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与教育学
尽管论述这个主题的书和论文正在开始出现，教育过程之进行，现在仍无解释明确的或广泛公认的教学理论。我们一直不得不做要求要做到的事，并且仍然根据环绕教学现状和教学前景而规定的机敏的准则和道德的决定，正在做要求要做到的事。环绕这个令人苦恼的主题进行的论战，是对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道德很不满意的一面镜子。所以，应该不存偏见，去正确评价用以达到所追求的目标的手段。这个期望也许太过分，尽管最近十年教训了我们，只限于学校而不涉及整个社会的教育改革，注定是不足道的。
为什么教学理论对教育实践可以不产生影响，有许多原因。第一个原因，理论本来可能错误——然而，还难以找到绝对错误且未提出合理建议的理论。第二个原因可能是，理论不适合实践的主要问题。例如，就已经明确学习目的的儿童的教学而言显然优越的理论，用于教育内地学校的与白人隔离的黑人学生，可以证明是无效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是理论本身难以实施——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含糊不清。例如，无论一个人受福禄贝尔（F.W.Froebel）理论（1890）精神的影响是多么的深，都难以知道他怎样去保证，用他的比喻来说，儿童可以哺育得像植物那样不受周围的莠草所压抑。
即使教育学理论是正确的、适合的、可以办到的，但当它不符合社会的紧急要求时，实际上也可能无效。
尽管美国社会在20世纪的头十年中深切关注在文化上适应移民新浪潮的问题，受到重视的理论均更关注内容本身的讲授，但对形式训练或心理官能的训练却不甚重视。这些理论也许和对个别的杰出人物的教育是十分紧密地联系着的。今天，它们再度流传。然而，我们的问题不再是创设共同的背景，而是控制复杂的社会工艺学。
当理论符合它本身机能的文化概念时，便进展顺利。每个文化都具有关于儿童本性的概念，具有构成良好成年人的要素的一些概念。它在有点含蓄的程度上，也具有所谓适应从儿童本性到成人本性变化的手段的概念。教育学理论家若要推动那个文化，他必须锻造论述那个可采取的手段的范围的理论。理论之所以不适用，可能是它未能符合文化“可采取的手段的范围”，可能是它未能克服它，可能是它未能论述它。
我认为，我们探索所得的基本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教育学理论必然和科学理论的通常形式完全不同，难以像它那样不存私见。的确，从它的阐述上来说，甚至于它基本上是不是科学的理论，这一点都还很难说。它也不像语法理论那样是纯粹的规范理论，规定了达到一定目标（如合格的句子）的法则。在适当的意义上说，教学理论是政治理论。因为教学理论来自关于社会内部权力分配的舆论——谁将受教育并完成什么任务？在同样的意义上，教育学理论无疑来自经济学的概念；因为，其中有社会内部分工，有货物交换，有财富和声誉的保险服务，那么，人民怎样受教育，按什么数量并以什么约束使用资源，全是适合性问题。不顾教育过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来论述教育学理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自甘浅薄，势必在社会上和教室里受到蔑视。
那么，教育学理论的评论文章往往采取社会和政治性批评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形式这个情况，既不出人意外，也非不适宜。看看形成这些争论所采取的方式，一直对我很有启发。我的《教育过程》一书，已经译成好几种语言。在意大利，该书激起了关于改革意大利教育以对付正在改变中的工业社会问题的争论，并已用作攻击古典主义者的棍棒。在苏联，一群社会评论家曾利用该书所强调的发现和直觉，严厉批评课堂教学行为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直受到支持的观点。
在日本，社会评论家称赞该书，说它指出了技术方面和数学方面的科目中一定要考虑合适的智力结构和文化的优美。在以色列，在这片被敌对国家集团包围的土地上，该书被看成可避免在新移民的培育中造就出平庸之辈而备受欢迎。社会评论家所担心的平庸人，将使以色列在它目前孤立的地位上成为岌岌可危、易受攻击的国家。在合众国——也许，这是个富裕得足以抱有上述思想的唯一国家——主要的社会评论一直关注着儿童自发性的行为。认清一本这样的书需在什么程度上必然为社会和政治的目标服务而不仅仅将其视为一本技术书，一直是个令人警醒的观点。
这促使我作出第二个结论，此时是关于可处理性的作用（role of manageability）在教育理论中的影响。可处理性不仅包括影片、书、计算机及诸如此类的所谓教育技巧，也包括以人和资金来表示的事业规模。在我们现在跨进的时代，联邦政府已经通过教育总署建立了地区的科学研究和发展中心，从事于改善我们对教育的努力。他们提供新的机会，去深入探索关于有效教学的详细理论（综合的或部分的理论）的可用程度。
最近五六年，我参加并观察把社会科学中较普遍的理论转化为一个单独的课程（“人类学课程”，供五年级用）的尝试，积累了一点个人经验。这个经验告诫我们，不要对手段漫不经心。不久就可证明，看来好像简单的教育学的前提，如果有办法贯彻，将立即在教师的培训，或影片的制作，或学校的预算方面，引起小小的革命。这是所谓教学理论的管理部分，是我们现在才开始去了解的东西。靠任何理论推导出来的改革，都涉及大量的发展和管理工作。通过过去的工作标准，能吸收的新的变革观念不多。如果我们学会怎样想办法把我们这一代的事情办好，我们将给适当的教学理论在下一代发挥真正巨大的效果打下基础。
教育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教学理论因何无效的这些观察，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在与我们教学所取的其他方式成对照的正规教育的意义上，关于教育的那个特殊的或异常的方式是怎样的？
正是由于把教育划归学校，使得学习脱离直接活动的范畴。这种脱离使学习变成单纯的行动；这个行动，脱离活动的直接目标，给学生准备的，是一堆远不足以偿付为建立复合观念所需的账单。同时，学校也（如果成功的话）使儿童摆脱一连串日常具体活动循环的步速调整（pace-setting）。如果学校能够成功地避免她自己的步速调整循环，她可以是一个促进反映能力的巨大动因。再者，在学校中，一个人必须“跟着功课走”，这意味着他必须学会书面语言的抽象化——抽象者，按意义来说，是脱离语言原来可能已经涉及的情境——或学会口说的，但不联系不断前进的行动的语言的抽象化。这二者都是语言非常抽象的应用。难怪许多最近的研究报道，在“原始的”儿童当中，兄弟之间，上学的与不上学的，有很大的差异，知觉、抽象概念、时间观念等等方面都有差异。
当社会变得更加技术化，不需实际工作的时间就会更长，而教育在人的一生中所占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大，教育于是变为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讲述（通常指出版）和与行动无联系的表演上。
我们已经能够预见技术下一步的进展，这个进展将影响我们的教育方法，使之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其中之一是，知识表面性质的变化速率很可能加快。就是说，循环理论（theory of circuits）将会发展，尽管很可能，须在更进一步理解现在已著称但未被充分理解的一些原理的基础上才会如此。所以，在教学上，我们很可能要搜寻较深刻的基本的观念去教，不提示可能如此多变的技术之表面（technical surface）。如用隐喻的方式来谈此事，可以说，技术方面的事，在工程师看来，较之在物理学家看来，更可能显得起了变化。
将来还会有前所未见的更为多能的处理信息的辅助手段和置换装置。有些似乎已经有把握。首先，我们正在利用现代计算法所固有的检索技术，把我们的知识组织在资料库内，以供用户随意取用。知识因此而更易于取用而毋须像旧时那样归档和恢复经典学者的训练课程。再者，今后会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按良好的样式重新组织问题，使之适合高效能的计算装置。组织得不好的问题不适宜上计算机。在上述的形式论中，有危险，也有机会；无论是危险还是机会，我们在今后数百年间，将利用很多更明智而自动的装置，为之编制程序，以利于我们的问题解答。随便怎样，我们不必做因怕失业而捣毁机器的路德派（Luddities）。
为未来而教育
我觉得有三种活动的形式。任何装置都不像我们的大脑，能够用5×109个脑皮质细胞的联系那样不断地进行。同时我想表明，这三种形式是有关未来教育的主要活动形式。
第一种，我们将来对个人的训练，大概不是要他们完成能依靠装置按高技巧、高精确度的标准来做到的日常活动，而是要训练从事研究和发展的个人才能；这是一个你不易在计算机上为之编制程序的那种活动。我在这里说的研究和发展的意义，是指问题的发现，不是指问题的解答。如果我们要展望对学校来说什么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就得问怎样训练几代儿童去发现问题，去寻找问题。我想起英国柏拉图主义者韦尔登（Weldon）那个精彩的指示，大意是世界上的事物有三类：有些是我们确实不知道怎样处理的麻烦事；有些是难题，它们有清楚的条件和独一无二的解答，巧妙得不可思议；此外还有许多问题是我们在为了克服困难而去寻找相当困惑的形式时创造出来的。
这要求教育做什么事情，必须有些含糊，即使它的轮廓还是清晰的。举个例说，它肯定着重教令人感兴趣而又困惑的形式——对转换麻烦事为对问题特别有用的思维方式。这些在任何已知的知识领域中是非常熟悉的东西；它们是有用的抽象概念。所需要的是懂得怎样进行教授，把它们用于转换无秩序的情况为易于处理的问题。人们对教学中利用发现法感兴趣，我想，大多是由于意识到按这个方式装备学生的需要。
对未来教育第二个主要的要求是，要它在“无法预言的劳务”（“unpredictable services”）的工作方面提供训练。所谓无法预言的劳务，我是指去完成依某人或某事对你先前的行动所作出的反应而决定的一些行动。再者，这行动和我们将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比自动装置做得更好的任务，则属于同一范畴。我把教师、父母、助教、激励者、善后工作者、广义的医师、朋友、使个人对其他人的反应更为有意义的诸多事物等的作用都包括在内。我把这个当作紧要的任务来提出，是因为，随着社会越来越相互依赖，越来越要配合工艺的要求时，不要使它内部疏远、感情单调和阴郁是关键性的。有些人对此发愁并争论说，当我们在技术上趋于熟练时，我们个人就必定呆板而无趣。他们的这个主张，要是有基础的话，只能是浪漫主义。不要忘记，受到工业革命冲击的19世纪也产生过人们最熟悉的那个结构，即现代小说。
第三，唯独人类才能生产的东西是艺术。艺术表现为各种形式，包括视觉艺术、烹饪艺术、爱的艺术、步行的艺术、讲话艺术，这一切都是为了表达人类超越适应需要之外的鉴别力。
这三项——研究与发展、无法预言的劳务和艺术——代表肯定要向社会提出的挑战，而这得靠我们例行技术常规的能力了。我设想，我们将传授技术常规，使它同我们的进化系统结合起来。我们敢于放手培育不平凡的人类吗？
由外而内的教育
我们需要问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把文化力量和文化真义转化为教学的形式？
首先，必须把理论本身转化为能使儿童逐渐接近这种理论的最有效能的形式，从理论的高度直觉而能动的形式开始，当儿童掌握了以后，再进而作更为精确而有效的叙述。我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引导儿童通过错综复杂的事项去获得能够把研究与发展、无法预言的劳务以及艺术三者结合起来的那种力量。其次，这意味着在实践的水平上，整个高教界——甚至可以说，整个知识界——必须在教育方面有所作为；独立的教育学院是个误会，是一个可能要在未来重新调整的机构。（本文定稿以来，康奈尔大学已经解散了它的教育学院，把它的任务重新划归艺术与科学学院。）
如果情况是这样，肯定需要特殊的联合，对我们讨论过的那种理论创作所包含的符号活动的教授方法进行设计。我不知道怎样称呼由若干领域组成的这个联合，称之为符号科学可能适当，但这是个可笑的名称。包括语言学家、科学学者、历史学者、逻辑学家、心理学家、教员、最懂得自己领域的简明结构的真正专家、数学家这样一种联合，可能显示大学对文化的运用所固有的符号效能的严重关切。坦白地说，我们不懂得这一类的团体能够做什么。他们从教儿童首先做到把事物保持在注意的范围内所需的简练，进而直到设计被剑桥数学课讨论会的报告具体化的那种数学程序。
但是，你可能要问：我们怎样把教师训练得能够“理解”这些有用的观念。答案肯定不是靠传统的教师训练。
以下是个我想提出的简单建议。同文化中比较有经验的成员对话，也许最容易做好文化工作。也许，可资我们重新考虑教师训练问题的一个方式，可能是在对话的技能方面去训练教师——怎样同学生讨论问题。俄国有个谚语，大意是，你只能在讨论之后才会懂得。无疑，人能够像文化牧师那样，按许多方式服务，帮助儿童了解文化的观点和文化知识的性质。但我敢说，几乎没有人能如此有效地参加对话。在奥斯陆的史沫茨兰德（Jan Smedslund）教授最近曾评论我们，即使在形式推理、逻辑学和数学的领域中，仍然没有认识到所讨论的社会背景可以证明是紧要的。
所以，教育学理论不仅属于技术的，也属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以至政治的。如果它要产生什么影响，它一定包含这一切。技术的任务确实比我们以往估量的要艰难得多；我们现在可以起的作用，差不多是能够开始实行恰如其分的管理，去了解理论——甚至是乌托邦的理论——的含义。
知识要是有用，它必然是严密的、易理解的、可处理的。理论具有这些性质的形式，应是我们教学的目标。但是教育进化的情况也是，随着我们朝越来越技术化的文化组织继续前进，并且已经进入应用信息处理的自动装置的时期，教育模式改变了。人类独特的三个特点——问题的发现、无法预言的劳务的提供以及从音乐到烹饪等等其形式多得难以计数的艺术——需要特殊的培养，去提高组成人类社会的人的品质。
最后，文化在智力成长中提供帮助所用的一个最紧要的方式，是通过经验较多者与经验较少者之间的对话，为思想上的对话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提供手段。殷勤娴熟的交谈可能是殷勤娴熟的教学的主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