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诲万民”：无线电广播在电化教育中 的重要作用

“一机诲万民”：无线电广播在电化教育中 的重要作用

——以民国时期天津的广播教育为例

冯　帆

【摘要】作为在民国时期兴起的重要新兴媒介，无线电广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国内各大中型城市普及，并成为传递信息、进行动员、提供娱乐的重要渠道。但除此之外，无线电广播还曾在当时被看作是重要的电化教育工具。本文尝试以近代天津应用电台进行电化教育为例，考察政府、受众、私营电台三者对广播电台教育功能的反应，以展现当时天津对广播电台教育功能的重视。

【关键词】广播电台　电化教育　天津青年会广播电台　天津东方广播电台

无线电广播开设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从广播在中国落地之初就一直被人探讨。1923年1月23日，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开播当天，《大陆报》就曾发表了开洛公司远东分公司经理迪莱对广播电台在中国前景及作用的预期。迪莱提到，“中国人民将欢迎广播，因为它不仅证明是一种娱乐的源泉，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中国青年的手段”[1]。此外，孙中山也对这种新兴技术在中国的应用表示欢迎，他认为广播将会“大大有助于在中国传播光明”[2]。从孙中山与迪莱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广播自传入中国伊始，当时的人们就看到了其对于教育民众和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广播电台在我国的发展和使用越来越成熟，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其突出的教育作用。在1937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常务会议上，《广播教育实施办法》被提出。该办法明确了广播的重要教育意义。“查广播事业为训练民众之有效办法，在此非常时期，尤应善为运用，使其成为教育上之一种重要工具。[3]”

其实，广播及其他科技手段应用于教育的设想和尝试在我国由来已久。从辛亥革命胜利之时，一些进步人士就已经看到当时中国存在着“穷弱愚私乱”五大弊病[4]。伴随着国家的初步发展和随后到来的“五四运动”，民众素质和教育水平的提升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建立新学制等在内的以提供更多教育机会、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方法不断推出。1922年，晏阳初在长沙运用幻灯进行教学；1923年，蔡元培等人论证了运用电影进行教学的可行性；1928年，当时的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出教育节目……从此开始，借助动片（电影）、静片（幻灯）和播音广播应用于学校和民众教育在我国逐渐普及[5]。

当时的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一方面播送教育节目，另一方面还要求许多民众教育馆安装收音机，供民众学习收听。在晏阳初所创办的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很多小学房顶上就安装着天线，用来接收广播教育节目。由此可见，广播作为电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背后有国家层面的扶持和推广，教学效果往往更加显著，同时其积极意义也得到了广泛肯定。在当时教育部播音委员会的报告中曾表示：“广播事业是最近几十年的新发明，各国都在尽量利用它做工具。像政令的发布、新闻的传达、民智的灌输、娱乐的改善等，都可以藉广播的力量，很快传达到各地。有人叫它是空中学校，实在一点不差。[6]”

1936年3月，民国南京政府行政院通过《国难时期教育方案》，将推行“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列为国策，并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和播音教育委员会，后两会合并成为电化教育委员会，从此电化教育成为官方确定的包含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专用术语[7]。

当时天津的广播发展在国内处于较为领先地位，因此除了娱乐休闲外，各官办和民营电台也在探索利用广播进行教育的方式和路径。早在1927年3月的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刚刚进行了试验播出后，《大公报》在对其进行的报道中就明确提出了该台今后的主要播出节目，其中《名人演说》《教育课程》成为电台每日常设的主要节目。而纵观民国时期天津广播事业的发展进程，虽其间受到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等原因的影响，广播事业整体曲折起伏，但无论政府、听众还是电台，都对广播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因此可以说天津的广播教育在当时走在了全国前列。

一、政府对广播教育的重视和倡导

利用广播进行教育在天津得到了从政府、听户到电台三个主体的重视，因而推动得较为顺利。在政府方面，1936年9月7日，天津特别市电报局和社会局联合拟定并出台《整理广播节目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广播电台除供给社会人士高尚娱乐外，应负改良社会习惯促进社会教育增加民众基础科学知识之职责”。此外，《暂行办法》还对每日下午7点至10点的节目进行了严格规定，规定该时间段内“除高尚音乐、演讲、教育、儿童节目、新闻报告及转播中央节目外，其他低级趣味节目不得随意播送”[8]。

在制定政策办法之外，天津特别市教育局也在筹划建立广播电台。1936年12月18日《大公报》报道，天津市教育局拟在河北区民众教育馆兴建广播电台，节目“侧重社会教育，灌输科学常识，约请名流及专家讲座，播放高尚音乐话剧”[9]。虽然该台已制定了详尽的播出和设立计划并已经进行了选址，但由于进入1937年后时局动荡，教育局设立电台的计划最终未能实施。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天津市政府仍在推动利用广播进行电化教育。市教育局与当时国营的中广处天津广播电台和民营的中国广播电台商议，在天津广播电台每周一、三、五下午5点20至5点50播出教育广播演讲；在中国电台每周一、三、五下午5点20至5点50播出儿童节目，每周二、四、六下午5点20至5点50播出教育类广播演讲[10]。1948年前后，市教育局开设广播电台被再次提上日程。从1948年2月9日市教育局致电信局代为转呈交通部的函件中可以看到，教育局设立电台的目的是“推行电化教育”，该教育电台的目的及主要节目为“为辅导社会教育，以广播社（电台）教常识及宣传文化来对本市民众进行知识上的促进”[11]。为了设立教育电台，教育局与当时河北省立工学院学生实验电台进行了接洽，购买了机器设备并拟定了相关契约章程。其章程规定天津市教育局附设教育广播电台，宗旨为推行电化教育，地点拟设立在天津市东马路第八民教馆，功率350瓦。电台实行台长负责制，下辖总务课、业务课、工程课、播音课、会计五个部门。不仅如此，该电台也将自己的播出节目进行了设计，规定全天节目的二分之一为教育节目播出时间[12]，另外二分之一为商业广告播出时间。从当时双方签订的契约可以看出，教育电台与河北省立工学院暂定的合作时间为三年。从现有的档案信息来看，该台不仅设立了较为详尽的机构设置计划，也已经规划了明确的财政收支计划，并且致函教育部请求批准，教育部也将相关手续及文书等发函天津市教育局[13]。但正如第一次尝试设置电台未果一般，天津教育电台又一次因为经费困难而未能实现播出[14]。虽然两次设台均未能成行，但政府对广播教育的关注可见一斑。

二、听户对广播教育的支持和拥护

虽然较之教育类节目，曲艺和戏曲等娱乐节目更受当时听户的喜爱，但本时期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听户注意到广播教育的重要性。在这其中，既有对无线电广播有着较深刻研究和考察的专业人士，也有很多单纯热爱广播的普通听户。

电化教育正式推行后，许多对无线电广播有一定研究的人士纷纷发表建议，提倡广播教育。1936年6月21日，署名子泰的作者在《大公报》《家庭》副刊中刊发题为《现代家庭怎样利用无线电》的文章，明确提出对于无线电的利用，要校正把其当作娱乐品，听无线电就是听娱乐的节目，否则就关上这种错误观念。他提出，在无线电广播中播送娱乐节目只是一个目的，而它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广播各种通俗演讲、学术演讲等来提高人们的智识程度[15]。仲贤也曾在《大公报》刊文对民营电台提出建议，希望他们能依照教育、交通两部门督促各省市推行播音教育的意旨对播音节目加以审慎，因为这样“不但营业可以发达，且可辅助政府实施播音教育”[16]。长期关注天津广播事业发展的郑梦塘每年都会在年末于报刊上发表对当年关于天津广播事业的回顾文章。在1936年底对当年天津广播事业的回顾中，他也表达了对广播教育的支持。他特别提到了天津市教育局在广播电台播放教育节目和加强儿童教育的做法，认为这是“合理的地方”，因为“无线电广播本属传导教育之工具，并不是纯娱乐的东西”[17]。曾担任中华电台经理的龚雪甫则从一个广播电台从业者的角度向天津各电台提出了建议，他希望各电台能将上午的唱片节目抽出一两小时改为国文、英文或日文的教授，对于学术等节目亦可利用此等时间播送，让人注意到电台本身符合宣扬文化的宗旨[18]。

在专业人士之外，很多普通听户也表达了他们对于电台节目的看法。在近代天津广播事业最为发达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广播日报》中为听户开辟了专门版块用以表达对电台及其节目的意见，很多听户曾通过署名或匿名的方式给电台提出建议，而在这其中对于节目质量和品位的意见是最多的，大部分听户都表现出对于增加教育类节目的支持。署名“清士”的听户对当时天津各大电台中娱乐节目过多，而有关家庭教育、妇女常识、民众教育之类节目的缺乏表示不满，他认为“所听的不过杂耍而已，于人生一点意义没有”。他希望各电台将无谓的节目删去，换上有意义的社会家庭教育节目[19]。署名“收音迷”的听户希望电台在每一次播出学术节目时能够征求听户发问，这样可以引人注意[20]。也有听户表示希望电台能够将播讲的常识教育节目由每天早晨10点调整为下午4点至7点，这样可以“使一般学生们能够有暇来多听些有益的事”[21]。

以上的留言说明，当时天津的广大听户对于广播教育大多持积极而支持的态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广播教育在天津具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电台对教育节目的设置和创新

政府的命令和听户的要求，让广播电台不得不重视自身节目的格调及教育节目的安排。由于当时国营电台和公营电台都要将广播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因此在这两类电台的节目中教育类内容比重很大。从全国层面上看，如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每日的教育类节目开设有《国文教授》《中外名人传》《自然界》《教育节目》《儿童教育》《基本科学》《英语述评》等多种。在地方层面上，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天津广播电台也与天津市教育局合作，于每周一、三、五的下午固定时间播出教育广播演讲节目。

如果说国营和公营电台播放教育节目是一种源于自身体制的规定动作，那么一些民营电台在运营中提升教育类节目的比重，则更多是源于对自身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权衡和深入考量。而在这当中，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数家天津民营电台便是其中代表。

天津青年会广播电台拥有较为深厚的宗教背景，其创办宗旨表明要以服务社会、宣扬文化为己任。天津青年会广播电台在日常的节目中开设了各种常规及临时增加的学术演讲活动；同时还针对当时被听户诟病的儿童教育节目不足、对儿童关注不够的情况专门设立了《儿童技艺播音竞赛》。在这项长期固定进行的比赛中，全市12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均可以单独或以团体形式报名参加，通过唱歌、演讲、器乐和讲故事等比赛形式在青年会广播电台进行播音竞赛，而评委则为收音机前的广大听户。为了扩大该项比赛的影响，青年会广播电台还与《广播日报》合作在报纸上刊登选票。

东方电台对于播音教育也非常重视，其在开播之初就在西乐歌舞及曲艺等节目之外开设了儿童节目和无线电常识讲座，并在后期开设了《医药问答》等节目。他们特别邀请了儿童教育专家单世伟担任电台儿童教育节目的报告员，在每周日下午播讲模范少年、益智常识、实用工艺及各种有关儿童身心健康的节目。单世伟对儿童教育极为重视，他曾在青年会广播电台演讲宣传儿童教育，批评当时社会上一些父母因为希望子女成才而要求子女过早上学的情况，他认为天真活跃的儿童受了过分的拘束会呈现畸形的状态，这对于他们的创造和独立精神的启发多少是有些阻碍的[22]。为了能够引起听户的兴趣，他们采取有奖问答的形式，由单世伟设题征答，凡答中前十名者，一律赠送精美实用物品[23]。这种有奖问答的节目形式得到了听户的赞扬。从1936年1月21日开始，东方电台在原有周日播送儿童节目的基础上，每周一、四广播儿童英语故事。此外，他们还不定时地播出由“儿童播音团”演出的话剧、曲艺、歌唱等节目，吸引儿童听户关注，进而培养儿童情操。

青年会广播电台和东方电台等民营电台都通过多样的形式开设了丰富的教育类节目。当时在天津无线电广播市场中活跃的一些校园广播电台也在利用广播进行教育方面有所部署。例如，天津南开大学广播电台存在时间虽短，但被认为是“一个纯文化的电台”[24]，因为在他们的节目安排中，名人演讲、科学介绍、科普节目是最主要的形式，而在遇到南开大学的重要集会或招生时段时也会播放相关节目进行宣传。

结语

从上文中对民国时期天津广播教育开展情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得知，无线电广播的教育作用，无论当时的政府、听户还是电台本身都较为重视。虽然较之戏曲等娱乐休闲节目，广播教育似乎较为枯燥无趣，但广播教育在天津的实践已经表明，这种看似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运动实则有着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较好的受众反馈。而从作为传播者的电台方面亦能看出，在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天津的众多广播电台，特别是民营电台也并非完全重利轻义，社会责任和教育职责依然是他们综合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陈立夫曾撰文叙述广播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播音设备实为教育上一最有效的利器也”，因为“通衢广场，设一收音机，则化为最大值教室矣……此其所费最少而无地不可施教”。在陈立夫的设想中，播音教育在中国的推行要达到“何处有收音机，何处为学校；何时开收音机，何时入学校；一广播处可代无数良师；一播音机（收音机）可教无数民众”[25]的地步。而广播教育在天津的兴办和发达，正是“一广播处代无数良师、一播音机可教无数民众”的鲜明写照。

（作者冯帆系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新闻学博士）

［特约编辑：哈艳秋］

---

[1]上海市档案馆. 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6.

[2]上海市档案馆. 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10.

[3]广播教育实施办法［J］. 广播周报，1937（134）：22.

[4]蔡元培. 电影事业之出路［J］// 阿伦娜. 电化教育的孕育与诞生. 电化教育研究，2010（12）：111.

[5]阿伦娜. 电化教育的孕育与诞生［J］. 电化教育研究，2010（12）：112.

[6]教育部播音委员会论：怎样利用教育播音［N］. 益世报，1936-09-13（9）.

[7]阿伦娜. 电化教育的孕育与诞生［J］. 电化教育研究，2010（12）：119.

[8]整理广播节目暂行办法［N］. 广播日报，1936-09-07（1）.

[9]教育局广播电台开办费用定五千元 节目侧重社会教育［N］. 大公报，1936-12-18（6）.

[10]教育局与各电台已接洽 定期作教育广播演讲［N］. 大公报，1946-12-05（5）.

[11]天津档案局档案，401206800-J0110-3-000773-003。

[12]天津档案局档案，401206800-J0110-3-000774-002。

[13]天津档案局档案，401206800-J0110-3-000774-010。

[14]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天津通志广播电视电影志［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87.

[15]子泰. 现代家庭怎样利用无线电［N］. 大公报，1964-06-21（12）.

[16]仲贤. 论播音教育［N］. 大公报，1936-08-29（11）.

[17]郑梦塘. 回顾1936 年本市的广播事业［N］. 大公报，1936-12-31（13）.

[18]龚雪甫. 我不能再沉默了［N］. 广播日报，1936-01-23.

[19]清士. 谈谈节目［N］. 广播日报，1935-12-03（2）.

[20]收音迷. 也算是意见吧［N］. 广播日报，1935-09-19（2）.

[21]听户意见［N］. 广播日报，1935-11-05（2）.

[22]单世伟. 不要忽略了儿童们的娱乐［N］. 广播日报，1936-10-26（1）.

[23]东方情报［N］. 广播日报，1935-12-06（2）.

[24]梦塘. 本市1934 年广播回顾谈中［N］. 大公报，1934-12-30（15）.

[25]陈立夫. 广播与教育［J］. 广播周报，194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