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天下的苏唱昆班
新声昆山腔基本形成后，以苏州为大本营，首先向江、浙各地传播辐射，拓展领地，很快压倒弋阳、海盐、余姚诸腔，独占歌台舞场。明万历中，与苏州土地相接、人民相邻、语言相通的江苏松（江）、常（州）、镇（江）地区和浙江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率先出现“争尚苏州戏”（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二）的时尚。昆腔戏班大量涌入，而“本地戏子十无一二矣”。稍后，南京、扬州两大都市相继发展成为昆曲活动的主要阵地。吴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描写南京“戏行营业”道：“他这戏行里，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总寓内挂着一班一班的戏子牌，凡要定戏，先几日要在牌子上写一个日子。”第三十回写鲍文卿、鲍廷玺父子在莫愁湖“领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演戏，规模之大，叹为观止，而所演《请宴》、《窥醉》、《借茶》、《刺虎》、《思凡》等，都是著名的昆曲折子。扬州人对于昆曲的痴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金埴（1663—1740）《不下带编》卷七有题梨园会馆一律云：
从来名彦赏名优，欲访梨园第一流。拾翠儿群从茂苑，千金一唱在扬州。定偕侯白为声党，还倩秦青作教头。歌吹竹西能不羡，更知谁占十三楼？
颔联说，从茂苑（苏州）来的戏子，每到扬州一唱走红，身价陡增，缠头丰厚，令人称羡。乾隆年间，皇帝数次南巡，将扬州的昆曲活动推向鼎盛。据李斗《扬州画舫录》所载，光两淮盐务衙门所蓄备演供御承应大戏者就有老徐、老黄、老汪、老程、大洪、老江、老张等七大昆班，同时还有院宪内班、小洪班、广德班、太平班、恒府班、百福班等名目，此外还有以苏州人顾阿夷为班主的女子昆班双清班。这些班社大多规模庞大，脚色齐全，成员几乎清一色来自吴、长洲、元和三县（当今苏州市区），就中多有一时名伶。梨园总局老郎堂所在地名为苏唱街，遗迹至今可寻。
至迟当明万历初年，新声昆山腔就由江南士大夫带进北京城，并受到皇帝的赏识。据沈德符（1578—1642）《野获编·补遗》，“神宗始设诸剧于玉熙宫，以习外戏，如弋阳、海盐、昆山诸家俱有之。其人员以三百为率”。其中昆山（腔）地位特高，独称之为“官腔”。另在万历钞本《钵中莲》传奇中，凡神佛和正面人物俱唱昆腔，而妖鬼奸邪和反派脚色则唱杂曲小调，足见昆曲在当时已被视作正声雅乐而迥然有别于其他声腔。
如果说万历帝朱翊钧确立了昆腔的“官腔”地位，而他的继承人、在位仅二十九天的泰昌帝朱常洛以喜看“吴歈曲本戏”（史玄《旧京遗事》）留名史籍，那么随后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简直就称得上是昆曲的知音或行家了。陈悰《天启宫词》有云：
驻跸回龙六角亭，海棠花下有歌声。葵黄云子猩红辫，天子更装踏雪行。
记述了天启帝在德胜门外回龙观六角亭粉墨登场，与伶人串演的情景。足证时人关于“今京师所尚戏曲，一以昆腔为贵”之说不诬也。
崇祯帝即位时，大明江山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君王十载休歌舞，故使梨园尽白头”（《大鹤山人宫词纪事》）。宫廷内很少演戏。但据佚名《烬宫遗录》卷上：“周后籍苏州，田贵妃居扬州，皆习江南服饰，谓之苏样。”又同书卷下：“（崇祯）五年皇后千秋节，谕沈香班优人演《西厢》五六出，十四年演《玉簪记》一二出。十年之中，止此两次。”而所演都是昆曲。
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好伶人，与唐庄宗同”（《明季咏史百一诗》注）。辅臣马士英、阮大铖辈纷纷投其所好，或献女乐，或进剧本。立国一年之中，内廷演戏几乎无日无之，所演多为《麒麟阁》、《燕子笺》等新编昆腔本戏。弘光帝沉溺其中，无暇视朝，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犹嫌“新春南部无新声”，“梨园子弟很少佳丽”。直到清军渡江，弘光小朝廷覆灭前夕，他们竟然仍在演戏作乐。
兹后不久，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大敌当前，君臣犹然“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改元永历，辗转西南十五年，朝内亦置备昆班，弦歌不辍。昆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滇、桂等省区的。
清皇朝定鼎北京之初，宫廷曲事曾一度消沉。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新朝贵戚高官多系北人，不省南声；二是顺治帝福临有鉴于明朝衰亡的经验教训，倡导节俭，禁止筵宴馈送，“相知聚会，止清席，用单柬”（张宸《平圃杂记》）。所谓“清席”、“单柬”，是指席间没有声乐戏曲之娱。但是当时宫廷内并未禁绝昆曲，史载顺治帝曾命吴绮谱杨继盛事为《忠愍记》传奇，在宫中搬演。
康熙初年，随着政局砥定，经济复苏，宫廷演戏又盛行起来，喜庆宴会则重又“无席不梨园鼓吹，无招不全柬矣”（张宸《平圃杂记》）。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旨》档案有一则谈论昆山腔云：
……昆山腔，当勉声依咏，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而为一家，手足与举止睛转而成自然，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
康熙帝玄烨对昆曲的唱念、表演、伴奏都发表了内行的见解，向南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回归，河山一统，特发帑币一千两，在后宰门搭高台，令教坊演《目连救母》，用活虎、活象、活马上台。第二年，康熙帝首次南巡，于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至苏州，到工部衙门，问苏州织造祁国臣道：
“这里有唱戏的么？”工部曰：“有。”立即传三班进去，叩头毕，即呈戏目，随奉亲点杂出。戏子禀长随长哈曰：“不知宫内体式如何？求老爷指点。”长随曰：“凡拜要对皇爷拜，转场时不要将背对皇爷。”上曰：“竟照你民间做就是了。”随演《前访》、《后访》、《借茶》等二十出，已是半夜矣。上随起，即在工部衙内安歇……次日皇爷早起，问曰：“虎丘在哪里？”工部曰：“在阊门外。”上曰：“就到虎丘去。”祁工部曰：“皇爷用了饭去。”因而就开场演戏，至日中后，方起马。（姚廷遴《历年录》）
康熙帝一到苏州就传唤戏班，一口气看了二十出戏，直到半夜。第二天原打算一早就去虎丘，结果又看戏看到午后才动身前往，他对昆曲的喜爱可谓深矣。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至四十六年（1707），皇帝又先后五次巡幸江南，他对昆曲的钟爱始终不渝。考之《实录》，差不多每天都有“进宴演戏”的记载，几乎已到无昆不食的地步。然而场面最壮观的一次昆曲演出却发生在北京。康熙五十四年（1715），皇帝六十大寿庆典，由苏州画家王原祁领衔绘制的《康熙万寿图》，用工笔设色写实长卷的形式表现了“普天同庆”的热烈场面：自神武门始，往西经金鳌玉蝀桥、西四牌楼，北行经新街口，转向西直门、海淀，到畅春园止，沿途共搭建戏台四十九座，其中可见正在演出的有二十余座，所演剧目有《西游记·北饯》、《白兔记·回猎》、《红梨记·醉皂》、《浣纱记·回营》、《邯郸记·扫花》、《单刀会·刀会》、《不伏老·北诈》、《连环计·问探》、《虎囊弹·山门》、《西厢记·游殿》以及《双官诰》、《鸣凤记》和开场戏《群仙上寿》等，无一例外地都是昆曲折子戏。有关资料记载，康熙时内廷梨园供奉的苏州昆曲艺人有数百人之多。
冷枚·康熙万寿图
康熙之后的雍正朝，昆曲活动稍有收敛，但是随后乾隆帝弘历又将其推向了新的高潮。乾隆十六年（1751）他初次巡幸江南，正当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寿辰在即，“回銮时，带回江南昆班中男女脚色多名，使隶入南府，谓之新小班”（《南府之沿革》）。有人估计，乾隆时南府所属戏曲演员不下千人。据吴太初《宸垣识略》，“景山内垣西北隅，有连房百余间，为苏州梨园供奉所居，俗称苏州巷”。
乾隆四十五年（1780），皇帝七十大寿，在热河避暑山庄举行庆典。
诗人赵翼恭逢其盛，在《檐曝杂记》“大戏”条中写道：
内府戏班子弟最多，袍笏甲胄及诸装具皆世所未有，余尝于热河行宫见之。上秋狝至热河，蒙古诸王皆觐。中秋前二日为万寿圣节，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戏，至十五日止。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神仙鬼怪之类，取其荒幻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作大观也。戏台阔九筵，凡三层，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两厢楼亦作化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有时神鬼毕集，面具千百，无一相肖者。神仙将出，先有道童十二三岁者，作队出场，继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者，每队各数十人，长短一律，无分寸参差。举此则其他可知也。
苏州戏子昆山腔，成为封建“太平盛世”不可或缺的点缀。直到风光不再的道光末年，统治者对于昆曲的嗜好依旧不改。《梨园佳话》记述当时的社会风气说：“京师最重苏班，一时技师名伶，以南人占大多数。”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各省大吏多以优伶为性命，无怪其然”（李光地《榕村语录》）。于是，吴优昆腔便追随着士夫官吏们南来北往的车辙宦迹一路播洒，唱遍了海角天涯。
康熙五十七年（1718）冬，山东兖州，姑苏名部演《节孝记》。与《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六回所记苏州戏子演《香囊记》戏文不同，康熙末年的“姑苏名部”可断定为昆班无疑。《节孝记》传奇系演述孝子黄觉经千里寻母故事，全本戏久已失演舞场。苏州戏曲博物馆藏有钞本昆曲谱《详梦》、《春店》两出。稍后李海观（1707—1790）《歧路灯》第七十六回写道：“适然山东本城亲戚们饯行，叫个昆班唱堂戏。”可见演唱昆曲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乾隆四十五年（1780）前后，满洲人国泰任山东巡抚，与布政使于易简同演《长生殿》，“国去玉环，于去三郎。演至《定情》、《窥浴》等出”，国泰责备于易简演得不真不像，对他说，应该“在官言官，在戏言戏”（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六引《眉庐丛话》）。此公用为官的态度来演戏，可谓认真不苟。可惜后来证明他不是个好官，乾隆四十七年（1782）被革职查办，罪名是“贪纵营私”，连累为他“力辩”的同僚兼戏友于易简一同得罪，“命即狱中赐自裁”（《清史稿·国泰传》）。
康熙四十六年（1707）秋，年届花甲的戏曲家孔尚任（1648—1718）游历山西平阳，他是应时任平阳知府的友人刘棨之邀来此助修府志的。使他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在这座远离京城的偏僻山城中竟然也能听到昆曲！孔尚任在山西听唱的是什么戏？是不是苏州教师教的？有没有地道的苏州戏班到过平阳？这些问题一时都无法考实。但是据梁恭辰《劝戒近录》卷三，清初盐商亢家曾在平阳城外建园，“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画。间有婢媵出窥，皆吴中装束也”。吴中名士尤侗（1618—1704）曾经来此作客，在园中撰《李白登科》杂剧。亢家有戏班，“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此事发生在孔尚任游平阳之前十多年。
也在孔尚任游平阳之前数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孔尚任的另一位好友、戏曲家顾彩（1650—1718）还曾到过一个更加偏僻的地方，那是地处湘鄂交界、群山环抱、不可以通舟车的苗人聚居区容美，当时称为“土司”。他在容美宣慰使田舜年那儿“盘桓数月，甚被崇礼”（孔尚任《桃花记本末》）。田舜年十分喜爱昆曲，家有女优一班，“皆十七八好女郎，声色皆佳。初学吴腔，终带楚调”（顾彩《容美纪游》）。田舜年的儿子田丙如也钟情于戏曲，“自教一部，乃苏腔，装饰华美，胜于父优，即在全楚亦称上驷。然秘之不使父知，恐被夺去也”（顾彩《容美纪游》）。试想有像田氏父子那样的曲中热心人，苏腔、昆班尚有何处不可到达！
西北地区的重镇西安、兰州以及回族聚居的银川、维族聚居的哈密，西南地区的主要城市成都、重庆、昆明、贵阳，都留下过昆曲艺人的踪迹。
西南地区昆曲的流行或许多少同南明永历王朝以及稍后拥重兵镇守一方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等清初“三藩”有关。吴三桂的爱妓陈圆圆“玉峰（昆山）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虞初新志》卷十一），擅“演《西厢》，扮贴旦红娘脚色，体态倾靡，说白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邹枢《十美词记》）。难怪吴三桂要“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伟业《圆圆曲》）了。驻守西南之后，吴三桂还曾派人到苏州买回四十名男女歌童，组成一副昆班。
乾隆三十七年（1772）冬，时任贵西兵备道的常州诗人赵翼（1727—1814）解职东归，同僚设宴饯行。席间演出了昆曲《邯郸记》、《琵琶记》等，他为此作七绝四首以记，其中第四首写道：
解唱阳关劝别筵，吴趋乐府最可怜。一班子弟俱头白，流落天涯卖戏钱。
可见苏州昆班还曾到过当时交通闭塞的贵州，不过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相比而言，在交通发达、人烟稠密的中原腹地以及东南沿海地区，昆班活动则更为如鱼得水。康熙十年（1671）前后，词人陈维崧旅居开封，巧遇正在当地演出的一个苏州戏班，演员中还有他的旧相识“吴下陆郎”，于是填了一首《贺新凉》词相赠，词中写道：
酒向旗亭贳。蓦然间、歌丝一缕，飘来墙罅。却是吴中诸小部，对对檀槽罗帕。群合乐，南熏门下。中有一人尤相熟，是襄王、筵上曾逢者。一句句，乡关话。
小序中提到，这个戏班名为“延秋”。
在弋阳腔的原生地江西，昆曲已经占尽上风。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十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汤若士先生玉茗堂，乱后久毁兵火。门人常熟陆辂次公通判抚州，捐俸钱即堂址重新之。落成日，遍召太守以下诸同官洎郡中士大夫大集堂中，令所携吴伶合乐演《牡丹亭》传奇，竟夕而罢。
汤显祖故居重建落成，请“吴伶”唱昆腔《牡丹亭》以志庆祝，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相反陆辂为此事而写的两首诗，“一时江右传之，多属和者”。稍后乾嘉间佚名《观剧日记》还记录了宜黄集秀部、宜黄叙伦部、赣州华玉部等昆曲班社的演出活动，演出的剧目包括《琵琶记》、《荆钗记》、《牡丹亭》、《鸣凤记》、《一捧雪》、《渔家乐》、《风筝误》、《狮吼记》、《铁冠图》、《双珠记》、《玉钗记》、《虎囊弹》、《清忠谱》、《千金记》、《双官诰》中的名折。尤其是集秀部，据许善长（1823—1889？）《碧声吟馆谈尘》称，直到光绪初年仍在江西演唱。
在南戏艺术的另一重镇福建，情况也大致相同。康熙间，无锡人季麒先游幕福州，曾在当地人许过家园亭同友人一起挑灯看演《邯郸梦》，并作诗以记：
临川才调足风流，谱出人间百世愁。若个朦瞪犹未醉，看场灯火笑前头。
乾隆二十一年（1756）王文治出使琉球，途经福州，作《渡海前一日观剧口占》诗，中有“吴儿一夜销魂曲”之句，可知席间所演必是昆曲。
昆曲传入广东则早在明万历年间。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五十七《义人列传》记述了明末苏州梨园子弟周之兰夫妇“入粤东，号大班”，并于顺治七年（1650）清军占领广州时投井殉国的事迹。清初南海人陈子升（1614—1691）《中洲草堂遗集》中有《昆腔绝句》四首云：
九节琅玕作洞箫，九宫腔板阿侬调。千人石上听秋月，万斛愁心也早销。
苏州字眼唱昆腔，任是他州总要降。含着幽兰辞未吐，不知香艳发珠江。
青藤玉茗浪填词，余子纷纷俚且卑。我爱吴侬号荀鸭，异香偷出送歌儿。
游戏当年拜老郎，水磨清曲压排场。而今总付东流去，剩取潮音满忏堂。
末尾慨叹当时雅音消歇而“潮音”满堂。署名绿天作于康熙雍正间的《粤游纪程》写到广西桂林独秀班在广州演出的情景，称其“能昆腔苏白，与吴优相若”。他还在当地郁林土班中见到一个苏州戏子，“来粤二十余年矣，犹能操吴音，颇动故乡之怆”。
至于东北地区，作为满清皇族的发祥之地，情况要特殊一些。早在入关之前，满洲贵族上层就不乏钟情昆曲者，张煌言《建州宫词》第六首云：
十部梨园奏上方，穹庐天子亦登场。缠头岂惜千金贵，学得吴歈醉一觞。
可惜无法考索这位“穹庐天子”当时和谁合作，演的又是什么昆戏。和别处不同的是清朝定鼎北京之后，昆曲艺术向关外的传播不是由于汉族士大夫到那儿做官，而是因为他们的得罪流放。顺治十八年（1661），曾在明崇祯朝当过兵部尚书的“贰臣”张缙彦被“夺官逮讯”，“籍其家，流放宁古塔”（《清史稿·张缙彦传》）；康熙元年（1662），明朝大忠臣、戏曲家祁彪佳之子祁班孙（？—1673）因通海案牵连遣戍宁古塔。据杨宾《柳边纪略》：“康熙初，宁古塔张坦公有歌姬十人，李兼汝、祁奕喜教优儿十六人。”这是清初昆曲流传辽东极北重冰积雪之地的典型事例。
清中叶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苏州织造衙门主持重修昆曲艺人的行会组织老郎神庙时，捐款并在此挂牌登记的外地班局计有：湖广局、湖广小班局、河南局、山东局、山西局、福建局、台湾局、京局、天津局、保定局、上海局、济南局、胶州局、池州局、长兴局、六合局等（《翼宿神祠碑记》）。昆曲班社的活动范围已经遍及全国各地，包括遥悬东海之中的台湾省。
尚须一说的是，康熙年间，活动于广州地区的苏州僧人大汕曾经漂洋过海，将一个名叫祥雪班的戏班送往越南演唱。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行为。事见吴江人潘耒（1646—1708）《救狂砭语》中致大汕的责问信：
飘洋贸易，本商贾之事，未闻禅师而通洋。且汝之通洋非特私出禁物而已……汝先以优伶一队号祥雪班者送彼国，复将歌童二人送彼主。彼主嫌价重遣还，现在汝方丈内唱曲侑酒。今复遣汝徒至苏州买优童十二人送往……
信中还说大汕所住的寺庙中“戏台在大殿后，所演多《西厢》、《牡丹亭》诸艳本”，联系遣人“至苏州买优童”之语，可知祥雪班是一个道地的昆班。据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潘耒此信约作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祥雪班去越南当在兹前不久。这大概是记录苏州昆曲班社出境活动的最早的文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