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山草堂雅集说起
关于昆山腔的渊源，被后世推崇为“乐圣”的魏良辅在所著《南词引正》中是这样描述的：
腔有数样，纷纭不类……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铁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音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文中所提到的黄幡绰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伶工，安史之乱后避地来吴，终老昆山。魏良辅将昆山腔的源头上推唐代燕乐，自有他一定的道理。至于元明之间顾坚、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等人“善发南音之奥”的结会吟歌，时代既近，文献具在，更决计不是捕风捉影的传闻。寻绎魏良辅《南词引正》文意，“国初有‘昆山腔’之称”似乎正得名于顾坚之流在昆山千墩的曲学活动。
自号风月散人的顾坚被魏良辅推为元明年间曲坛的核心人物，奇怪的是他在当时并不是很有名。《昆山县志》上找不到他的名字，千墩镇上也找不到他的遗迹，甚至他的诗集和曲学著作《陶真野集》、《风月散人乐府》也早已湮没不传，这使今人无从揣测魏良辅所谓“善发南音之奥”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能扼腕叹息。想来顾坚曲学虽精，却只是一名社会身份不高的乐工，这从魏良辅之直呼其名可见端倪。而作为顾坚的吟侣曲友而参与早期“昆山腔”活动的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等文化名流，魏良辅都书字号而不称其名，可见他们文化层次之高。
其中杨铁笛名维祯（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浙江诸暨人。以诗擅名元明间，号“铁崖体”，古乐府尤称名家。又擅吹铁笛，自号铁笛道人。登泰定四年（1327）进士，署天台尹，历官福建路推官，擢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兵乱，浪迹浙西吴淞山水间，以声乐自随。入明，洪武二年（1369）征召纂修礼乐，使者诣门，以老辞。有司逼迫诣阙，留百余日而返，抵家卒，年七十五。所著《东维子集》三十卷，《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维祯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柢于青莲、昌谷，纵横排奡，自辟町畦。”推为李白、李贺一类的怪杰。又工散曲，但传世者仅南曲［双调·夜行船］一套及小令［中吕·双飞燕］一支，前者为元人南套名作：
［夜行船序］霸业艰危，叹吴王端为，苎罗西子。倾城处，妆出捧心娇媚。奢侈，玉液金茎，宝凤雕龙，银鱼丝鲙。游戏，沉溺在翠红乡，忘却卧薪滋味。［前腔］乘机，勾践雄徒，聚干戈要雪，会稽羞耻。怀奸计，越赂私通伯嚭。谁知，忠谏不听，剑赐属镂，灵胥空死。狼狈，不想道请行成，北面称臣不许。［斗蛤蟆］堪悲，身国俱亡，把烟花山水，等闲无主。叹高台百尺，顿遭烈炬。休觑，珠翠总劫灰，繁华只废基。恼人意，叵耐范蠡扁舟，一片太湖烟水。［前腔］听启，槜李亭荒，更夫椒树老，浣花池废。问铜沟明月，美人何处？春去，杨柳水殿歌，芙蓉池馆摧。动情的，只见绿树黄鹂，寂寂怨谁无语。［锦衣香］馆娃宫，荆榛蔽；响屟廊，莓苔翳。可惜剩水残山，断崖高寺，百花深处一僧归。空遗旧迹，走狗斗鸡，想当年僣祭。望郊台凄凉云树，香水鸳鸯去，酒城倾坠。茫茫练渎，无边秋水。［浆水令］采莲泾红芳尽死，越来溪吴歌惨凄。宫中鹿走草萋萋，黍离故墟，过客伤悲。离宫废，谁避暑，琼姬墓冷苍烟蔽。空原滴，空原滴，梧桐秋雨；台城上，台城上，花鸟啼。［尾声］越王百计吞吴地，归去层台高起。只今亦是鹧鸪飞处。
明王骥德《曲律》以为杨维祯此套与无名氏［大石调·念奴娇］套“颇具作意”，此外则元人南曲长套“自无可取矣”，并谓此曲在当时“犹脍炙人口”。明代重要的选本如《新编南九宫词》、《群音类选》、《吴歈萃雅》、《词林逸响》等均将此套收录。而梁辰鱼作《浣纱记》传奇更是搬用杨维祯此作入全剧结束处的《泛湖》一出，《锦衣香》、《浆水令》二曲几乎只字未改。可见杨维祯在明代戏曲家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顾阿瑛名瑛（1310—1369），一名德辉，字仲瑛，自号金粟道人，昆山人。他是一位家境丰厚，轻财好客的读书人。举茂才，署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辞不就。年四十，以家业托付其子，筑别业于茜泾西，曰玉山佳处，园池亭榭，图史声伎，并冠绝一时。日夕与客置酒咏歌，搬演杂剧于其中，四方名士咸主其家。顾瑛曾编著友朋唱酬之作为《玉山草堂雅集》。玉山草堂的座上客除杨维祯、倪元镇外，还有文学家张翥（1287—1368，杭州人）、李孝先（1296—1348，乐清人）、袁华（1316—？，昆山人），书法家郑元佑（1292—1364，遂昌人），画家柯九思（1290—1343？，仙居人），道冠张雨（1277—1348？，钱塘人）等，尤其值得注意的尚有《琵琶记》的作者高明（1301？—1370？，瑞安人）。《玉山草堂雅集》卷八记至正九年（1349）八月，顾瑛与高明宴饮于顾家碧梧翠竹室，集中记述了宾主的交往：“长才硕学，为时名流。往来予草堂，具鸡黍谈笑，贞素相与，淡如也。”可知顾瑛是早期昆山腔曲会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这一活动的组织者和东道主，而他的别墅玉山草堂则是曲家聚会的主要场所。
倪元镇，名瓒（1301—1374），号云林子，无锡人。工诗词，擅书画，称三绝。尤以画与黄公望（1269—1354，常熟人）、王蒙（1308—1385，湖州人）、吴镇（1280—1354，嘉兴人）齐名称“元四家”。性不合流俗，混迹编氓，人号“倪迂”。著有《清閟阁集》十二卷传世。《录鬼簿续编》谓倪瓒善操琴，精音律，擅作北曲小令。留传至今的有［人月圆］、［小桃红］、［凭栏人］、［折桂令］、［水仙子］、［殿前欢］等十余支，尤以［水仙子］送别二首脍炙当时，称为名作：
东风花外小红楼，南浦山横眉黛愁。春寒不管花枝瘦，无情水自流。檐间燕语娇柔。惊回幽梦，难寻旧游，落日帘钩。
吹箫声断更登楼，独自凭栏独自愁。斜阳绿惨红消瘦，长江天际流。百般娇千种温柔。金缕曲新声低按，碧油车名园共游，绛绡裙罗袜如钩。
婉丽缠绵，迥异元人风格。北曲南移雅化的蜕变之迹，于此不难寻绎。
考察倪瓒和黄公望、吴镇诸人所擅长者几乎全是北曲的现实，分析关于顾瑛“尤好搬演杂剧，即一段公事，亦入北九宫中”（《稗史汇编·曲中广乐》）的记载，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即一方面，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代表北方文化的北曲、杂剧已显颓势，而代表南方文化的南曲、传奇正崭露头角，开始显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无论就全国抑或江南甚至仅就吴中而言，在曲坛占统治地位的毫无疑问仍是北曲。正因如此，顾坚之流“善发南音之奥”的早期昆山腔曲会才会如此引人注目。然而处于民间地位的南曲声腔雅化并走向成熟的路途却出人意料地漫长和艰难，这同样是由明初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洪武元年（1368）春正月，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之初，曾谕告来朝见的地方官员：“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生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明史·太祖纪二》）又谕告礼臣：“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诗，章淫以夸。故一切谀词艳曲，皆弃不取。”（《明史·乐志一》）太祖皇帝三令五申，反复强调戒除奢靡。虽然同所有的统治者一样，朱元璋之禁止属下娱乐，并不妨碍他自己享用，但是同后世相比，明初的宫廷娱乐还是较为克制的。如“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明史·乐志一》）。对于正在兴起的南戏，朱元璋也心存艳羡。明徐渭《南词叙录》载：
时有人以《琵琶记》进呈。高祖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鞵也！”由是令优人进演。
然而这种较有节制的娱乐，有时也还因受到臣下的反对而不得不作罢。《明史·周观政传》载周观政任监察御史时，“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朱元璋戒奢之风于此可见一斑，其影响被及数朝。南曲声腔也就根本不具备发育成熟所必需的社会环境。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作为一条重罪列入《大明律》中，从而剥夺了知识分子遁世独善的权利，强迫他们出仕效命。他读《琵琶记》后谓高明“宫锦而制鞵”，就是责备他以高才硕学沉溺于戏曲，不务正业，不思考功名、走仕途，为新朝所用。于是“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祖不复强。亡何，卒”（徐渭《南词叙录》）。对于高明这还算是格外的优待，对于其他大量不愿与新朝合作的江南文人，朱元璋毫不姑息地治罪，甚至处以极刑。史载“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明史·刑法志二》）。而一时俊彦如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危素、王蒙、宋濂、王冕、戴良、王行、孙蕡、王彝、赵介、刘琏，包括上文提到的玉山草堂座上客杨维祯、倪瓒、袁华等人，或遭腰斩，或下牢狱，或病卒于役所，或自戕于途中，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断送于朱元璋之手。甚至被迫出山的佐命勋臣刘基，在天下砥定之后，仍未免于一死。诚如郑振铎所云：“朱元璋一手摧残了明初的文坛……我们读这段诗史，其不愉快实不下于元初蒙古族的入主中原的一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五十章《元及明初的诗词》）这种“不为我用者杀无赦”的高压政策就像一场瘟疫肆虐蔓延，将原本很有生气的江南文苑吞噬殆尽，不仅“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昆山腔就此噤声无闻，百年之间，竟再无一颗江南明星能在当时沉闷寂寥的中国文坛上哪怕闪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