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捌/掮任
世遭变故，正人君子易于想到自己出污泥不染，舆论所重也是这类品行，而其他问题往往被忽视。一六六五年，刚从“独坐雪交亭”的长久苦痛走出不久的梨洲，借一篇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
尝读《宋史》所载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国亦且三年，文、陆、陈、谢之外，岂遂无人物？顾闻陆君实有日记，邓中甫有《填海录》，吴立夫有《桑海遗录》，当时与文、陆、陈、谢同事之人，必有见其中者，今亦不闻存于人间矣。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能无遗憾耶？[1]
“二王”，是南宋两个末位君主赵昰、赵昺。梨洲惊讶于元人所修《宋史》对这一段的记述，无论人事都很简单。他还发现，连存世的史料也极少，有些虽然听说过，但仅闻其名，都无处可寻了。言此，他重重写下“国可灭，史不可灭”这句话。国家会亡，兴许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为何国家亡了，历史也凋零若此？梨洲问：“后之君子能无遗憾耶？”他觉得这是应负历史传承之责的文化精英们“君子”未尽到责任的结果。几年后，“国可灭，史不可灭”一字不易又出现在另一篇文章：
虽然，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而推寻桑海余事，知横流在辰，犹以风教为急务也。[2]
文末铭词叹问：“太史遁荒，石渠萧瑟。茫茫来者，谁稽故实？”[3]太史即史官，“石渠”乃西汉皇室藏书阁名。史官无踪，文献星散，历史湮埋，后人何处追寻？
《弘光实录钞》序，述己之近况。曰：“年来幽忧多疾，旧闻日落。”曰：“十年三徙，聚书复阙。”紧跟着，犹如石破天惊，横空一问：
后死之责，谁任之乎？[4]
这八个字，不单悬在当时梨洲心头，恐怕自“海氛澌灭”直至辞世，始终悬于心头。或许，每个“后死之人”都当有此一问，可显而易见曾这样自问者不多。不少的遗民精英，于“后死”生涯，唯念不陷泥淖、守身如玉，而非后死者当有何所“任”。梨洲心中却回旋着这个声音，其使子徒参修《明史》，实由“国可灭，史不可灭”、“后死之责，谁任之乎”等主动自我儆勉致之。
鉴乎宋末教训，他深感覆辙不容再蹈，国运难免暂衰，国家精神、文脉、风教则万不可随之坠绪、蹭蹬。告别“雪交亭”愁苦，他选择的是振作，以传掮华族文明身任之。他之所以由“游侠”而“儒林”，深层解释在此。换言之，当从“雪交亭”走出，他便明确了余生意义在于致力于中国从文化上不亡！穷搜治史，不必说为此；绍述张皇蕺山之学、浚疏整理宋元明思想学术，不必说为此；聚徒讲学、兴教传道，不必说还是为此。此外还有一桩事，当时及后来争议很大，也应该从这角度理解。
那就是梨洲的弟子出来应试。他的门下，做了举人的有董允瑫、万言，中举进而再登进士的，先后有张士埙、陈锡嘏、陈紫芝、仇兆鳌、范光阳、郑梁，斩获颇著。
明亡后，是否参加清朝科举考试，在读书人看来是个重大原则问题。因为科举目的是做官，做官意味着食禄，既领清朝俸禄，当然就承认了人家统治的合法性。故而，从忠于明朝或“爱国”的角度，出来应试乃是极可耻的事。孔尚任《桃花扇》，结尾将侯朝宗安排当了道士，以避其清初应乡试之事，这是要保全复社才子的正面形象。欧阳予倩的戏剧和电影改编本，反其道而行，据实写来，让李香君于重逢之际大骂侯朝宗，则是以侯为反面教材、抨击“民族气节”的沦丧。总之一句话，出来应试就是丑闻。当时，与梨洲直接有关的例子，是与他先友后敌之吕留良。前面讲过，吕本人入清曾应童生试，当上秀才，觉醒后深以为耻，以“失足”自责；公开宣布放弃生员功名后，他在吕氏梅花阁教授子侄，宗旨便是以读书为本、无关制艺，聘来取代梨洲西席之位的张履祥，也抱同样立场。梨洲兄弟中感情最深的二弟晦木，也站在吕留良一边。晚村殁后他赋诗盛赞晚村“晚年解螫腕，弃去真俊杰”[5]，“自放草野没，耻从公卿后”[6]。这同时也是讥刺乃兄，晚村弟子严鸿逵有“晦木因与太冲恶”[7]之说，应属可信。除了旧友昆仲，一般社会舆论非议也颇多。全祖望记宁波当时文人董剑锷事迹，说：“浙东有以讲学负盛名者，先生谓其躬行逊于文词，未为醇邃，闻者以为知言。”[8]浙东以讲学负盛名者，明显即梨洲，全祖望因以己为梨洲后学，为之隐。“躬行逊于文词”，就是言行不一、做的不如说的好。董剑锷此评，得到大家共鸣。
从吕留良到董剑锷，体现了誓与清朝彻底切割、永做遗民的精神，自民族气节言，是高风亮节，理当钦仰。其最为极端者，例如我在《野哭》中写过的徐枋，他率全家躲到无人烟的山中，自己足不出户，严禁孩子们着时服、习世礼，更别说出来应试。
然而，遗民们所奉律条终究难免于尴尬，随着清朝统治日趋稳固，迟早有一天要被打破。前面讲过徐狷石“遗民不世袭”的主张，验以事实，大家终于都是这样，并无例外，钱穆就曾一一举例：
亭林最坚卓，顾其辞荐也，则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为清显宦，弟子潘次耕，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梨洲晚节多可讥。晚村独持夷夏之辨不变，然余读其遗训手迹，缕缕数百言，皆棺衾俯身事耳，独曰“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则无怪后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徐狷石所谓“遗民不世袭”，而诸老治学之风乃不得不变。[9]
此处一方面虽曰“梨洲晚节多可讥”，另一方面又举了大量例证，显示类似情况在别人那里或多或少、或近或远都发生了。亭林顾炎武虽坚拒仕清，可他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是清廷大官。潘耒表字次耕既是顾炎武弟子，与徐枋亦介师友之间，他的兄长潘柽章因明史一案康熙初年被凌迟处死，本人却于康熙十九年1680应博学鸿词之举，得授翰林院检讨，故谓“俯首为清臣”。船山王夫之因抗清失败后“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10]，然而他的儿子“则以时文名”时文即八股文。吕留良最坚持夷夏之辨，但结局最尴尬的倒也是他。彼之遗嘱中“子孙虽贵显”一语，明摆着亦料子孙终将为清朝做事，果然，先是他卒后十三年，子吕葆中成举人，又十年，高中康熙丙戌科榜眼“三月，吕葆中成一甲二名进士”[11]，钱穆“无怪后人之入翰苑”即指此也。
等到吕葆中入翰林，晚村以弃绝清朝科举为宗旨的梅花阁教育实验无疑是彻底失败了，他的庭训，连亲生儿子也不能遵守。最终来看，仅存的区别无非是，吕留良侥幸未像应为谦那样在世时就面对“儿子将就试”的“主臣”，抑或不必如梨洲一般因门下弟子出来应试担“躬行逊于文词”的骂名。所以我们才一再感慨，徐狷石“遗民不世袭”的认识，头脑是比较清醒的。梨洲虽未总结出这样的理论，但他不禁弟子应试，不对他们绳以诸如此类明显行不通的规矩，可以说显示他心中早已抛开了那种无谓、虚蹈的空谈。
进而探讨，与徐狷石又有不同在于，梨洲门下纷然就试，并非对现实“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式无奈适从，反而相当程度上出乎主动。康熙十五年1676，梨洲为大弟子陈赤衷表字夔献五十岁生日写了一篇贺文。其时恰当甬上二十六学子拜师十周年，梨洲有借此文回看十年的用意。起首曰：
今海内皆知甬上，精综六艺，翱翔百氏，危儒行，标清议，一切夸诞骫骳之习击去之。今世夸诞骫骳之妄人，累急甬上，终于不可亲而止。盖十年以来，所称鲁、卫之士，必在甬上也。[12]
以骄傲或欣慰口吻，总结了十年来纳徒授学的业绩，从初时遭各种阻挠非议到“今海内皆知甬上”。“盖十年以来，所称鲁、卫之士，必在甬上也”一语，最值得注意。它不仅仅是自夸，关键在“鲁、卫”字眼另有深意。
鲁国和卫国，是周代两个诸侯国。鲁之始祖为周公，卫之始祖为康叔，他们是敦睦的兄弟。孔子曾说“：鲁、卫之政，兄弟也。”[13]注家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康叔睦于周公，其国之政亦如兄弟也。”[14]而我们知道，鲁国因系周公之后，保存周礼最完善，卫国的政治既与之相近，故亦同鲁国一道，是“克己复礼”的孔子眼中的“首善之区”。梨洲讲“鲁、卫之士”，首先是在这层意思上，亦即他和他的徒众，是力行“鲁、卫”使命的。
其次，还有一层意思。孔子生当礼崩乐坏之际，而他身上最突出的精神，不是逃世自洁、独善其身，而是掮任救世之义，努力用世。可是用世的尝试到处碰壁不售，一生总共只得到两次机会——严格说是一次半，一次在鲁，半次在卫。在鲁国，孔子由中都宰而司空，而大司寇，而“大司寇摄相事”[15]；相邻齐国“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16]使计让鲁国冷淡了孔子。“孔子遂适卫”，“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不久，有“谮孔子于卫灵公”者，孔子“恐获罪焉”，离开卫国[17]——这次在卫国，没有具体官职，但毕竟领了俸禄，姑可谓“半次”。后来，孔子还曾返于卫，但“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惋惜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可成。”[18]他到处碰壁时还曾叹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不与于斯文也。”[19]
结合孔子这“一次半”经历，体会梨洲“鲁、卫之士，必在甬上”，应该说除了以文明传承使命自任，还有“求用于世”的意涵。所谓“仲尼不容于鲁、卫，孟轲不用于齐、梁”[20]，儒家二圣在现实中大致都身处逆境，但都积极进取，屡败屡战。因而“鲁、卫之士”的内在品格，在于以天下为己任，不因浊世而抽身。碰壁和颠沛之时，蔡国附近，孔子命子路问路于两位隐者长沮和桀溺。桀溺劝子路：“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21]天下已然流于纷乱，任谁也挽回不了；与其追随自以为高明的人辟通避，“辟人”在此指排击丑类，还不如加入我们、躲避社会。子路把此话告诉孔子，孔子这样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22]我们是人类，没法像鸟兽那样；如果天下有道的话，我何用多此一举，要去改变什么呢？
我们若以孔子时的中国比拟梨洲时的中国，用孔子的责任感想象梨洲的责任感，就会对他种种的有为和不放弃，取得儒家伦理精神的理解。“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桀溺命题，同样横亘在梨洲面前；他的回答和孔子一样：“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当年，楚国隐者接舆曾狂歌而过孔子，责骂他：“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都殆而！”[23]据说凤这高格的生灵，“待圣君乃见”，孔子却当浊世而四处求用，故被责“何德之衰”。说，过去已然错了，现在改正还来得及。又说，如今世道已乱得不可收拾了，从政者没什么搞头，不要指望了！
这不也是梨洲所受的非议吗？不也是明亡之后诸多遗民对世事所抱心态吗？梨洲借陈夔献五十之寿，赞扬“危儒行”姿态，说：“方今天下多事，不可无夔献，夔献亦安能悠悠于薖轴乎？”[24]表彰弟子，抒发己志。愈是“天下多事”，愈不合逃往“鸟兽”。“后死之责，谁任之乎？”“国可灭，史不可灭”，“横流在辰，犹以风教为急务”。总之，凡可匡时补世，任何途径、任何办法，撰史、讲学、求仕，概不予拒，都可采用而身体力行。“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固然是可能与否的问题，但更重要在其根本不对。必要的反抗不能没有，而当反抗既已失败，与其抱残守缺、洞内舐伤，毋如“以吾身利天下”[25]。
[1] 黄宗羲《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09页。
[2] 黄宗羲《旌表节孝冯母郑太安人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339页。
[3] 同上。
[4]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序，《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1页。
[5] 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十，黄宗炎《哭吕石门四首》，杭州出版社，2003，第217页。
[6] 同上。
[7] 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第242页。
[8] 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五十六，杭州出版社，2003，第728页。
[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97，第1—2页。
[10]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中华书局，1977，第13107页。
[11] 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第351页。
[12] 黄宗羲《陈夔献五十寿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680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513页。
[14] 同上。
[15] 同上，第1501页。
[16] 同上，第1502页。
[17] 同上，第1502—1503页。
[18] 同上，第1506页。
[19]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503页。
[20] 牟融《理惑论》，《弘明集》卷第一，四部丛刊子部，涵芬楼影印万历丙戌汪道昆刻本。
[21]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510页。
[22] 同上，第1510—1511页。
[23] 同上，第1512页。
[24] 黄宗羲《陈夔献五十寿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681页。
[25] 黄宗羲《寿张奠夫八十序》，同上，第6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