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的技能或技能的适合
大约十年之前，我主动地卷入当时在美国教育界著名的“课程改革运动”。原来的目标，从抱负来说，简单然而有感染力。科学教学（很快将推广到其他学科的一项创见）要表达科学曾怎样使得现代人类对塑造他的世界的力量有点较好的认识。基本的概念是唯理的概念：人类通过认知自然并靠擅长科学和数学的思考方法，不仅懂得自然，并且感到要在它面前有所作为，要达到“他本身是科学家”所应有的智力地位。
当一个人说“物理不应是对旁观者教的，而应是对参加者教的，我们应是教物理，不应是从事物理教学”时，那就是物理学家须同教师一道，作为课程的制订者，参加这个过程。基本的设想是，物理学与其说是题目不如说是思考方法，是用以处理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的工具，不是可以得之于手册的事理的集成。
当我们说物理学（或数学、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不是指一个人“知道”的事情而是指一个人“知道怎样处理”的事情时，那是什么意思？显然，一个人既不完全是把有待用通常的方法进行检验的事情记住，也不像受过训练的海豹或斯金纳教授的一只鸽子那样，依照指示的线索表演节目。准确地说，当一个人学习物理学，他是在学习处理已知的事物，是在把事物联系起来，是在处理互不相关的事情使之成为像样的序列。它是把一个人所见所遇的事物联系起来，以突出它的多余度，从而使之尽量明显的一个方法。用现在已经熟悉的习语来说，它是着重于从所见事物的表面去探讨规律性的潜在结构的一种学习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问题阐述和问题解答的一项经常性的练习。
好的“问题”，根据较仔细的审查证明，是好的课程的主要媒介，不论是在普通的教室里，还是单独在有教学机器的小室里。有系统地叙述的问题大体上分属于两类。一类较多地叙述运算的规范的或分析的结构——学科的结构法。能给方程中一种速度表明加速，或显示斯涅尔定律（Snells Law）在哪方面表明的光压一定是或不一定是守恒定理的一个必要的系定理——这些都是实例，主要涉及一门知识按照句法规则的结构的练习。实例。它们是与逻辑蕴含、等量、当量以及变换法则有关的问题。把它们集合起来，所考虑的是语言和标记系统（notational system），而不是什么岩石和树木。它们在社会科学中有极为相似的东西。奴隶制度“引起”了内战吗？还是二者都反映较深刻的倾向呢？“军事工业集合体”这个词包含什么意义？在什么意义上，打网球、殴斗和恋爱全是“比赛”。把周末定义为包括一个而且只是一个星期日的那种日子的顺序是适宜的吗？
还有第二类主要论述科学含义方面的问题。某建筑物有多高？需要什么温度才能使海水脱盐？已知如此这般的雷诺兹参数（Reynolds number）环绕金属薄片穿过某给定媒体的波动是什么？自杀与国民生产总值怎样相互联系？这里包含的，有决定价值的某种形式，有谨慎地逐步理解物理现象或社会现象的方式。考虑到岩石、树木、收入、人口等很像触及了本质；但用大有助力的观点去考虑它们，终于证明是主要的。一个好的领域，人们不必经常去作出上述经验的决定；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是华而不实的经验论者，能够从已知道的东西去如实再现事物，情况就会好得多。
我们终于开始珍视两类命题：前者是“思考”问题，后者是实验室实习或观察实习。二者都要经教师、教科书或手册系统地阐述，二者在任何科学、技艺或实用领域中都是重要的。
然而，随便哪一类都不大像问题的发现。哈恩（O.Hahn）和斯特拉斯曼（F.Strassman）发现铀在某种爆炸条件下的裂变时写道，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抑制惊异之感，因为只在炼丹术中才有可能使元素改变原子量。使他们震动的事情，固难以置信，然而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桥牌，要一手牌全是同花色或全在九点以下，是难以置信的，然而不是不可能的，不过由于不平常而被忽视罢了。不管怎样，兔子能够赶上乌龟，是毫无疑问的。当你意识到，在普通代数学中还有些隐秘的问题，如可分性法则是否同另一条最小不变基数法则可以不一致，问题的发现就来了。难道不明白，微积分的发明，一举便消除了芝诺的谬论（Zeno's paradox）。所有这些事情所包含的都是提出问题，不是提出问题的答案。它们要求许多同问题解答一样的技能和基本规律的知识。不过，它们的根本要求是要去确定不完善、异常、困难、不公平和矛盾之所在。
在我们迄今所描述的事情当中，没有一件是像记忆或表演特有的各种技能一类的事。传统的学习理论不大能够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似乎不能相信横在你和理解之间有某种赞扬的空话或巧克力糖条似的东西。更确切地说，似乎在好的问题解答的“操作”中起作用的东西，是应用物理学或任何其他学科的运算中的基本胜任力，而且，由这种胜任力表现出的操作，在任何两个场合都可以永不相同。习得的东西是胜任力，不是特定的操作。再者，不论哪种操作，由于一直得到强化，都可能导致“骄傲”或过于自豪。它像是，当教师说句特别的话，而且不久又多次重复用它的时候，淘气的学生开玩笑。但把那种现象误作语言，跟把受过训练的海豹用笛子吹的《美国笨蛋》误认为在钢琴上即席演奏的变奏曲，是同样的错误。
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认识到，我正在提出的东西和我们已开始知道的语言理解力、语言创作及其收获之间的一致性。要善于学习一门知识，很像学习一种语言，要学习形成和转换句子的规则，要学习词汇，要学习标点符号，等等。在所有像学科、教材、符号系统这样的学习中，像语言学习一样，有令人感兴趣的特点：所学的东西，最初超出学生所知的范围。我们将在以后来考察这一点。
传统的反心灵论的心理学家长久以来用以逃避技能和胜任力争端的说法是，尽管看样子常识可资证实，但学习的“真正”解释，必须在分子水平上，即分离的刺激和反应以及它们的联系、强化作用、概括作用等方面去找。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普通的学习，不过是个管理的问题，不过是弄清楚怎样依靠强化作用的恰当相倚性或接近条件的安排，按正确的方式把适当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是个基于经不起实验室检验或教室检验的很荒谬的观念、错得莫名其妙的学习模型。
当我们说人们学习技能时，意味着什么？技能最简单的形式是感觉运动的（使用工具、开车，等等），其获得的形式，在最近25年内，已经被弗雷德里克·巴特列特（Frederic Bartlett）和他的学生克雷克（Craik）、布罗德本特（Broadbent）、韦尔福德（Welford）以及其他人描述得越来越精确。概略地说，称得上技能的行动，必须认识任务的特点和目标，有适于完成任务的手段；有把这种信息转变为行动的方法，有获得使追求的目标与眼前达到的状态进行比较的反馈方法。这个模式非常近似用计算机解题的方式，非常近似神经系统内控制自发活动的方式。这个观察的前提是：反应不是“获得的”，而是为了符合意图或目标，为了符合就这样的情境向这样的目标进展而制定的一套规范去构造或产生的。按这个意义来说，当我们学习像技能这样的东西时，其真正的性质是：我们掌握种类繁多的可达到目标的适当方法——许多剥猫皮的方法。我们学会各种方法去构造许多反应，构造配合我们所掌握的适于达到目标的反应。
一个人不仅能够应用感觉运动的技能对有形对象的世界起作用，而且能够按类似的方式对借助语言和其他更专门化的符号系统译码的世界起作用。因为这些符号系统“代表”那个世界和在它各个方面之间所保持的关系。的确，符号化的效能——准确地说，它有这种表现的机能（尽管它便利了普通人，但肯定令哲学家烦恼）——是多么了不起。这就使得像自然语言、数学或科学这样的一些系统的“外来结构”成为文化的上述有效工具。使它们成为我们自己的符号技能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利用它们做我们思维的工具。物理学现在成为人的心智的一种运算，物理思维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题目。它是思考或技能的工具，而不是思考或技能的“题目”。
基本上就是这些信念，促使处于课程改革中的我们提出，物理学教学应该就是创造物理——即使教学的范围有限。我们还建议，一开始就去创造它是必要的，即使在开头时，学生只依靠极不明确的自觉。基本的目标是使学科属于你自己，使它成为你自己思维的一部分——无论是物理、历史、研究油画的方式或其他难以名状的学科。从这个以胜任力作为教育目标的观点，引出关于教育实践的一些相当肯定的结论。首先，任何学科的适宜课程中（或学校的总课程计划中），都要求某些关于目标的叙述，关于我们正在试图创造哪几种技能以及我们将通过哪几种作业去理解它的叙述。上述行为目标的精髓是技能的测验规范——测验在不曾经历过的情境，用不曾遇到过的材料去达到目标的能力。(https://www.daowen.com)
听起来熟悉吗？那难道不是原来的意图吗？我们怎么会一直离开确立我们教育实践的路线呢？对这个相当简单的概念，为什么不去追踪呢？我猜想，部分困难是由着重点错误的学习理论引起的；这种学习理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是追求完善的操作，忽略熟练的胜任力。但这不过是困难的一部分。关于获得技能——姑且假定为弈棋、政治上的老练、生物学或滑雪——包含很紧要的东西。目标必须明确：一个人必须知道任何给定活动的企图。技能的练习是由意图和曾经想要的东西与迄今已达到的目的（“关于结果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上的反馈所支配的。没有它，运算便不会熟练。这指明，在正规的教育环境中须特别强调：要把每一项练习、每一堂课的计划、每个单元、每个专门名词、每次训导的目的弄清楚。如果要达到这个要求，凡是参与制定功课计划、课程以及其他等等的人，都必须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学生参与制定目标，肯定是把学生企图达到的目标弄清楚的少数方式之一。
这一点直接启发我们去考虑适合性的问题——现代关于教育对人类和社会的关系的争论中首要而古老的象征。这话有两重意义。其一，所教的东西应该同所面对的世界的严重问题有些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影响我们作为人种的生存。这是社会的适合性。其二，还有个人的适合性。所教的东西，根据是“真实的”，或“令人兴奋的”，或“富有意义的”等一些存在主义的准则，应该有自我奖励的作用。不过，这两类适合性不一定能一致。
诺贝尔基金会（Nobel Foundation）于1969年夏天在斯德哥尔摩集合学者和科学家们开会，讨论当代热烈争论的问题，我曾应邀参加。会上也有大学生专门小组参与，以便表达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我想起一次会议，会上，两位分子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的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和巴黎大学的莫诺（Jacques Monod）讨论一些在社交上近于淫秽而在道德上又激发兴趣的问题，包含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来改善人类的遗传特质的问题。在讨论快要结束时，几个大学生对我们回避“适合性的争论”表示失望。我们为什么不讨论当代的紧要问题：如发展中的世界，如人口的爆炸，如战争的灾祸等这样一些问题？
莫诺用吉德人（Gide）的讨人喜爱的谚语回答：“好的意图写出坏的文学作品。”我愿意把它改作“单单好的意图……”。这恰恰又是所争论的技能和理解力的问题。我赞同有些人批评大学经常忽视我们时代中有关生活的大问题。但我不相信，须在教室内急于无止境地处理上述的争论——为了个人兴趣而牺牲社会的适合性。适合性总是取决于你知道的、允许你向你关心的目标进取的情况。就是这种“手段和目标”的知识把个人和社会两种适合性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因之我们要把知识和信念结合起来，而这就是我们研究教育改革时所面临的要求。
我已经提过，我们据以提高我们的效能的为人类所独具的典型方式，有助于把文化中所体现的客观知识转换为有生产力的思考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法则。就是靠这个手段，我们终于被确认有能力获致利益更广泛的一些成果。
然而，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相信，据以开展我们通常教育活动的方式，将不会以有效的信念装备人们。根据我关于技能和意向的说法，并承认我相信适合性有两面，我愿意提出，教育学实践将沿着下述的路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教育必须不再孤芳自赏，标榜它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我们现在刚刚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不是说，没有真理的标准，也不是说，证明了的观念就不是矫揉造作的东西。确切地说，在我们学科教育里看样子要让知识见诸行动并受到信任。律师的辩护状、议会的策略或城市计划者的巧妙结算，像物理学家的理论一样，全是对人有重要意义的一种认知方式。合众国这个社会，当国民生产总值列为第一位，竟容忍婴儿死亡率列为第九位；收集资料去控告它，并非为了要对它进行彻底的抨击，而是为了确认改革的必要性而调动知识。要让问题解答的技能有机会在充满内在情感的问题上有所发展——不论是在种族歧视、街头犯罪、污染、战争与侵略，还是在婚姻与家庭等问题上，都有所发展。
第二，教育必须应用大家确认的事物做推论的基础，倾全力搞未知的和臆测的东西。这将立即引起两个问题。其一，重点的转移将动摇传统上教师作为比学生有知识的人的作用。其二，随便在哪一群知识分子当中，通常可以明确区分阿加西斯所谓的“知者”与“探索者”（见Joseph Agassis 1969年文）。知者是对事物状态进行明确陈述的鉴定人。探索者则认为这样的陈述是臆测和疑问的引发。这两种人经常互相埋怨。正如教师不轻易向权威服输一样，知者也将抵制探索者可能来临的臆测。革命确有困难啊！
考虑到鼓励臆测性的推断，我特别想要倾全力搞具有明显的发展成长优势的“学科”或“训练”；说具体些，如生命科学和人文科学——环绕大家还不明确知道解决方法的问题而组织的科学：人类与行为的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通过已知而进行工作所得的报偿，仍是要在其他方面发现新问题，并用新的方式加以表述。应该清楚，进行这种探索不只是通过“社会科学”，也同样通过艺术、文学、心理学以及有章法的逻辑科学和数学分析。
第三，要同学生一起参与教育过程。只有很少的事情，会像觉察一个人试图去的地方、一个人试图去掌握的东西并继续取得进展那样令人兴奋。掌握某事物的报偿就是精通该事物，而不是保证有一天你将赚取更多的金钱或取得更高的声望。必须有评议的制度，以保证学生比现在更晓得他在奔向什么目标并有权选择目标。这可能招致产生完全个别化教学（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这个幽灵似的问题。但是，无论每个教师分管多少小学生，学习总是个人的。我不过是极力主张，在组织课程、单元和功课时，必须让学生自由决定他的学习目标。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我想建议，作为过渡，我们把课程计划分成星期一、三、五和星期二、四两段；前者在过渡期间，继续搞我们学校课程中直到此时为止一直是最好的工作，后者随我们所欲，作为做实验的课时——如讨论会、政治分析、撰写对学校问题阐明立场的论文、地方社区中的“问题发现”。根据需要去进行论战好了。我们的实验正缺乏多样化，为了实现多样化，我们经得起论战。星期二和星期四需要像任何惯常的教学学时一样看待。它的确可以提供适当的机会，把局外人引进学校，并“钩住”他们参与学校的论战。我也想把影片、政治的争论、行动计划的实施——可不是惯常的学习媒介——引进学校；这全都要经过缜密的审查、讨论和批评。
我对学校教育事务和教学事务的管理是无知的。我所提出的建议，包含我们对学校、对成长、对我们所知工艺界应负的责任等的想法的巨大变革。我曾经想要突出意向的作用，突出学习的目标定向，突出知识的获得，突出技能之变成个人事业的处理。其目的是使我们的公民有技能，有达到个人的重要性以及保证个人的重要性在社会中一直可能存在这些目标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