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学习的动机
当估量要改善课程艺术的状况可能需要做些什么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讨论学习动机的性质以及对青年的教育要达到的目标。显而易见，这样范围巨大的事情，这里只能概略地加以考虑。但是，某些问题似乎特别需要联系课程的设计来缜密地研究。
在设计课程时，人们正确地区别所希望达到的长期目标和用以达到长期目标的某些短期步骤。那些长于实际事务的人也许会说，如果不能给达到最后目标提出短期办法，谈论长期目标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许多理想主义的评论家可能会毫不犹豫地丢开短期的教育目标，理由是看不出这些目标将引向何处。我们倾向于采取中间立场。了解教育的目的虽然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也时常可以在试图达到比较低的目标的过程中，发现或再发现新的终极的目标。这样的事情，在最近改善学校课程的努力中看来已经发生了。
过去十年的努力，是从把物理学、数学或其他学科教得比较好这个最低的意图开始的。例如，由于意识到物理学家所知道的物理学和学校中所教的物理学之间的差距已经发展得多么大，这个差距又由于科学的革命性进展和国家安全的紧迫局势而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推动一群才能很高的物理学家参与到这种努力之中。但当这种努力扩大时，当其他学科的学者和科学家也进入这个领域时，更广阔的目标开始出现了。很清楚，美国今天的教育，重新强调追求优异成绩。追求优异成绩看来包含着几件事情，这些事情不但同我们教什么有关系，而且同我们怎样教和怎样引起我们学生的兴趣也有关系。
有人发表一种看法，认为追求优异成绩决不可限于天才学生。但是，为了要给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教学应该以中等学生为目标，这种想法也是同样不适当的。看来，我们之中许多人所探求的是设计出一套既使优秀学生感到一定难度而又不破坏那些不很幸运的学生的信心和学习意志的教材。我们对这样一个方针的难处不存幻想，不过，倘若我们既要追求优异成绩，又要承认我们必须培育的人的才能参差不齐，那么上述方针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关于准备适合这个目的的课程，关于培训教师，关于采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教学辅助工具的重要性，已经说过许多了。这些就是获得优异成绩的步骤。另一主要步骤，就是必须处理动机问题。
阿诺德·贝内特[11]指出，法国人为了妇人而牺牲少女；在英国，则为了少女而牺牲妇人。我们的处境怎样呢？关于美国中学，已经有人说，它强调“同辈”文化（peer culture），否定了一些成人对教育的目的要求。这个论点可以争辩，但这个争端是个现实问题，正像詹姆斯·科尔曼[12]与戴维·里斯曼[13]这些研究美国中等教育的社会背景问题的评论家已经指出过的。只要看看面向青年阶层的广告，就可感到社会生活和“善交际的人”的中心地位。对美国中学教育的研究特别指出，社会声望比学术成就受到更高的重视。然而，哈佛教授委员会在富兰克林·福特教授主持下编写的《1960年度入学方针报告》指出，来自公立中学的哈佛学生相比从东海岸大型的私立预备学校入学的才能类似的学生，赢得特优成绩的更多。很可能，进哈佛大学的中学生，是他们母校里杰出的一群人，但是，即使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毫无疑问地表明，美国的中学至少没有毁灭这些学生，没有使他们后来不能做出杰出的工作。
那么，假定形势不是像有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么不妙，但也不是像有些人所很盼望的那么好，则关于在我们学校里的学习动机，能说些什么呢？注重课程单元，注重等第和升级。注重机械式考试以及其他，就学校学习的连续性和深度来说，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关于唤起注意力，有一个介于淡漠和狂热之间的、对课堂活动来说是理想的最适宜的水平。这个水平是什么呢？由竞争机制培育出来的狂热活动，可能不容许学生有喘息的时间去思索、去评价、去进行概括；相反，让每个学生被动地等候着轮到他自己这种过分的秩序性，也会使人讨厌，引起极度的淡漠。这里有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常课题。短期的唤起兴趣，同在更为广博的意义上长期地建立兴趣不同。影片、视听辅助器以及其他类似的装置可以有吸引注意的短期效果。结局怎样呢？也许会造就消极的人，他们等候着某种帷幕升起来，唤醒他。我们可不清楚是不是这样。也许，凡是能吸引儿童注意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理由是，儿童最后将发展到爱好更主动自主的注意——这一点没有证据。在娱乐性质的群众性传播文化方面，这个问题特别有关系。在那里，被动和“旁观”是危险的。首先要采取步骤，建立与旁观者的被动性恰好相反的那种注意的主动自主，也许这就是在学校中唤起注意的技术的一部分。
学龄儿童中，多半常有混杂的学习动机。父母和教师，他要讨好；有些同辈，他要打交道；用以掌握事物的感官，他要发展。同时，兴趣在发展，世界开阔了。学校作业只是成长中的儿童的活跃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同的儿童来说，学校作业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对一些儿童来说，是取得父母赞赏的道路；对另一些儿童来说，则是闯进同辈社交世界的手段，只要用最小的努力来处理就“过得去”。学校的教育可能是反智力的，或者完全相反。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图景内，还有儿童感到兴趣的那些学科的微妙的吸引力。人们只能很勉强地说出图景的细节，但是大体上对他们是熟悉的。我们怎样在这个范围里唤起儿童对概念世界的兴趣呢？
几个试验性的建议已经（抱着商榷的态度）提出来了，其中主要的是增加教材本身的趣味，使学生有新发现的感觉，把我们必须要说的东西转化成为儿童思想的形式，等等。这等于启发儿童对正在学习的东西的兴趣，并随之发展他对智育活动有适当的态度和评价。无疑，我们不能依靠现在想得到的改革来创造一个拥有专心致志的知识分子的国家，何况这显然也应是我们学校的主要的指导性目标。可是，如果教学工作做得好，我们教的东西值得学，那么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就会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它将提供外来的刺激，促使儿童比他们过去更多地卷入学习过程之中。
高度赞赏智慧的价值，在传统上还没有成为我们文化的特点。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总是表现出对教育的巨大信心。之所以如此，有许多理由，如：没有贵族阶级、新的社会所固有的重实效的需要等，但这些在这里不一定和我们有关。教育曾被认为是改善我们儿童的命运而不是改善我们自己命运的工具。儿童应该比他们的父母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这差不多是一个普遍的信念。虽然我们对教育如此推崇，但我们对教育内容的注意却非常不够，笼统地提一下“读、写、算”似乎已经够了。在我们国家里，行动已经被当作思想有无效果的标记了，而且我们也许比任何其他主要的西方大国更多地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想象为一个张开的裂口。就我们把思想家理想化来说，我们采用了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赞美神秘魔术的形式，比如对待爱因斯坦就是这样，认为他可能是不可理解的，然而是杰出的；另一种是采用奖励由思想产生的实际成就的形式，比如托马斯·爱迪生在我们的概念中是美国的科学家，也就是说把工程师当作科学家。在美国，作家、诗人、理论家和学者都不是民族的伟人，也没有鼓励人们写他们的传奇。
今天，许多美国人不但意识到教育的实际功效，而且还注意到它的内容和质量——它是什么？它可能是什么？下述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个倾向。我们正在进入科学技术的新时代，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革命比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许更为猛烈。控制系统、自动化、新能源、新空间探索……所有这些，使人们对我们学校的性质以及对我们的青年在学校里学习些什么的问题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了。毫无疑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感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产生的汹涌思潮。苏联的征服空间，以及它的潜力不但能生产威慑力大的武器，而且也能产生效能高的工业社会，这使美国人的自满发生动摇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回顾十年以前，不禁使人感到当时这一切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对教育愈来愈高的兴趣，部分是由于美国人口现在包含很高比例的大学毕业生这个现实所引起的。我们也有好运气，即我们是富裕的。今天，在青年人中，从大学毕业的人的比例，高于四十年前从中学毕业的人的比例。所有这些因素重新激起了人们对教育的兴趣，无论在学生中还是在家长中，同样能感到这种对教育的兴趣。
关于怎样给我们的学校造成更为严肃的学术气氛，关于应着重体育、声望和社交生活，还是应着重在学术上用功，有很多议论。全国各地正在进行一种努力，以期调整明显存在的不平衡。对学问的羡幕和兴趣，可能会增长得比预料的还要快。甚至有一些可笑的侧面新闻，涉及把旧的标签贴在新的酒瓶上——例如，在某些中学里，把大家羡幕的运动员的“标志”同样发给平均考分出色的学生。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时间上要远一些，这个问题可能最后证明是更为严重的，对此，现在就可以有效地采取处置的方法。
在未来的几年内，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非常可能产生某种变化以适应社会对它的需要。第一个是，对自然科学、工艺学以及帮助性学科的教学，将有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较新的技术性工业中，职位将会很多。地方分权式的美国学校系统对美国工业中可利用的机会过去总是响应的，将来也会继续响应。什么时候这样的技术专家的供求会达到平衡，很难在人口统计和经济发展推测的基础上说出来。目前，我们离此很远。一些估计暗示，在二十年内，这个需要的第一部分，将会作为对工程师和现已达到大学年龄的战后婴儿加强训练的综合成果而被提出来。此后将出现什么情况，取决于许许多多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工业吸收可利用的新科学工艺的速度和程度。
作为国家安全危机的第二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联邦支持各州和地方教育的拨款将会加快。现行的国防教育法不过是个开端。联邦补助的另一可能的、虽非必然的后果是，现在存在于地方学校体制中的质量上的悬殊可以有所缓和。教师工资的低限可能比高限提高得更快。关于学校建设的现行法律和建议中的法律，将使各处都有较好的学校设备可以利用。
除非预先好好计划改革，否则，日益强调技术进步和为了应付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所必须面临的竞争危机而正在增加联邦补助这两个趋势，都可能为美国教育和美国生活带来可疑的后果。让我们不要只顾埋头作改善美国学校智育水平的努力，以致忽视应付这样做成功后的局势的准备工作。在上述条件下成功的危险在于所谓“奖优制度”（meritocracy）的兴起。部分由于目前的实践缺乏活力，部分为了响应早些时候说过的新发展的挑战，将有一个强大的趋势，把有能力的学生更快地推到前头去；如果他早期就在技术或自然科学领域内显得有希望，就特别会把他推向前头。经过仔细规划，这样的加速办法对学生、对国家都是有益的。然而，奖优制度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制度，学生在竞争中被推向前头，并在他们的成就的基础上接受更多的好机会，包括后来生活中的职位越来越多地和不可改变地取决于早期的学校成绩。不但以后的教育机会，而且其后的职业机会，都越来越为早期的学校成绩所确定。晚成熟的人，早期的造反者，来自不关心教育的家庭的儿童——他们在全面推行的奖优制度下，全都成为时常是无意义的不可改变的决定的受害者。
奖优制度对进行教育的环境，可能发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尽管我们如果预先计划，有可能控制它们。过分强调考试成绩可能是一个后果。查尔斯·珀西·斯诺[14]1959年在里德所作的报告《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1959年剑桥版）中，有对“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评论，里面有一段说得很好：“经过一百多年，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性质已逐渐具体化了。争夺名列前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职业就靠它。在大多数的学院里，我自己的学院当然也如此，如果某人获得了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一名或第二名，他马上就会当选为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一整套指导人们准备应考的办法产生了具有像哈代[15]、利特尔伍德[16]、罗素[17]、埃丁顿[18]、琼斯[19]、凯恩斯[20]那样优秀品质的人物，接受两三年的应考训练，这种考试极尽竞争之能事，极其艰难。在剑桥的大多数人，都为此而骄傲。就像英国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做什么的，都为我们现行的教育机关而感到骄傲一样……除了一点以外，旧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各方面都似乎是圆满的。然而，这个例外的一点，在某些人看来，却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有创造力的青年数学家们，例如哈代和利特尔伍德坚持认为的，这种训练全然没有智育上的优点。他们更进一步说，荣誉学位考试扼杀了庄严的英国数学，百年来使它完全断了气。”的确，凡是接近于数学荣誉学位考试那样猛烈的事情，很可能不会在美国发展，在我们的中小学一级，肯定更加不会。但用漫画表示的极端现象有助于加快理解。如果有些很合意的职位将来确实会给予国家优异奖学金的获得者，那么，我们十分确信，要不了多久，教和学都会反映这种奖学金的重要性。再者，如果主要的奖学金和奖品越来越多地奖给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成绩优异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预料，其他形式的学术事业将会贬值，这是我们面临的另一危险。文学、历史和艺术处在这种环境下，多半会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是他们的家庭标准而不是学校标准为他们探索这些学科提供主要支持。非自然科学学科的好教师将更难罗致，更难吸引到教学中去。这些学科领域中的学习动机将变得更加脆弱。当然，这可能有些夸张，但这些全是应该加以防止的可能的意外事故。
根据我们教育史上的经验，在现在这一时刻考虑一下可以防止这种可能出现的结果的抗衡活动的形式，也许不是不适当的。我们切不可产生一个被社会疏远的文学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可能由于技术和科学成就的奖励制度而感到厌弃，因而不理解科学进步，于是感到科学上的进步预示着传统文化的毁灭。确实很明白，将来花在改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和教学方面的精力，至少应该和现在花在自然科学和数学上的精力相当。联邦和州关于教育补助的未来立法条例，可能有涉及这种课题的特别条款，现在就由合适的立法委员会来考虑这种支持的性质和范围，为时并不过早。
在考试的安排上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活性，当然可以把在自然科学学科中强调竞争的行动转化到有用的目的上去。考试也能够培养周全的思考。在比美国过去曾有的学校系统更富有竞争性的学校系统中，需要特殊指导。它不但为迅速地走到前面的学生所需要，而且领会得不快、不早、不牢靠的学生（他们代表我们较年轻的人口的重要部分）更需要它。
但是，像较好的考试和指导这样的补救办法，并不能提供主要的答案。如果我们要应付奖优制度和竞争的危害，要应付过分强调自然科学和技术招来的风险，要应付人文学科学习的贬值，就必须在美国保持和抚育有活力的多元主义。出现于我们中小学和大学里的戏剧、艺术、音乐和文学，都需要最充分的支持。
归纳起来，学习动机在旁观年纪（age of spectatorship）必须防止被动状态，必须尽可能建立在唤起对所要学习的东西的兴趣的基础上，它的表现必须保持广泛性和多样性。奖优制度和新的竞争形式的危险信号已经很明显。已经可能看出，超前的计划在什么地方能有帮助。对这样的计划以及支持它的研究工作，应该给予极大的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