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壹/余波
吕黄恩怨余波不断，且随彼此景状之益远，意气用事的况味也愈彰。康熙十九年1680，梨洲编其文集《南雷文案》，中收《七怪》一篇。所谓“七怪”，指当下七大歪风邪气，梨洲称之“魑魅罔两魍魉”，说它们“青天白日，怪物公行，而人不以为怪，是为大怪”。文中列举的第二怪如下：
昔之学者，学道者也。今之学者，学骂者也。矜气节者，则骂为标榜。志经世者，则骂为功利。读书作文者，则骂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骂为俗吏。接庸僧数辈，则骂考亭为不足学矣……相讼不决，以后息者为胜。东坡所谓墙外悍妇，声飞灰火，如猪嘶狗嗥者也。[1]
骂字当头，确为明末士林一股风气。不论好歹，凡事皆骂。玩世者被骂，有为者亦挨骂，横竖待之以骂，仿佛一骂能解千愁，抑或骂就意味着正确。所以比着谁更能骂，彼来此往，谁在骂战中咬牙到最后，便是赢家胜者，所有的道理都可以放下。
不过梨洲在此，并非泛泛针砭时弊，而有其特指。《吕留良年谱长编》就说文章这一段“盖意亦兼指留良也”[2]，换言之，是不指名地表达一直以来吕留良带给自己的感受。然而，我们若看梨洲的行文，他用“墙外悍妇”比喻晚村，用“猪嘶狗嗥”描写晚村的形容，善詈能骂的功力一点也不逊于自己的对手。
是年，晚村五十二岁，距生命尽头仅余三年光景。他年龄不算高，身体却实在糟，尤其这年起，每况愈下，患上了咯血症。经常性咯血，多半肺或呼吸道有重疾，虽然我们不知他究竟患了结核抑或癌症。从一贯为人与为文看，晚村的胸怀很是郁重不舒，他自称“荒村腐子”，“迂拘而不可通于世”，“质性又僻戾不可近，亦不乐与人游，故友朋绝少”。[3]这种性格对健康本极不利，一旦抱疾，更易积耽难返，末两年所成诗统统以《咳气集》编为一集，可见他无日不在严重咳嗽中度过。病情发展颇快，转至翌年便“几登鬼录”，差点死掉，从此认定自己“不久于人世矣”。[4]
羸殆之际，读到《南雷文案》。那是一位朋友找来，让他看的。看后，不平气勃然满胸，提笔给朋友写长信，对书中各处一一指摘，例如有关《高旦中墓志铭》，有关《与李杲堂陈介眉书》……当然，还就《七怪》“今之学者，学骂者也”一说给以直接的回击：“观《南雷文案》一部，非学骂之巨子乎？”斥《南雷文案》明摆着本身是“学骂”的杰作范本。其他劣评，不一而足。说梨洲“议论乖角，心术锲薄，触目皆是”，“词气甚倨”，“尤可笑”，“猘獒之牙”，“山鬼之技终穷，妖狐之雾必散”，“当道朱门，枉词贡谀；纨绔铜臭，极口推尊”，“媚生贵而蔑亡友”等等，骂了个痛快淋漓。[5]
这封《与魏方公书》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去其辞世已不足十个月。可以想见，读《南雷文案》以及写信中，晚村着实生了一场大气，这对脆弱的健康，又是戕害。沉疴加上极度憎世、厌世的情绪，使他简直没了生的愿望，翌年一开初，连赋《祈死诗》六首，充满愤世语。说：“贫贱何当富贵衡，今知死定胜如生。泰山已换鸿毛重，鬼窟犹争漆火明”[6]，尤其第六首：
悔来早不葬青山，浪窃浮名饱豆簟。作贼作僧何者是，卖文卖药汝乎安？便令百岁徒增憾，行及重泉稍自宽。一事无成空手去，先人垂问对应难。[7]
竟恨自己死得太迟，认为活于当世只有“作贼作僧”两条路，要么与现实同流合污，要么逃禅遁世，而两条路却都没什么意思，即便活到百岁，也只是“徒增憾”而已，倒不如死期将至反而有解脱在即的轻松。整诗唯尾句稍露出对死的遗憾：毕竟一事无成，见先人于地下，将有愧焉。
倘以“作贼作僧”来衡量，在他看来梨洲不必说便属于前者，这从绝交以来当面及人后他对梨洲的各种评论，可以了解。言及此，我们得额外提到一人，那就是梨洲的二弟晦木，他对乃兄的看法，竟与晚村很有共同语言。
黄氏兄弟虽未留下如何激烈的反目言行，但后期关系极为疏远则乃显然的事实。晚村去世当年，早春时节，晦木有诗致之：“依回往事千双泪，惨淡贫交四十年。今日与君皆老病，未知何物可留连！”[8]晚村答以：“寄语南山老鹧鸪，真行不得也哥哥。虚颖世乱人材少，只觉年衰病痛多。虽甚难为犹下药，直无可说已成魔。还思共吐胸中积，将子能来及早过。”[9]约晦木赶来一见。假如晦木成行，见面“共吐胸中积”，定将语及梨洲。此面应未得晤，但八月十三日晚村病殁以后，晦木写了《哭吕石门四首》，篇幅都很长，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如果见面所欲吐露的一些心声，其三里面有这一段：
自放草野没，耻从公卿后。犹恐名为累，髠首辞故旧。吾当剃顶初，惨戚逝莫救。屡假逃禅途，祝发偏袒覆。相顾习为常，形影适且昼。重冠周罗颠，瓦盆佐饤饾。始终颠倒易，君是我纰缪。滔滔江河趋，礼乐争践蹂。典型悉毁灭，狂号恣童幼。廉耻残烟消，机诈乱流湊。愈出愈顾奇，谁或腹私诟。今君倏云亡，吾舌卷不漏。[10]
一半是吟彼此志节上如何引为同调，另一半则抨击相反之人。所谓同调，就是“自放草野”“假逃禅途”，亦即晚村前诗“作僧”所指。而与此相反，有人践蹂礼乐、丢弃准则、机诈不顾廉耻……这说的是谁？固然也许只是泛指，但更可能专指晚村、晦木心照不宣的某人，因为晦木提到“腹私诟”“吾舌卷不漏”，意思是不便明指、有所避忌。无论如何，梨洲于晦木长兄如父，父亲死后是梨洲只肩挑起抚教诸弟的责任，故从礼义论、从感情论，晦木都不能口言兄非。而此处不言胜有言，考虑到哥哥与晚村势如水火的现实，诗中对后者志节的称赞，无疑使晦木所暗怀的“腹诽”指向何人昭然若揭。
虽然从昔日好友到至亲的兄弟，都对梨洲鄙夷也甚，可是我们单独检视梨洲的晚年，却发现他非无底线，那个底线便是自己决不为清政权所用，替它做事，为此，梨洲几次三番推辞了中央和地方当局的所有征聘。再看晚村一直挂在嘴边的梨洲与“权贵”的交往，有的出于刘子同门的角度，有的是应邀讲学或做西席，要之，都限于学术或生计而无关政治。当然不可否认，梨洲于这些交往，确有“现实”的以至私心上的考虑，尤其以下一事，真正算得上一个小小的污点——他曾为两个孩子的出身，请托地方某位当权者。晚村在《与魏方公书》里将此事披露：
太冲尝遣其子名百家字正谊者，后托贵人为二子百家、百学援闽例，贵人偶误记，纳百家正谊为二，今改百学名百家以应之，非昔之百家矣……
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头说起。梨洲育有三子，名讳首字皆用“百”，依次为百药、百家、百学。但我们查后来家谱黄炳垕《年谱》所列《世系图》，三子名讳却依次为百药、正谊、百家，老二的名字突兀地变成了“正谊”。《与魏方公书》揭露的，正是这次改名事件。可惜事情经过，除《与魏方公书》以外，笔者还未见到更进一步的资料，故其详尽也难知，依据晚村之述，大致是梨洲闻知当时福建采取了一种办法，可以补上生员资格，而梨洲觉得自己两个孩子百家和百学也适用，就央求本省某权势者援例而行。不幸“贵人多忘事”，该官员将两人名字误记为“百家”、“正谊”实际上“正谊”是第二子百家的表字且如此填报，不得已，梨洲便临时将第二子以字代名改作“正谊”，而将第三子名讳从“百学”改为“百家”——此即晚村所说“改百学名百家以应之，非昔之百家矣”，换言之，经过这次改名事件，“百家”这个名字，从原来属于第二子，现在变更为第三子。
名字已改，事情究竟办成与否却不清楚，《世系图》上正谊和百家名下皆未注明任何出身，倘若有，则惯例是要记载的。但不论成与未成，此举的发生当无可疑。一来如今的家谱上，百药、百家、百学确实莫名其妙地改成了百药、正谊、百家；二来梨洲去做这种事，实在也是“老手”了，早在前明的时候，他便替弟弟和熟人子弟出身问题做过请托，眼下不同无非在于，所请托和谋取的乃是清朝的出身。
联想到晚村主动放弃清朝出身，我们或许觉得两人在境界操守上判若云泥。假如有此判读，所应提醒的是勿忽视一个细节，即梨洲自己并没有谋取清朝的任何身份，他只是在为两个孩子安排前途。有人或许不以为这有何差别可言，但实际上，它关系到明清易代之后摆在遗民群体面前的一个普遍而重要的现实问题。具体来讲，每个选择遗民立场的人都不得不考虑，虽然自己抱持遗民姿态以一生，但是下一代应该怎么办？
简化一下，问题可提炼为：遗民是世袭的吗？
命题由一个叫徐介的遗民提出来。他也是浙人，字狷石，明末诸生，亡国后，“弃田庐，白衣冠徜徉山水间如狂”[11]。有一天，徐介往访另一位遗民朋友应为谦应为谦与梨洲一样，也在康熙博学鸿词科征召之列而辞之，见后者满面愁容，问之而得回答：“主臣惶恐！以儿子将就试耳。”这时，徐介说出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亦已明矣。然听之则可矣，又从而为之谋，则失矣。”[12]
作为一位坚定的遗民，徐狷石有他难得的清醒。反之，包括晚村在内的许多人，激于一腔热血，只想着自己抱定宗旨，并未设身处地考虑更多和更深。在这种情况下，晚村对儿子的要求是草率的，甚至可以说随意。有一次儿子往福建贩书，晚村虑其在外接交人物，将受某些舆论影响，专门写信叮嘱：
一径南行，亲知者皆有惋惜之言，儿得无微动于中乎？人生荣辱重轻，目前安足论，要当远付后贤耳。父为隐者，子为新贵，谁能不嗤鄙？父为志士，子承其志，其为荣重，又岂举人进士之足语议也耶？儿勉矣！[13]
等于明令自己后代去做“世袭遗民”。但我们所以说他这番话草率以至随意，是因为其之横据于胸，并不出于冷静、理性，没有把心放平、沉稳成熟地思考。比如说，他确信这要求后代能做到吗？有证据表明，并不确信，起码后来思想慢慢在动摇。死前一个月，他开始陆续写自己的遗嘱，而最后一条是“：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14]显然，这个时候“子孙显贵”的可能性已无奈地从他脑中浮现，而情知那种局面也许不能排除，从而放松了当初“父为志士，子承其志”的训戒。事实证明，这种动摇与修正才是带有预见性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晚村死后十三年，其子吕葆中乡试中举，所谓“父为隐者，子为新贵”的现实，在他们父子之间不折不扣地出现了。
晚村悲壮地将清朝功名抛弃，儿子却千辛万苦为自己博取清朝功名，这反差似乎很引起嗟叹，其实谈不上。晚村有他的道理、有其不能不如此之为尔，吕葆中也一样。转面来看，还是狷石“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的认识平允、深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根由、道义与伤恸，为之忠守、付出和殉义，情之所至、自命自绳，无可厚非，但不能拿自己的根由、道义与伤恸要求下一代，因为后人又面临自己的生存，要独立适应新的不一样的现实。以康熙年情形来论，清朝统治无论从哪方面都无可撼动，此时仍永锢子弟以遗民，不但客观上无可能，恐怕主观上也是强人所难、有失宽仁。
晚村、狷石和梨洲，恰好构成康熙中期时，遗民群体对时代现实的三种应对。晚村不但自己做遗民，还要子孙做遗民；狷石自己初衷不改，但对子孙如何处世，主张听之任之；梨洲则在狷石基础上进了一步，一面坚持着自己，一面就子孙融入现实问题采取主动、积极的干预。
兴许狷石的方式，分寸最佳。“听之则可矣”，不要反对，不要阻挠，让后人自己主导其生活；“从而为之谋，则失矣”，假如越过听其自由这条线，帮子女去谋划和争取，这样做，与自己信守的东西相矛盾，也不恰当。所以，梨洲又是请托又是替孩子改名，表现过于急切，招致非议，有其固宜。但是，将他这件事上所为，与“大节”挂钩，则可谓过甚其辞。梨洲不是道德模范，我们勿因重视他的学问思想就把他当作“完人”来索求，除了思想学问，他在实际生活方面与所有人一样，也是俗人一个，有私心，有利己思想，有“护犊”情怀……像请托这种事，他做了不止一次，明朝时就干过，确不必专门地解为“巴结清朝权贵”。其次，他不像狷石那样认为“从而为之谋，则失矣”，尚有其他思想认识的不同，例如对康熙皇帝本人和康熙朝政治气象的肯定，例如主张积极介入当下文化建设，这些我们随后会谈到。
所谓“大节”，应在大是大非，是一个人当着大是大非问题，能否与人类文明保持同一方向。我们估衡“大节”，须紧握此点，而不是用纯而又纯、毫无杂质的为人处世为标尺。虽然人们普遍愿意如此要求或幻想杰出人物，实际真正落实下来，古今中外却一个也找不到。以晚村一再揪住不放、作为梨洲大节有亏凭据的“当道朱门，枉词贡谀”来论，这种针对人际交往层面的诟病，究竟有何意义呢？除非梨洲超凡入圣、置身三界之外，否则总会有可以指责之处。不但梨洲，即晚村又岂独能不染？我们偶尔地发现，类似的行迹，也曾分毫不爽地见于晚村自己。康熙二十一年1682，他的一个名叫吴涵的老乡，殿试点了榜眼。晚村有事相求，投书于他。信中一抬头即说：“敬贺吾兄掇魏第，步清华，开吾邑二三百年未有之盛事，乡里之荣，何以逾此……”[15]吴涵所高中的，须知也是清朝榜眼，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新贵”，未知晚村对这样一个人讲那样的话，算不算“媚”？我们本意并非质疑晚村大节，相反我们想说，人活于世不能决然脱逸世网羁绊，这与大节亏损，终究有一段本质的距离。
[1] 黄宗羲《七怪》，《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631页。
[2] 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第268页。
[3] 吕留良《复王山史书》，《晚村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02页。
[4] 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第278页。
[5] 吕留良《与魏方公书》，《晚村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91—93页。
[6] 吕留良《祈死诗》之一，《吕晚村诗》咳气集，《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48页。
[7] 吕留良《祈死诗》之六，同上。
[8] 黄宗炎《武林逢吕用晦次日别去代简送之》，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三十九，杭州出版社，2003，第212页。
[9] 吕留良《答黄晦木》，《吕晚村诗》咳气集，《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51页。
[10] 黄宗炎《哭吕石门四首》，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十，杭州出版社，2003，第217页。
[11] 冯景《徐先生传》，转引自钱伯城《问思集》，中西书局，2011，第515页。
[12] 全祖望《题徐狷石传后》，《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13] 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第277页。
[14] 吕留良《遗令》，《晚村文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06页。
[15] 吕留良《与吴容大书》，《晚村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一四一一·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