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叁/聚徒
梨洲语溪任教记录，到丙午年1666，康熙五年终止。为何呢？涉及几个原因，暂说其中之一。
丁酉1657，清顺治十四年，梨洲老友万泰亡故。当年，黄太冲、陆文虎、万履安三位，是有名的莫逆之交，文虎死后，履安与太冲相扶相助，同志互砥，共面患难，太冲兄弟几次化险为夷，履安都出过大力。他们的友谊，不止于两人之间，而达于通家之好。履安死后，梨洲一面应万家长子斯年之请，写了《万悔庵先生墓志铭》，一面修书招履安诸子前来受业。这一因黄、万情逾手足，履安逝后梨洲于其诸子颇有亚父自任的情怀，二因履安生前确曾命诸子向梨洲求学。履安共有八子，斯年以下，依次为斯程、斯祯、斯昌、斯选、斯大、斯备、斯同，个个优秀，梁启超先生云“履安有八子，都以学问著名”[1]，而长子斯年表字祖绳、五子斯选表字公择、六子斯大表字充宗、八子斯同表字季野尤成大器，其中“季野称史学大师，而充宗以经学显”[2]，俱系清初一流学者。
接梨洲书信，万斯同于己亥年1659来化安山拜梨洲，对此黄百家在为万斯同所写碑文中记：“犹忆顺治己亥先生初谒先遗献于化安山……”[3]既称“初谒”，想必就是万家兄弟中的头一个。一年多后，辛丑年1661初，“元夕，甬上门士万允诚斯祯、季野斯同、贞一言访公山中”[4]。元夕即正月十五当晚。这次来的除万斯同，还有万家老二斯祯及长子斯年之子万言。翌年壬寅1662元夕，万言又来一趟，这次只有他独自一人。[5]
隔年方一至，我们或许也感觉到履安子孙来得艰难。确实，梨洲因种种原因卜居化安山中，此地至今交通犹不便，更遑言当时。据万言说，从宁波来访，须“徒步百二十里”。[6]这种情况下，追随梨洲求学并不现实，偶尔来一趟仅具形式上意义，以循父命以及对梨洲稍执弟子之礼。不过，万氏子孙的几次访问，终究起了一个头，为后来梨洲聚徒讲学种下根由。
一六六五年，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是年，“建续钞堂于南雷”[7]。梨洲走出深山，回故里盖了新房，说明他不必播迁和藏匿，可以公开地定居。我们猜想，那方边款为“忠端是始，梨洲是续。贫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的藏书印，便刻于新居建成之时，因为“续钞堂”的意思，与边款是一致的。之后，梨洲将所编定的一系列著述，都以“南雷”字样嵌入书名，好像也是在纪念生活上的这一转折。
随着一切变为正常，他的学术活动得以全面开展：
子刘子讲学于证人书院，梦奠之后，虚其席者将三十年。丁未九月，余与姜定庵为讲会，而余不能久住越城，念奠夫从先生游最久，因请之共主教事。奠夫距城二十里而家，每至讲期，必率先入坐书院，以俟诸学人之至，未尝以风雨寒暑衰老一日辞也，于今盖五年矣。[8]
子刘子是对老师刘宗周尊称，梦奠为去世之意；姜定庵即姜希辙，绍兴人，官清廷工科给事中，时考满内升，回籍待缺；张奠夫即张应鳌，刘门弟子。这段说，老师生前在绍兴的讲学处证人书院，自他死后已中断近三十年，丁未年1667梨洲与姜希辙商议，请他帮助恢复；恢复后，梨洲因绍兴非其常住地，便托同门张应鳌主持平时书院“教事”。
这件事透露了好几个信息。首先，梨洲的社会处境有重大改善，当局不再追究他反政府的过去，清朝官员不但与之来往，还公开助他做事。第二，他作为蕺山重要弟子的地位似乎受到大家承认，俨然有一点翘楚的意味。第三，证人书院恢复，使他得到一个平台，去做学子们的导师，而不仅仅只是某个家族的私塾先生。
总之，绍兴证人书院重建，对梨洲人望的提升与汇聚，自然发挥了极大作用。不过，在绍兴他毕竟还不是“老大”，或独自挑班的角色，而只是一个参与者。邵廷采记另一刘门弟子董玚之事曰：
自蕺山完节后，证人之会不举者二十年。先生谓“道不可一日不明。后生生今日，不幸失先民余教，出处轻而议论薄，由学会之废也”。善继述蕺山志事者，亟举学会，复请蕺山高第弟子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诸前辈集古小学，敷扬程、朱、王、刘家法。于是余姚黄梨洲、晦木，华亭蒋大鸿，萧山毛西河皆挈其弟子，自远而至。值督学使者按越下县，会者近千人，越中士习复蒸蒸起矣。[9]
由此看，绍兴证人书院恢复，赖多人之功、有多人参与，且似未必由梨洲董其事。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几年中梨洲恢复了正常、公开的存在，具备了作为学者开展学术活动的条件，使其接受追随、创立门派、渐成宗师拥有可能。
之外的事情，主要由万氏兄弟促成。万家在宁波的名望影响，以及万氏兄弟自己的学养，使他们在当地青年学子中颇有号召力。几年来，尽管路途遥远，他们来向梨洲问学的次数并不多，平时却始终不忘向周围朋友宣扬梨洲其人其学。这中间，有一位后成为梨洲弟子的范光阳，便回忆说：
岁甲辰，与万斯同兄弟游，每论古今事，辄曰吾师姚江黄夫子言如此。光阳诧曰：“此非袖长锥锥许显纯者乎？”因相与极论先生之学，并及讼冤时事……光阳又肃然起敬曰：“有是哉，先生之遇也！以忠端为之父，以子刘子为之师，以晦木、泽望两先生为之弟，而以夫人为之配……”[10]
不但称颂梨洲之学，并及传奇般家世与师承。这样的宣传，自然令听者很是动容。范光阳说，万氏兄弟开始对朋友们作这宣传，在甲辰年，也即一六六四年；参前可知，那正是万氏兄弟遵父命几次进山去谒梨洲之后。如此鼓动了二三年，宁波一群青年士子终于决定采取行动：
盖自丙午冬夜，予与夔献、国雯、吴仲，宿张子心友家，有刻烛论心之约。次年正月，万氏兄弟导之，以往姚江。[11]
文中“予”即陈锡嘏，丙午乃一六六六年清康熙五年。是冬某夜，一班朋友齐聚张士埙表字心友家，议定拜梨洲为师；次年亦即丁未年1667正月间，在万氏兄弟引领下，共二十六名宁波青年学子来到黄竹浦，投梨洲门下。此事黄炳垕记为“乙巳春”，误。不但陈锡嘏讲得清楚：丙午冬夜议定、丁未正月见师；参以邵廷采所述丁未绍兴证人书院之恢复，“于是余姚黄梨洲、晦木，华亭蒋大鸿，萧山毛西河皆挈其弟子，自远而至”，亦正好相吻——这时，梨洲麾下刚刚聚起来他自己的徒众。
而梨洲不赴吕氏梅花阁之馆，正在此年。黄、吕反目之事，涉及好几个头绪，详情我们以后再陈。
撇开黄、吕私人间恩怨不论，在梨洲自己而言，丁未年是他从“太冲”向“梨洲”转身过程中的重要一年，他再也不是四年前“爷勿出门，则儿无果饵矣”那样一种需要出外当私塾先生糊口的处境。吕晚村不知道，二月，他苦候梨洲不至之前，刚刚有二十多位甬上青年学子赶赴黄竹浦，认梨洲为宗师。也是同一年，绍兴证人书院恢复活动，梨洲是主讲者之一，不时前往开课，仅年谱此项记载即跨越五年，从丁未年直到辛亥年1671：“至郡城，仍与同门会讲于证人书院”，“春，至郡城，仍寓证人书院”，“秋，之郡城，寓证人书院”，“之郡城，寓古小学”等。[12]还是丁未年，由姜希辙出资、梨洲担纲裁定主编，编刻《刘宗周遗书》。仍是丁未年，五月间梨洲第一次去甬上为门徒讲授，因故未能随万氏兄弟、陈锡嘏等同去黄竹浦的郑梁表字禹梅，这次终于拜见老师，“公授以《子刘子学言》《圣学宗要》诸书，禹梅闻公之论，自焚其稿，不留一字，而名是年后之稿曰《见黄稿》。”[13]郑梁以后也是梨洲重要弟子，所建“二老阁”藏书甚富，对出版、保存梨洲著作贡献尤著。而丁未甬上之行还不能算正式，经过一年筹备，翌年戊申1668三月，“甬上诸门士，请主鄞城即宁波讲席。三月，公之鄞，与诸子大会于广济桥，又会于延庆寺，亦以证人名之”[14]。梨洲的“个人学校”在宁波创立，也叫“证人书院”……总之，无论有无黄、吕恩怨，客观上自丁未年起梨洲已成大忙人，很难再跑到语溪为吕家做西席。
我们说，“海氛澌灭，公无复望”[15]以来，梨洲不得不开始人生转型，这种转型除开思想层面和社会身份、角色层面，也有一个很实际的生计层面，即总得有收入，能够活命和养家。他既不种田，又不务工、经商，生活何以为继？从所知的看，只有教书堪为长久的稻粱之谋。最早馆于语溪，经他本人之口，我们确定不光有收入，乃至某种意义上是为养家而接受这一工作的。语溪之后，“公讲学遍于大江以南”[16]，此事尽管梨洲自己及其弟子提起来都只字未及于获酬，但不难推知除与学术有关，也是作为一项职业来开展，不可能是无偿的义务工作。实际上，古时如果文人不做官，教书则为可能取得收入的主要途径。今人依现在情形想象的以著述挣钱，这方式在古代大体不存在，绝大多数著作出版，非但无报酬，相反还要自掏腰包或靠人资助。能够换钱的写作，仅限个别文体，比如墓表志序之类，《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卷有几十篇这种文章，其中一部分会给他带来收入。《思旧录》钱谦益条就提到，甲辰年1664某官以“润笔千金”求钱文三篇，“一《顾云华封翁墓志》，一《云华诗序》，一《庄子注序》”[17]，钱氏病中不能执笔，恰逢梨洲来访，就把他反锁屋内代笔完成，而那“润笔千金”则不知可否分馈梨洲若干，但据此可知，梨洲自己署名的几十篇类似东西，其中一部分，后面定有润笔存在。然而仅此显然不足以过活，一来梨洲此类作品不少从内容来断出于友谊恩义，应与钱无关；二来毕竟不是固定、常态化收入，不能认真地指靠。所以我们觉得，他生活的维持，主要是靠讲学授徒。丁未年前后，其讲学天地大拓，于他实际生活处境必定发生显著的改善作用。这一层，于他回归常态后是颇为切实的方面，而过去传记似不如何在意，为此我们便做了一点分析。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第88页。
[2] 同上。
[3] 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钱仪吉《碑集传》卷一百三十一，江苏书局，光绪十九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4]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31页。
[5] 同上。
[6] 万言《赵汉章诗序》，《管村先生文钞内编》卷一，清抄本，国家图书馆缩微品。
[7]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33页。
[8] 黄宗羲《寿张奠夫八十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673—674页。
[9] 邵廷采《东池董无休先生传》，《思复堂文集》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第178页。
[10] 范光阳《黄师母叶夫人六十寿序》，《双云堂文稿》卷三，康熙四十六年郑风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11] 陈锡嘏《陈母谢太君六十寿序》，郑梁选、陈汝咸辑《兼山堂集》卷四，康熙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12]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34—38页。
[13] 同上，第34页。
[14]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35页。
[15]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炳垕《黄宗羲年谱》附录，中华书局，1993，第91页。
[16] 黄炳垕《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第35页。
[17] 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