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捌/汰存
梨洲著述，有三种以“录”名，即《思旧录》《汰存录》和《明夷待访录》，有人因而共称它们“三录”[1]。
这里单谈一谈《汰存录》。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以上我们刚刚叙说了梨洲对平生故人的殷殷思念之情，但其实也并非一律如此。他一生的师友，固然有不少始终情笃，然而意态相左、渐行渐远，以至反目成仇的，也有几个突出的例子。在亡故者中，夏允彝是代表。
《汰存录》就是为驳夏允彝而作。乙酉1645八月，清军下江南后，夏允彝于无望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死前，他正在写一本总结明朝亡国教训的书，便即《幸存录》。“幸存”之谓，当系相对殉国的先帝崇祯而言。这本书没有写完，夏就自尽了，后来由其子夏完淳补续了《续幸存录》。
夏家一门忠烈，门风品格极受尊仰，《幸存录》《续幸存录》又是夏氏父子以鲜血写成，大家更抱珍吝心态，无人曾加喙责。夏允彝提出一个观点，党争与门户乃造成明朝亡国的一大原因。党争、门户从嘉靖末年起其头绪，万历时大炽，而具体从崇祯、弘光来讲，便是东林—复社与奄党之争。夏允彝的观点，《汰存录》引了几句，例如：“两党之最可恨者，专喜逢迎附会，若有进和平之说者，即疑其异己，必操戈攻之。”[2]“两党之于国事，皆不可无罪。”[3]态度是各打五十大板。
从梨洲笔下，未见他与夏氏父子有直接交往记录，但他跟夏的不少至交亲友或相厚或认识，同时两人皆复社名士，夏允彝是松江复社之长，政治上思想上，本应算同一战壕。与以往猛烈抨击奄党人物不同，这一次，梨洲的矛头是指向自己“营垒”内部的。《汰存录》题辞专门指出，之所以要批判夏允彝，正因他本来是同志，且是一位颇具影响的同志：
余见近人议论，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略本于夏彝仲允彝《幸存录》。彝仲死难，人亦遂从而信之。[4]
夏允彝名节峻伟，愈如此，他观点的“流毒”愈不可小觑，“晚进不知本末，迷于向背”[5]，不知真相的后来者，甚易相信一个有着这样身份的人的说法。
在夏允彝，是凭据亡国之痛，持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写这《幸存录》，故能超拔于党派立场之上。当时人们对此书所重，亦在于此。比如为人正派，但在朝中无党无派的李清，读到《幸存录》，不禁激赏：“独夏彝仲《幸存录》出，乃得是非正”，盛赞之“存公又存平”，引以为同调，觉得和自己写《三垣笔记》是抱有同一种态度：“苟彝仲见此，无乃首颔是记指《三垣笔记》亦如予首颔是录指《幸存录》，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为幸也。”[6]
梨洲则不然。他的党派立场不但极鲜明，且终生不稍移易。因此他不觉得夏允彝是经痛定思痛，以“存公又存平”的心境，在悔叹中写出《幸存录》。《汰存录》一开始，这样挖掘夏允彝何以至此的原因：
岂知其师齐人张延登？延登者，攻东林者也。[7]
夏允彝生平，诸多传记都不详全。他何时师事张延登，遍查侯玄涵、王鸿绪、张岱、朱溶、沈眉史、高承埏、查继佐、盛敬、温睿临、徐鼒及诸郡县志所作传，均未及。但梨洲云此，应有所据。张延登，山东邹平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他曾于崇祯初任浙江巡抚，《明季北略》卷五有“张延登请申海禁”一条述其事[8]，夏允彝若曾以他为师，应在此时。又，《幸存录》自云“余馆于山东”，这经历或亦与张延登有关。对张延登，梨洲专门点了他两点：第一“齐人”，第二“攻东林”。后来人们知道的党争，只限东林党与奄党，这在天启及崇、弘间确如此，但万历的时候却非止这两党，而是有好几个门户，东林之外，还有浙党、楚党、齐党等等，齐党即山东籍的官员集团，张延登被认为在其内。他的“攻东林”，《万历邸钞》有其万历二十八年1660一道奏疏：
吏科张延登感时触事，恭陈无党之论，以定国是、以伸国法等事。言：今之纷然攻击，形于章疏揭牍者，不曰苏脉、浙脉，则曰秦党、淮党，种种名色，难以尽述。而目前最水火者，则疑东林与护东林两言耳。疑者摘其一事之失、一人之非，或至混诋林泉讲学之人，则人心不服。护者因人摘其一事之失、一人之非，或至概訾论者伪学之禁，则人心亦不服。[9]
梨洲觉着，从这里可证夏允彝“倒戈”并不是什么持公持平，而是继承他老师的衣钵。我自己曾说：“读《汰存录》，笔者油然想到约三百年后的鲁迅。这两位浙江老乡之间，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黄宗羲如此苛对夏允彝，某种意义上我颇感不忍。”[10]很多事情因“是非”二字闹成僵局，但有时其中却未必真有“是非”，与其说是是非，不如说是性格和心理起了主要的作用。梨洲性格有嫉恶如仇和极倔强的一面，他见夏允彝反过来批评东林—复社，感情上不能接受，可以理解。但他强行否认夏出于历史反思，硬说夏“以延登之是非为是非”，则太过主观、情绪化。他不妨与《幸存录》见解不同，然不应为了是己所是，称“独怪彝仲人品将存千秋，并存此《录》，则其为玷也大矣”。[11]
不过，《汰存录》也有它闪光处。梨洲认为：“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12]，“夫天下之议论不可专一，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专一也。故民同之在流品议论，两者相似而实远。如宋之洛、蜀，议论之异也，非流口之异也；汉之党人、宦官，其异在流品，不在议论。在议论者，和平之说未可尽废；在流品者，此治彼乱，间不容发，如之何其和平也？”[13]他精细地指出，这当中有些是思想意见不同，有些却关乎历史正义。他的看法其实不失理性，“议论不可专一”，言论和思想可有自由讨论的余地，但“流品不可不专一”，凡涉及历史善恶，都不能和稀泥，必须有明确的立场选择。他对夏允彝的不以为然，实际在此，认为其党争之论混淆了两种历史力量。梨洲说，他不否认东林里面也有坏人，“‘东林中多败类’，夫岂不然！然不特东林也，程门之刑恕，龟山之陆棠，何独异于是。故以败类罪东林，犹以短丧窃屦毁孔孟也。”世间哪有纯而又纯的事情呢？重要的是方向和立场。历史中有两种力量，这个事实总是抹煞不了的。有人推动历史朝好的方向发展，有人却做相反的事。梨洲认为从这角度说，党或党争，无可避免；“今必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从古至今，一直便有引历史去往“治”“乱”不同方向的两“党”，“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都可称之东林，“劾刘瑾、王振者，亦可曰东林也”，“东林岂真有名目哉”，凡为历史正义而努力的，都是东林。[14]
他和夏允彝谈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东林”。在梨洲那儿，东林已抽象成历史进步力量的“共名”，夏允彝所论却很具体，是崇、弘之间在一系列朝政问题上作何表现、起何作用的政坛势力。梨洲讲的是历史之是非，夏允彝讲的是一事之是非。夏着眼于得失之检讨，梨洲立足于清浊不可混。他们之间恐怕并无矛盾，如果夏能在清浊前提下检讨得失，抑或梨洲能既讲清浊也讲得失，就会发现彼此的对立并非想象的那么严重。
但梨洲之所以少讲得失，以至还有点抗拒检讨东林的不足，我认为另有其深层原因。夏允彝还是一位正统抑或传统的“爱国者”，他对国家终于搞到亡国地步痛心疾首，愿意把自己也放进去，加以反思、承担某种责任。梨洲和他很大不同在于，内心早就不是那种“爱国者”——如果这里的“国”指大明王朝。作为党祸奇冤蒙受者，梨洲从父亲的血泊中已看透这种权力所立之“国”有一种骨子里或本质上的丑恶，它的亡，不单咎由自取，简直也势所必然。《汰存录》有这样一段：
庄烈帝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庄烈帝之所以亡国者。[15]
家天下的本质，使崇祯皇帝注定不会在政治上全心全意依靠进步力量，相反，有意识地用“小人”制东林，以维护帝权自身利益。这终于显出梨洲与夏允彝一类传统“爱国者”的真正区别。梨洲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是将贪官皇帝放到一处反，甚至认为贪官之根在皇帝。此处谈到崇祯皇帝，梨洲还算客气，因为单独作为个人，朱由检不算邪恶，梨洲对他并无恨意，甲申国变后作《三月十九日闻杜鹃》，还叹道：“昔人云是古帝魂，再拜不敢忘旧主。前年三月十九日，山岳崩颓哀下土。”[16]但梨洲觉得，即便是朱由检，政治也必走到“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的局面，那为帝制自身本质所决定，它有追求“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局面的天然冲动，而这才是“亡国”的终极原因，其余皆属其次。
梨洲已将帝制彻底看扁的态度，后面结合《明夷待访录》再更多展开，这里且借对夏允彝的批评，窥一窥他的激烈情怀。他有锱铢必较的性格，凡欲坚持的便咬定不放。纵然是夏允彝那么有口皆碑、品质纯粹之人，他若心存不可，口中也不留情。这是他鲜明的为人风格，我们应该了解。
[1] 杨复吉《思旧录跋》，《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440页。
[2] 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30—331页。
[3] 同上，第331页。
[4] 同上，第330页。
[5] 同上。
[6] 李清《自序》，《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3—4页。
[7] 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30页。
[8]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第102—104页。
[9] 《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卷，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第1103页。
[10] 李洁非《黑洞：弘光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
[11] 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30页。
[12] 同上，第331页。
[13] 同上，第331—332页。
[14] 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32页。
[15] 同上，第331页。
[16] 黄宗羲《三月十九日闻杜鹃》，《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