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黄宗羲，表字太冲，晚号梨洲。近世将他与顾炎武、王夫之一道，并称明末三大儒。他们都以明遗民终世，而自实际影响言，黄、顾在世已负盛名，王夫之当时知者不多，约二百年后才被发现。顾炎武影响主要在经学，黄宗羲则对清代史学贡献尤卓。清之代明，是中国史一大节点。它造成作为汉族国家的“中国”第二次整体亡国，但从今天观点讲，这是次要的。明代是帝制晚期，嬴政所创的这种极权政体，到明亡时存世近一千九百年。如此漫长时间，积累了大量矛盾，除早就存在的老问题，又有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新问题。这令明代一面在制度上走到尽头，没有活力，上下苦闷；另一面，社会现实、思想现实又充满躁动。思想方面，整个中晚明兼有解体和解放双重特征，像极了欧洲文艺复兴对于中世纪的反动。政治方面，士大夫在朝堂上开始自觉结成利益集团，与皇权系统相抗，“宫”“府”冲突一直伴随明朝到亡。而在地方或民间社会，乡绅对地方事务和民心、民望、民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渐而能与官府相颉颃，东南一带以乡绅崛起为背景的社会再组织情形，万历以后相当显明。所有这些，当然以当时经济、生产的重大变化和突破为底蕴。打个比方，明王朝有如一只大脓包，细菌等病原体与白细胞的厮杀，以大脓包方式表现出来，看上去是很丑陋，但脓包破时毒素也就流尽，历史将能生长新鲜的肌肤。黄宗羲就活在这大脓包行将溃破的时代，他看得很清楚，脓包仅剩一层薄皮，近乎透明，触之即溃。偏不承想，溃破的当口儿，白山黑水之满人，趁乱而入。对此事的后果，当时自有各种解读，其中，从效忠明朝或华族亡国角度做出反应的，不乏其人。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杰出人物，则从更高的历史高度看问题。他们主要看到两点。一是“大金—大清”^[1]文化上过于粗陋野质，他们入主中国，势必以这较大的文化落差拖中国文明进程后腿；二是当时中国已有明显的变革迹象，条件颇备，意识亦开始觉醒，而异族统治则势必以新的矛盾内容、矛盾关系，扭转中国历史呼之欲出的变革主题和方向。后来事实证明了这种预感。在近代化历程中，中国与欧洲拉开差距，主要取决于十七、十八世纪这二百年，明亡清兴可谓是其节骨眼儿。如今论到中国近代史，习惯以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与视角，其实可以试着将视线提前二百年。一旦基准点选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而非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我们眼光或大不相同，对一些事情看法可随之刷新。比如中国文化有无自我更新能力，中国历史可否自发孕育现代性，以及中国有无民主、法制、共和等思想的原创根芽……在鸦片战争视角下，这些都被否认了，认为非中国所能有，只有靠从欧美输入。以后，又有不少人断言“民主”等是外来物、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看法，都认为近代之门，我们不能主动启之。究竟如何呢？或应越过清代的两百多年，到明末看一看。黄宗羲当能告诉我们不同的话语。一方面他平生所历很精彩，值得一述，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对我们重新确认中国精神资源颇具启发。黄传过去已不算少，然而写得简明、详略得当，又能深入浅出的，似未得见。笔者除把握好主题以外，便想在这两个方面多下点功夫。体例上别无特别，唯行文之中夹注，通行的方式是加括号，但考虑到引用的传主一些诗文，颇多自注，若以括号标识，有失古意，故借鉴中国旧式印书的办法，凡夹注一律以较小字号排出；其中引文这一部分，传主原注则字号略小而字体不变，倘若注出笔者，则另择字体。谨序。

[1]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国号大金，亦称后金。明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同时改国号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