新闻和专稿，主要报道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军事摩擦的情况，国际国内以及边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等内容，形式有社论、时事评论、消息。陕北台的英语广播节目每晚8点40分播出，每次20分钟，其开始曲是意大利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意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正处于争取胜利的步伐。在《开播的话》中，其阐明了英语广播的任务及其报道的独特性，“我们要通过这个电台向讲英语的世界各地听众播送有关中国时事的简明、真实的报道。因为，我们相信这样的材料是不容易从其他地方得到的”，“我们准备向听众报道中国正在前进的人民正在排除一切障碍走向新的民主生活，这将对今后世界发展的道路发生深刻的影响。”[4]陕北台英语广播开播时，正值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时刻，内容倾向于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以及解放区的人民生活等。例如，开播当天主要的内容是：人民解放军已收复十个城市，胡宗南在陕北的三十六师被歼灭，从封建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东北自由农民，游击队支援人民军队的作用日益增大。而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凡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国际消息均进行报道。1948年5月28日，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节目，该节目主要面对海外侨胞和外国听众，每天广播1小时30分钟，内容以新闻为主，板块比较丰富，设置了《英语新闻》《英语评论》《记录新闻》等栏目，主要报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势，宣传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方针和政策，以及对国外重大事件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二、强化管理统一性与互联性的组织传播
在动荡的战争时局中，因设备故障、战争形势变化或中国共产党宣传管理上的需要等原因，解放区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的开办普遍存在阶段性，但在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统一部署下，对外广播的建设具有内容生产、管理上高度的党性和组织性特征。这种有计划、有系统的，服从大局、步调一致的特征不仅有效地保证了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和传播目的的有的放矢，也使传播效果更具合力和互联性。
抗日战争后，依托解放区广播电台的发展进程，解放区对外广播在战争中发展，同时，战争局势的嬗变也影响着它传播的稳定性。1946年10月10日，因国民党进犯张北，解放军主动撤出张家口，张家口台英语广播停止播音。至1947年9月，解放区建成陕北台、晋察冀台、邯郸台、东北台、哈尔滨台、长春台、延吉台等广播电台10余座，人民广播网逐步形成。陕北台成为解放区广播电台的中心，晋察冀广播电台、邯郸台、东北台、延吉台等都转播了陕北台的英语新闻节目。1948年7月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统一广播电台的决定》（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广播电台是现代化的宣传武器，党应该加强领导，统一集中使用广播电台。全东北解放区各电台，统一属东北台（总台）管理。1949年1月20日，新华总社发出《关于东北台担负国际宣传任务的规定》，规定日语广播继续由东北台负责广播，各台需转播东北台英语广播、日语广播。3月25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同日，新华总社和陕北台迁到北平，陕北台改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具有对全国广播的中央台的性质。4月6日，东北台奉命转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其自办英语节目终止。6月20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日语广播，为了强调外宣的统一性，解放区其他电台的日语节目同日停办。自此，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广播事业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
三、探索“内外有别”的理论传播
在对外广播建设物质、人才、技术都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解放区广播电台努力探索广播传播规律，办好对外广播节目，在坚持党的管理前提下，认真执行统战政策，吸收了一批优秀的外籍共产党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加入对外广播的筹建、编审、播音、技术服务等工作中之中，如延安台负责审核日语广播稿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延安台日语播音员日本共产党员原清志（后期由森健接替）、大连台的日语编辑日本共产党员麻生、陕北台英语广播主要筹备者美国人李敦白、东北台英语节目主办人和播音员英国共产党员阿兰·魏宁顿等。这些外籍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夯实了解放区对外广播队伍建设和业务发展，使解放区对外广播节目更具贴近感、说服力，推动了解放区广播外宣风格的改进。在日语稿件的内容编辑上，野坂参三曾提出“内外有别”原则，即编辑人员要注重从传播受众的心理出发，不能把对内报道的内容原封不动地拿来对日军广播，要认真研究敌情动态和日军心理，“日本人最关心的是太平洋战争和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我八路军的反扫荡战斗要报道，太平洋战场的消息可多些。欧洲战场重大事件可报道，一般情况不必报道”；要注意研究日本大本营的战报，从其中吹嘘的“胜利”中进行科学的分析，并针对日本国内日军家属关心前方亲人是否安全的心理，讲究新闻的简洁并用数据说话，“我们广播要具体说明在一次战斗中打死了多少日本兵，增加这些家属的忧虑，激发、鼓励日军的思乡、厌战情绪”[5]。此外，大连台的日语节目也从实际出发，研究对象特点，遵循广播传播规律，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化、战斗性、通俗化、对象性的特点，较好实现了内容跨越时空的传播效果。
四、跨越时空的影响力传播
从解放区对外广播的发展进程和建设规模看，其信息传播、沟通、到达受众的广度等方面受到限制，但不可否认它是实现中国共产党各项主张宣传的一种重要武器，为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一扇窗口，它们可能不总是最佳武器……但在合适的环境下（不论是怎样的环境），媒介的宣传将是有效的。 [6]
抗战期间，延安台的日语广播主要是对日军广播，“被俘日军中有不少人听，他们有收音机。有的士兵听了之后反正过来”[7]。据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少日本士兵听了延安广播后，产生强烈的厌战情绪，进而转向积极的反战，并且个别或集体陆续向八路军投诚。延安时期中央军委三局第一处《1941年工作总结》记载：“根据对日广播频率附近突增的干扰推测，这种广播已有相当的成效。”
大连解放后，原有的日文报刊全都封闭、停办，整个地区约有6万多台收音机，其中半数左右为日本家庭所拥有，因此日语广播成为对日本侨民进行宣传教育的最佳工具。对于思想极为复杂的日侨及被解除武装后滞留在东北的原关东军士兵来说，东北台的《日语新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共产党主张及战后东北、中国乃至世界形势的窗口。在这种持续的传播影响下，不少人的思想和立场开始转变，走上拥护和平、进步的道路。由于大连台的广播机扩大到一千万功率，覆盖面积广，大连台的日语节目收到来自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美国、巴西等国家听众的反映。
张家口台和陕北台的英语广播开播后，在国统区和国外都有较好的收听反馈。不少驻北平、天津、上海的国外报刊、通讯社的记者，都是依据陕北台的英语广播了解并播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各个战场的情况。听众从国外收听，然后传播到南亚、东南亚、欧洲、北美地区。1946年内战爆发前夕，海外侨胞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侨居马来亚雪兰莪州巴生港的曾春水偶然听到张家口台的英语节目，立即拍电报由重庆《大公报》转给毛泽东主席，表达收听的兴奋心情，并且询问英语广播的播出时间。毛泽东委托延安华侨联合会给他回信，信中说到，因“久为反动派之重重封锁，致与外界联络不易，故今特将延安及张家口电台之音符（即电台呼号）及时间录后”，“如环境许可，希望能多多收听”。东北台的《英语广播》在瑞士日内瓦、捷克的布拉格及南太平洋地区都可以收到。新西兰听众来信说：“我们收到中国解放区的声音，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8]1949年8月14日，新西兰无线电DX联盟会员阿瑟·丁·库森致信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我为你们增加了一个这样有趣的英语新闻节目致贺，我发觉它可以供给我很多消息”。
综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对外广播事业是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艰苦环境下建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练，虽受限于传播技术、传播队伍和传播规模，但在进行反日宣传、团结国际进步人士、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赢得国际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广播事业在工作方法、人才队伍建设、对外传播理论体系探索等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8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上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外广播事业从单一语种发展到60多个语种，由单一媒体向综合媒体转变，从延安窑洞里的微弱声音已前行到国际传播的世界前列。在当前国际形势依旧处于“和谐”与“冲突”并存的局面下，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由此，在顺应全媒体发展局势，搭建好媒介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平台的职责下，中国国际传播从国家利益出发，有效引导舆论，讲好中国故事，实现精准传播，依旧需要广播人不懈探索。
（作者彭芳群系中国化工报社副总编辑，郭含秋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2019级本科生）
［特约编辑：哈艳秋］
[1]让- 诺埃尔·让纳内. 西方媒介史［M］. 段慧敏，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9.
[2]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四集［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18.
[3]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厅，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学会，吉林省广播电视厅，等. 东北人民广播史［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37.
[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83.
[5]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四集［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114.
[6]迈克尔·舒德森. 新闻社会学［M］. 徐桂权，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8.
[7]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第四集［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26.
[8]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厅，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学会，吉林省广播电视厅，等. 东北人民广播史［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