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六 近人评骘小辑
章太炎
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宁人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征辟虽不行，群盗为之动容，使虏得假借其名以诳耀天下。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要有规画，则不得不处都市。王之与顾，未有以相轩轩
也。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昔文天祥言以黄冠备顾问，世多疑其语为诬，端居而思，此不亦远乎？以死拒征，而令其子百家从事于徐、叶间。若曰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于为虏者，以《黄书》种族之义正之，则嗒焉自丧矣！
（《衡三老》，《民报》第九号，1906年11月15日）
梁启超
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像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此书乾隆间入禁书类，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第52—54页）
钱穆
梨洲讲学，初不脱理学家传统之见。自负为蕺山正传，以排异端为己任。至其晚年而论学宗旨大变，备见于其所为《明儒学案序》。然此特就其争门面、争字句处看则然耳。其实梨洲平日讲学精神，早已创辟新局面，非复明人讲心性理气、讲诚意慎独之旧规。苟略其场面，求其底里，则梨洲固不失为新时代学风一先驱也。
季野《明史》之学，实受于梨洲。此其治史注意于当身现代之史，异于后之言史多偏于研古者一也。二曰注意于文献人物……此种重现代、尊文献之精神，一传为万季野，再传为全谢山，又传为邵二云、章实斋。浙东史学，遂皎然与吴、皖汉学家以考证治古史者并峙焉。
明社既屋，兴复之望既绝，乃始激而为政治上根本改造之空想。此亦明末遗老一种共有之态度，而梨洲对政治理想之贡献，则较同时诸老为宏深。其议论备见于《明夷待访录》……其《原君》《原臣》诸篇，发明民主精义，已为近人传诵……其他诸篇，亦皆对政治上几种重要问题加以根本之讨虑。盖东林之议政，不过人物贤奸，出处忠佞而止。迄乎梨洲之时，则外族入主，务以芟薙为治，贤奸忠佞之辨无所用。一二遗老，留身草泽，惊心动魄于时变之非常，垂意来叶，既于现实政治，无堪措虑，乃转而为根本改造之想，以待后人。此亦当时一种可悲之背景有以酿成之也。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第30—31、35、36—39页）
谢国桢
梨洲生于百六之后，身丁阳九之厄，当清兵南侵，南都倾覆之时，起兵江上，参加戎行，目睹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前仆后继，抗清义师力量之伟大，梨洲本负有忠义之气节，爱国之热忱，遂发为民族思想，民主学说。又鉴于人民英勇之气概与当时君主昏庸无能之对比，痛心匡复之举，功败于垂成，故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有其历史之背景，社会之根源也。因之梨洲之政治思想，首在：“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以为君臣本同为保卫疆土，维持社会秩序之人，君主与人臣虽有地位之高下，而职守则相同。故云：“夫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又曰：“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是则以君臣关系，仅在于分工而治，所谓君者，亦臣民中之一员也。迨后世，“臣为君而设，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于是民生凋敝，君臣之道大坏，为君者遂肆无忌惮是，为所欲为，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至其所谓“我之出仕者，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则一反过去忠于王室之传统观念，进而为服务人民、服务国家之思想，乃尤有进步意义而含有民主主义意识者也。
（《黄梨洲学谱》，商务印书馆，1956，第59—60页）
侯外庐
宗羲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把历史上所谓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观点颠倒过来，具有工商业自由生产的理想的人……他的“工商皆本”之论，在三百年前是珍奇的思想。因此，我们认他为城市平民反对派的异端，并非杜撰。他这一主张积极则期望于富民，消极则攻击封建的特殊享乐。
宗羲的经济思想，已有“国民之富”的萌芽。一则曰“天下安富”，再则曰“金银……与民间无与，则银力竭”，三则曰“遂民之生，使其繁庶”，其内容近似于近代魁奈“经济表”的思想。
上节所讲宗羲的经济思想，大都根据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来论述的。此书前于卢梭《民约论》一个世纪……类似《人权宣言》，尤以《原君》《原臣》《原法》诸篇明显地表现出民主主义思想……他更超过了王朝更替的中古君臣之义，去寻求新的制度。这在《明夷待访录》中，也可以看出来的。他开宗明义即把中古分为一乱，客观的历史使他憧憬着资本主义式的一治……他不是以朝代更替划分时代，而是以中古一乱划分时代的。他所经历的历史，具有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因此他也有将来的信仰。所谓“一治”，是梦想着远处光明。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第145—146、150、155—157页）
金耀基
先生才高力勤，于古今学问，莫不旁推交通，其影响学术界最大者是他的史学。所著《明儒学案》为中国第一本完善的学术史，非徒为讲学之圭臬，抑且为史学界之新纪元。其他著作如《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皆为清儒治学之先导。而他在五十四岁时所写的《明夷待访录》，则是最为有关政治思想的名著。其中《原君》《原臣》《学校》诸篇，置诸洛克（John Locke）《政府论》（The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中可无逊色，较之卢梭（J.J.Rousseau）之《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已着先鞭矣。其所论之民本思也实上继孟子贵民之绝学，下开梁启超、孙中山诸氏民治思想之先河。
梨洲的“君客民主”的思想。可以说是承继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大遗产而加以阐扬光大的，吾人谓梨洲是中国民本思想之集大成者，当非溢美。从他“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念推衍开去。便是肯定了人民为政治之主体，而逼近了西洋近代“主权在民”的思想，是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哲学中极精彩的一页。
梨洲是中国民本思想之集大成者，他这部《明夷待访录》可说是我国民本思想的渊海，其立论之大胆精确，见解之深远密察，足可与孟子先后辉映，与卢梭东西媲美，所陈之政治理想为学术中极精彩的高贵产品，不仅在亡明遗老中为首屈一指，即在我国二千多年士林中，亦罕有与其匹者。顾亭林与梨洲书谓：“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他的推崇可说无以复加了。
（《中国民本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第150、151、155页）
朱维铮
章太炎反复研究过清代学术文化史。对于二百六十多年里出现的学派和学者，曾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作过不同评价。他主编《民报》时期，以“说林”为总题，陆续发表过一串学术短论。内有一组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评论，便拿学者们对待清朝统治者的实际态度，作为检验他们优劣和影响的标准。
三老，就是三位晚明遗老——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都是有思想的学者，都做过南明政权的官，都拒绝同清朝统治者合作，但在清朝前期的遭遇却颇不相同：黄宗羲活得最舒服，被尊为一代史学的宗师；顾炎武生前名声很大，死后有些著作遭禁止，到乾嘉时期又被奉为考据学的开山；王夫之隐居深山，著作湮没无闻上百年。原因呢？章太炎从政治上估量的结果，认为在于三人的反清气节实不相同：黄主妥协，顾有求名嫌疑，王最坚定。
本文虽短，却有助于澄清某些误解，如说章太炎一味仰慕顾炎武，讨论学术总由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出发等。这类说法不能解释以下事实：章太炎在戊戌维新时期高度赞扬过《明夷待访录》，据此将黄宗羲列为唐以后唯一值得推许的古人，为什么这里却据此斥他没骨气？同样，这里对讲理学的王夫之的评价，实际上也高于讲经学的顾炎武。可见，单看现象，单看观念，说不清楚思想的变化。
（《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339—340页）
温家宝
晓风先生：
承赠“割爱”之藏书已收到，深表谢意。因忙于“两会”，迟复为歉。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
顺祝
春安
温家宝 二○○五年三月廿二日夜
（《温家宝总理论黄宗羲思想的亲笔信》，《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