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理性之可能：饭圈话语体系重构路径探析
社群理性之可能：饭圈话语体系重构路径探析
汲 惠 肖雨航 马肖杨
【摘要】饭圈是社会阶层固化的典型样式，日趋内卷。现阶段，不断内卷的饭圈话语体系正遭受极端情绪的侵袭，非理性与失序的弥漫严重消解网络空间的理性与秩序。饭圈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由明星叙事体系与粉丝呼应体系长期持续互动形成的亚文化话语体系。它既对应精神与心理，又对应物质与商业，某种程度上也连接着社会制度。它以明星为接榫点，上游连接组织与资本，下游连接粉丝，摇摆于有序与无序的宿命中。本文以饭圈话语生态链为切入点，梳理中国饭圈话语体系的多维面向，从宏观的网络治理视角剖析饭圈话语体系之理性缺位、叙述混乱、流量经济盲逐、原子社会“自我”丢失、互动失衡、价值观负向等外部呈现与内在动因，多元路径重构饭圈话语体系，完善我国饭圈文化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效能。
【关键词】饭圈话语体系 社群理性 治理路径 治理效能
引言
现阶段，世界秩序在新的“十字路口”徘徊，全球化理念屡遭地缘政治格局，即名目繁多的包围圈挑战。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投射到娱乐界，酝酿出空前的焦虑浪潮。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饭圈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轨迹、内在叙事逻辑与话语模式，昭示着当代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复杂性。此外，作为社会阶层固化的典型样式，饭圈日趋内卷，话语体系正遭受极端情绪的侵袭，非理性的弥漫严重消解了社群内部的规则与网络空间的秩序平衡。饭圈文化生态正应和了波德莱尔所描述的世界状态——精神上焦虑、惶惑不安，生活上百无聊赖，肉体上的欲望沉沦于孤独空虚[1]，成为一株看似娇艳、美满，实则极具危险与陷阱的“恶之花”。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部分阶层对饭圈症候的焦虑，表面上看是粉丝文化与主流价值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正是文化之于产业、公共实践之于个人实践、伦理之于经济法律的二律背反。基于二律背反视角，我们需要系统梳理中国饭圈话语体系的多维面向，从宏观的网络治理视角剖析饭圈话语体系之规制缺失、资本解构、主体缺位等外部呈现与内在动因，进而多元路径重构饭圈话语体系，以期重塑粉丝社群的理性秩序，完善我国饭圈文化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效能。
一、“社群理性”概念阐释与饭圈传播文献梳理
社群（community）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提出，字根是“共通”（common），意指人们通过共同的价值、规范和目标实体相互作用，形成具有内聚力、向心力、持久力的社会有机体[2]。社群这一概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既包括西方经典著作中的城邦、部落、民族、国家等，也包括学校、班级、社团、企业、虚拟组织等，有大与小、正式与非正式、虚拟与现实等区别[3]。1993年，美国学者Howard Rheingold首次提出“虚拟社群”的概念，即在借助互联网技术形成的网络空间中，足够数量的人们出于共同兴趣、话题或信息交流的需求，抱持充足的情感进行长久的互动而建立的一种人际交往模式[4]。伴随着Web 2.0时代的到来，今天的虚拟社群开始以移动社交网络为载体，在微博、微信、QQ等媒体平台建立联系。粉丝社群不再满足于在虚拟空间中交往，线下群体活动也随之不断增加。
理性是指人运用知识进行判断、推理问题的能力，是人全面认识事物本质与关系的能力。理性的最大特征是分析批判而不轻信[5]。然而，现代社会下，马尔库塞所描绘的“双向度”社会向“单向度”社会的转变正逐渐被证实。标准化的技术生产磨平了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饭圈文化高度商业化、复制化，一味地顺从、肯定和维护现存欲望和权力。拥有非正式、规模不定、虚拟与现实交融特质的粉丝社群，逐渐落入精神贫困、价值迷失的困境，产生了越界、过度消费等非理智行为，最终造成了乱象之势。勒庞认为，群体冲突易变，偏执专横且往往容易受到暗示。群体情绪的易传染性使理智、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丝毫不起作用。尽管如此的论述被相关学者批判为“悲观性的思考”，但其论断为粉丝社群的非理性行为分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6]。其具体可体现在四个维度，第一种是非理性认知，即宗教式灌输，如在公交车上写口号、在公共空间张贴海报等行为。第二种是非理性消费，如数据打榜与盲目购买相关周边等。第三种是公私部分，具有极端行为的粉丝——“私生饭”——可为显在例证。他们会为一己私欲，对喜爱的明星进行跟踪、偷窥、蹲守、尾随等，给偶像本人造成极其消极的影响，对其声誉造成打击。第四种是品行不端、违法犯罪，其中最常见的如“网络暴力”“造谣”“涉黄”“霸凌”等。语言是精神的物质外壳，饭圈的话语体系也是社群理性的基础性质素，据此，以饭圈话语体系的失序与乱象为细微对象，以宏观视角探寻粉丝社群的理性消弭之因，以期探寻建构社群理性重构之可能。
对于粉丝社群的相关研究，大多学者主要针对社群的功能与关系建构进行探讨。张钰玲（2020）指出，粉丝参与偶像相关的消费是出于寻求社群身份认同和获得社群内部资本两方面的目的[7]。杨玲（2015）指出，粉丝生产活动其实是粉圈内部的话语权力争夺。粉丝个体为了不被忽视和孤立，会刻意去进行这种文化资本的积累，来获得在社群内部的话语权[8]。此外，从整体角度来看，粉丝社群的关系建构工作包括两点。一是社群内关系，二是粉丝与所“粉”对象关系两部分。杨玲认为，粉丝间的认同是其聚合的前提，是粉丝进行生产、消费行为的基础，也是其群体凝聚力的根本（2009）[9]。郑石、张绍刚（2019）指出，养成系的偶像模式中的“偶像—粉丝”是一种双向陪伴的新型关系，是一种双向的满足[10]。本文则聚焦于现如今粉丝社群中非理性的困境与迷失，试图以话语体系为切入点，从根部寻因，探寻社会理性重建之路。
二、媒介数字化浪潮下的饭圈话语赋权
诺曼·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反映的对象是“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11]。随着媒介全面数字化发展、各种互动技术直播技术日常应用的普及，粉丝的角色身份与话语权力得到充分的延伸与扩展。20世纪60年代草根组织运动的赋权概念指出，个人或群体的弱权、无权的地位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12]。回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内饭圈的发展史分成三阶段：信息单向传播的受众型粉丝、市场变革影响下的消费型粉丝及媒介激变背景下的互动型粉丝[13]。20世纪80年代，单向性、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使粉丝受制于被动接受偶像信息的模式，只形成了易松散、无秩序的粉丝群体，话语能量尚未集聚。21世纪初，门户网站开始发迹，粉丝群体逐渐在网上聚集。此时，粉丝社群还是简单的兴趣集合体，尚未形成释放巨大能量的组织基础，也未形成固定的话语体系与模式。
进入数字时代，媒介技术高度发展，每个粉丝都是一个“麦克风”。粉丝群体逐渐拥有了话语权，并逐渐形塑了饭圈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内里是粉丝群体权力地位的提升，外在表现为由数据堆砌成的“榜单”“排行”。粉丝为自己喜爱的偶像“做数据”“增流量”，增强其荣誉度、影响力，从中获得自我满足与精神愉悦。[14]2019年7月，蔡徐坤发行的数字专辑YOUNG，在QQ音乐上线不到2分钟就创造了2项平台纪录，并在TEM公布的2019年Q4及全年财报中，稳居全年数字专辑销量冠军。这背后显现出粉丝强大的消费能力与聚合效应。有些粉丝甚至一次性购入上千张专辑，只为帮偶像冲销量、打歌榜。此外，粉丝们还在微博、抖音等公共平台中，进行撰写应援文案、制作海报等宣传行为，为偶像新专辑的宣传发行出力。粉丝成为德塞都口中的“积极文本盗猎者”，争夺偶像文本话语权并将其打成碎片，根据自我蓝图重新拼贴、组合，为社群话语赋权的同时，提升了自我主观心理的控制感与满足感。[15]
此外，粉丝社群的话语体系还有着“自生态原则”，生活在其中的成员聚集、稳定、有组织，为社群传播活动和行为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社群的所有传播行为都基于其强大的组织能力与规则展开。[16]因此，粉丝若想成为社群中的一分子，并得到自我保护与身份认同，就必须对群体规范认同并遵守，掌握社群话语体系的规律，推动社群内生态平衡。
在饭圈话语生态中，粉丝群体的组织性质基本趋于公司化，有着由上至下的职位阶层和不同职能的明确分工。一方面，在圈内，根据时间贡献、金钱贡献等量化指标，对粉丝、对偶像的关注度、贡献度进行评价，可将其分为三种职位阶层。[17]第一种是核心粉丝，这种粉丝往往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号召力与话语权，往往位于主导地位；第二种是散粉，他们利用闲暇时间追星，会进行临时性的行为；第三种是路人粉，他们只是拥有好感，大多都拥有客观理性判断能力。通过积极参与活动，遵守话语体系规则，粉丝们拥有在社群内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社群中的层级化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粉丝积极参与活动的动力，也为社群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在粉丝社群中，粉丝会搭建偶像“应援站”，简称“站子”。“站子”内针对不同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类似于涂尔干所描述的第二种团结，又名“有机团结”，这是一种属于高级社会的新型团结，这种团结便是由分工形成的团结。劳动分工使社会产生沟通、共识、协作、交换的可能性，并发展为更稳固的团结纽带。[18]“站子”中有统计、分析、制造流量的数据站，整理、生产偶像相关文字、照片、视频的资源站，有以偶像命名的做慈善活动的公益站等。“站内”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构建了良好的群体秩序。可见，饭圈逐渐被赋予了话语权力，构建了拥有“自生态原则”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有着较大的话语能量、稳定的秩序、严苛的话语规则，形塑了独特的饭圈话语生态系统。
三、行走于规制边缘：饭圈话语体系的理性消弭
莫斯可认为，社会行为者、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都参与了多样的、普遍存在的、多重决定的相互建构过程。[19]饭圈话语体系构建是历史环境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建构的结果，带有鲜明的社会烙印，据此，从宏观的网络治理视角剖析饭圈话语体系之理性缺位的外部呈现与内在动因，探索社群理性之可能。
（一）饭圈话语的规制缺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化、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伴随着数字化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战略导向的秩序建构，亟须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饭圈话语生态提供长效的根本治理。[21]然而，目前饭圈治理仍停留在“刺激—反应”的治理模式，即在明星失范、“粉圈”乱象时，相关部门才重视并实施具体治理行动。如此“事后治理”“事后立法”的模式未能完全把握与调控饭圈话语生态的结构、活动模式、价值取向等内容，从而未能从根本上规避非理性的发生，产生了不可逆的损害。常态化、机制化政策缺位，“事前评估体系”尚未建立，导致事前风险预警、规避能力较弱。
近些年来，政治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在不断智能化。其中，政府购买商业机构提供风险预测、评估服务，并将其纳入制度化、常态化的政治工作之中。此外，官方内部的智库机构也在不断发展，开发了新的技术系统，提高人员的专业度。[22]可以说，网络信息分析技术的建立与完善推动了“事前治理”的智能化，也成为国家治理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意味着基于技术保障的饭圈话语理性成为可能。
（二）饭圈话语的资本解构
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是一种市场化、商品化的生产，其抓住大众的心理与情感，不断诱导大众消费，使消费者处于桎梏之中，始终被消费文化操纵与玩弄。资本催生了“流量主义”的偶像生产模式，参与其中的利益各方为获得受众的闲暇时间，即受众的剩余价值，围绕“流量”“数据”各自采取投机取巧的应对措施。[23]一方面，商业平台通过推出明星势力榜、超话社区等新玩法，激励粉丝刷数据、刷流量，从而实现自身直接与间接获利，如新浪微博推出了“明星势力榜”，鼓励粉丝花钱给偶像买数字之花，向自己的偶像表意示好。另一方面，营销机构和综艺节目组等也是“流量为王”的推手。营销机构通过恶意捏造虚假新闻、话题炒作来制造“流量明星”。综艺节目组通过购买冠名商的产品换投票等方式获得巨额回报。
以“流量为王”为宗旨的偶像生产模式，削弱了粉丝话语体系所沉淀的耐性，使偶像工业产品趋于浅层化、单一化，逐渐陷入资本欲望世界的困境之中。正如塔奇曼所说，当代的传播过程是“思想的工业化”，“物质的逻辑正逐渐取代早已存在的道德规定，并支配了公共性信息媒介”[24]。利益各方背离饭圈生态的基本价值属性，取代话语体系中的道德逻辑，以等价交换规律掩盖掠夺本质，成为资本解构下的非理性集体狂欢。
可见，各类榜单背后强大的资本指向已让粉丝社群陷入非理性的泥潭，使话语体系面临诸多挑战。不过，经过一系列的市场秩序治理，以及网络偶像生产模式的系列规范，饭圈资本正迈入从失序回归有序的步伐之中，饭圈资本的满目膨胀势头也有机会得到有效遏制。2021年8月27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25]落实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不得诱导粉丝消费、严控未成年人参与等十项工作措施，为饭圈话语体系规范提供了参考，使饭圈社群重返理性成为可能。
（三）饭圈话语的主体缺位
德波认为，“明星、休闲旅游与城市化是‘媒介时代’景观社会中的突出景观”[26]。社会个体追逐偶像是因为在明星身上寄托了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延展了个体的可能性与体验感。然而，这些感受仅仅是景观制造的虚假欲望，因为“在景观中这种赢得地位与声望的物品，一旦被消费者带回家，它就暴露了它自身本质上的贫乏，变得十分平庸”[27]。泛娱乐化的文化环境使人们逐渐抛弃原本独立的自我，沦为“他人的木偶”与“资本的附庸”；使严肃、理性的话语模式式微，逐渐成为情绪的承载体，趋于极端狂热。选秀节目《创造101》是以“粉丝为偶像圆梦，助力偶像出道”为口号的造星项目，粉丝在“101”练习生们身上找到自我身份认同，进行自我欲望的投射。“101”练习生们想要出道、想要成名的理想，成为部分粉丝的一切生活动力和欲望源泉，逐渐致使其成为“无主体性”“无诗意性”的非理性存在，沦为被娱乐工业操控的傀儡。
“人性中最大的弊病，就是习惯于让种种‘权威’观念代替自己的切身经验，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探究问题的权利。[28]”可见，当下当务之急是去探寻“对话式”的存在方式，即老子的“知人者智，知己者明”，在我们的内部发现他人，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29]，为超越“自我”而寻找“真我”。在这样的“自由时刻”，我们才能见到“自我”的真实面貌，才能重构饭圈生态的良性话语模式。
四、理性复位：饭圈话语体系新生态的重构之途
中国互联网发展正由2.0往3.0进阶，网络空间治理步入深水区。饭圈话语体系作为网络空间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急需基于健康良善的饭圈生态链进行重构。当然，这一理性复位的过程面临着许多艰难挑战，某种程度上正如凤凰涅槃。
正如福山所言“历史是沿着一个不断冲突的过程向前发展”[30]，在自由与秩序的不断冲突碰撞中，调整和改善过后的饭圈生态话语范式才能正式步入理性向善的阶段，真正与大众生活融为一体。如图1所示，饭圈生态链以明星为接榫点，上游连接官方与社会，下游连接粉丝，各环节之间相互成因、相互影响，为理性复位的重构之途提供了新的思路。
图1 饭圈话语体系新生态的重构路径
（一）饭圈话语体系重构的文化针灸之途
安德鲁·斯莱克于2010年提出文化针灸这一术语：“在文化中寻找心理能量，并将这种能量导向创造更健康的世界……通过文化针灸，我们将迎来一个充满乐趣、富有想象力的行动主义时代，并且它将会非常有效。[31]”文化针灸成为公民参与的一种崭新形式，粉丝群体以文化世界的元素为出发点，连接想象与实际两层社会的文化机制。具体来说，文化针灸理念是一种流行文化联系社会议题的策略，通过宣传、制作、筹款等方式，展开自下而上的大众运动。2012年《饥饿游戏》上映，粉丝群体鼓励广大影迷仿照电影主角“高举三指”的手势进行自拍，并带上话题上传到平台。该手势在电影中象征着民族解放与自由，象征着底层人民大众对暴虐统治的反抗与不甘。《饥饿游戏》的粉丝社群携带深厚的粉丝情感，以“高举三指”的能指为接触点，将丰富的文化意指与现实社会相连接，进一步形成了圈层内外的对话，并最终力图影响法律和公共政策。
而在文化针灸的实际应用中，还应当建立与粉丝公益组织进行接洽的官方平台，让饭圈群体在公益组织的监督和指导下行动，使活动更加正规化、透明化。正如胡泳老师所言，“通过这种文化针灸术，微观的生活政治与公共政策的‘实体’政治之间的桥梁得以建立起来”[32]。饭圈话语体系也因此得以抛开自私自利的本质，踏上“社会之桥”，找寻“我与他”共融共创的可能性，构筑“我与他”和谐共处的理性空间。
（二）饭圈话语体系重构的边缘共生之途
在粉丝产业中，作为接榫点的明星既连接上游，又连接下游，是粉丝文化的核心环节[33]，也是饭圈符号系统中的“蚁王”。故而以明星为中枢路径进行改善，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应首先采取明星模范化的措施，构建“主流媒体+流量明星”的模式，用社会核心价值观引领明星的公共行为，进行主流价值收编。现代主义文化中，各个领域往往普遍存在严格的相互对立，它们之间的对立有时达到了“有我无他”的程度。为了改变这样的境况，避免文化的割裂与分层[34]，应将“边界”逐渐转变成包容敌对双方的“边缘”。“边缘”是文化二元或多元之间相互对话，开放、共存的地带。不同要素在这里接触和融合，滋生出新的东西，并迅速向周边扩散，有效地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和文化本身。在饭圈话语体系的重构中，应当建立“文化的边缘”，使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间敞开心扉地对话，探寻能使其二元良性共生的地带。电影《中国医生》以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讲述中国各地的白衣逆行者不顾自身安危守护国人生命安全的故事。该片邀请了许多“流量”明星及“戏骨”演员，其高超的演技、出色的宣发与背后所裹挟的巨大流量，齐力引发了观众在社交平台上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粉丝文化与主流文化互相汲取养分，搭建起二元互生的文化边缘，推动粉丝重拾“公民话语权力”，积极参与社会议题，提高社会的凝聚力与聚合度。
“共情传播的凝聚力大、合力大，强烈的共情一旦形成，极强的建设力将推动群体情绪相互感染，并影响群体行为的选择。[35]”在文化边缘建立的基础上，应当提升共生地带中话语文本的情感浓度，触发群体的情感共鸣与共振，使话语引领更具活力，话语效果更为显著。换言之，在国家受难日、突发灾情、纪念性节日等时刻，明星在主流宣发时，应摒弃现如今机械化、任务式的转发模式，提高情感能量，打造“共通的情绪空间”。八一建军节时，明星们纷纷转发主流媒体的动态，配文清一色“致敬最可爱的人”，粉丝清一色的复制文案进行控评。海德格尔认为，世界是实体“在场”与其背后哲学、情感、本质等“不在场”的统一，事物的本质是“在场”显现“不在场”，是二者的合而为一[36]。如此僵硬、模式化的宣发仅停留在模仿的阶段，未能展示出“不在场”中的真情实感，无法令粉丝产生真正的共情，更无法体会到话语深处的精髓。由此观之，构筑文化的边缘共生地带，注入“不在场”的情感元素，是以明星为中枢路径进行话语体系重构的健康之途。
（三）饭圈话语体系重构的新型审美之途
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部分，粉丝文化是“青年群体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追求，创造性表达自我的文化实践”[37]。需要警惕的是，泛娱乐主义驱使青年精神生活以消费、物欲的准则为价值观，使审美理想和精神追求降低到原始的快感体验和直接的感官兴奋，表浅化、单调化的审美体验持续滋生审美惰性[38]。智研咨询发布的调查显示，我国追星群体的年龄正在趋于年轻化。95后群体中追星族占比50.82%，而近七成（71.64%）的00后都认为自己属于追星一族，且群体集中喜欢的偶像多集中在影视与音乐领域，娱乐属性较高。[39]据此，改善饭圈生态，应将着力点放在青年亚文化的实践困境上，针对追星年轻化的特征，从根处寻因，构建新型审美范式。
注：来源于智研咨询《2019—2025年中国泛娱乐产业市场竞争态势及投资战略咨询研究报告》
图2 不同年龄段追星群体人数占比
注：来源于智研咨询《2019—2025年中国泛娱乐产业市场竞争态势及投资战略咨询研究报告》
图3 不同年龄段的追星对象
审美观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和政治、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审美观具有民族性、阶级性、人类共同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社会集团的人具有不同的审美观。[40]当我们探寻青年亚文化的新型审美范式时，应当将研究范畴延展到其时代、阶级乃至文化环境之中，换言之，便是探讨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不能仅停留在伯明翰学派“抵抗与收编”的典型论述中，更应该在具体语境中找寻双方的异同与互动，促进二者协调与持续发展。以亚文化为主打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曾多次将该理念践行于文化实践：2020年末，推出具有多元文化内涵的“跨年晚会”，《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纪录片登陆平台，与“二次元”文化互相碰撞、交融后影响巨大；虚拟歌手“洛天依”与琵琶演奏家联合演绎《茉莉花》等中国经典曲目，大获观众喜爱与好评；共青团中央、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央视新闻等主流机构纷纷进驻B站等。青年亚文化看似是在与主流文化的“疏离”中构筑起来的，但二者的关系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方面可以取长补短，以主流审美构筑亚文化新型审美范式，促进饭圈话语体系走向健康发展之途；另一方面，在整体性的中国文化建构中，二者可相携而动，共同使中国文化结构走向和谐发展之途。[41]
结语
作为社会阶层固化的典型样式，饭圈日趋内卷，饭圈生态系统正遭受极端情绪的侵袭，非理性的弥漫严重消解了网络空间的秩序平衡，饭圈话语体系的自由与秩序处于持续摆动的动荡状态。这样的不平衡性存在一定的隐患，规制缺失、资本解构、主体缺位等外部呈现与内在动因，使得罂粟一般的“恶之花”在饭圈生态里恣意生长。对此，饭圈的理性复位与话语重构需要把握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基于理性批判视角全方位、辩证地分析饭圈话语生态失衡动因，探究文化针灸、边缘共生、新型审美的未来发展路径，重构饭圈话语新体系，以期提升我国饭圈文化综合治理效能，完善网络文化综合治理体系。
（作者汲惠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宣传部编辑，肖雨航系北京日报视频部编辑，马肖杨系电视纪录片制作人、资深纪录片编导）
［特约编辑：金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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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参见智研咨询《2019—2025 年中国泛娱乐产业市场竞争态势及投资战略咨询研究报告》第3 页。
[40]刘旭光. 话语的溢出、冲撞、化合与内生——近代以来中国艺术审美理论话语论纲［J］. 学术研究，2020（1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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