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视域下的数字反哺
家庭视域下的数字反哺
——基于祖孙三代的考察
赵冰洁 詹 骞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不断推进，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的中老年群体渐感力不从心，家庭内部的数字反哺则是他们获取知识最便捷有效的方式，这也是解决中老年数字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此，本文对五个城市家庭的祖孙三代共15人进行深度访谈，主要研究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及代际间的数字反哺情况，呈现了不同代际的数字反哺现状、影响因素及数字反哺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针对数字反哺这一现象，祖孙三代都从中获益，其中学习意愿及能力相对都较高的亲代更是受益匪浅。此外，性别因素、代际的文化传承及群体压力都对家庭内的数字反哺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数字反哺 代际关系 群体压力 社会数字化
近年来，我国社会的数字媒体普及程度飞速增长，中老年群体尤为突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CI）发布的相关数据，2017年6月[1]至2019年6月[2]间，50岁及以上的网民群体年平均涨幅为1.5%，而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3]间的年平均涨幅跃增至8.5%，互联网开始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
然而，中老年群体作为“数字移民”，甚至“数字难民”[4]，在新媒体使用方面的状况却不容乐观。国务院、工信部近期持续出台政策，聚焦涉及老年人的高频事项以及服务场景，引导广大老年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在积极寻求相关应对方案。
相较于西方的团体格局，中国差序格局中大家庭的概念更被重视，长辈在遇到新媒体相关的问题时，也会更倾向于寻求家中晚辈的帮助。而其中涉及数字化媒介使用及素养的文化反哺，被进一步称作“数字反哺”。这是推进中老年群体更好适应数字化社会的重要方式，家庭则是这种反向的教导，也就是数字反哺出现的主要场景。
研究者以家庭为切入点，对三代人的代际关系、反哺情况等内容展开研究，探究实际数字反哺的情形、影响因素等，期望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老年人融入飞速发展的社会。这对于整体把握社会中的代际关系及理解社会的转型趋势有建设性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文化反哺的出现及引入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如果社会变迁的速率慢到可以和世代交替的速率相等，亲子之间或两代之间不致发生冲突，传统自身慢慢改变，还可以保持长老的领导权[5]，然而现代社会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显然与这种情况不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得追求新鲜事物的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之间的隔阂越发明显，年轻一代开始掌握家庭的主导权。贝尔于1968年首先指出了家长与儿童之间相互学习的“双向模式”，玛格丽特·米德则在1970年提出了著名的“后喻文化”，特指长辈开始向晚辈请教、学习知识的现象，“文化反哺”这一概念由此而起。[6]
1978年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由封闭急速走向开放，“后喻文化”的现象在我国迅速大范围出现。1988年，周晓虹选取“文化反哺”一词来界定这种“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并对文化反哺的现象给予了高度肯定与期望，指出“当代青年有能力以新的方式推动我们古老社会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7]，这也就是“文化反哺”概念在我国的开端。
后续周晓虹又进一步指出我国的文化反哺是“只此一地”与“只此一次”的，是涉及新器物、新观念、新思潮等多方面、全方位的文化反哺[8]，这样的独特性也进一步深化了文化反哺的研究价值。
（二）数字反哺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数字鸿沟”这一概念开始出现在各类报告中，主要是指人们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生活环境、地域等因素的不同，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接入、采纳、使用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 [9]
随着数字鸿沟的扩大，即新媒体的运用、采纳等差异在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之间越发明显，家庭的代际间，甚至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结构逐渐被颠覆，年轻一代开始逐渐占据主导位置，“数字反哺”的概念便应运而生。数字反哺是指代与代之间围绕着新媒体采纳与使用展开的互动，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在新媒体技能、知识及与之相关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的反哺，[10]这也正是提升整体社会数字化、消弭代际间数字鸿沟的重要方式。
（三）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
随着数字反哺现象的逐渐普遍，学界近年来的有关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也在不断增加。
在个体特征方面，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子女的学历与收入越高，两代之间的数字代沟就越大，也就越有可能出现数字反哺[11]，而家长学历与反哺广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反哺深度呈显著正相关[12]；就年龄而言，随着亲代年龄的增加，代际总的反哺程度逐渐增大[13]；至于性别因素的影响，青少年的文化反哺与母亲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女性青少年与父母有着更加亲密与和谐的关系，且她们在消费休闲方面的反哺水平比男生要高[14]。总体而言，个体特征上处于弱势（年龄大、教育程度低、心理障碍多等）但与家人互动频繁的人，更容易接受数字反哺。[15]
社会因素也极大影响了数字反哺的方方面面。首先，社会本身的飞速变迁，使得文化反哺出现及加剧[16]。其次，群体压力的影响，老年群体虽然普遍已经退休，但他们的关系网络，如同学、同事、邻居等使得他们依旧生活在一个个社群之中，周围朋友的群体压力也会促进他们的数字反哺意愿[17]。
此外，地域不同所造成相关传统观念的差异、城乡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区别对数字反哺也会带来较大的影响，不过相关研究尚且较少。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
此次研究固然聚焦于发生在微观家庭中的数字反哺，但家庭成员也会受到来自社会的种种影响，故而，基于周裕琼提出的数字反哺概念化框架[18]，研究者结合前期搜集的文献将其进行了调整，在影响因素中增加了社会因素，提出了新的数字反哺影响因素研究框架（见图1）。
图1 数字反哺影响因素
此框架包括发生在各代之间的数字反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即家中晚辈向长辈进行的知识传递，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个人、家庭与社会因素。在后续分析中，研究者将以此框架为基础，分析不同代际数字反哺程度与类型的差异及原因。
（二）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采取了深度访谈的方式，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均抽取祖孙三代中各一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电话沟通对每人访谈半小时至一小时，确保被访谈者有充足的时间表达自己对于互动中的认知。在具体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鉴于城市中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程度相对较高，研究者选取了五个祖孙三代都居住在城市且子代学历较为相近的家庭。
经过五个家庭的访谈后，在子代学历相近的情况下，亲代与祖代之间的学历情况已具有较高多样性，相互之间也有多种组合情况。此外，这五个家庭代际间的沟通频率、反哺程度也较为多元，研究者所探寻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解答，故停止了对样本的进一步扩大。
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本文中被访人员将均采用化名。五个被访家庭分别记作A、B、C、D、E，其中祖代、亲代、子代则分别对应1、2、3，如第二个被访家庭中的祖代记作B1，各位被访者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三）问题设计
此次访谈的问题主要分为三部分，即基本信息、代际关系、数字反哺具体体现与影响。此外，在访谈的最后，让每个被访者给出一件自己印象深刻的关于数字反哺的事件，实际的案例会更利于研究者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被访人员的相关基本信息包含性别、年龄、地区、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家庭代际关系主要涉及被访者与同一家庭另外两人平时沟通次数、交流方式、见面频率、教养方式（偏严肃还是温情）、冲突频率等方面；数字反哺的具体体现及影响包含数字反哺所涉及的方面、主动方（动机）、三代人的反哺意愿、反哺带来的影响、对这一现象的评价等。对于额外的一些因素，如群体压力、地域因素等，此次访谈也会涉及，希望对影响数字反哺的因素能够有明确的把控。
这三部分访谈信息的设计主要是期望能够先从基础信息切入，再通过感性与理性的多方面结果得到不同被访者更加准确的沟通交流情况，继而对家庭内部数字反哺具体情况直接展开调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被访者代际间数字反哺具体情况及影响因素有更清晰的感知。
（四）研究方向
研究者会更重视家庭对数字反哺的影响，除研究祖代、亲代、子代之间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等外，还会进一步探究同一家庭之间祖代与亲代、亲代与子代、祖代与子代这三个不同代际的数字反哺是否存在一定相关关系。例如，亲代与祖代之间始终保持良好的数字反哺关系，那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子代是否会产生反思，加大自己数字反哺力度，从而使得子代与亲代、子代与祖代之间的数字反哺程度也得以提升？此外，此次研究也会重点考察代际关系对数字反哺的影响，故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1）同一家庭不同代际的数字反哺是否存在促进关系？
（2）代际冲突频率越低，数字反哺程度是否会越深？
研究者推测，部分家庭数字反哺程度浅的主要原因，在于长辈担心造成自己家庭地位的降低或给晚辈添麻烦，因而较少主动求助。另外，在具体分析时也会将这一点与性别联系起来，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女性长辈是否会更频繁向晚辈请教？
（2）子代会更愿意对女性长辈进行数字反哺吗？
三、研究发现与结果分析
（一）祖孙三代数字反哺现状
1.子代与亲代：基于亲代高意愿的深层反哺
本次访谈对象的亲代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长期经历的变革也让他们对种种新事物保有好奇心，肯于积极学习，再辅以子代相对较高的学历水平与媒介素养，他们在数字反哺过程中受益良多。
亲代出于对新媒体技术与新型消遣娱乐方式的好奇，与同辈群体数字技术持平，不至于被社会遗落需求，会积极主动向子代寻求帮助。初始的数字反哺多是从面授开始，包括微信聊天、朋友圈一类的基础社交功能等。后续数字反哺会以线上形式进行，涉及操作相对简单的数字反哺，如账号的登录、物品的退款等。
在逐步了解相关知识后，亲代会结合新领域的内容及自身经验，对子代进行再哺育，以期尽自己所能在工作学习、生活理念、饮食健康等方面帮助子代。
孩子现在学的是经济学，所以我平时在看微博或者知乎的时候就会格外关注涉及金融知识的一些新理念以及词汇，我们经常也会就贸易战等偏经济学的东西进行沟通。
——D2亲代
这也是在亲代固有的权威被打破之时，他们对树立新权威方式的寻求。亲子代间依托于新兴文化理念以及数字技术等在不断交流碰撞的基础上达到平衡，一种反哺范围更广泛、交流互动更平等的新型代际关系得以形成。
2.亲代与祖代：侧重生活化内容的技术反哺
本次访谈的祖代年龄均在70岁以上，学习新媒体技术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难度较高，亲代对他们的数字反哺也较为浅显，多是微信的基础聊天、抖音的简单使用等。初始偏向基础使用方面的数字反哺几乎都采取效率更高的面授，对于后续进一步数字技术的掌握，祖代由于学习相对吃力，意愿较低。
在日常祖代与亲代的沟通交流中，虽然沟通频率能够达到每天一次，但内容多是日常的生活琐事及亲朋好友现状、红白喜事等。这两代人之间的数字反哺程度较浅，更多起到帮助老年人不被社会抛弃，满足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的作用，同时也辅助保持聊天频率，以及偶尔增加交流话题等。
3.子代与祖代：囿于低频沟通的粗浅反哺
子代与祖代间数字反哺和亲代与祖代间较为类似，多是子代作为主动方，为了帮助祖代不致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所遗弃，在祖代最初接触手机时，以面授的方式和亲代一起反哺祖代，主要为手机基础软件的使用。他们之间的沟通频率大多维持在两到三个月一次的电话联系，有的祖代也会通过微信等转发健康相关的文章或视频，但并不会借此引开话题，只停留在单纯地转发分享层面。
针对前期提出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实际研究发现代际数字反哺并不存在相互影响。由于多数家庭并不是一家三代生活在一起，子代与祖代之间更多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寒暄上，发生的数字反哺基本都是基于手机基础使用等方面，子代与祖代之间缺乏共同话题。
（二）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
1.性别因素
研究者前期基于性别及主动方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女性长辈是否会更频繁向晚辈请教？”与“子代会更愿意对女性长辈进行数字反哺吗？”——在调查研究中得到了回答。
在被访对象中，子代普遍会与女性长辈保持相对高频的数字反哺，与男性长辈保持相对深入的数字反哺。子女大多与母亲保持每天至少一次的沟通频率，并不时倾诉生活琐事，期间也会进行相对高频的数字反哺。但遇到重要的抉择与复杂的问题时，子女会更倾向于向男性长辈寻求帮助。
在对亲代与祖代的访谈中发现，女性长辈遇到问题时倾向于直接向晚辈求助，这也是他们可以接触到相对最便捷的应对方式。男性长辈则更多通过自己摸索，他们不太愿意经常去打扰晚辈，怕打扰到他们的工作学业，此外频繁向晚辈请教也会让他们感到一定的为难。
2.代际关系
和谐融洽的代际关系及相对平等开放的家庭环境对数字反哺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研究者提出了问题：代际冲突频率越低，数字反哺程度是否会越深？
在五个被访家庭的亲子代中，反哺深度及广度相对都比较高的亲子代C2与C3、D2与D3，冲突频率大致一月两到三次，明显高于其他家庭相同代际的两月一次，这更多是由于亲代与子代之间隔阂更少，关系更趋于平等，遇到任何问题都会提出。
我妈很多时候就像个小孩子，平时她会因为一点小事跟我闹别扭。比如她让我教她某个软件的使用方法时，只要我显出一点不耐烦，她就会说我或者向我撒娇。
——C3子代
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代际关系无疑是促进数字反哺的重要前提条件，但冲突频率与数字反哺程度并没有相关关系，不能够作为有区分度的一个自变量，后续可以考虑对其进行细化，如进一步划分平时沟通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冲突的具体程度和内容等。
3.家庭内部的文化熏陶
实际访谈中，几个家庭的子代与祖代间数字反哺均较粗浅，但同一家庭的子代与亲代、亲代与祖代这两组代际有较高关联。研究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影响因素更多为整体家庭氛围及文化熏陶等方面。
外祖母之前是老师，并且尊崇孔子的忠孝仁义，她在教导母亲的时候也会传递这种观念，因而我从小也就能够受到比较多传统观念的熏陶，在数字反哺的过程中也会保持相对的耐心和细心。
——A3子代
鉴于被访家庭中更多的祖代与亲子代之间都是分开居住，前期猜测三代人相互之间的影响力度并没有达到预期，但家庭成员们在家庭氛围熏陶下遵循的行为理念如孝、礼等，对于不同代际的数字反哺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更多体现出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熏陶与传承的影响。
4.群体压力
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每个人的所言所行都会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当周围群体与自己选择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与多数的意见或者行为保持一致，以免受到群体的排挤或孤立。
对于子代而言，周围同学、朋友日常与亲代的沟通交流方式会在潜移默化中对自身产生影响，促使他们提升与长辈的沟通及反哺频率，其中居住在校内宿舍的学生群体尤为明显。对于亲代及祖代，情况稍有不同，群体压力更多是推动他们学习掌握新的数字技术，不致被时代所抛弃。对于家庭三代间的数字反哺，群体压力都起到了一定的正向推动作用。
（三）数字反哺的影响
1.祖代：便利出行，丰富生活
祖代被数字反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手机基础社交软件及部分娱乐软件的初步使用，如微信的收发消息及抖音浏览视频等。在遇到数字技术相关的问题时，他们更多会向自己更为熟悉的亲代寻求帮助。但亲代与祖代的沟通交流习惯性集中在衣食住行，多数时候并不会主动对祖代进行数字反哺。子代与祖代之间的数字反哺则更多集中在祖代最初接触智能手机时，基础软件使用方法的教授。
我常用的就是手机最基础的功能，孩子们教我接打电话，当时真的是学了很久，一步步硬记下来的，比如首先点哪里的键让屏幕变亮，变亮之后那个解锁又是怎么做，慢慢熟悉之后可能好一点。
——A1祖代
对祖代的数字反哺固然提高了他们的社会融入及整体在家庭中的感知，但目前多停留在较为粗浅的阶段。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消极应对急速发展的数字化社会，不得已时才开始学习，实际的效果反而不佳，这也是单纯依托家庭进行数字反哺所遇到的一大主要问题。
2.亲代：弥合代沟，提升媒介素养
亲代作为一家三代人的中心及连接的纽带，是三代之间数字反哺受益最大的群体。与子代高频的沟通给他们提供一个了解当下青年文化、社会潮流的渠道，他们虽然并不能够跟上社会数字技术的发展，但得益于子代及时的数字反哺，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生活。此外，亲子代的数字反哺也使得原本家庭相对鲜明的权威等级被打破，一种新型、更加融洽的代际关系在亲子代不断交流中产生。
而在与祖代的沟通中，数字反哺所带来的技术便利也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亲代与祖代之间的沟通频率。以微信为主的社交软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沟通的机会，而且微信视频等功能也提升了他们面对面沟通的频率，促进了代际关系的融洽。
亲代与上下两代都保持着相对高频的沟通，被子代反哺使得他们数字社会融入程度不断提升，而对祖代反哺中新技术的传递也促进了代际的沟通频率。数字反哺推动中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的功能，在亲代的身上得到了突出的展现。
3.子代：融洽关系，扩大话语权
子代作为家庭数字反哺中的主要输出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在与家庭成员进行沟通时，他们能够对长辈进行器物、技术甚至素养方面的数字反哺，帮助他们更快融入急速发展的数字化社会。另一方面，子代也获益匪浅。在反哺的过程中，原本祖代与亲代的权威地位被打破，代际关系会更加平等，家庭整体关系的融洽度也得到了提升。而且亲代与祖代会基于自身相对丰富的社会经验对子代进行再哺育，子代也能够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学习。
原本我和父亲间类似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亲子地位差距比较明显。但近些年我发现父亲原来也会有很多事情依赖我。我在教导父亲的过程中感觉自己得到了重视，也会更乐于和长辈继续进行交流。
——E3子代
子代对亲代与祖代进行数字反哺的过程中，家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自我价值也得到了更好的体现，这也是更有效地帮助中老年群体融入现代社会的重要方式。只是子代与祖代之间的数字反哺程度相对较低，相对高龄的老年群体应对数字化社会的态度偏向消极，新的问题亟待解决。
四、总结与反思
代际技术支持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态度、实际使用和提升幸福感[19]，这种发生在小群体传播中的赋权，也正是提升弱势群体权利与技能、消弭数字鸿沟的重要方式[20]。经过此次访谈与分析，研究者发现了很多新的观点与结论，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及这个行为本身所带来的进一步影响。
在数字反哺的影响因素方面，晚辈与女性长辈之间数字反哺程度相对较深；代际间的文化熏陶，如孝、礼等观念也对数字反哺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群体压力也对数字反哺有重要的正向影响。
数字反哺除在微观家庭中能够弥合代沟、促进家庭和谐外，对整体社会的发展中也存在显著作用。当家中长辈由于学习意愿及学习能力降低而逐渐与社会脱节时，晚辈通过自己的技术经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享受社会。这种符合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代际形式正愈加普遍地在各个家庭中凸显，促进了新型、更加融洽的家庭关系产生，同时也提升了整体中老年群体的数字媒介素养，成为推进整体社会数字化进程的重要一环。
调查中也发现了目前数字反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祖代由于学习能力下降，对数字技术的掌握停留在基础有限的部分。另外，互联网信息参差不齐，频发的网络骗局也增加了老年人进入网络门槛的难度。针对以上问题，需要的更多是社会的努力，一方面，部分应用可以适当提供一些更加方便快捷的简化版本，另一方面，则是加大打击网络骗局的力度，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互联网络环境。通过降低数字技术对于中老年群体进入网络门槛的难度以及风险性，让中老年群体更放心、更便捷地融入数字化社会。
此外，本次深度访谈也存在一定问题，此次样本全部来自城市，缺少广大农村地区家庭的情况，结论不具有普适性，对农村地区的数字反哺缺少有力证明。另外，样本数据也相对较少，此次研究得出的部分结论可能具有一定偶然性。
总而言之，研究者通过对不同家庭深入的访谈分析，得出目前数字反哺与一些因素相关，也确实通过此次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但这些数据是基于小范围的访谈结果，结论是具有一定偶然性还是普遍存在，还需要后续去不断探究。
（作者赵冰洁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詹骞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特约编辑：王锡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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