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姑苏繁华图

2.重温姑苏繁华图

昆曲舞场鼎盛的乾隆年间，苏州一度有昆曲戏班四十七个（参苏州老郎庙《翼宿神祠碑记》），“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顾公燮《丹午笔记》）。乾隆帝弘历每隔数年便要南巡，每次南巡总要驻跸苏州，过足戏瘾后方起驾别往。乾隆二十四年（1759），当乾隆帝第二次南巡（1757）和第三次南巡（1761）之间，苏州画家徐扬作《盛世滋生图》长卷，又名《姑苏繁华图》。画卷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介狮山、何山之间，入姑苏郡城，经盘、胥、阊三门，穿山塘街，至虎丘止，重点描绘了一村（山前）、一镇（木渎）、一城（郡城）、一街（山塘）景况，计有士农工商各色人物一万两千多个，舟楫排筏近四百条，桥梁五十多座，街道上可以辨认的店铺市招二百三十多家。画笔所至，二百四十多年前昆曲全盛期的姑苏风物民俗尽收眼底。我们不妨沿着当年画家经行之迹去作一次寻古访幽的昆曲之旅。

迎面一带青山，怪石嶙峋，风景奇秀。这不就是姑苏城西南的灵岩山吗？山上有馆娃宫遗址，相传是两千五百年前吴王夫差贮养西施的地方，徐扬选择此地起笔构画《姑苏繁华图》，正与梁辰鱼以吴越春秋故事撰写的第一个昆腔传奇《浣纱记》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吴地人文的发端之章啊。沿着专为皇帝南巡至此而铺设的蜿蜒上山的御道边行边看，便会发觉石室，据《吴越春秋》所载，这原是当年吴王夫差拘禁勾践之处，后来夫差与西施游山在此憩息，便称之为西施洞；石城，《吴地记》谓为“吴王离宫，越王献西施于此城”；划船坞，传为夫差为西施掘地蓄水，划船游戏之处；由姑岭，是夫差与西施自馆娃宫去姑苏台的必经之路；采香泾，又名箭泾，是夫差命人开凿以便宫女经此泛舟去香山采集香草的。山上花园内，则有浣花池、玩月池、吴王井、梳妆台等，再往上经响屟廊遗址而至山巅，巨石上“琴台”二字赫然在目，传说是西施操琴处。登临眺望，三万六千顷浩瀚太湖上浮动着点点风帆。《浣纱记·归湖》中生唱［北新水令］一曲：

问扁舟何处恰才归？叹漂流常在万重波里。当日个浪翻千丈急，今日个风息一帆迟。烟景迷离，望不断太湖水。

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举伍子胥为行人”，“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赵晔《吴越春秋》卷四），这就是苏州古城的来历。古城选址于太湖东面群山尽头，因而自城西以迄湖滨是群峦起伏，而出城东直到大海则是一望水乡平原。《姑苏繁华图》的右端以灵岩山为中心，气韵生动地描绘了吴中群山的风采。灵岩山北邻天平山，这是范仲淹祠堂和范氏祖坟所在，明万历间范允临于此筑天平山庄，范氏家班以擅演《祝发记》著名一时，为苏州上三班之一；西畔是穹窿山，有朱买臣读书台和藏书庙，以及朱买臣前妻崔氏投水自尽后村人打捞其尸体之处捞桥，那是昆腔传奇《烂柯山》的本事所在，剧中《痴梦》、《泼水》等出至今热演舞场；南望胥山，正当采香泾入湖之口，有胥王庙，祀伍子胥，故名胥口，也是传奇中勾践灭吴之后范蠡偕西施乘扁舟入五湖，泛海去齐国之处。与胥山隔湖对峙的是东西洞庭山，这是所称太湖七十二峰中为首的两峰，东洞庭山有柳毅井，李渔曾据柳毅传书故事作《蜃中楼》传奇；西洞庭山则有消夏湾、缥缈峰诸胜，是沈自晋所作《望湖亭》传奇的背景地，剧中［锦衣香］一曲写湖山胜景极为传神：

消夏湾，风生骤；缥缈峰，云飞陡。扶筇直上危巅，悬崖绝窦，仰天狂叫漫凝眸。环湖似玦，绕砌三周。想苏台一带，望烟霞依稀回首。何处遥山秀？是吴兴南岫。更毗陵路渺，层峦辐辏。

消夏湾是吴王夫差与西施避暑之地，就像采香泾、馆娃宫一样，太湖流域的山山水水无一不与吴越春秋历史传说有关。我们追随着徐扬的笔触走出湖东群山，来到灵岩山南麓的一个古镇。相传吴王夫差得越贡神木，将筑姑苏台，积材于此三年，连沟塞渎，因名“木渎”。梁辰鱼翻此事以为《浣纱记》第三十一出《神木》。图中店铺林立，航船相接，人流如织，好一派热闹景象。一艘彩船正缓缓驶过，那是衣锦荣归的新科状元；拱桥边人家厅堂里，有两个人正相对而坐，操三弦弹唱。稍左的木渎东街上，法云庵里香烟缭绕，遂初园大厅里喜气洋洋，高朋满座，正逢宴集。厅北屏门前居中放着三张方桌，每桌一人，这是正席主宾。东西两面分设副席，各摆两张长桌，每桌二人。中铺红底粉花的氍毹，氍毹上靠门的一边并排摆着两张椅子，那是道具而兼太上板。一场好戏正在开演：穿青衣的旦脚挑着两桶水过场，穿黑衣的丑脚坐在下场角地上哭。这应该是《白兔记·私会》牧童戏弄李三娘，偷藏其水桶的场景。只见座客交头接耳，窃窃私议，他们也许在说：刘智远即将登场，李三娘苦尽甘来，就要同丈夫、儿子团圆了。

离开木渎，掠过高耸着“明解元唐寅之墓”碑的古镇横塘，来到上方山下石湖之畔。越来溪、越城桥和吴城等老地名见证着这儿曾是当年吴越两军对垒的古战场。同样，在硝烟散去之后，上方山也成为僧占之地。寺名治平，山顶上七层楞伽宝塔记录着这段历史。山下行春桥畔则是范成大石湖别墅遗址。旧时八月十八行春桥看串月，九月初九上方山治平寺登高，都是吴地重要民俗。康熙十年（1671），时住拙政园的吴三桂之婿王永宁曾率家班在此“连十巨轲为歌台，围以锦绣”，登台演戏，为“吴中胜事”（刘献廷《广阳杂记》）。可惜徐扬此画作于春天，自然无此热闹。然而再往前走，狮子山脚下却戏台高扎，正演春台戏。戏台扎得很气派，飞檐翘角，四以朱栏。台下满是从四乡八镇聚集拢来的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足有好几百人，一直站到了河边上，河里还有人乘船赶来看戏。戏台东侧另有一座看台，那是专为妇女设置的。观众这么多，于是把小商贩也吸引来了，他们把骆驼担歇在场边，边看戏边做生意。台上正在演唱的是《打花鼓》，这本是明人传奇《红梅记》中的一出，演一对凤阳夫妇流浪卖艺，遭富家公子戏弄的故事。经艺人不断改编丰富，在徐扬作《姑苏繁华图》的乾隆时期乃是深受平民百姓喜爱的著名时剧。在当时盛行的乡村春台戏中演唱此剧，应是实录。

狮子山东北是枫桥古镇，唐人张继一首《枫桥夜泊》诗将寒山寺的寻常钟声传送到千年以下，万里之外。明清之间戏曲家张大复曾寓居于此，自号寒山子，将自己以毕生精力编纂的曲学专著命名为《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调南曲谱》。他所作的传奇《醉菩提》把道济和尚写得出神入化，或许是长期居住庙中，谙熟僧人生活的缘故吧？他的另一部传奇《如是观》，为岳飞翻案，大快人心，它与寺中今存岳飞手书“三声马蹀阏氏血，五伐旗枭克汗头”和“还我河山”碑铭不会毫无关系吧？令人不解的是《姑苏繁华图》竟然没有画到入城必经的寒山寺和江、枫二桥。然而考之方志，这也大致符合历史现实。康熙五十年（1711）冬，寒山寺遭大火，大殿焚毁；在此前后，寺内僧众遇毒，死亡殆尽。天灾人祸，元气大伤。因而当清朝全盛之年，这座千年古刹正值衰败式微之时。冷落柴门，老僧补衲，虽也堪堪入画，却显然有悖于渲染姑苏繁华的题旨格调，这应该就是徐扬当初绕道而走的原因。

前面就到苏州城了。又是一座宝塔，这是位于苏城西南角盘门内的瑞光塔，透过城垣还可以遥见苏州府学的大成殿、明伦堂和棂星门。再往前便是胥门，传说伍子胥曾悬首于此，以观越军入吴。当越军兵临姑苏城下时，“望吴南城，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即日夜半，暴风疾雨，雷奔电激，飞石扬砂，疾于弓弩”。越帅不得不在胥门下隆重设祭，请求放行。伍子胥不敢违拗天命，于是托梦让越军绕道走城东。《浣纱记》就此轰轰烈烈地演为《死节》、《显圣》两出。图上城河边大路上的拱桥是怀胥桥，桥堍人家的楼台上正在演戏。厅堂内一位老人面北端坐，右首一年轻人陪坐。露台上西边两人侍立，东边坐着两名乐师，一人吹笛子，一人弹琵琶。中间铺设氍毹，一名著素色衣裙的旦脚正怀抱婴儿，边唱边演。这是《西游记·撇子》，还是《双珠记·卖子》，或是别的什么戏，由于场上人物太少，一时难以确指。只是那看戏人一老一少正看得目不转睛，尤其是那位老人已被剧情吸引得前倾着身子，快从座位上站起来了。

胥门城内有一片洼地，名叫百花洲，那是当年吴王去姑苏台的必经之路。《游台》出中那支脍炙人口的［普天乐］开头唱道：“锦帆开，牙樯动；百花洲，清波涌。兰舟渡，万紫千红；闹花枝，浪蝶狂蜂。”明清之间，这是每年虎丘中秋曲会的必唱之曲。

胥门内道前街是旧时官府衙门萃集之地。画中街东首桥北的重檐殿堂是府台衙门，旧时每年立春日，苏州知府在此会同吴、长洲、元和三知县打春演戏，以祈年丰。府台衙门西边几乎紧挨着掌管全省刑狱和官吏考核的臬台衙门，衙门有官员把守，衙内披红挂彩，学台大人正在此主持院试，来自各府各县的应考童生已进入两庑考场。臬台衙门北边是掌管全省民政财务的藩台衙门，门前高悬“江苏总藩”黄旗，辕门内外仪仗及僚从人员甚众，似有要员将要出巡。仪门檐柱有“帝德如天，臣心似水”抱对，内为存放银两财帛的藩府重地。藩台衙门东北隐约可见吴县衙门的一对旗杆。现实生活中的这一带仍然是政府机构聚集之地，几年前还新建了一座体量很大的苏州市人民大会堂。会堂东面的西美巷里有纪念明代苏州知府况钟的专祠——况公祠，享堂、戏台俱存，乃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吴县知县高心夔所重建。时在清初人朱㿥创作《双熊梦》传奇之后约两百年，足可说明这位死在苏州知府任上的青天大老爷在民间的深远影响。旧时况公祠香火极盛，致祭时例必张灯演剧。

图中稍南旗斗高建之处是南宫坊，为总揽全省军政大权的巡抚衙门。衙中第四进清德堂是巡抚大人宴客演剧之所。据《林文忠公日记》，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间，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曾邀集僚友松筼溪、杜芝楣、裕鲁珊、周介堂等一起在此观看大章班演出。晚清时代，原在教场演武厅旁旗纛庙举行的祭旗纛仪式移至巡抚衙门，据老辈昆曲艺人回忆，祭旗纛例在每年春秋两季。辕门里摆设香案，由内外两个中军官主祭，四个守备和其他武弁陪祭，都是佩带刀剑，全副戎装。祭毕，由事先邀请的昆班演戏四出，封赏五元。然而如今只有抚署大门还具有文物的身份并基本保持原貌。

与府台衙门情况极其类似的还有苏州织造衙门，由于它坐落于城东葑门之内，没能进入徐扬《姑苏繁华图》的视野，但却列入了清帝历次南巡的行程。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圣祖玄烨首次南巡便曾驻跸于此，连夜演戏，次日上午又接着演。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第二次南巡，又在此观看寒香、妙观诸名部演出，并选陈明智等人供奉内廷。历任织造使曹寅、李煦、海保等曾先后蓄养戏班，都是昆曲的痴迷者和倡导者。试看雕刻在仪门上的织造府平面图，你一定会惊讶于以下这一事实：从前这里居然有那么多唱戏的地方：平座戏台、楼阁戏台、观戏厅、内戏房、外戏房、小戏房……不知当时的人们除了演戏看戏还干些什么。不过现在大小戏台戏房均已荡然无存，唱戏声也变成了琅琅读书声，原址早已改建为一所很有名的中学，只有庄重的头门、仪门尚略存织造署旧观。而曾作为皇帝行宫的西花园遗址中，乾隆四十四年（1779）特地从留园移来的江南名石瑞云峰依旧静静地耸立在半亩方塘之中。

迤逦行来，街市越来越繁华，人流也越来越拥挤。蓦见城楼巍峨，原来已到阊门了。《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写道：“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与盘门、胥门相比，这一带果然别有一番气象。《姑苏繁华图》的作者徐扬本人即家住阊门内专诸巷，因而画到此段自是尤为熟悉、尤为亲切。

南面一条大桥，居中一座石拱桥，那是黄鹂坊桥，桥西为黄鹂坊弄，桥东为申衙前，现则统称景德路。街中牌楼标志着明正德间名相王鏊的祠堂所在，明万历间首辅申时行府第亦在此。今存西宅大厅春晖堂，据考即建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申时行被黜归吴之初的赐闲堂，面阔五间二十五米，进深十三米，有“百桌厅”之称。昔日主人常在此宴客演剧，申府家班居苏城上三班之首，以擅演《鲛绡记》驰誉遐迩，有“申鲛绡”之称。班中的周铁墩、醉张三等都是一时名角，而据焦循《剧说》，大戏曲家李玉也曾是申府家人，这是一个经常引发戏曲学者议论的有趣话题。春晖堂现归苏州中医院管理，医院将大厅整修后开办了中医药博物馆。这使我想起另一个有趣的话题：明清两代的重要曲家中，太仓魏良辅业医，其门人太仓赵瞻云、常熟周似虞业医，吴江徐大椿业医，长洲叶堂则出身于名医世家，加上古今曲家大多长寿的事实，那么医学和曲学、习曲和养身，二者之间是不是有某种至今不为人知的内在联系呢？

志载申时行后裔曾在宅东筑籧园，清乾隆时刑部尚书蒋楫居之，掘地得泉曰飞雪，又聘戈裕良叠石为山，占地仅半亩，而深山幽谷，飞梁曲径，鬼斧神工，宛若天开，群推为江南独步，吴中第一。图中怪石嶙峋，老树纵横，亭榭参差，宛然名园景致。此园在清中叶先后经太仓状元毕沅、杭州宰相孙士毅等人居住，道光二十九年（1849）归汪氏，改名颐园，又称环秀山庄，汪氏常在园中雅集觞咏。民国初年的环秀山庄主人汪鼎丞（1861？—1935）是著名曲家，工冠生，曾从俞粟庐学。他是谐集、道和两曲社的创始人，又曾参与创建昆剧传习所，为十二董事之一。民国七年（1918）春，汪鼎丞邀集同仁饮宴度曲于环秀山庄补秋舫，座客吴江名士金天翮作文记其胜，文中写到：

戊午春，毕节路春坡、贵阳许肇南来苏城，鼎丞复招之饮，度曲于补秋舫。舫位在山之北隩。余据盘石听之，笛声摇曳出翠微间，而涧瀑自墙外来，应节相和。时玉梅二株怒放，辛夷亦垂垂坼。罄无算爵，宾主尽欢。

金天翮此记由章钰书录、周梅谷刻石成碑，嵌于园内壁间，读之令人心驰神往。环秀山庄不仅有曲家清唱，而且有戏班演出。光绪六七年间，当红小生周凤林曾破例兼搭全福、聚福两班，他每天先随全福班在老郎庙演完《前三笑》后，立即乘轿赶场到环秀山庄随聚福班接演《后三笑》，观众亦跟着他从一个戏场涌向另一个戏场。至于聚福班当年曾在环秀山庄的哪一处地点搭台演戏，聚福班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昆班曾经来此演出，这些问题现今已经难以索解。然而昆曲与园林的联姻并不肇始或局限于此时此地，据《林文忠公日记》，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初十日，适逢孝和太后钮祜禄氏六旬万寿，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率“在省各文武”“诣万寿宫”“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赴沧浪亭观剧，与榷使、两司、一府、三县分坐五席，为竟日之聚，二鼓散回”。其实，苏州各大名园中，拙政园的看楼戏亭、留园的东山丝竹戏厅、惠荫园的享堂戏台、天平山庄的逍遥亭、怡园的藕香榭等，都曾是搬演昆曲的歌舞场，其中有的至今遗迹可寻。

城北平门内旧有一座园林，传为汉代张长史隐居植桑之地，名叫五亩园。北宋时归梅氏，曾以“园林第宅卓冠一时”（顾震涛《吴门表隐》）。后屡有兴废，清咸丰十年（1860）毁于兵燹。荒芜日久，如今已罕有知晓者。然而在昆曲界它却是鼎鼎有名。这里八十年前就是系民族文化命脉于一身的昆剧传习所，它连同从这儿起步走向社会舞台的四十多位传字辈艺人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戏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独有偶，50年代中，城西阊门内的另一座名园——艺圃又一度成为昆曲传承的重地，培养出了苏州昆曲的第二代传人——继字辈演员。艺圃又名药圃、敬亭山房，明清之间先归文徵明曾孙、天启状元文震孟，后由莱阳名士姜埰、姜垓兄弟奉母寓此。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梅曾演述姜垓和秦淮名妓李十娘故事为《暖香楼》杂剧，民国十六年（1927）改原作为《湘真阁》杂剧，并自制曲谱，指导传习所学生排演，由顾传玠、朱传茗、施传镇、倪传钺、华传浩分饰剧中人姜垓、李十娘、方以智、孙临、梅香，成为晚清以来为数不多的昆曲新创剧目。有别于五亩园的荒芜败落，艺圃是苏州城内保存较好的明代园林之一，山高池广，疏朗自然，1999年12月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扩展地增列于世界遗产名录。

昆曲和园林植根于同一片文化土壤，数百年来，作为苏州传统文化的两翼，它们有力地托起并支撑着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江南文化中心的不争地位，并且从吴中走向全国，走向海外，成为民族文化的响亮品牌。在现实生活中，不但园林诠释着昆曲之美，昆曲也歌唱着园林之美。昆曲和园林就像一对情投意合的才子佳人，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并肩展示着人生的真谛和情趣。正因如此，《牡丹亭》所讲述的不朽爱情故事是从主人公春日游园开始的。汤显祖借杜丽娘之口道出“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名句，然后唱起那支脍炙人口的［皂罗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那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声溜的圆。

就在这如诗如画、似梦似真的芍药栏前、湖山石边，男女主人公一霎幽会。兹后剧情的发展，杜丽娘重游寻梦，为情殒命，柳梦梅拾画玩真，启坟还魂，无不借园林以为场景，以为氛围，从而再好不过地演绎并揭示了汤显祖所谓“春色”的深致内涵。

当然，《牡丹亭》并非是选择园林作为故事背景的惟一昆曲剧本。昆腔传奇传世名作如《南西厢》、《浣纱记》、《红梨记》、《玉簪记》、《长生殿》、《桃花扇》等都不约而同地把主要情节或主要场次安排在园林里展开。剧作家们用饱蘸才情的笔墨写下了无数描绘园林景致的佳句名篇，数百年间在昆坛传唱不息。

艺圃紧挨着阊门内著名的历史街巷——吴趋坊。从《姑苏繁华图》上可以依稀分辨，这是一条南起黄鹂坊桥西堍、北抵皋桥南堍的枕河小街，它被夹在景德路和中市路两条主干道之间，全长不过六百来米，从一端走到另一端也花不了十分钟。可就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街坊，长久以来一直是苏州古城的象征。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西晋初年，被誉为“太康之英”的大诗人陆机（261—303）就曾作《吴趋行》热情讴歌吴中风物人文：

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吴趋自有始，请自阊门起。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重栾承游极，回轩启曲阿。蔼蔼庆云被，泠泠祥风过。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王迹隤阳九，帝功兴四遐。大皇自富春，矫手顿世罗。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淑美难穷纪，商榷为此歌。

清人姚承绪遍访吴中胜迹，题咏殆遍，得诗五百四十六首，并于道光十九年（1839）汇刻成书，取名《吴趋访古录》。中有一诗用陆机《吴趋行》韵咏吴趋坊，自注云：“在阊门内皋桥南，列肆甚盛，元宵灯市尤伙。”在昆曲全盛的明清之间，吴趋坊乃是苏州城里戏班聚集的歌舞之场。

沉醉于乾隆盛世风光中的徐扬，也许想起了前朝乡贤唐寅的名作《阊门即事诗》：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千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于是意犹未尽地在画稿上端添上一座古塔——那是苏州城里最高的建筑物报恩寺塔，与瑞光塔一北一南，遥相对峙而成为古城的标志。

阊门外横跨护城河上的大桥是钓桥，东西向的枫江与南北向的濠河在此交会。濠河西岸以钓桥为界，左首通往胥门方向的大街为南濠街，右首通向西北城角的小街为北濠弄，明清时代，这儿是南北货商号的集中地。跨枫江两岸，河南正对着钓桥的大街为上塘街，河北岸的小街为下塘街，是旧时布商和染踹业的聚集地。商市繁荣，人口稠密，河里航船如织，河上桥梁相望。路河相枕，从阊门脚下直通枫桥，是进出姑苏城的交通要道。明代在枫桥设铁铃关，在下津桥设白虎关，在普安桥设金阊关（又名青龙关），合称三关，曾是抵御倭寇、拱卫苏城的主要屏障。如今除铁铃关屡经修缮保存完好外，其余两关已于50年代被先后拆除，但较近阊门的普安桥堍尚有遗迹可寻。此桥通宽21米，是苏州现存古桥中最宽的一座。桥面上靠北建有关帝庙，桥南原有与庙门相对的跨河戏台。

枫江诸桥中比普安桥更靠近阊门的是渡僧桥，传说三国时代有神僧在此折柳渡河，故名。渡僧桥紧挨钓桥西堍，当“南北之通津，会城之要道”（乾隆十三年《重建渡僧桥记》），地势非常重要。旧时桥北下塘街口开有三庆、庆会、金桂等好几家戏园，其中始建于光绪八年（1882）五月间专演昆戏的三庆茶园虽已散为民居，屡经修建而面目全非，却侥幸保存至今，实属不易。

从三庆茶园旧址沿着下塘街西行一百多米，右边出现一条狭窄的石板小巷，这里是叶家弄。寻常巷陌，百年老屋，却是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巷首那座不起眼的旧房子就是魏良辅之后最重要的昆曲家叶堂的故居——纳书楹。

叶宅坐北朝南，三路七进，虽历经沧桑，东半部尚称完整。尤以中路第三进正厅，扁作梁架，前后翻轩，灵芝纹垫拱板，彩绘脊桁，仍是清前期建筑风格。两百多年前，叶堂就是在这儿研习曲理，校订曲谱，建立并完善他的昆唱规范的。

当徐扬作画行经此地的时候，叶桂早已作古，叶堂则尚未成名。于是他匆匆跨过渡僧桥，头也不回地向北直奔山塘桥，展开画卷，将那顶高高的石拱桥一笔不苟地搬入了《姑苏繁华图》。

这儿是七里山塘的起点。民歌《大九连环》中唱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苏州有山塘。”自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苏州刺史白居易主持修建以来，千余年间，山塘作为苏州八门之首阊门和江南第一名胜虎丘之间的主要通道，它简直就是姑苏繁华的一个缩影或代名词。康熙帝玄烨曾六次“出阊门，乘舟历山塘”，驾幸虎丘，并同随驾大臣们一起在船上看戏；乾隆帝弘历则喜欢骑马游山塘街，“马嘶小步出金阊”，“山塘策马揽山归”。乾隆二十六年（1761），孝圣太后钮祜禄氏七十圣寿，时届知命之年、曾经三次奉母南巡的乾隆帝献给母亲的寿礼竟然是在圆明园东部新辟的长春园中仿照山塘街修筑的一条苏州街，以便年迈的皇太后不出北京城便能饱览山塘风景、姑苏繁华。所憾百年之后的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遭英法联军之劫，苏州街被毁为废墟。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又仿照圆明园旧制在万寿山北重开苏州河，两岸街市，商号林立，俨然乾嘉盛世风光。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辛弃疾《永遇乐》）当年“商贸鳞集、货贝辐辏”（雍正七年《岭南会馆广业堂碑记》）的七里山塘，随着近代以来大运河交通功能的弱化而丢失了往日的喧闹繁华，平添了几许优雅静谧，渐渐成了寻幽访古的好去处。五步一牌坊，十步一祠宇，沿街每幢旧房子里都可能走出一位似曾相识的文化名人，河岸上每棵古柳树下都可能泊过他们游山归来的画舫。不过一下山塘桥，最先引起你注意的应该是一家连一家的会馆遗址：康熙十七年（1678）南昌商人建造的冈州会馆，康熙十六年（1677）东莞商人建造的宝安会馆，万历年间广州商人建造的岭南会馆，乾隆六年（1741）西安商人建造的全秦会馆，顺治年间山东商人建造的东齐会馆，乾隆三十年（1765）山西商人建造的全晋会馆，乾隆二十七年（1762）常州商人建造的毗陵会馆……会馆是旅苏外省客商聚集同乡议事联谊之所，因而会馆内必有戏楼或戏台。据1958年文物调查，当时苏州的会馆建筑尚存一百三十二处之多，其中戏台保存完好的尚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创建于阊门外潭子里的高宝会馆、乾隆十七年（1752）创建于南濠大街的金华会馆、乾隆二十六年（1761）重修于山塘街的陕西会馆、乾隆四十六年（1781）创建于阊门外大马路的江鲁会馆、乾隆六十年（1795）重修于五福路的江西会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于上塘街的汀州会馆等。然而历经风雨沧桑而至于今日，苏州城内外诸多会馆有迹可寻者仅剩下寥寥二十来处，其中戏楼戏台尚存者则只有四处，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创建于阊门外上塘街的潮州会馆戏楼，光绪五年（1879）重建于相门内中张家巷的全晋会馆戏楼，光绪十五年（1889）新建于阊门内天库前的武安会馆戏台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于胥门外枣市街的嘉应会馆墙门戏楼。

四座会馆戏台的孑遗都不在山塘街上，但是山塘街上自有其他演戏看戏的所在可寻。就在山塘河东首第二座桥——通贵桥西南堍，旧时有一座山塘戏园。这里原为明嘉靖间大学士吴一鹏（1460—1542）的故居，主厅玉涵堂，面宽三间十六米，进深六檩十四米，扁作梁架，贴砖墙裙，青石柱础，系为明代原构，当地百姓称为“阁老厅”。它被改建成山塘戏园应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的事。诗人袁学澜（1803—1894？）曾作《竹枝词》咏及此事云：

袍笏登台劝客觞，歌楼舞馆枕山塘。人间富贵原如梦，阁老厅高作戏场。

然而即旧宅厅堂改建戏园之类的事在阊门山塘一带恐怕并不十分罕见。吴一鹏的另一处别业——位于郦季子巷内的真趣园，雍正间归赵氏，“乾嘉间已改戏园，为居人演剧觞宾之便”（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八）。更早，雍正年间，已有人将原属明嘉靖间御史郭仁的坐落于虎丘北长荡东的郭园改建成戏园，这通常被认为苏城创设戏园之始。至于乾隆年间，已是“城内城外，遍开戏园”（《长洲县志》），“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顾禄《清嘉录》）了。这在当时是颇有争议的。有人认为，虽然“梨园演剧，祝嘏称庆，酬神宴宾，例所不禁”，但是“聚众耗财，莫如戏馆”，而“推原其本，优伶向出苏州，实为滥觞之始”，因而同为“东南大郡，宁杭并称都会，维扬夙号繁华，不闻有戏馆之设，何独于苏州而应有之”（潘遵祁（《苏城宜永禁戏馆议》）？此议虽意在禁止戏馆，颇嫌迂腐，却又非常正确地指出了在苏、杭、宁、扬四都会中，惟独苏州有“戏馆之设”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州出“优伶”，苏州人爱看戏。戏馆乃是苏州昆曲演出市场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其实，与戏馆同时并存，庭园厅堂、广场春台、水上戏船的演出活动照样盛行。尤其山塘河上的船台演出，一直是最负盛名的旅游项目之一。船名卷梢，重檐走轳，体制宽大，船头作戏台，船舱作戏房。看戏者可在岸上或另唤沙飞、牛舌等小船近泊观看。

七里山塘，街河平行，虹梁相望。其中“最著名之处”昔推桐桥。桥跨十字洋口，每年端午，竞渡龙舟多集于是，时人有“三春红烛夜，一片画船歌”（李其永《桐桥舟中得句》）之句咏其繁华。因而清人顾禄以《桐桥倚棹录》命名其所撰记述山塘虎阜人文风物之书（见顾禄《桐桥倚棹录凡例》）。在徐扬《姑苏繁华图》上，这是一座小小的带木栏杆的石板桥，在它的南面，横跨山塘河上的那座高大的石拱桥则是半塘桥，顾名思义，这儿正当七里山塘之半。明清之间，秦淮名妓董小宛、沙嫩儿曾先后卜宅于此。光绪三十四年（1908），沪宁线全线开通，一座雄伟的铁路桥几乎贴着半塘桥跨越山塘河，山塘街被无情地拦腰截断。随后，十字洋南端出口堵塞，桐桥被拆除无痕，半塘桥也不知为什么改建成了简陋的石板桥。

所幸半塘桥西边的普济桥完好无恙。此桥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孔石拱，通长近四十米，高约二十米，是山塘河上规模最大的古桥。桥西南原有普济堂，系清初著名昆伶陈明智倡建以收养病残无靠的男性贫民，“使之有以保其生而缓其死”（《同治苏州府志》），现已改建为政府管理的慈善机构苏州社会福利院。

这一带水面宽阔，风光秀丽，南来的野芳浜于此汇入山塘河。“吴人常时游虎阜，每于山塘泊舟宴乐，多不登山。冶春避暑，吴娘棹船者咸集野芳浜口”（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七引《任心斋笔记》），使这里成为旧时著名的销金之窝。前人有诗云：“觅得百花深处泊，销魂只在野芳浜。”浜北岸边原有两块凿成凤凰形的青石，为停舟唱曲之处，名曰凤凰台。相传叶堂著《纳书楹曲谱》时，曾经试曲于此。

普济桥往西不多远，就是著名的五人墓和葛将军墓。这儿安息着明末市民英雄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沈扬、马杰五义士以及机工领袖葛成，分别由张溥和陈继儒撰写的《五人墓碑记》、《吴葛将军墓碑》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吴门戏曲家更将他们的故事翻为《清忠谱》、《万民安》传奇并搬上了昆曲舞台。墓门前的两块立碑，“有吴葛贤之墓”为天启状元、崇祯宰相文震孟所题，“五人之墓”则系当时年仅七岁的学童韩馨所题。

踯躅在这绵延深邃的七里长街中，时间终止了它的流逝，历史也失去了它固有的立体感和距离感。古人和今人，被拉得格外近。唐朝的白居易、宋朝的苏东坡和清朝的吴梅村，当宰相的申时行、当县令的袁宏道和不当官的归庄，以及写字的李阳冰、画画的沈石田和捏相的项春江，真命天子玄烨和草头王张士诚，姑苏才子唐伯虎和秦淮名妓卞玉京，还有擅讲佛法的竺道生和会唱昆曲的陈明智，排名不分先后，或是泛舟经野芳浜、山塘河而来，或是络绎从青山、绿水、斟酌三桥上踱过，然后信步右拐，进入吴中第一名胜——虎丘。

在熙来攘往的游山人流中，我们也许还会邂逅几位老熟人。比如李玉，《人兽关》传奇所叙述的那个忘恩负义、善恶报应的动人故事，是以桂薪因债务逼迫，欲投虎丘剑池自尽，幸幼年同窗施济解囊救助一幕为发端的；比如李渔，《慎鸾交》传奇中的两对才子佳人华秀、侯隽与王又嫱、邓蕙娟的相识定情是在虎丘千人石酒席间；又如马佶人和张坚，他们的代表作《荷花荡》和《梦中缘》传奇，不约而同地将两位主人公苏州书生李素、钟心都安排在虎丘僧舍借住读书；再如王鑨，他所作《秋虎丘》传奇，全剧的情节关目始终在虎丘、山塘的背景上发展进行。还有沈宠绥，崇祯十二年（1639）夏，他寓居虎丘僧舍，完成了重要的曲学著作《弦索辨讹》三卷、《度曲须知》二卷，成为三百年来昆唱家必读的曲学论著。

当然，在此留下游踪的还有画家徐扬。虎丘不仅是七里山塘的端点，也是《姑苏繁华图》长卷的终了。山石峻峭，古木葱茏，寺塔庄严。剑池之前，有巨岩横卧，广可数丈，坦荡如砥，这就是著名的千人石。一年一度，中秋曲会在此举行，万人空巷，市民若狂。所惜徐扬来时是春天，虎丘山游客稀少，千人石上则是连和尚都不见一个，更不用说吹笛唱曲的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徐扬来得太不凑巧了。考之有关史料，中秋以外的其他季节——包括春天，虎丘山千人石上也常举行唱曲活动：

丁卯季春登虎丘，与友人迟月申公祠下，见千人石上携樽挈榼、铺毡席地者栉比如鳞。入夜，群声轰起，歌管并陈，正若秋树蜩螗，不胜嘈杂。夜分，月影西斜，游人阒寂，石光如水，荇藻纵横。可中亭外仅存游客三四辈，挟两奚童，大者娟娟二八，小者亭亭十三余，檀板清讴，双喉并转，音若细发，响入云际，几令听者魂销……然闻游人之多，中秋尤胜，予未获躬逢，不识他日尚能偿此愿否？（吴中彦《游虎丘记》）

与中秋相比，也就是规模稍小而已。明人袁宏道《江南子》诗有云：“一拍一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苔暖。”清人施闰章《虎丘》诗亦称：“埋剑空余霸气存，虎丘丝管四时喧。”一谓“夜夜”，一谓“四时”，都证实着当年虎丘山昆唱活动的长年不懈。

当然，在徐扬和他那个时代的人看来，也许根本没有必要引用名家诗文来证明一种天天在身边发生着的现实生活现象。他仔细描画完虎丘头山门边那棵向河边倾倒的大树，然后一笔不苟地在卷尾题上一段经过认真推敲的话，无非是我朝“治化昌明”，百姓安居乐业，臣虽尽力摹写，仍不能表现盛世繁华于万一云云。最后踌躇满志地在画卷左端落了下款，并加盖两方朱红小章：“臣”、“扬”。一件传世名画就此宣告竣工了。

收起《姑苏繁华图》长卷，游兴似犹未尽。徐扬笔走偏锋，掠城西盘、胥、阊三门而过，遂将城东的万种风情概为抛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举其荦荦大者，如镇抚司前老郎神庙遗址，为昆曲兴盛时期梨园总局所在，庙中所存自雍正十二年（1734）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碑刻六通，是研究苏州昆曲的重要史料，现移置苏州文庙；民治路万寿宫遗址，旧时每届新主登极、帝后万寿等大喜吉日，地方官在此搭台演戏，以示庆贺，1911年以后，其制始废；东北街太平天国忠王府戏厅，据考证犹是康熙南巡时遗构，中设戏台，方型平顶，三面敞开，北厅三间为正座，东西两厢各五间为边座，南厅三间为戏房，近年来常有昆曲演出；干将坊文起堂张宅，系明人张凤翼故居，凤翼著有《红拂记》、《祝发记》等传奇六种，善度曲，且能串戏，常与其子演《琵琶记》，“观者填门，夷然不屑意也”（徐复祚《曲论》），故居现存西路轿厅、大厅及东西两厢，砖刻门楼，木质柱磉，依稀四百年前光景。笔者1991年春曾独自寻访，流连半晌，有诗志感云：

每闻里谚说三张，兴至独寻文起堂。老屋数椽临水碧，新桐几树著花黄。倚声谁解传红拂，遯世还须杀楚狂。携笛人来春欲晚，清歌一曲吊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