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良辅与新声昆山腔

14世纪中叶，百余年间领导菊坛的北曲杂剧已现颓势，南方戏曲则日益显现出生机盎然的代兴之势。带有时代特征的迹象之一是声腔纷纭，各占地势，斗妍争胜，此消彼长。魏良辅《南词引正》中择要列举了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五种声腔，在强调“惟昆山为正声”的同时，着重介绍了当时声势最炽的弋阳腔的流行区域：“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永乐间，云、贵两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祝允明《猥谈》、徐渭《南词叙录》则同持弋阳、余姚、海盐、昆山四大声腔之说，其中徐说尤详：

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

与保持中古语音较多的“吴浙音”相比，赣方言几乎可以看作是北方方言的一个分支，因而弋阳腔之流行远较建立在吴语基础上的其他诸声腔要顺畅得多，北到京畿，南到闽广，西到云贵，东到苏浙，都曾是它的活动范围。在拓展过程中，弋阳腔还在流布地区不断衍生出乐平腔、徽州调、青阳调、四平腔、义乌腔、太平腔、石台腔以及后来的京腔等众多新的声腔，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高腔腔系”，而新声腔的形成又反过来推助弋阳腔进一步拓展蔓延。到明中叶以后，其影响之大“几遍天下，苏州不能与之角什之二三”（王骥德《曲律》）。

余姚腔的流传地区要狭窄得多，大抵囿于苏、浙、皖南一带。明传奇《想当然》卷首署名茧室主人所撰《成书杂记》谓余姚腔“俚词肤曲，因场上杂白混唱，犹为以曲代言”。可知形式俚俗，与弋阳腔相仿，主要流行于民间而为士夫阶层所鄙视。明末以后趋于衰落。

和余姚腔不同，海盐腔早先流布区域虽不出浙省，由于腔调清婉，又多用官话，因而逐渐传入苏州、松江、南京、北京等中心城市，为士夫官僚所爱好。以明代山东社会生活为背景的《金瓶梅词话》中，多次描写西门庆结会宴客时招海盐子弟演唱。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提到“其乡子弟”经浙人传授，“能为海盐声”。杨慎则在读到海盐腔的“风靡”时惊讶于“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丹铅总录》），可证海盐腔还曾到达山东、江西以及广阔的北方地区。总之，在昆山腔兴起之前，海盐腔曾是影响很大的南戏声腔。

昆山腔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起步的：北曲衰而不亡，南曲诸腔捷足先登，将发展空间基本瓜分完毕。因而后起的昆山腔一时难以突出重围，“止行于吴中”（徐渭《南词叙录》）一隅。

昆山腔之脱颖而出并后来居上，有待于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那就是被后人尊为“乐圣”的魏良辅。魏良辅字尚泉，一作上泉，太仓人，一说原籍江西，寓居太仓县城南关。他生于弘治末年或正德年间，卒于万历十三年（1585）前后，是著名的曲家，兼通医学。据说他早年“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镂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余怀《寄畅园闻歌记》），终于琢磨出一套“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沈宠绥《度曲须知》）的新声昆山腔演唱技巧。他四十岁以后所整理总结的曲唱心得约二十条，写成《南词引正》（或称《昆腔原始》或《曲律》）的一篇短文，很快流传开去。嘉靖二十六年（1547）夏，刚从南京国子监卒业的金坛人曹大章在同学吴昆麓处见到由吴校定的《南词引正》，曹为之作跋，称其“情正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吾士夫辈咸尚之”，又称魏良辅“善发宋元乐府之奥，其炼句之工，琢字之切，用腔之巧，盛于明时”。一代书画大家文徵明晚年曾手录《南词引正》全文及曹大章跋。魏良辅五十多岁时，因唱曲认识了获罪流戍太仓的河北寿州人、北曲名家张野塘，共同切磋曲学。同时也经常有各地的曲家前来向魏良辅请益讨教。魏六十岁左右时，昆山腔在曲坛的宗主地位大致确立，而把魏良辅称作“乐圣”也逐渐为世人所公认。正如文坛巨匠钱谦益所说：“时称昆山腔者，皆祖魏良辅”（《似虞周翁八十序》）。

魏良辅究竟对旧昆山腔作了哪些改革？新旧昆山腔究竟有哪些重大区别？大致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