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腔传奇的人文精神

4.昆腔传奇的人文精神

约当15世纪末叶的明孝宗成化年间，苏州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集中、生活最豪华的城市之一。当时城内商业铺行有五十多个行业，手工业则有三十多个行业，其中丝织、染踹业尤为发达。各地商贾云集苏城，建立了四十余处会馆和一百三十多处公所。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导致苏州人口急剧膨胀，庞大的都市人口对文化娱乐的需求直接推助着昆曲艺术走向成熟，并要求它表现他们的价值观念，满足他们的审美爱好，塑造他们的人格理想，从而赋予它以鲜明的时代特色。

昆腔传奇的人文精神更广泛地通过创演平民百姓所熟知乐见的各类社会角色得到表现和传播。

比如帝王形象。本来，犹如霄壤之隔，作为最高统治者，帝王是离平民百姓最遥远因而最神秘的人物，他们生活在巍峨的宫阙之中，掌控着黎民和国家的命运。但普通百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帝王们的想象和评判，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小说和说唱艺术中，不断出现经过人们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帝王形象。在他们身上，人们倾注着自己的情感：爱戴、憎恨、同情、嘲讽。当然，百姓最乐于看到并接受的莫过于端坐龙廷的皇上其实和他们这些市井草民一样，有血有肉，有正常人的情欲悲欢。昆腔传奇的一大特色便是帝王形象的平民化。《千忠戮》中的建文帝遭逢国变，僧服逃难。当他“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历尽了渺渺程途”，“一瓢一笠到襄阳”时，他早已不再是养尊处优的帝王，而沦落为一个目睹沧桑易代之际残酷杀戮的旧朝遗民，一个因背井离乡而沉痛哀怨、凄凉绝望的乱世百姓。无独有偶，在《渔家乐》中，当清河王刘蒜唱着“战兢兢做了失巢的乳燕，孤零零做了风鸢的飞线，苦伶伶做了无父的孩儿，哭啼啼做了篱下的号更犬”，惊惶失措地躲进渔家女邬飞霞的船舱时，谁能看得出来这居然是一位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呢？更为突出的例子是《长生殿》演述的李杨爱情故事。如果说起先唐明皇身上还残存着某些帝王气，对杨贵妃还不是那么忠贞，还会去找其他女子，那么当杨贵妃因吃醋而被逐出后宫时，这种帝王气就荡然无存了。他为自己的行为而懊悔不迭，并亲自把她接回宫来。七夕之夜，两人在长生殿密誓要生生世世做夫妻：

（合）香肩斜靠，携手下阶行。一片明河当殿横，（旦）罗衣陡觉夜凉生。（生）惟应，和你悄语低言，海誓山盟。（生上香揖同旦福介）双星在上，我李隆基与杨玉环，（旦合）情重恩深，愿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有渝此盟，双星鉴之。（生又揖介）在天愿为比翼鸟，（旦拜介）在地愿为连理枝。（合）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誓绵绵无绝期。（《密誓》）

他俩抛开世俗的身份地位，忘情地徜徉在甜蜜的爱河中：

（生携旦手介）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凉生亭下，风荷映水翩翻。爱桐阴静悄，碧沉沉，并绕回廊看。恋香巢秋燕依人，睡银塘鸳鸯蘸眼。（《惊变》）

杨贵妃死后，唐明皇常因未能拼舍帝位和性命去保护她而深深自责，痛不欲生，用檀木雕成杨贵妃像，朝夕供养，向它倾吐心声：

羞杀咱掩面悲伤，救不得月貌花庞。是寡人全无主张，不合呵将她轻放。我当时若肯将身去抵挡，未必他直犯君王。纵然犯了又何妨，泉台上，倒博得永成双。如今独自虽无恙，问余生有甚风光？只落得泪万行，愁千状！（哭科）我那妃子呵，人间天上，此恨怎能偿！（《哭像》）

呼天抢地，撕肝裂肺，这哪像帝妃之恋，分明是人间贫贱夫妻那种深挚专一的情爱。

又如僧道形象。出家人的传统形象是清高虔诚、孤灯自守，斩断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但是这样的形象却得不到市民百姓的喜爱。市民阶层是受封建礼教束缚相对较少的人群，他们有自己的社会道德观，对于禁锢思想、泯灭人性的戒律说教满怀朴素的抵触情绪。他们同情那些被迫在寺观中消磨大好时光的青年男女，乐意看到他们冲破牢笼，回归世俗生活。于是，僧道的世俗化便成为昆腔传奇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深受曹雪芹赏识的《虎囊弹》写鲁智深因打抱不平杀人而被迫出家为僧，“受了什么五戒，弄得身子瘪瘦，口内淡出鸟来。如何捱得过这日子！我想就做了西天活佛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引出下山买酒、醉打山门的好戏来。在这儿，破戒律、反禁锢成为英雄性格的重要构成部分。《玉簪记》中的陈妙常则是一位敢于追求幸福爱情的青年道姑。她虽身处清冷孤寂的道观内，心中却常“暗想分中恩爱，月下姻缘，不知曾了相思债”。她借琴遣怀，“朱弦声杳恨溶溶，长叹空随几阵风”，所恨所叹，正如潘必正所云：“多管是尘凡性。”因此，面对潘必正的试探和挑逗，她表面上严词拒绝，竭力表白自己安于孤灯古佛的生活，内心却翻腾着感情的波澜，难以掩饰对潘必正的好感：

你是个天生后生，曾占风流性。无情有情，只看你笑脸儿来相问。我也心里聪明，（适才呵）脸儿假狠，口儿里装做硬。待要应承，这羞惭怎应他那一声？我见了他假惺惺，别了他常挂心。我看这些花阴月影，凄凄冷冷，照他孤另，照奴孤另。（《寄弄》）

妙常的假意拒绝完全是出于少女的羞涩，而并非考虑到自己的出家人身份。在潘必正的大胆追求下，爱才怜才的陈妙常不顾一切地同他热烈相爱了。他们在禅房斋堂之中约会，在宣经号佛声里谈情，庄严肃穆的宗教戒规，对于陷入爱情之中的青年男女来说，竟然毫无威慑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胜利。

在《玉簪记》的作者看来，出家人无视清规戒律、追求世俗生活的决非陈妙常一个，而是相当普遍，不足为奇的。同在白云观修行的老道姑陈氏就公开宣称：“尼姑尼姑，原有丈夫。只要趁些钱财，来戴这顶毗庐。”剧中这样描写众道姑的聚会：

［净、丑、小旦扮道姑上］燕子双飞来复去，难禁。满腹心事对谁云？［众］陈姑稽首。［旦］众师兄到来，请坐。［丑］陈姑，昼长人静，重门难守。钱财竟没来方，酒食何曾入口？夜间翻来覆去思量，我也管不得出乖露丑。［旦］师兄，你说哪里话？我与你苦守清规，谨遵教旨，终成正果。今日无事，群集在此，不免请师父出来，谈经说法，洗濯尘心，有何不可？［小旦］正是，正是，去请。［净阻科］不要去请，我没工夫听经。适才报恩寺桂公约我施主人家看经，回来床上一话，我自要去了事。

她们同陈妙常相比或许有娴雅与粗俗之分，而内在的人性律动却是一致的。在这方面，态度更决绝、情感更泼辣的是《思凡》中的小尼姑色空和《下山》中的小和尚本无。色空“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她怨恨这样的生活，渴望脱去僧衣，嫁人生子，过世俗的生活，并且宁愿为此遭受来生的种种报应和惩罚：“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解，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煠，啊呀由他！只见那活人受罪，哪曾见死鬼带枷，啊呀由他！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她不光这样想，而且立即付诸行动：

奴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经，弃了木鱼，丢了铙钹。学不得罗刹女去降魔，学不得南海水月观音座。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时，独自坐。有谁人孤凄似我？似这等削发缘何？恨只恨那说谎的僧和俗，那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那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那里有江湖两岸流沙佛？那里有八万四千弥陀佛？从今去把钟楼佛殿远离却，下山去寻一个年少哥哥。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陀般若波罗。但愿生下一个小孩儿，却不道是快活杀了我！

在下山的路上她遇到了本无，这个小和尚的理想与她惊人地相似：“一年二年养起了头发，三年四年做起了人家，五年六年讨一个浑家，七年八年养一个娃娃，九年十年只落得叫一声和尚爹爹。（吓）和尚爹爹！”于是，僧尼齐声高唱着“男有心来女有心，那怕山高水又深，约定在夕阳西下会，有心人对有心人，南无阿弥陀佛”，在全场观众的喝采声中携手投奔充满希望的前路而去。削发出家的经历消磨不去人们对世俗生活的向往追求，长久压抑的人性不但没有麻木死亡，相反一旦觉醒，便会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活力和更加迫切的生活热望。

与鲁智深、陈妙常、色空、本无等形象相对峙的，是那些恪守佛道规矩抑或作为封建礼教化身登场的“正宗”出家人，如《雷峰塔》中的法海、《玉簪记》中的潘道姑以及《牡丹亭》中的石道姑等，他们在昆曲舞台上都是面目可厌、行为卑琐的脚色。法海处心积虑地挑拨破坏许仙和白娘子的美满婚姻，是一个遭人唾骂的反派人物。潘道姑是潘必正、陈妙常爱情的主要阻力，她硬逼潘必正赴临安春试，执意将一对恋人生生拆散；石道姑则是生理和心理上都有严重缺陷的人，汤显祖把她描写得一出场便满口秽语，令人不堪。由于礼教戒规的摧残毒害，她们的人性已经严重地扭曲变态。

再如商贩形象。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以农为本的国策，商业被认为不能增加社会财富的百业之“末”而受到遏制，从事这一行业的都是惟利是图、粗俗狡诈的“生意人”。明清城市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商贩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极其生动而及时地投影在昆曲舞台上。《雷峰塔》中的男主角许仙是个生药铺伙计，但却英俊儒雅，谈吐不凡，又善解人意，使初下峨嵋的白娘子一见钟情，从而拉开了一场哀艳的人妖之恋的序幕。《占花魁》中的男主角秦钟则是个沿街叫卖的卖油郎，然而他举止温文尔雅，尤其是待人至诚体贴，也更懂得怜香惜玉，因而最终赢得莘瑶琴的芳心，使她决意以终身相托。与此相适应，作者为他填写的唱词也格外儒雅：

望琉璃万顷，碧草芊芊。见浮屠倒影中流，水色接山光如电。听马嘶金勒，珠联翠钿。看多少兰桡画舫，看多少兰桡画舫，尽度曲临风，聒舌笙歌闹喧。（《湖楼》）

寂静兰茅尘不到，顿觉风光别。如梦入神仙阁，冰弦张，宝鼎爇。悠然竹韵潇骚，花影横斜，风动绣帘揭。恰又早松梢渐转楼头月。（《受吐》）

前一支是秦钟独坐酒楼观赏西湖景致所唱的［荳叶黄］，后一支则是他在莘瑶琴闺房中坐等心上人归来所唱［步步娇］，分明是一个知书达礼的文人雅士眼中之景、心中之情。昆腔传奇中的商贩儒雅化的现象，是市民精神的体现。

包括商贩在内的市民阶层的崛起也许是16世纪前后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因而市民形象的忠义化也就必然地成为昆腔传奇人文精神最集中的闪光点。尤其是在苏州派作家的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格外突出：织工、木匠、轿夫、屠户、相士、衙役、菜民、渔家、妓女、乞丐、市井游民……纷纷登台亮相，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在剧中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杂色龙套，而成为不可或缺的主角。除前文提到过的《万民安》中的葛成、《清忠谱》的颜佩韦以及《占花魁》中的秦钟、莘瑶琴外，尚可举出很多。如《翡翠园》中整日“抛头露面街坊事”，靠穿花点翠为生的赵翠儿，不仅聪慧美丽，而且心地善良，有济贫、救人的义举。同剧中的古董商贾瞎子，凭着自己多年走江湖的社会阅历，尽力搭救善人，嘲弄贪官权臣。《渔家乐》中的渔家女邬飞霞机智勇敢地救助被追杀的清河王刘蒜，并扮作歌伎混入梁府，手刃杀父仇人。《琥珀匙》中的绿林好汉金髯翁劫富济贫，为草民百姓平反伸冤。《十五贯》中的客商陶复朱慷慨解囊赠银，资助熊友兰营救遭冤的兄弟。《一捧雪》中的义仆莫成挺身而出，以身救主。同剧中的侍妾雪艳娘则是假意允婚，伺机刺杀奸贼汤怀。《艳云亭》中的瞎子算命先生诸葛阁救洪绘、救萧惜芬、告御状识破骗子，主导着整部传奇的曲折进展，成为剧中的关键人物。其他还有《万里圆》中的孝子黄向坚、《血影石》中的妓女梅墨云、《胭脂雪》中的隶役白怀等。他们都是作为正面人物出现在昆曲舞台上的，大多明是非，讲义气，重友情，敢作为，为了正义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清忠谱》中的五义士，颜佩韦和马杰是无业游民，周文元是轿夫，沈扬是牙侩，杨念如开鬻衣铺，他们不怕阉党肆虐，不顾自身安危。为了救周顺昌，毅然带领苏州市民包围西察院，击杀京里派来的校尉；为了使父老乡亲免遭屠城之灾，他们又挺身而出，慷慨就义。这些高大丰满的市民英雄群像，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帝王平民化、僧道世俗化、商贩儒雅化、市民忠义化……昆腔传奇反理学、重真情的人文精神，是以16世纪前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尤其是苏州城市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为政治背景的。而从昆山派、吴江派和临川派以迄苏州派的过程，恰好是昆腔传奇反理学、重真情的人文精神渐次确立和深化的过程。昆曲艺术从书斋氍毹走向社会舞台，乃其接收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致。戏班之间的生存竞争促使传奇作家们更多地考虑“娱人”的功利目的和观众的审美情趣，从而主动地接受市民阶层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自觉地在作品中体现市民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愿望理想。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受到普通市民的欢迎并得以流传。那些不符合市民阶层价值观念和情感要求的作品，要么很快退出竞争并被人们遗忘，要么被戏班按观众意愿加以改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文所举时剧《思凡》、《下山》，它们本是大型目连戏《劝善金科》中的折子，原剧描写本无、色空因违犯戒律而终遭种种报应，意在警诫世人克己从善。但在现实搬演过程中，市民观众只选择接受了剧中符合他们思想情趣亦即最富人文精神的部分，而将那些令人生厌的因果报应、封建道德说教一概摒弃。应该说，是剧作家、演员以及广大市民观众，联手打造了昆腔传奇的人文主义光环。正是凭借对社会现实的真切关注和对时代精神的艺术诠证，才使昆腔传奇在整体水平上达到了中国戏曲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