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伍/颂冤
这种豪杰气概的首度显露，在崇祯元年1628。
去年秋，天启皇帝朱由校以二十三岁之龄和并非致命绝症，正常死亡。如此年轻，也无人谋害，死因只是两年之前发生的溺水事件，受惊之外加上着凉，小伙子病体就此缠绵，竟至于死。
他死后两个多月，也即天启七年十一月，魏忠贤自杀，客氏浣衣局掠死。继位的崇祯皇帝，决定清算兄皇七年以来的奄党统治。崇祯元年上半年，魏党内阁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等陆续罢，五月，毁《三朝要典》，销其版；二年三月，终定逆案，分处磔、斩立决、秋后处斩及充军、坐、徙、革职、闲住等罪名，计二百余人。
是为四百年前的拨乱反正。得到了消息，太冲时隔三年再度北上京师。这次，是去为父亲御前陈冤。
具体日期未详，依《颂天胪笔》所载奏疏末尾所注“崇祯元年三月日具题”[1]推知，大约是二月甚或正月就从余姚动身。当中，在杭州稍有停留，住“太平里小巷”。在那里，见到陈继儒眉公。陈乃当世名士，书画俱绝，身份不过诸生，名头却大得惊人，“上自缙绅大夫，下至工贾倡优，经其题品，便声价重于一时，故书画器皿，多假其名以行世”。时眉公方游于西湖，一人而以三只画舫随行，一条供其居住，一条专供会客，一条载其门生故友，拜会者如云，以致他苦笑道：来西湖数日，“只看得一条跳板”。访客如此之多，太冲求见却即得延入，不但如此，复亲至太平里小巷专程“答拜”，那全是对黄尊素敬重的缘故。太冲忆此，有“天寒涕出”一语，以杭州的气候，这光景一般不会在正月以后，此可助我们断他赴京颂冤行程的起止。也正是这次回访中，太冲拿出颂冤疏稿请陈过目，“先生从座上随笔改定”，因知这道奏疏当中包含眉公手笔。[2]
奏疏指控对象，为曹钦程、李实，及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官太仆寺少卿，父事魏忠贤，李实是太监，任苏杭织造，黄尊素案是此二人出面构陷。许显纯掌北镇抚司，崔应元官锦衣卫指挥，专事锻炼，魏奄将人下狱，即付与他们折磨。具体说，黄尊素先由曹、李捏成案子，继由许、崔毙于狱中。此四人乃黄尊素致死直接责任人，所以奏疏没有直接告魏忠贤，而是要求惩处这几位帮凶：“臣父之惨死，虽由逆珰恣擅，实附逆之钦程、李实借以希荣，同谋杀人”[3]。
疏上，圣旨批答：“黄宗羲奏谢知道了。曹钦程、李实等已屡有旨处分，该衙门知道。”[4]谓针对曹、李等的处置，先前多次作过批示，就此对刑部重申不赘。
刑部得旨，遂于五月会审许显纯、崔应元。太冲作为原告，对簿公堂。其间发生如下一幕：
公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血流被体。[5]
预先将一柄长锥藏于袖中，当庭刺向许显纯，令其血流遍体。味其所述，似乎是甫一照面，拔锥便刺，十分鸷猛，所以令许显纯不及躲避，衙役也不及阻拦。
六月，会审李实等三人，又上演同样一幕：
复于对簿时，以锥锥之。[6]
不过这一回，只说有锥刺之举，而无结果的描述，兴许受到阻拦，未曾刺中。
这种场景，法庭上大概常有。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故而如今法院，对于来者皆行严格安检，连小小打火机亦不得带入，更不必说利刃之器。古时不知如何，多半也有所防备，虽无安检设备，搜身总不难办到。太冲得携利刃在身，头一回如此，下一回复能如此，其情蹊跷。个中原委，我们无由知之。关键是，他以一介书生，出此悍勇之举，实在让人目瞪口呆。
更有奇者，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载：
又与光山夏承、吴江周延祚，共棰“棰”是鞭子或棍杖所头叶咨、颜文仲，立时而毙。[7]
“所头”即狱卒，许显纯的北镇抚司有这么两个恶棍，一个叫叶咨，一个叫颜文仲，当初对东林诸君刑讯逼供，他们都是干将，“被难诸公，皆其手害者”[8]，眼下也被收监。照以上所述，叶、颜受审时，太冲与同难的周宗建之子周延祚、夏之令之子夏承，一齐冲上去，将两人当场打死。此叙事因出黄百家，似乎可靠，所以邵廷采《遗献黄文孝先生传》、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以及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都予采纳全祖望稍有不同，为“共锥牢子叶咨、颜文仲，应时而毙”[9]，但我一直未敢轻信。盖此情节，跟先前袖锥以刺许显纯、李实，大不相同。锥人致伤，哪怕血流被体，终究未曾夺人性命，“立时而毙”则属于擅杀，完全逾于法度之外。后读《思旧录》，从周延祚一条见太冲亲笔写道：“狱卒颜咨、叶文仲，诸公皆被其毒手，余与长生登时捶死。”[10]居然是真，唯两狱卒姓氏，旁人似乎是弄颠倒了。
太冲在京城的作为，称得上惊世骇俗。邵廷采说：
当是时，先生义男[11]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赖天子仁明，念忠臣遗孤子，不加罪，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眦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12]
看来他的做法，确超出了一定限度，不然不会有崇祯皇帝的“不加罪”。事情究竟如何，恐怕要请教古代刑律专家。从我们现代人角度，一个人即便十恶不赦，亦须按程序治罪，不能由个人私自处置。古代想来也是如此，只是理念与执行的严格，也许达不到现代程度，有时会有些人情的参酌而网开一面。从两个狱卒姓氏弄得颠倒来看，他们都是毫无身份、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或许因了这一点，太冲和周延祚的擅杀，才被宽恕。
作为现代人，这件事，我们不免有点难以接受。但一来我们不能忘掉时代、社会的不同，二来亦勿就此以为太冲的为人暴烈鸷狠。他确实并非那样的人。这次在京的表现，十分特殊，一生绝无仅有，包括后来武装抗清，亦未听说他亲手杀过什么人。北京所为，实在是那帮坏蛋害父亲死得太惨，害他全家水深火热，悲愤交加，胸中攒着千般苦万般痛。其次，实际他是抱着必死之念而来，欲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来此就是跟仇人拼命，原未打算活着回去，故邵廷采称之“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好在冤如血海，众所周知，所以崇祯皇帝法外开恩，悯而不论。
北京颂冤，是太冲首次以“社会人”在人生舞台亮相。后来，当他走完漫漫人生路，众门生聚议为他上私谥，最终定下来两个字，一个是“文”，一个是“孝”。“文”的所指一目了然，他乃当世大儒、思想巨擘；那个“孝”字，主要就是指他一腔热血替父申冤的表现。当时，东林同难的后人纷纷赶到京城颂冤，大家同样悲痛，然论行动的刚果与决绝，多不能和太冲比，以哭诉、进呈血书等方式为主，这也更符合书生们通常的文柔性情，唯太冲能够义无反顾、不计安危，显示超众的行动力。而这种行动力，在他，是具标志性的。他以后的人生轨迹和杰出成就，实际皆从中而来。那些大开大阖、波澜壮阔、传奇惊世的经历，以及思想上的卓立崛岉、一骑绝尘，根源都要到这种人格中找寻。
秋天，太冲奉父柩南回。随身携来的，还有从崔应元胸前揪下的一撮胡须，作为替父报仇的象征，“归而祭之忠端公神位前”[13]。
[1]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黄宗羲奏疏，《续修四库全书》四三九·史部·杂史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20页。
[2] 黄宗羲《思旧录》，陈继儒，《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43页。
[3]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黄宗羲奏疏，《续修四库全书》四三九·史部·杂史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20页。
[4] 同上。
[5]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13页。
[6] 同上。
[7] 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黄炳垕《黄宗羲年谱》附录，中华书局，1993，第64页。
[8] 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黄炳垕《黄宗羲年谱》附录，中华书局，1993，第64页。
[9]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炳垕《黄宗羲年谱》附录，中华书局，1993，第86页。
[10] 黄宗羲《思旧录》，周延祚，《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49页。
[11] 原书如此，当为“勇”之误。
[12] 邵廷采《遗献黄文孝先生传》，黄炳垕《黄宗羲年谱》附录，中华书局，1993，第79—80页。
[13]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