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播间到微信群:音频主播情感表演的平台转移与策略使用

从直播间到微信群:音频主播情感表演的平台转移与策略使用

董泽扬

【摘要】在社交媒体时代,收听或观看直播成为人们满足情感需求的一种方式,直播也成为平台盈利的重要手段,主播则借由情感表演获得报酬。在商业化逻辑的驱动下,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利益关系在不断调整,主播会采取不同的策略适应情感表演的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音频主播会将微信群作为直播间以外情感表演场所的补充,在规避直播平台严格管制的同时,也采取文字表演、使用聊天机器人、培养核心粉丝等方式来外包劳动,降低劳动成本。此外,个人粉丝社群的建立,也使主播在情感表演过程中获得了支持与满足。

【关键词】音频主播 情感表演 平台转移 表演策略

人类的独特特征之一就是在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1]。个人通常依托同其他社会成员的沟通满足此种依赖,其沟通方式常借助不同形态特征的媒介进行。社交媒体时代,在传播技术发展与商业逻辑的推动下,收听或观看直播逐渐成为人们满足情感需求的方式之一,也催生了旨在通过情感表演获得流量及物质回报的职业主播群体,促成直播平台与主播间利益关系的建立。在这一关系中,一方面,主播需将直播平台作为“表演场所”,接受平台的管控与规则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各直播平台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主播在平台的选择、制定与实施表演策略方面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权。

网络语音直播打破了视觉传播垄断的网络直播格局,在竞争激烈的直播红海中另辟蹊径,并以高度垂直化、精准化的经营战略占领了直播行业的长尾市场[2]。不同于视频主播,音频主播无法通过直观的动作、神态向用户表达自身情感,在表演策略的选择方面也有所区别。本文通过对微观个案的考察发现,音频主播采取不同表演策略的动机、可资利用的资源及限制因素,为理解语音直播占领长尾市场这一现象提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戈夫曼拟剧理论的基础上,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给出了情感劳动的定义:“为了报酬,员工管理自己的情感,并按照组织对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的要求来表演[3]。”其还提出情感展示的两个策略:浅层表演与深层表演[4]。前者侧重于个人所展示的情感并未由主体所真实感受,后者强调情感表达基于内在情绪的调整。社会与文化信念[5]及个体特质[6]等均会影响情感展示策略的选择。

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需要在人际互动中付出情感能量。结合情感劳动的定义,可将网络直播视为一种情感劳动或表演。直播平台中,交往双方能够察觉到身体表现,进入相同的节奏,捕捉彼此的姿态和情感[7]。由此,搭建情感陪伴便是直播重要的内生机制。主播会通过亲昵性角色表演、频繁互动、印象管理、环境塑造与激情表演等情感行动谋取粉丝的打赏,与粉丝保持若即若离的情感联结[8]。这种联结可视为一种“情感制造”[9],在公会[10]将主播收入与粉丝刷的“礼物”挂钩的情况下,主播会在巨大的压力面前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此种关系网可理解为网络社群。有学者经由思辨讨论指出,这种网络社群的组织动力来自“圈子文化”“前台”印象管理与准社会交往带来的情感认同,通过微信群、QQ群等社交平台等同粉丝互动是直播增强群体黏性的方式[11]。

简要回顾相关文献发现,在情感视角下对直播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学者多关注主播在本直播平台上的情感表演,较少对主播使用其他社交平台同粉丝间的互动个案进行讨论。此外,研究也多关注视频主播借助视觉符号的身体展演,较少对音频主播的表演策略展开分析。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在无身体图像呈现的情况下,音频主播如何制定其情感表演策略?出于何种考虑,音频主播会在除直播间外的其他平台开展情感表演?不同平台的规则与互动方式又如何影响音频主播的表演策略?

二、案例概况与研究方法

L直播平台是某音乐产品旗下的衍生产品,于2019年4月上线音频直播。在某音乐产品的用户引流及活跃的社区氛围的驱动下,半年后便进入市场第一阵营,截至2021年1月,其主播数已超过50万。

本研究选择L直播平台上的一位音频男主播Y为研究对象。主播Y于2021年2月21日在直播平台上注册,截至5月4日,其粉丝达到1720人。个人信息显示其为一名95后,来自海南省三亚市。在直播第十天,主播Y在直播间表示自己加入了公会。

本文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进行材料的收集。网络民族志是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12]。具体到本研究中,笔者于2021年2月23日开始收听主播Y的直播,3月1日加入主播Y的粉丝微信群,同主播及粉丝进行交流。为了解加入公会对主播情感表演的影响,笔者加入了某公会,以“内部人”身份获取这一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三、情感表演的平台转移:从直播间到微信群

(一)直播间内的情感表演

由于现实情境的限制,如服务员、护工等线下传统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情感表演往往面临更严格的规制。与之相比,由于互联网的参与性与流动性特征,网络主播在情感表演策略的制定方面具有更高的自主权。在直播间内的情感表演策略,可分为定位表演角色与分配情感资源两方面。

在进行情感表演前,主播要定位自己的表演角色,这样一种定位在方便用户了解自己所擅长的内容的同时,也有利于在情感表演过程中区分真实自我与表演举动,避免由于内心情绪的过度卷入影响直播状态。不同于视频主播,音频主播无法通过身体画面的呈现直观地建立人设,其角色的定位往往通过昵称、头像、简介、分类标签等的设计与选择来完成。在此个案中,主播Y给自己的定位是“会尬聊的小店老板”,并采用日本动漫人物头像经营人设。有粉丝在直播间表示,这样的头像是吸引其进入直播间的一大原因,主播的声音与头像十分契合。此外,主播Y的“小店”也多次成为直播间新进入粉丝关注的话题,粉丝会就“小店在哪”“主要经营什么”“收入如何”等话题同主播交流。从这个角度出发,确立人设着实为主播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提供线索。

语音直播实质是对听众进行情感管理的过程,而管理的主要表现是主播以倾听、关系、激励等方式进行情感投资[13]。在直播过程中,主播Y反复强调自己没有才艺,所以希望“听大家分享自己的事情”,并“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好朋友”的关系定位不仅是出于拉近同粉丝之间交往距离的考虑,还有适应L平台PK机制的考量。在L平台上,PK分为常规PK与荣耀PK两种,主要通过主播间“打血条”的方式进行,在规定时间内收到粉丝礼物价值量高者获胜。常规PK需要主播同其他主播进行连麦互动,主播之间可约定通过玩游戏、聊天、唱歌等方式获得粉丝礼物,并规定在PK中落败的主播需要接受另一方的惩罚。在PK过程中,“好朋友”的关系设定成为主播Y调动粉丝情感、鼓励粉丝打赏所采取的主要话语资源,如“朋友们,我PK快输了,大伙帮帮忙给我冲冲礼物吧”等。在获取礼物之后,主播Y会在直播间念出粉丝昵称表示感谢,对高额打赏的粉丝还会通过点歌、唱歌、给予连麦互动机会、赋予直播间管理员资格等方式加以激励。

为提高情感投资的“收益”,主播还注重情感资源的分配,这主要体现在与粉丝互动时长的长短、频次高低、语气的亲切程度,以及是否给粉丝起专属昵称、办庆生活动等。同大多数直播平台一样,L平台根据充值水平的不同将粉丝群体划分为普通粉丝、粉团成员、贵族、守护之星等,主播也参考这套分类机制决定投入在某位粉丝身上的情感资源份额。为满足个人受关注、获得陪伴的情感需求,粉丝会加大在直播平台上的资金投入,提高打赏份额以换取主播更高的情感资源分配,甚至力图在“好朋友”的关系上更进一步,接近如戈夫曼所言的“表演后台”。而粉丝的这种对私密信息的了解欲望和对“后台”的好奇,也为主播进行表演平台的转移提供了契机。

(二)建立社群与动员加入

人际传播研究中的不确定性减少理论认为,人际关系的发展是通过不确定性的降低而不断深入的[14]。受主播人设与声音表演所吸引的粉丝,对主播的外貌、情感状况等尚不确定的个人“私密”信息有浓厚的兴趣。对于包括Y在内的音频主播而言,语音直播中身体图像的缺席此时不再成为限制情感表演的因素,而成为音频主播可利用的激发粉丝好奇心与“兑换”粉丝资金投入的资源。

为实现此种“兑换”,主播需要建立一道“付费墙”,将普通粉丝与粉团成员、贵族等区隔开,并只将“私密”信息透露给普通粉丝之外的核心粉丝。而具有极高用户基数与使用频率,堪称国人“在世存有”[15]的微信,则满足了主播打造不同粉丝间的“信息壁垒”的需求。当用户“山河遇见你”在直播间内提问主播Y的样貌时,主播回应“充粉团进群就能知道我长啥样了”,一些直播间内的粉丝还通过文字回复呼应“长得可帅了”,以吸引进入直播间内的粉丝成为粉团成员并加入微信群中。在加入公会后,主播Y在其个人简介说明,只有粉团六级以上的粉丝才能进群,提高了准入门槛。

除了以“私密”信息吸引粉丝之外,主播Y还赋予微信群辅助直播的功能来动员粉丝加入。在直播过程中,主播Y会说明有的图片或句子不能在直播平台里发,只有加入微信群中才能看到。在2021年3月8日晚11点的直播中,主播Y在直播间表示要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这需要借助微信群中的掷骰子功能,粉丝们“加入微信群才能一起玩游戏”。并且,粉丝之间也借助此种互动加深彼此的了解,形成主播关系网上的节点。由此,主播和粉丝、粉丝和粉丝之间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人际交往空间,所有的成员都能够真实且同步地存在,在交流和互动中产生共同看法,共享相同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观[16]。对于主播Y及其粉丝而言,虚拟的人际交往空间不再局限于发言受限的直播平台L,还可延展到管制相对自由的微信群中。在直播平台L中不能发的表情包及敏感词汇,都可以在微信群中进行发布。粉丝得以创造新的社交线索同主播进行沟通,受制于直播平台规则限制与成本要求而难以表达的情感也借由表情包等不同工具的使用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四、微信群中的策略使用:降低成本、劳动外包与情感消费

(一)降低成本——从语音互动到文本表演

当主播与平台、公会、粉丝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密时,后三者的需求便会促使主播提高投入在情感表演上的时间与精力。与公会签约之后,主播Y需要完成每天4小时以上的直播。当直播时长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主播的等级才能提升,并在直播平台上获得更高的曝光度。出于情感需要,打赏投入较高的核心粉丝也期望主播能够多与自己互动,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另外,L直播平台还规定,主播不得采取“挂播”(静音或者只播放歌曲)的方式进行直播,这意味着主播在直播过程中须控制个人情绪,及时反馈粉丝需求。但直播时长的投入与主播所获得报酬并不直接相关——主播Y曾在长达3小时的直播中只收到价值人民币5元的礼物,在这段时间内他需要不断同粉丝进行交流以维持关系。

相较于须同粉丝保持同步互动的直播间,以异步沟通为特征的微信群为主播Y降低成本提供了方便。由于主播并不以视频或者声音的形式时刻在微信群中保持在场,加上微信本身在互动上的时延性特征,粉丝并不迫切要求主播在微信群中及时回复自己的消息。在观察中发现,主播Y多次在间隔一天后才回复粉丝消息,也都得到了粉丝诸如“没事”“辛苦了”一类表达理解和支持的回应。

此外,相较于语音交流,使用文字与表情包也更加具备“情感的不确定性”。粉丝较容易从主播的语气、语调中判断主播的情绪,但较难从文字与表情包中了解主播的情感。从这个角度出发,借助文字与表情包同粉丝沟通的主播能减少在把控与呈现情绪上的精力投入,在维系与粉丝间关系的同时,也降低了情感表演的成本。

(二)劳动外包——使用聊天机器人

在微信群中,主播Y还使用了聊天机器人“二狗”。当微信群中的粉丝“提到了(@)”聊天机器人时,其便会根据粉丝的指令发布包括天气、星座、菜谱、歌曲链接等在内的各种信息,偶尔还会加入微信群中粉丝间的对话。主播Y也声明,“我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二狗,这是我送大家的礼物”。自主播Y购买聊天机器人服务后,微信群中每一天都有粉丝与机器人互动,在聊天机器人提醒服务即将到期时,还有粉丝要求主播续费。原本应由主播进行的文本表演,一部分由聊天机器人替代完成,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聊天机器人的使用增加了微信群活跃度,使得粉丝不因社群气氛冷清而萌生退群意愿,在提高粉丝黏性的同时,也减少了主播在微信群中的情感投入。在主播引入聊天机器人,并将其角色设定合理化后,与其互动的粉丝便会不自觉地将角色与化身相结合,以满足个人情感需要。通过少量的资金投入,主播将粉丝对情感表达的期待转移到虚拟的机器人身上,在平台规则限制下的情感劳动也委托给机器人背后的技术公司完成。据此,可将主播使用聊天机器人的策略称为“情感劳动的外包”。这样一种“外包”行为,节省了主播在情感表演上的成本,可将更多的时间放在直播间的情感劳动中,吸引更多粉丝加入微信群。

(三)情感消费——对粉丝情感支持的重要性宣称

除了作为情感表演的场所,微信群也成为主播在面对平台与公会压力的情感支持来源。主播Y曾在微信群中表达对现有直播收益分配的不满:“你们给我刷礼物,平台要抽走一半,剩下的我和公会二三分成。”在直播期间违反平台规则被处罚时,主播也会在群内同粉丝交流经验教训,并希望粉丝“下次帮忙兜着点”,及时刷走一些不当言论或提醒主播不要在直播间内“接话”。另外,主播Y还会在微信群中强调粉丝们的重要性:“进了这个群,你们就是我的家人。”仅从文本上出发,较难判断这是主播的真实情感表达,还是基于情感管理的深层表演,但此种宣称可让粉丝意识到自身的在场对于主播的意义,如用户“梨鱼橙”所回复的一般,“我们会一直支持主播的,开播就叫我们”。

在网络直播这种参与性文化实践中,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伴随着情感消费,甚至两者是复合的。[17]在主播Y宣称粉丝在场的重要性之后,粉丝对主播的回应给予了关心和支持。此时,微信群中的粉丝不再仅是购买情感产品服务的消费者,更是主播情感表演的协作者。就这个意义而言,主播也在消费粉丝的情感,并将其转化为继续进行情感表演的动力,促成情感劳动过程的实现。与其他以降低成本与投入为目的的策略不同,情感消费能为主播的表演获得原料的供给,并为主播提供除物质收入之外的情感收益。

结语与讨论

通过对Y主播使用L直播平台与微信群进行情感劳动的个案进行考察,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身体图像的缺席在给音频主播情感表演设定角色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成为主播用以激发粉丝好奇心与打赏的资源。对这一资源的利用,则需要利用微信群将粉丝区隔开来,让打赏更多的粉丝了解到主播的个人“私密”信息。第二,微信群不仅作为音频主播构建的“信息壁垒”,同时也是除直播间外的又一情感表演场所,其在沟通上的时延性使得主播得以采用文字表演方式维系同粉丝的关系,利用聊天机器人的“情感劳动外包”策略也降低了主播情感投入的成本。第三,主播在微信群中进行情感劳动的同时,也在消费粉丝的情感,将其转化为个人情感表演的动力。主播的情感表演实际上复合了情感劳动和消费。

有学者认为,网络主播的劳动过程代表了一种新兴的情感劳动方式,这种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表演策略与后果两方面。表演策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从浅层表演转向深层表演,而情感劳动也并不一定导致主体的自我异化,更是自我满足与自我享受的过程。除了对变化趋势及特点做更多的描述与提炼,或许更值得深入探讨的是促成这一趋势的原因。相较于传统的线下情感劳动,音频主播所在的劳动场景更为自由,主播在同平台、公会间的“劳-资”关系中也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既来自主播职业的流动性,也来自本研究所关注的平台转移现象。关注主播在选择情感表演场所的能动地位及其具有创造性的策略使用,或能为理解数字资本逻辑下劳动的内涵提供参考,也需要更多的个案研究作为支撑与补充。

(作者董泽扬系中国传媒大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

[特约编辑:方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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