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玖/偏见
无论梨洲与夏允彝对明末党争持怎样不一致的见解，以我看来，他尽可以原原本本陈说己见，而不必用严厉态度指责对方。毕竟，尊重不同观点，和辩论不以取消别人发言权为目的，是我们对健康理性对话关系的理解与追求。《汰存录》恐怕没有这种意识，尤其对夏允彝那悲伤的“幸存录”字眼，居然说“谓之‘不幸存录’可也”[1]，更显得多余的尖刻。
不过，《汰存录》的狭仄犹属情有可原，事关梨洲个人记忆和生命体验，创巨痛深，不免情不自抑。另外还有两件事，从过去到现在，我始终觉着只是表示了他的偏见。
一是关于柳敬亭。柳敬亭本名曹逢春，原是泰州一个无良少年，“犷悍无赖”，能臣李三才抚淮期间，“缉地方恶人，有司以逢春应，乃走”。[2]逃往他乡。但这人却是演艺的天才，流浪间混迹书场，“耳剽久”[3]，仅靠耳濡目染，就无师自通，学会了说书，并将自己性情充分融合、释放其中，眉飞色舞、声情并茂、淋漓尽致，达到普通艺人所不能至的一种自由状态。不久声名大噪，尤其是成了范景文、何如宠这两位当朝大佬座上客后，南京文人雅士莫不争与结交。阮大铖、张岱那样的大行家都很赞赏他的技艺。他起初跟阮大铖走得颇近，后来知道了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对立情形，与阮疏远，只与东林、复社人物交好，做了他们的宠儿，《桃花扇》曾写到这过程。他的朋友从钱谦益到吴梅村、冒襄等，几乎囊括当时顶尖名士，吴梅村为他写的传记，十分有名。崇祯后期，他又去左良玉帐下做客，留下一段传奇。明亡入清，在北京扮演文坛领袖的龚鼎孳，是他新的超级粉丝。康熙元年1662，龚将年近八旬的柳敬亭请到北京，大会骚人墨客，听他说书、为他题赠诗文。
但也有对柳敬亭很不以为然的。我知道其中的两个，一个是王士禛，一个便是梨洲。王士禛算是晚辈，柳敬亭真正活跃的时代他没赶上，然而其人名声如雷贯耳，王向往久之，后来终于有机会亲聆，“试其技，与市井之辈无异”[4]，并无出类拔萃之处，大感失望。他是这么分析的：
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破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为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苏昆生者，一善说评话，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爱及屋上之乌，憎及储胥，噫，亦愚矣！[5]
“屋”，左良玉。认为柳敬亭的名声，都因左良玉而起。左良玉在崇、弘间诸大将里，被认为政治上明显偏向东林，柳敬亭则因为左良玉所喜欢，见爱于东林；明亡之后，也是因左良玉的关系，有前朝之思的一班遗老，借柳敬亭这杯酒，浇他们怀旧的块垒。
王士禛的不以为然，是批评一种政治心态，尚非特别针对着柳敬亭本人。梨洲不然。他并不认识柳敬亭，虽然他很有那样的机会；他的忘年好友钱谦益，就是柳敬亭的主要鼓吹者。梨洲可以结交柳敬亭却绝无来往，其原因，读了他的《柳敬亭传》，便一目了然。
素昧平生，怎会想起来给人作传，又如何作传？这本身就有些奇怪。的确，从交往说，梨洲并无条件写柳敬亭传，他这篇传，内容均不出诸己，尽采于吴梅村的柳敬亭传。而他所以想起来写此传，也纯因读了吴传，感到不满，特意在它基础上改写，以对柳敬亭这类人与事别树立意及表达。
比较一下吴、黄两篇柳传，便清楚地发现，梨洲真正出于自己的笔墨，只有以下三段。一是开头：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6]
以及结尾的两段：
马帅镇松时，敬亭亦出入其门，然不过以倡优遇之。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
偶见梅村集中张南垣、柳敬亭二传，张言其艺而合于道，柳言其参宁南军事，比之鲁仲连之排难解纷，此等处皆失轻重，亦如弇州志刻工章文，与伯虎、征明比拟不伦，皆是倒却文章架子，余因改二传。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7]
但这三段，现在中学教材收为课文时，却都删去。为什么？因为全是对柳敬亭“不以为然”的意思。
不以为然的根源，可参《明夷待访录》“兵制三”：
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8]
“豪猪健狗”，谓一般武夫徒有野蛮之体魄，而无文明之理性。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的评论，可知他对左良玉的看法，也是“豪猪健狗”。左出身赤贫，目不识丁。而柳敬亭正好与他一样，也粗陋无文。柳情况稍好，相当于经过了初级扫盲，能写书信，又因多与文士交往，还有点喜欢“转文”，闹了不少笑话，所以梨洲专门点到他“别字满纸”。
概括起来，梨洲认为左、柳惺惺相惜，是精神文化层次相当，物以类聚。梨洲是文明至上论者，以文明高低为估衡一切事物的准绳，看不起任何不知书之人。他批评吴梅村柳传“倒却文章架子”，并非有人理解的是在谈论“‘文章体式’也就是结构”[9]，实际上，“文章架子”指的是文章写作的价值观，“倒却”即价值观上本末倒置、“皆失轻重”，这从他同时批评王世贞某文将一位雕刻艺人与唐伯虎、文征明相提并论，是“比拟不伦”，可以看出他坚决反对将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和事混为一谈，也即我们通常知道的“有辱斯文”的意思。
文明高于一切，这向度本身无错。但梨洲因为人家文化程度不高，就目为“琐琐不足道”，确实含有偏见。在这一点上，他未免走了极端。古代文人，即无如今的觉悟和心胸，却也很少褊狭如梨洲。王世贞、吴梅村这等文豪，肯为俳优匠人作传称引，境界显然就高出一头。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胸无点墨者心中不乏轻慢，比如钱谦益就经常嘲笑柳敬亭的“转文”，但对他们文章以外的才具，还能器重和不掩。《史记》于“七十列传”之第六十六篇，特撰“滑稽列传”，记述到那时为止曾经出现过的三位名伶淳于髡、优孟和优旃的事迹。这三人的共同之处，是都用演技或口才影响了政治。他们原本属于地道的小人物，其貌不扬、操持贱业、供人取笑，登不了大雅之堂，写入正史更是闻所未闻。司马迁将这视阈打破，给这些小人物大大的提携，让他们与王侯将相比肩，称赞他们“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10]，予以“岂不亦伟哉”[11]的评价。就此可以说，梨洲胸襟视野不及太史公远甚。
人，都有缺点。在柳敬亭问题上，大思想家的梨洲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不足。虽然原因是过度推崇文明，好像不算是恶劣的缺点，但倒也因而让人受了警醒：对任何问题，都不应走到偏执的一步，哪怕是出于看上去“高尚”的理由；“高尚”的理由，同样可以把人引往窄见。
当然，说到梨洲的偏见，又有一种两难的意味。有时候，偏见似乎与思想个性有一定关系，不少能够道人未道的思想者，会表现出“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面目，他们的锐利与独到，似乎有赖于某种偏颇的观念、思维方式及表达，典型者如尼采，梨洲没他那样夸张，但确有自己的走极端的地方。
如何评价柳敬亭，梨洲的偏执尚有一种貌似正确的价值观外衣为遮挡，但在另一件事情上，他这个毛病却可以说一览无余了。
前面我们几次提到过高旦中。他是梨洲、晦木兄弟的挚友，甚至于有大恩，不但长期以行医接济他们，且数次救于危难之中。一六七○年高旦中不幸去世，冬天下葬，梨洲及吕晚村诸友各自赶来，梨洲还亲自撰写墓志铭。《黄宗羲年谱》：“冬，为甬上高旦中题主，至乌石山。”[12]晚村长子吕公忠《行略》：“时会葬高先生于鄞之乌石山，先君芒鞋冒雪，哭而往。”[13]初无异常，然而，那篇墓志铭，引出了大恚争。吕留良以几乎忍无可忍的语气，对梨洲大加挞伐，谓之“固极无理”“词气甚倨”，不满主要在于：“凡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原与史法不同。称人之恶则伤仁，称恶而以深文巧诋之，尤不仁之甚。”[14]
感到不妥的，非止晚村，据梨洲《与李杲堂陈介眉书》：
万充宗传谕：以高旦中志铭中有两语，欲弟易之，稍就圆融：其一谓旦中之医行世，未必纯以其术；其一谓身名就剥之句。弟文不足传世，亦何难迁就其说？但念杲堂、介眉，方以古文起浙河，芟除黄茅白苇之习，此等处未尝熟谙，将来为名文之累不少，故略言之，盖不因鄙文也。[15]
杲堂即李文胤，介眉是陈锡嘏，他们与梨洲的关系，半朋友半弟子，因而能够出面表示或转达一下大家的感受。他们请黄门弟子万斯大表字充宗捎口信，希望梨洲就两个说法加以修改，而梨洲坚持不改，修书作答。
不改的理由，一是那些话在高旦中生前自己就当面讲过，“生前之论如此，死后而忽更之，不特欺世人，且欺旦中矣”[16]。二是别人以为不中听，在梨洲自己却是对好友一番惋惜之情，“哀之至故言之切也”[17]。第三个理由最显个性，充分展露了他“犯轴”的特色：“夫铭者，史之类也。史有褒贬，铭则应其子孙之请，不主褒贬”[18]，“今日古文一道，几于坠地。所幸浙河以东二三君子，得其正路而由之，岂宜复徇流俗，依违其说。弟欲杲堂、介眉，是是非非，一以古人为法，宁不喜于今人，毋贻议于后人耳”[19]。称自己是申倡古文之法，回归文章正义，为此宁肯得罪今人，也毋令后人指摘。反过来将劝说者的李、陈训斥一番，要他们坚持古文追求，“芟除黄茅白苇之习”，“黄茅白草”是贫瘠土地所生物，比喻平庸之人或物。
我们并不觉得他文过饰非，可能他心中确作此想。铭中批评在梨洲自己或许觉得是为之抱憾高旦中学问始终不够好，说他初来相见，拿着一些诗文作品，“彩饰字句，以竟陵为鸿宝”，语气很不屑，而指点之曰：“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外，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高旦中也奉为箴言，但终被“医道”“医名”所误，“旦中医道既广，其为人也过多，其自为也过少。虽读书之志未忘，欲俟草堂资具，而后可以并当一路”，结果别人大为精进，他却裹足未前，自己也很愀懊，“近岁观其里中志士蔚起，横经讲道，文章之事，将有所寄。旦中惕然，谓吾交姚江指梨洲兄弟二十余年，姑息半途，将以桑榆之影，收其末照，岂意诸君先我绝尘耶！彷徨慨叹，不能自已。而君病矣，是可哀也”。全文结尾，八句总结式铭语，其中一句竟然写道“：日短心长，身名就剥。”[20]这里，梨洲又犯了和《柳敬亭传》一样的毛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此番有所不同的，是所批评的这人，非不爱学，非无志于学，而是时间和精力多消耗在救人急难上头，且其中主要的受益者，正是梨洲兄弟自己！
吕留良《质亡集小序·高斗魁旦中》说：
旦中聪明慷慨，干才英越，嗜声气节义。尝毁家以救友之死。有所求，不惜脑髓以徇。精于医，以家世贵不行，至是为友提囊行市，所得辄以相济，名震吴越。友益望之深，不能副，则反致怨隙。又为友营馆谷，招徒侣。[21]
文中那个“友”字，几乎都可直接置换为“梨洲兄弟”。吕留良与高旦中为莫逆交，又与梨洲兄弟谊深，说到知根知底，他最有资格。照他说，高旦中对梨洲的恩义，不惟是济困扶危，连梨洲授徒讲学，旦中也有经营之功。旦中本富家子，因多年行义竟至一贫如洗，“死之日，贫不能备葬。孤寒啼饥，无或过而问者”[22]。《行略》言，旦中之女已许晚村第四子，一日忽接高旦中信：“某病甚将死，家贫，吾女恐不足以辱君子，请辞。”[23]太穷，备不起嫁妆，主动请求退婚，晚村拒绝了。一个为了朋友无私奉献、把自己弄到这种地步的人，梨洲却责其不合为行医疏怠学问，而他偏偏还是那主要的受益者，确实让人想到“于心何忍”四个字。
吕留良特别打抱不平的，是梨洲不但批评高旦中不埋头治学，还挖苦他的医术。墓志铭中这样写：“盖旦中既有授受，又工揣测人情于容动色理之间，巧发奇中，亦未必其术也。”[24]晚村觉得这是“深文巧诋”，不可思议。文章还有一处，也令晚村不满：
旦中临绝有句云：“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冲改“不见”为“共见”，且训之曰：“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见，即堕鬼趣。”[25]
梨洲这一段的原文是：
明年过哭旦中，其兄辰四出其绝笔，有“明月冈头人不见，青松树下影相亲”之句，余改“不见”为“共见”。夫可没者形也，不可灭者神也。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见，则堕鬼趣矣。
辨之，梨洲改动是从语义着眼，觉得旦中虽死犹生，形灭神不灭，故以“明月”喻其神，改“不见”为共见，要说本意也是好的。但旁人看来，无意间梨洲露出了他对高旦中一贯的“甚倨”心态。别人的绝笔，必得之万千沉吟，怎可这样轻率地认为其字句不当、有瑕疵？真是从来轻视惯了。况且，旦中此句原有深意，吕留良就看出来了，但他不能明说，以“幽清哀怨之音”隐指。那确切的含义，《吕留良年谱》的作者包赉曾作过分析：
在表面上看去好像是文艺问题，但我们仔细看看，实在是重大的民族思想问题。他说的“明月”并不是“山间之明月”的明月，他说的“青松”也不是黄山的青松，他说的明月就是那胜国的明朝，他说的青松就是新兴的统治者清朝……意会这两句诗就是复明还未实现，我人已先死了！这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教英雄泪满襟”的意思。[26]
结合高旦中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后半生，这是很让人赞同的。“明月”必用“不见”，改为“共见”，愤懑悲凉辄一扫而空。奇怪的是，梨洲怎未看出来？包赉认为是他“太舍不得字面”的缘故，这应该是个原因，但恐怕潜意识里，梨洲对高旦中文章学问一直的轻视、不看好，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带着这种心态，他一见高旦中的作品，总习惯于首先挑毛病。
这件事情，让梨洲在朋友中深受非议。他写出墓志铭后，高家的人拒予刊刻，弃用。而梨洲也很固执，始终无歉意，友徒来劝，继续坚持己见，总之认为无可自咎。这好像不止是不近人情，也不光是认死理，而反映了他在心胸和态度上都有一些局限性。
[1] 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30页。
[2] 《道光泰州志》，泰州市文史资料第8辑《评话宗师柳敬亭》，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1995，第28页。
[3] 吴伟业《柳敬亭传》，《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055页。
[4] 王士禛《柳敬亭》，《分甘余话》，中华书局，1989，第52页。
[5] 同上。
[6] 黄宗羲《柳敬亭传》，《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587页。
[7] 黄宗羲《柳敬亭传》，《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588—589页。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4页。
[9] 吴功正《一篇独特的人物传记——读黄宗羲的〈柳敬亭传〉》，《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4期。
[1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2410页。
[11] 同上，第2415页。
[12]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34页。
[13] 吕公忠《行略》，《吕晚村先生文集》附录，《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8页。
[14] 吕留良《与魏方公书》，《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91页。
[15] 黄宗羲《与李杲堂陈介眉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160页。
[16] 黄宗羲《与李杲堂陈介眉书》，《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161页。
[17] 同上，第162页。
[18] 同上，第160页。
[19] 同上，第162页。
[20] 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23—326页。
[21] 吕留良《质亡集小序·高斗魁旦中》，《吕晚村先生文集》续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35页。
[22] 同上。
[23] 吕公忠《行略》，《吕晚村先生文集》附录，《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8页。
[24] 黄宗羲《高旦中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24页。
[25] 吕留良《与魏方公书》，《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93页。
[26] 包赉《清吕晚村先生留良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