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1959年9月，35位科学家、学者和教育家集会于科德角的伍兹霍尔，讨论怎样可以改进我们中小学的自然科学教育问题。这个十天的会议是由全国科学院召集的。几年来，全国科学院通过它的教育委员会，一直在考察在美国改善科学知识的传播的长期课题。其目的不是要制订一个紧急计划，而是要考察为了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教给青年学生所牵涉的基本程序。其目的也不是为科学界罗致有才能的美国青年，虽然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所渴望的。更确切地说，促成这个会议的，乃是确信我们正处在关心建立科学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方法并取得新进展时期的开始阶段，确信为了更好地指导未来的发展，需要对这个进展和关心作出总体评价。
很多处于领导地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化学家已经在课程设计方面开始了主要的工作，在科学的其他领域中，希望有类似的计划。国内一些新事物正在兴起。如果在1959年的夏季周游全国，可以发现：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集中了杰出的数学家，为小学、初中和高中编写新的教科书；在堪萨斯城，一批第一流的生物学家忙于摄制用于十年级生物学课程中以细胞结构和光合作用为主题的影片；在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正在进行对小学儿童教授基本数学概念的紧张工作；在帕洛阿尔托，一位数理逻辑学家正在试用教小学低年级儿童几何学的教材；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为高中学生编写“理想的”物理学课程的工作正在进行，参加工作的不仅有教科书作者和电影制片人，还有在理论和实验物理学方面获得世界声望的人，而在全国各个中心，正在由试教过这门新物理学课程的人培训教师如何去教这门课程；在博尔德，正在进行初中生物学课程的准备工作；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一批化学家也在他们的领域从事同样的工作；各学术团体正在探索和发现在这些团体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学者和学校的教育家之间建立接触的方式；在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方面，他们正在重新研究教学方法和课程的本质，并且越来越有准备去探讨新的教学途径。对局势来一个全面评价的时机的确成熟了。
在科学教育和研究方面负有这样或那样责任的各种组织，也已经达到需要把进展和前景来个总考察的阶段。全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纽约卡内基公司一样，对如何促进在大学的科学家和在中学担任教学工作的科学家之间更密切的联系，进行了许多讨论。这些组织在计划召开这个会议期间，提供了很多意见。全国科学基金会已经采取行动：主要通过它的财政补助和道义支持，使上面谈到的各种课程设计得以开始进行。它和联邦教育局、空军以及兰德公司一样，也对伍兹霍尔会议提供了财政支持。
这次会议的人员组成（名单列在本书正文前面）是无可比拟的。前面谈到的课程设计，事实上全部都是那些曾经参与编写教科书、教授新课程或准备新课程或其他资料的科学家所建议的。此外，还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曾把他们研究生活的主要部分，花费在考察智力、学习、记忆、思维和动机上。看来好像奇怪，把心理学家和居领导地位的科学家聚在一起来讨论他们各自学科的教学问题，这还是第一次。与会的心理学家们代表着广泛不同的观点——行为主义观点、格式塔理论观点、心理测量观点、日内瓦学派观点，等等。然而这些差异，在他们所遇到的问题面前，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会议还因有专业教育家（教师、院长、视听法专家）代表出席而更加活跃。最后，与会成员之中还有两位历史学家。在计划召开会议时，我们的信念是，把我们自己仅仅限制于自然科学的教学是不明智的，最后的课题会比自然科学的教学范围更大，而且把教授自然科学所牵涉的问题同像在历史学这样比较人文的学科中的问题比较一下，将有利于对问题的考察。结果证明这个信念是正确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对会议的进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伍兹霍尔会议的形式有助于说明本书是怎样产生的。开头几天，白天和晚上，对各方面的课程设计的工作进展作一系列的报告并加以评价。这些方面是：中小学数学研究小组、伊利诺伊大学中小学数学委员会、伊利诺伊大学算术设计小组、明尼苏达中小学数学中心、生物科学课程研究小组以及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此外，还作了有关美国史课程要求的深入研究报告。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审查一些最近的关于教育成果的研究。理查德·萨溪曼博士放映了关于怎样可以教育儿童去表述所探索的问题的“伊利诺伊调查训练研究”演示影片，巴贝尔·英海尔德博士也放映了日内瓦小组最近关于年幼儿童思维过程的研究工作的演示影片。的确，为了避免使会议离开教学的直接课题太远，花了一个下午举行了一次伊利诺伊算术设计小组所采用的技术的示范教学，由组长戴维·佩奇博士担任教师。哈佛大学的B.F.斯金纳教授示范操纵教学机器，他的演示引起了活跃的、有时是激烈的讨论。那几天夜晚，人们可以观看生物学和物理学方面的教育电影消遣。时间安排得很紧。
会议开幕后几天，与会成员分成五个工作组进行讨论：第一组讨论“课程设计的程序”，第二组讨论“教学的辅助工具”，第三组讨论“学习的动机”，第四组讨论“直觉在学习和思维中的作用”，第五组讨论“学习中的认知过程”[1]。会议的下半段差不多全都用于这些工作组的活动。每组准备了一个长篇报告，各组报告准备好以后，就提交会议讨论。由于各工作组对于主要论点意见相当一致，所以全体会议更多地致力于问题的讨论，并未花费气力使整个会议达成一致的意见。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各工作组的报告显然准备得比较紧迫，并且是为了供大家讨论的，报告的复本可向华盛顿全国科学院索取。这些报告并不打算作为最后的声明或宣言。此外，在这些报告内，并且在整个会议中，都一再发生某些争论。但如果这35位精神饱满的人物由于要对最后报告的内容达成一致的意见而坠入折衷的迷雾，看不到这些争论，那就真是太可惜了。
然后，由会议主席来准备主席报告——只能有选择地叙述那些他认为重要的论题、主要的推测以及已达成的最引人注意的试验性结论。严格地说，作为主席，我主要应该对本书的内容负责，无论我作了多大的努力来反映我的同事们的观点。因此，在起草现在这个文件时，我充分地采用了工作组所准备的报告和在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记录。在准备印发报告初稿时，我特别依靠会议的两位成员，麻省理工学院的弗朗西斯·弗里德曼教授和哈佛大学的理查德·阿尔珀特博士，他们不但帮助我准备报告提纲，而且帮助我酝酿和整理提纲中所包含的一些观点。主席报告初稿完成以后，曾印发与会的全体成员征求意见。有几位同事写了详细的评论，而事实上所有与会人员都在页边上写了意见。有补充说明的，有对零星之处表示不同意见的，有表示肯定的，有要求对问题作更极端的陈述或对此持谨慎态度的，少数人对被遗漏的观点表示抱怨，有些人以回溯的精神对被包括进去或增添了的思想表示不满。有一篇长的评论坚持说，皮亚杰关于由前运算阶段思维到运算阶段思维的转化的观点在报告中过于突出。另一篇评论则批评报告的初稿太不关心教学辅助工具的问题，忽视了我们视听教具专家们的意见，那些专家们曾极力主张需要有一种“平衡的教具系统”，这种系统是由经过良好试验的装置组成的。结果，关于教学辅助工具的那一章篇幅扩充了，虽然“平衡系统”理论的地位仅次于在我看来似乎是讨论中最普通的一个观点：教学辅助工具是帮助达到教育目标的工具，决定平衡的是这些目标而不是辅助工具本身。
总之，与会者的批评，对最后定稿帮助很大，虽然在修改定稿中，仍旧没有企图寻求意见一致。更准确地说，下面的文章构成我对“会议意义”的看法，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反映我对工作的成见和偏爱。同时，本书也代表着会外所产生的一些观点和会后频繁通信中的观点。(https://www.daowen.com)
在会议开幕后的冬天，在准备定稿时，我从和伍兹霍尔会议的同事们的有益讨论中特别得到教益。在伊利诺伊州的厄巴纳，对定稿进行了也许是最彻底的一次审查。在那里，李·克龙巴赫、吉尔伯特·芬利、戴维·佩奇和我一起，对经过几个月的通信和交换草稿而未决之处进行了一次紧张的讨论会。在坎布里奇，和我在哈佛大学的两位同事——理查德·阿尔珀特和乔治·米勒，以及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弗朗西斯·弗里德曼和杰罗尔德·扎卡赖亚斯继续进行讨论，对我也很有助益。两位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有着密切关系而没有出席伍兹霍尔会议的人，保罗·布兰德温先生和爱德华·约曼斯先生，也看了原稿并且提了意见。
在这样一项共同合作的事业中，有很多人我应当特别感谢。首先要感谢的是那位不仅提出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建议，而且以他明智和热心的劳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建议的人。美国全国科学院教育处处长兰德尔·惠利博士提出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建议，安排会议的经费和开会地点，协助罗致出席会议的人员，而且负责保持会议程序的有效进行。惠利博士是从普渡大学请假到全国科学院工作的，他现在已回到普渡大学担任理学院副院长。会议本身，由于工作人员艰苦细致的工作而得以顺利进行，工作人员中包括哈佛大学的埃莉诺·霍兰女士，全国科学院的伊丽莎白·拉姆齐女士，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米尔德里德·朗西曼女士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玛格丽特·盖藏女士。全国科学院的罗伯特·格林先生迅速做好了无数烦琐的工作，从安排汽车到科德角去迎接因天气不好而班机不定的会议出席人员，到争取孩子们的合作来参加一堂算术示范教学课。最后，对退役的B.范马特海军少将和他在伍兹霍尔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的许多善意协助，难以完全表达我们的谢意。我们住宿在全国科学院设在伍兹霍尔的夏令办事处，范马特海军少将是一位最得力的总务长。
对哈佛大学代表全国科学院处理会议的很多财务工作，特别是对具有非凡行政才能和幽默感的哈佛科学研究合同处处长理查德·普拉特先生，我也想表示我的谢意。
会议中和会议后涌现的许多观点，同教育思想史有着悠久和光荣的联系。我作为会议的主席和这个报告的作者，对书中缺乏参考图书索引表示歉意。我们的思想显然受到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的影响和帮助，而且是大量的文献。写这本书时，我不曾试图指出这些思想的来源，这个任务更适宜于由更有学术性的书来担负。一本用真知卓识汇编的论著选，即罗伯特·乌利希教授主编的《三千年教育名著选》（1959年版），就是这样的书。
最后，应当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关切和迅速出版。
杰罗姆·S.布鲁纳
1960年5月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