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肆/鲁王
代君摄取国事，曰“监国”，多由太子行之；所以，称“监国”也有储君的意思。明朝终末期，先后有三位监国，即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和鲁王朱以海。朱由崧任监国十来天，即皇帝位；朱常淓被群臣逼着就了监国之位，旋以城降；只有朱以海在这位子上待得最久，长达八年，所以历来都称他“鲁监国”。
朱以海乃鲁肃王朱寿镛第五子，祖上是太祖第十子朱檀，就藩山东兖州，鲁王爵位本由他兄长以派袭承。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攻掠山东全境，朱以派自缢身亡，朱以海遂于崇祯十七年1644嗣鲁王位，但受封仅四天，李自成陷北京，遂南奔，落脚于台州。
当时避浙的宗室共有五位。从伦序角度讲，鲁王这一支，与现今皇室只能算远亲。现今皇室乃太祖第四子朱棣之后，传了若干代，目前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一支，天启、崇祯、弘光三朝皇帝，都是朱翊钧之孙。所以从“政治资格”上讲，鲁王远得很。但浙江起义者认为，“时入浙五王，惟王最贤”[1]。其实还有个原因，其他几位王爷，或降或作鸟兽散，也只有鲁王愿意继续抵抗。
鲁王的为人，有完全不同的叙述。某诗形容他在浙江时期的生活：
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2]
意谓鲁王毫无勾践卧薪尝胆之志。诗后并有很长一段自注：
鲁监国之在绍兴也，以钱塘江为边界。闻守江诸将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当是时，余固知其必败矣。丙申入秦，一绍兴娄姓者同行，因言曰：余邑有鲁先王故长史某，闻王来，畏有所费，匿不见。后王知而召之，因议张乐设宴，启王与各官临家。王曰将而费，吾为尔设。因上数百金于王。王乃召百官宴于庭，出优人歌伎以侑酒。其妃亦隔帘开宴。余与长史亲也，混其家人得入。见王平巾小袖，顾盼轻溜，酒酣歌作，王鼓颐张唇，手象箸击座，与歌板相应。已而投箸起，入帘拥妃坐，笑语杂遝，声闻帘外。外人咸目射帘内。须臾三出三入，更阑烛换，冠履交错，傞傞而舞，优人官人，几几不能辨矣。即此观之，王之调弄声色，君臣儿戏，概可见矣，何怪诸将之沉酣江上哉。期年而败，非不幸也。[3]
但有一点，以上并非作者亲见，是他若干年后在陕西听一个绍兴娄姓者所聊，而这娄姓者，据说又是从乡闾一位曾任鲁王长史的人那里听来的，辗辗转转，颇似如今市井所乐于传闻的“高层内幕”，可靠性如何，终不得知。顺便提一下，作者李寄，乃“徐弘祖孕妾改嫁所生”。徐弘祖即徐霞客，弘祖乃其名讳，霞客是表字。霞客有一妾，以有孕之身改嫁，“不欲复徐氏。故曰寄”[4]。亦即寄姓于李的意思。徐霞客大名鼎鼎，而此事颇为八卦，录以附闻。
有一个人的记录，不是耳闻，是亲见。此即张岱《陶庵梦忆补》“鲁王”一文，略为：
福王南渡，鲁王播迁至越，以先父相鲁先王，幸旧臣第；岱接驾，无所考仪注，以意为之……是日演《卖油郎》传奇，内有泥马渡康王故事，与时事巧合，睿颜大喜。二鼓转席，临不二斋、梅花书屋，坐木犹龙，卧岱书榻，剧谈移时，出登席，设二席于御座旁，命岱与陈洪绶侍饮，谐谑欢笑如平交。睿量宏，已进酒半斗矣，大犀觥一气尽，陈洪绶不胜饮，呕哕御座旁。寻设一小几，命洪绶书箑，醉捉笔不起，止之。剧完，饶戏十余出，起驾转席。后又进酒半斗，睿颜微酡，进辇，两书堂官掖之，不能步。岱送至闾外，命书堂官再传旨曰：“爷今日大喜，爷今日喜极！”君臣欢洽，脱略至此，真属异数。
这应是清兵南下之前的事。张岱也是绍兴人，其父曾在兖州鲁王府为相，以此有故，所以朱以海南迁后特临张府一顾。从张岱叙述看，朱以海喜欢看戏，酒量惊人。当天陪酒者还有陈洪绶，醉得一塌糊涂。朱以海先喝了半斗，后又喝半斗，却只“睿颜微酡”。他显然是有纨绔之风的，但为人平易，没什么架子，与人“剧谈”，态度随和，“谐谑欢笑如平交”，临别大呼“爷今日大喜，爷今日喜极”，更显豪爽。张岱为此非常意外，故曰“君臣欢洽，脱略至此，真属异数”。
李寄从绍兴娄姓处所闻，显然与张岱在家中接待朱以海时间相近，即都在清兵南下之前，且很可能就是张家那一次。盖明清所谓王府“长史”，在汉代即称封国相国、丞相。娄姓者是绍兴人，他所称“余邑有鲁先王故长史某”，与张岱“先父相鲁先王”，绍兴地方有此经历者，恐怕只有张岱父亲。如果是同一事，那么李寄所闻的走样与夸张，就凿然可见了。并且，作为清兵南下之前发生的事，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以证明浙江陷落后抵抗者“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当是时，余固知其必败矣”。
鲁王先前的纨绔之风，后来不但不能保持，客观上还只有过极俭苦的日子。这有太冲从亡的亲身体验为证，《行朝录》中有生动描述。鲁王君臣的光景，即令俄底修斯见了也自叹弗如。“每日朝于水殿”[5]，“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6]。古代城墙、宫墙绕以护河，称“金汤”；眼下，朱以海的“金汤”便是海水。“水殿”云云，说来好听，其实就是破船而已。太冲这些笔墨，似幽默而实苦涩，他这样具体地摹绘“行朝”行朝犹今所谓“流亡政府”的窘况：
海泊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过一盏。舱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仍盖所下之穴，无异处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顶即为朝房金銮殿，诸臣议事在焉。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橘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7]
“无异处于棺中”，与活死人不相上下。他感慨：“有天下者，以兹亡国之惨，图之殿壁，可以得师矣！”倘把如上情景绘于宫墙，那些为君的就明白绝不可做亡国之人了。
后来浙江待不下去，鲁王便到福建依郑成功，居金门，日子益发凄淡，不要说酒肉荤腥，连细粮也是没有，靠番薯果腹，所以人称“番薯王”。金门至今流传这故事，台湾一作家于文中写：
第一次在教室里接触到它，唱到“南明往事话兴亡，鲁王旧墓桂花香”时，音乐老师停止拍板，“鲁王就是番薯王，明朝末年从大陆来到金门，每天吃地瓜，所以大家才叫他番薯王”。[8]
朱以海只是抗清的一面旗帜，在他以外，闽地有唐王朱聿键隆武帝，粤桂滇有桂王朱由榔永历帝，势力都更强。他和朱聿键互不买账，但朱聿键有郑成功为靠，朱以海比不了。一番颠沛流离之后，癸巳年1653，清顺治十年，已投郑成功的朱以海，在金门自去监国之号，郑成功则对其“修寓公之礼”[9]，直至壬寅年1662，清康熙元年薨于金门。
论起来，他算南明三个小朝廷里最后过世的一位君主。朱聿键死得最早，朱由榔于前一年被捉后，于昆明就地处死。一六六一、一六六二年之间，是中国历史又一个诡异时刻。清顺治皇帝和明永历皇帝死在同一年；第二年五月，清政权的劲敌郑成功突然暴死；而仅隔数月，本来正由张煌言等积极运作恢复监国称号的朱以海，竟也随之病故。这种重大历史人物之间突然接二连三死掉的现象，真是令人称奇。
鲁王死于哮喘。“会王得哮疾，于十一月十三日薨。生于万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四十有五。”[10]还很年轻，足见十多年的清苦，是怎样损害了他的健康。
这是道光间时任兴泉永道清代兴泉永道辖福建兴化府、泉州府和永春直隶州的周凯于《明监国鲁王墓碑阴》中所述鲁王结局，而早其一世纪的《明史》却不是这样。《明史》卷一百十六列传第四诸王：
以海遁入海。久之，居金门，郑成功礼待颇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11]
称朱以海被郑成功沉海溺死。对于《明史》这么写，胡适说：“《三藩纪事本末》及南明的几种野史，也有这种记载。《明史》可能是依据这些野史的。”[12]也许如此，也许不那么简单。我们知道《明史》为清官方所修，对涉及前明皇室的笔墨，是惯于捏造的。孟森先生就曾于《明烈皇殉国后纪》一文考证，所谓崇祯袁妃自缢未成，被救活，随后入清等情节，尽属造假。[13]朱以海结局，硬说成是郑成功害死，或即便野史有此说，而官史却不严肃地加以审证、乐于采用，怕不能说没有抹黑郑成功等反清人士的政治目的。
周凯从哪里得到与正史大相径庭的鲁王结局，我们不清楚，但它精确得惊人。1959年，金门意外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碑一座。发现人刘占炎叙述：
获石碑一具长七十公分、宽四十公分，余知有异。除饬暂停发掘外，亲自持该石往湖边清洁；几经洗制，始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鲁王毕生事迹之全文。[14]
圹志文末为：“永历十六年十二月廿二日，辽藩宁靖王宗臣术桂同文武官谨志。”永历十六年即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碑立于十二月廿二日，也就是朱以海死后一个月零十一天，其为距史实最近之遗物无疑，而碑刻明载：
王素有哮疾，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薨。距生万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才四十有五。痛哉！[15]
周凯叙述与之高度吻合，令人颇疑这座圹志碑他当时曾亲眼见过。
死后葬处无人知晓。过了将近二百年，道光十二年1832金门生员林树梅发现一处古墓，认为就是鲁王墓，报告给了他的老师周凯。周凯乃“为立墓碑，禁樵苏，加封植焉。惧其久而复湮也”，并为之写了碑阴。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刘占炎奉命“率部负责在旧金城东炸山采石”，“约入地五十公分，发现深埋地下之石碑一块露出”，这块碑“未刻一文”，但向下发掘一公尺余，出现圹盖，“其圹四周及盖，均系用特制之三合来砌成，坚固异常，诚一久湮埋之古墓”，继而“在碑后一公尺处凿开一洞”，就此发现鲁王圹志碑。
由这个发现，遂以林树梅旧墓为假。又三年建成新墓，立碑亭，碑刻蒋介石“民族英范”题字。逮至八十年代初作进一步考古发掘，由新的出土，似乎新墓又实为宋代某命妇墓。
鲁王葬处终究成疑。当年自以为发现“鲁王墓”的林树梅，曾为之赋了一首《修前明鲁王墓即事》诗：
苍茫云海怀王孙，遗骨犹存乱石根。岛屿十年依故老指郑成功，东南半壁望中原。地经兵燹无留碣，字蚀莓苔有旧痕此句承认墓地并无碑刻为证，只是疑似。从此青山妥抔土，春来杜鹃莫啼冤姑为安魂之意。[16]
墓地虽然存疑，但此诗对于朱以海悲凉命运的描写，却颇为精要。
[1] 钱海岳《南明史》第二册本纪五监国鲁王，中华书局，2006，第286—287页。
[2]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一，李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48页。
[3] 同上。
[4]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一，李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47页。
[5] 黄宗羲《行朝录》，《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138页。
[6] 同上，第141页。
[7] 同上。
[8] 杨树清《番薯王》，联经出版公司，2003，第35页。
[9] 周凯《明监国鲁王墓碑阴》，《内自讼斋文集》，道光二十年刻本。
[10] 同上。
[11]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十六，中华书局，1974，第3576页。
[12] 胡适《跋金门新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中华日报》，1959年11月2日。
[13] 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第30页。
[14] 刘占炎《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墓记》，《中华日报》，1959年11月14日。
[15] 《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鲁春秋》《浙东纪略》《海东逸史》《海外恸哭记》合订本，《鲁春秋》附录二，第99页，台湾大通书局，1987。
[16] 陈庆元《春来杜宇莫啼冤——读林树梅〈修前明鲁王墓即事〉诗兼谈鲁王疑冢、真冢与新墓》，《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