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叁/党祸
明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其中山东道十员。监察御史官不大，正七品，而位子重要、职权不小：“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出则为巡按，“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墙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翦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1]比之于后世，职责性质略近于“中纪委”。
从地方上调中央，自是仕途的进展，又何况是去了这样的岗位。以黄尊素的格调，这任命颇得其人，倘若朝纲振作，他可以很好胜任和履行职责。然而，彼时明朝却已至最腐烂的状态，处在黑暗风暴的前夜。
帝权时代，朝臣与皇帝身边近倖，是两个主要的政治集团。从基本的方面来说，朝臣服从并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及伦理，近倖则代表皇权私利，或赖此身份为他们本人谋取私利。朝臣与近倖之间的对立，起因于帝制政治的两面性。
一般对帝权都理解为“朕即国家”那句话，原也不错的，但若以为君权至上便等于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却并非事实——至少不符合古代国家伦理。汉代以来所遵奉的儒家纲常早把话说在前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个连叠的字，一为名词，一个用如动词。“君君”的意思是，为君之人应表现得像一位君主。
语出《论语·颜渊》，乃孔子对齐景公的答言。当时后者表示：“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意思是，吃君王这碗饭，必须谨守为君之道和君王本分，倘若做不到，就算有饭，恐怕也吃不上啊！但他嘴上说得漂亮，行动却是另一码事，故朱熹批评说：“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后果以继嗣不定，启陈氏弑君之祸。”《颜渊》开篇讲“克己复礼”，主要就是针对君主们而言：“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2]君主只有克制私欲，天下方致和谐。
总之，“朕即国家”固然不错，但“朕”却并非某位皇帝自己那个“小我”，而是与为君之道或“合格皇帝”概念相吻的人。当他是这样一种情形，他可以代表国家并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否则，并不适合吃这碗饭，臣子有责任谏议规劝，助他改过，使他回到正确道路上来。所以，中国的皇帝并非想象的那样绝对“自由”，可以无法无天。当然，如果君主一意孤行，非任其性子胡来，臣子除了批评抗议，确也拿他没有太多办法，这是古代权力制度的薄弱处，对独夫只能劝说而没法制裁。但大多时候，真正不管不顾、恣肆妄为的独夫亦为少数，一般出了这种皇帝，都距亡国之未远。理论上，帝权愿意接受儒家纲常的约束，那毕竟攸关王朝长治久安。朱元璋所颁祖训，就严守“圣王之道”，其子孙为君者，虽往往为之不便，却也不敢公然将祖训一脚踢开，只好一面挖空心思逞其私欲，一面维持礼法不废的表面文章。这一对矛盾体在政治上集中体现，就是有明一代所屡现的“宫府”对立。“宫”指内廷，皇宫中的小集团；“府”为朝堂，百官供职的行政机关。它们一个代表皇帝及皇族的意志和私欲，一个体现国家大政，而帝权于此二者，鱼与熊掌俱欲兼得，两样都不能丢，遂致彼此扞格、自相矛盾。自打宣德后、英宗起，明代政治一直在演绎这同一个故事，尤以正德、嘉靖、万历为甚，目下天启年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起因要溯至天启皇帝的祖父万历皇帝。朱翊钧因为偏私郑贵妃，置伦序于不顾，必欲以其所出第三子朱常洵嗣位，遭朝臣坚决抵制。双方所争，表面为伦常，实则是皇帝要不要守规矩、权力是否受约束。结果，朱翊钧居然拗不过朝臣，终以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敕封朱常洵为福王并送其洛阳之国。中间发生“梃击”一案，昏天黑地。事虽以皇帝落败为解，但“宫府”矛盾这堆干柴却已熊熊点燃，愈演愈烈，大有势不两立之态。
朱翊钧一死，朱常洛多年媳妇熬成婆，是为泰昌皇帝。可他这皇帝当的，委实窝囊，甫一月，便木坏山颓，原因——起码之一——是纵欲无度、服用“红丸”春药所致，而为之提供“女乐”的，据说就是仇人郑贵妃。这件事，史称“红丸案”；“宫”内之不端，就此而再添一笔。紧接着朱由校即位，便是那个以无知顽童闻名的天启皇帝。即位之初，又遭朱常洛宠姬李选侍挟持，宫中为此上演“解救孤儿”行动，由太监王安和顾命大臣杨涟等将朱由校从李氏那里“强抱持以出”[3]，史称“移宫”。到此，明末所谓“三案”俱齐，而各案关节，一致在于“宫府”相抗。
故事犹在继续。朱由校有个奶妈客氏，客氏则先后与魏朝、魏忠贤二位太监“对食”，那魏忠贤原名李进忠，曾在李选侍身边当差。这几个人彼此之间，是一种紊乱且古怪的关系，总之，客氏为朱由校所宠信，魏忠贤则因客氏的关系骤列大珰，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在整个宦官系统排名第二。他这个第二，实为第一。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虽位列其上，却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故事，司礼掌印位东厂上。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4]。魏忠贤不识字，天启皇帝由于黑暗的宫廷生活自幼缺乏教育，也是白丁。这由文盲组成的团伙，却不乏自私自利本能，因为那弗学而能，不识字也照样认得明白，甚至比之于受过教育、有点文化来得越发彻底、肆无忌惮。他们联起手来，意欲将无上的帝权变成个人逞其私欲的工具。受着儒家伦理指引的文官系统，自然加以阻挠，不肯让他们得逞。矛盾愈积愈深，形成了两党。一是以魏忠贤为核心的“奄阉党”，一是朝臣中最有声势的“东林党”。后者是通过在吴中东林书院讲学而结成的一批士大夫政治同盟。“党”在那时不是好字眼，双方互称对方为“党”，都有贬斥的含义。
此时，吏部尚书为东林领袖之一赵南星，人事大权悉在东林掌握，他们有意识通过官员考察、任免来加强自己力量。黄尊素迁京，当然以此为背景。所以一到北京，就加入了对奄党的斗争。“时逆奄窃政，党论方兴，杨忠烈涟、左忠毅光斗、魏忠节大中诸公与忠端公为同志，常夜过邸寓，屏左右，论时事。”[5]这几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东林大佬。
黄府所以是东林同志间的固定会面处，大概是黄尊素家眷随任，仆供颇备，别人则或孤身一人在京为官，如魏大中：“魏忠节官邸惟有一僮，衙散朝回，则径来书室，其饥渴盐酪，皆于我乎是赖。”[6]吃喝都在黄家。
多少个夜晚，黄府烛晕下某角落，暗中都有一双少年的眼睛在闪亮，注视着交谈者们慷慨激昂而又紧张密勿的神情，以及默默守候一旁、不时递茶斟酒的女主人。灯烛一次次燃之殆尽，以致仆婢黑暗中经过时不小心头会碰到屏风，但宾主谈兴不减：
是时逆阉窃政，党论方兴，杨、左诸君子，多夜过忠端公寓，议论时事，烛累见跋，僮婢头触屏风，而太夫人管勾茶铛酒罍，投于话阑。[7]
如此情景，历久不忘，晚年忆及，犹在眼前。萦绕在父亲身边的气氛，虽令麟儿感觉异样，但究竟意味着什么，想来他其实不懂。他暗中投向喋喋不休的父亲及其朋友们的目光，恐怕也并不出于对谈话内容的兴趣，而出于有如热锅上蚂蚁般的煎熬和等待——“别说了，让一切快些结束吧！”他心里这样悄悄告饶着。他有点秘密的事要做——好些可爱迷人的“窃买”而来的演义，要“俟父母熟睡”，“发火而观之”。
时在天启三年癸亥1623。黄尊素北京任职时间并不长，仅二载，天启五年1625三月，他就因疏劾客、魏，削籍归。再过一年，党祸大作。三月，黄尊素与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等各被逮，解往北京。当年闰六月辛丑日1626年7月23日，黄尊素惨死狱中，时年四十有三。
[1]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职官二，中华书局，1974，第1768—1769页。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六颜渊第十二，中华书局，1983，第131—136页。
[3] 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二上，天启朝纪事上，上海书店，1982，第19页。
[4]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五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中华书局，1974，第7825页。
[5]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11页。
[6] 黄宗羲《家母求文节略》，《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24页。
[7] 黄宗羲《家母求文节略》，《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