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捌/应试
太冲很瞧不起科举。前面刚引的《天一阁藏书记》那段话说，应科举考试，一个人一生仅仗着几十册书，即可“崛起于白屋之下，取富贵而有余”。就此，梁启超也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1]科举与学问可以没有一丁点儿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科举是用来选人做官的，并不在意你读书多少、学问多大，而只考核你的思想观念是否符合、满足政治需要，标准很是狭小。由于以科举为出路，当时许多读书人，自打入学起，整天就盯着官方规定的几部科举考试用书，按照科举答题作文的格式反复琢磨和练习，至于此外的知识和书籍，不但无暇顾及，简直也毫无兴趣。这样，一步一步从生员而举人，而进士，一辈子所学往往不出于“数十册故书”。尽管科举得意者并非一律不学无术，个中也找得到渊博的例子，但功名与学问不成比例，却是更普遍的情形。太冲曾举两个他亲见的例子：
余尝遇士人问“叠山何人”，余应之曰“谢枋得”；又问“枋得何人”，余不知从何处说起，遂不应。又有士人过余斋头，见《宋书》有《陶渊明传》，曰：“渊明乃唐以后人乎？”余轩渠而已。[2]
这两位“士人”的身份，一为举人，一为进士，从科举角度说，可谓千军万马独木桥中杀出的好汉，而竟如此。谢枋得、陶渊明都是一流的诗人，以当时言，稍涉诗书即应有所闻；就算今天，对谢枋得何人觉得支吾，犹情有可原，至于陶渊明，但凡有个中学文化程度，都不应该不知道。然而那位明末的进士先生，对陶渊明竟懵然无知。何以见得？因为他从太冲案头上《宋书》翻到陶传，第一反应居然是此“宋”乃赵宋之宋，故问太冲“渊明乃唐以后人乎？”实际上呢，那是南朝宋、齐、梁、陈之宋。堂堂一位进士，陋识也如此，真是既羞煞人也惊煞人了。难怪太冲叙完二事，而叹息说：“科举之学如是，又何怪其无救于乱亡乎！”[3]
然而，再伟大、再天纵其才的人物，一生也难以做到从不和现实妥协。太冲明知科举无趣，却也不能免俗。毕竟，作为一个读书人，别无长技，想要养家立业，正常仅有此途。他于二十一岁涉足其间，先后考了十二年。
崇祯三年1630，又逢大比，太冲恰好在这一年来到南京。明代乡试，三年一度，分别于各省城及南北直隶的顺天府、应天府举行。太冲此来南京，本非为了应试，而是奉祖母卢太淑人去叔父黄等素家，黄等素在南京为官，时任应天府经历。
既至南京，遂有交游。因届大比，南京聚集了千百举子。内中有位沈寿民，表字眉生，宣城人氏，太冲与他一见如故，后来终生都是知己。照《年谱》所叙，太冲原未打算投考，是沈眉生一番劝说，才临时决定加入考生行列：“宣城沈徵君眉生寿民劝公理经生之业，始入场屋。”[4]
然有一点不明：明代乡试，府州县学的生员，均应在本省应试，太冲是仁和县博士弟子员，照理说应在杭州参加浙省考试，不能参加应天府的考试。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国子学生或回原籍，或在顺天府或应天府应试”[5]，即国子监太学学生才可以选择原籍或顺天、应天两府中的一个为参加考试地点明于北京、南京各有一处国子监。太冲既能在南京就地考试，莫非他已取得监生资格？然若如此，奇怪的是又从来没有资料提到这一点。不过我们略微发现一点线索，《年谱》说：
番禺韩孟郁上桂以南京国子监丞左迁照磨，其署与经历署但隔一墙。公昕夕过从，孟郁始授公诗法。[6]
原来，左迁不久的前国子监丞韩上桂，和太冲叔父黄等素乃是隔墙邻居，彼此往来非常密切，太冲与韩上桂朝夕过从。这里，只说他随韩上桂学诗，未提别的。但我们于太冲作为浙省生员而在应天府应试，似乎也只能从这儿找一点解释。不单是这一次，崇祯十五年1642，太冲还曾在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如无监生资格，同样是不可以的。那么，在顺天、应天两府应试有何特殊好处呢？通常，南北直隶的贡额较他省多出不少，《明史·选举志》：“乡试之额，洪武十七年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始有定额。其后渐增。至正统间，南北直隶定以百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杀，至云南二十名为最少……庆、历、启、祯间，两直隶益增至一百三十余名，他省渐增，无出百名者。”[7]据此，有明一代，虽然普通地方中举名额一直在增加，但直到崇祯年间，两直隶名额仍比其他各省至少高百分之三十，堪比目下高考北京、上海两地在录取比例上的优势。
榜上无名，于太冲再正常不过，想他自己也不觉得意外。这毕竟是他第一回应乡试；小时候他就不以制艺为意，之后家中坎坷，“无暇更理经生之业”[8]，对于如何去做八股文章，近乎于一张白纸。此番南京应试，主要是沈眉生撺掇，临时起意，急抱佛脚，靠沈眉生辅导，“开导理路，谆谆讲习”[9]，现学现卖，哪能一考即中？
落榜后，还乡途中，在京口遇见因得罪权臣辞归的文震孟。文震孟可是科举高手，天启二年1622的状元。太冲拿出自己落考的文章请他指点，文阅后“嗟赏久之”，“谓后日当以古文鸣世”。[10]虽称赞有加，其实话里有话。八股文又称时文，说太冲日后当以“古文”鸣世，实则是婉转表示他做“时文”没出路。老状元文震孟真非浪得虚名，他一眼看出太冲对八股一窍不通，不是那块料。
但太冲此时自己还看不清楚，因而未弃努力。下轮乡试为崇祯六年1633，没有他应试的记载，大约上回经历令他知道，以现有的准备，试亦白试。几年间他常居杭州，埋头钻研，“读书武林南屏山下”，与人组成“孤山读书会”。孤山，西湖名胜，在白堤北侧，也即后来西泠印社社址。
又过三年，大约稍有把握，太冲再试。这回在省城杭州参试，复又落榜。此时太冲才气学力在一般青年俊彦中已颇有共识，一再不售，大家都莫名其妙。曾有朋友来黄竹浦乡下造访，“村路泥滑。同来沈长生不能插脚，元子笑言：‘黄竹浦，固难于登龙门也。’”[11]
崇祯十二年1639，太冲第三次乡试，又是在应天府。“三十而立”，这年他刚好三十岁，却没“立”起来——不出意外，他又名落孙山。
崇祯十五年1642，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应解试，居然远赴北京，却仍遭败绩。算来，这也是太冲平生第四次和最后一次到北京。四次在京，除了最初作为御史官邸公子而有愉快回忆，这城市对于他意味着告贷完赃、替父颂冤、科场失意，都不伴随美好印象。发榜之后，大学士周延儒有意以荐举方式委他为中书舍人，太冲“力辞不就”，想必也是从别人好意中领略到一种料定他科举无望的信息。“一日，游市中，闻铎声，曰：‘此非吉声也。’遽南归。”与其说真的有什么不祥预感两年后北京陷落、崇祯死国，恐怕不如说是心灰意懒、心生倦意的托辞。
虽然壬午乡试，就是明朝的末代乡试，但我感觉，即便明朝不亡、仍有下一届乡试，太冲十之八九是不会再预了。四次皆北，足够令他认识到，科举不是他的“菜”，非为他这样真正具有思想创造力的人所设。如下的话，说明了他的反思：
举业盛而圣学亡。举业之士，亦知其非圣学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尔，而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此一定之说者，皆肤论瞽言，未尝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其书数卷可尽也，其学终朝可毕也。[12]
意思是，思想不容于科举。科举只容“一定之说”，凡一语与之不合，都不被接受。太冲得出结论，科举只能造就“肤论瞽言”。所以，对自己何以屡考不中，他已然看透。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第3页。
[2] 黄宗羲《振寰张府君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9—40页。
[3] 同上，第40页。
[4]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14页。
[5]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第23页。
[6]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14页。
[7]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中华书局，1974，第1697页。
[8] 黄宗羲《思旧录》，沈寿民，《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52页。
[9] 同上。
[10] 同上，文震孟，第342页。
[11]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18页。
[12] 黄宗羲《恽仲昇文集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