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翘首期盼的，应不仅仅是器物现代化抑或生活之富足，而是开明、健康、充满善意、令人愉快的社会。

一九二三年，梁启超论述五十年间中国走过的路，把它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方面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从文化方面根本感觉不足。

这确是我们民族觉悟的三个阶段，但当中有一个大失误，就是认为中国补上这些不足，唯有走全盘西化的路——陈独秀所谓“欧洲输入之文化”——中国文化则被置于彻底否定的境地。比如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的书”。

但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古老民族，完全用拿来主义办法，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历史进化，缺不了一门功夫：解释学。西方的近代之路怎么来的？很多人忘记它先后做过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文艺复兴，通过祖述希腊，走出中世纪。一个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核心价值融入资本主义伦理。这两件事，使西方打通了自己的古代、中古和近代文明。不独西方，其他近代化之路走得扎实的地方，也都不曾将传统打烂。我们左近，有日本可以观察。

莫非中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不是。春秋战国，是运用解释学衔接过去未来的典范，孔子就是一位解释学大师，他通过“述周”，为中国后来两千年世界领先的农耕文明奠定基础。秦代大斫伤后，汉儒又出色地完成了文明接续任务。已经嗅到近代民族国家气息的宋明两代，也是解释学重镇，而着手于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相似的新儒学建设。

说起来，二十世纪中国对自身传统也并非不曾尝试新的解释，但一是专挑中国文化坏的方面来解释，二是专把中国文化往坏里解释。终迄“文革”，这种思潮达到顶峰。

抹煞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认为它只有消极面，造成一大困难，一大矛盾处境。一方面，更好社会绕不开人类共通价值；另一方面，此类价值却被指为中国所天然匮乏。于是，在中国讲民主、个人尊严、精神独立等，变成了伸张西方话语。美之者如此，詈之者亦然。

这是我们奋力向前的大障碍。中国要将社会改进目标从生产和技术的发达或国力强盛层次，提升到开明、健康、充满善意、令人愉快这种“好社会”层面，非得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使之不外在于人类共通价值；比如，对民主社会、法治社会的追求，不是抄摹外国，不是以夷乱华，而是中国精神资源固有之义。

这不是搞廉价的“古已有之”。人类共通价值根植于普遍人性，本非一时一地、个别民族个别文化所独有。其次，中国文明既然数千年傲立于世，乃至是唯一从古代延嗣于今、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系，则必有厚德善因，以及正大轩昂的道理。诚然，历史上我们曾顿挫、停滞，以至有朽腐窳隳的段落。但是，讳疾固不可取，隐善扬恶又岂宜乎？良则良，莠则莠，理应分别论之。“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从孔子起，倡文明、反野蛮，始终是中国历史主线，着眼整体，就能看见这条主线。

中国欠一个解释学努力，欠一个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没有哪个国家可在一味反传统中完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衔接，走出健康的现代之路。

实际上，近代中国曾经有过类似尝试，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重新发明孟子，就是如此。而且他的工作，当时在世界范围甚至具有领先性。这些可贵幼芽，虽因社会条件严酷（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未能生长而夭折，但无疑是我们正面的精神资源，沿着它、通过它，可以追寻到中华文化向善和光明的力量。黄宗羲生前自觉地为吾族做着此事，三百多年后既有机会替他作传，我自当接过这衣钵。简而言之，为中国文化激浊扬清，彰其与人类文明并行不悖的一面。中国真正交其“大壮”之运——以今天话讲是实现向开明社会的进化——这将是关乎根本的环节，有巨量的工作在等待我们，几十个世纪的精神脉络和底蕴需要整理与重释，亟盼有识者同襄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