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思维的训练

五 直觉思维的训练

事实上,在进行智慧努力的任何领域中,人们可以区别出通常被认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研究方法。一个是直觉的,另一个是分析的。要描述其间差异的性质,可采取的方式有许多,视所涉及的领域而异。但一般说来,直觉在证明方面不甚严格,视觉的或形象的居多,针对整个问题而不甚着重特定部分居多;在辩护方面,较少靠词语表达,而以信赖本人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操作的能力为基础。我们不谋求在这个时候给自觉下一个更易辨识的定义,只愿意在此刻设想,对于描述智力工作研究方法的特征来说,区分(distinction)是有用的。

科学家和学者的解释和发现,时常至少有一部分是直觉的。把科学和历史用文字写下来,是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业余活动,而不是平时活动。真的,人类根据不足的证据而采取的飞跃,构成了他们智力活动差错的主要来源。因此,思想家为了避免把他们的结论叙述得不恰当,转而求助于分析,以确定他们所作的简捷的近似估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精确而必要的分析是避免差错的保证。

可以说,幼小儿童知道些事情,只是无能力把他们知道的事情说出来。这是他们初入学校时的处境。如果我们明白应该从儿童的现状出发去教他们,那么,显而易见,学习和教学必须从某一直觉水平开始。这可能是真理;不仅幼小儿童第一次进入教育机构时如此,任何人第一次探索知识或技能的新领域时也是如此。只有热衷于卖弄学问的教师才会说,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保存儿童的直觉天赋。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说,主要的目标是使他完全偏离直觉,使他成为一个精确分析的工具。均衡的学校教育的宗旨,显然是使儿童在必要时能凭直觉前进,在适当时能进行分析。

我们就是怀着这些想法,转向下述问题:怎样在特定的训练中促使儿童表现完善的分析效能,同时又使他既在智力活动中又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全的运用直觉思维的意识。

直觉思维的特征

对于可以培养直觉思维的训练,为了更好地评价其性质,我们在这里着手给它在各种智力训练中看来特别重要的一些特征,准备一个简明的纲要:这些特征是激活、信心、视觉化、非语言能力、任务的非正式构造和可得到的信息的部分效用。

(1)尽管直接说出似乎是一种陈词滥调,但任何问题解答程序的首要要求是使之开始,是使行为从可以矫正之处发出,是把学生引上某一思路,并容许他们给内在的思维过程作出外部的概括。问题解答要克服的首要阻力之一是惰性——“光坐在那儿”,既不怎么思考,也不做什么事情。这不是说,反省(reflectiveness)在问题解答程序的某一瞬间没有作用,而是一旦有方向可循,反省的作用更好。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或在获得一个有条理的观念时,第一个准确的行动往往不是明显的。可是,任何人都能意识到使活动开始的一个可能的或估计的方式。它差不多是一种探测性活动,就像企图在森林地带决定应在哪个部分进行工作那样。实质上它所包含的是一个不明确的开始行动。

(2)尽管一个人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信,才能着手执行任务,但开始行动本身也能加强他对完成任务能力的自信。有才华的教师常常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使学生相信,他们自己的心智能够当工具使用。我们认为,学生有了开始行动的初步信息和问题可以改正的意识(我们将在下面讨论这些),便可以在证据不完全的基础上执行创作假说的任务。

(3)绝大多数直觉启发式论据的例证或极限是直接的知觉。某人说他最后“看到”某事时,往往意味着他在视觉化或感觉的具体化中觉察到它。就是这种具体化,往往允许理解的直接性或结论的直觉性。但也应该明白,视觉化有时可以不适当。在任何情况下,除了直观几何学的很少的几个例子以外,任何事物以形象形式出现时,不可能有严格的证明。视觉化在许多情况下还清楚表明,一个人必须接着为它求得证明。“看见”某事,不巧时会带来时常是错误的设想,以为某事就像看见的事情那样简单清楚。这当然是放纵直觉的危险。

(4)直觉程序的特性是,一个人无法充分用言语去辩护他正在那样行动或他已经那样辨认的原因。在这方面,行为在可转化为概括、转换和评论等所必需的语言的意义上,不完全在学习者的控制之下。用说话或符号或操作的证据来辩护,最少要经得起矫正和更为周密的分析。但一般说来,纯粹的直觉行动不是这样可以支配的。

(5)人们往往设想,直觉思维由于某种原因是无约束而难以支配的。这个设想确实错误。非常可能,我们所说的直觉,是以任务的非正式性及其结构的不可表达性为基础的一条捷径。所谓结构,其意义也许不过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联系,或某种难以阐明的“相属性”(belongingness)概念。

(6)一个人不论是使用包含形象的一种启发法,还是使用把一批已知事物的内部联系概括起来的别的速记法,他都在竭力缩小他所注意的事物的范围。这种注意力的集中,要冒几分风险,这不仅需要某种程度的自信,而且需要一种内在的法则来忽视某种信息,还要大胆预见解决办法的性质或他所追求的那个目标的性质。这就是在这些环境下,向学科的问题解答指示方向的东西。当然风险是很大的,以致难以避免或减轻他的损失。

以上所述是直觉的某些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是以直觉的面貌出现,但那是以后要更严密分析的问题。这里粗略的近似估计足以应付任务。分析应该提供矫正,我们下一步将转到这个题目上来。

分析与直觉

一个人能够一开始就注意到,上述特性的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只在一定限度内有效。在一个受过很好训练的问题解答者手下,分析能够恰似直觉那样活跃,而在许多情况下,它使人预感到需要先去断定应该在什么地方应用分析工具。同样,分析和意识到有应用分析程序的能力,也会增强问题解答者的信心。然而,它同时又往往是初级的近似估计,是在正确范围内的不很严格的证明。这种近似估计,促使一个人有信心继续进行严格的有时令人厌烦的证明的分析程序。分析的逐步证明,要求问题的结构意义须有非常系统的叙述,可是即使是受过很好训练的分析家,在执行他的核实任务时也可能意识不到他自己的结构设想。

作为对问题的开发性探索,直觉的优点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人面对一批新材料时的最初直觉,不是“错误”感觉就是“正确”感觉。例如,我看到为爱斯基摩一年级生学习而制订的一套计划,它给我的印象是,计划中有些东西是错误的,另一些东西是正确的。把植物放在冰箱里是正确的,但建造聚苯乙烯泡沫圆顶建筑是错误的。让每个项目按一般方式对我“说话”,我能够因之给每个计划按照是正确还是错误分类。但是,如果我停在这里,我会一事无成。现在,是分析的时候了。我比较这些表,错误观念,终于以——比如说,“粗枝大叶、貌似真实”的姿态显现出来。直觉要是能有效果,必须包含这个不完善的感觉,包含还有些事情要做的感觉。当有很严格的问题解答技术和问题论述技术为之撑腰并使之经受训练时,它是最成功的。因为如果它不同较严格且可检验的方法协调行动,它的缺陷就是松散和不可改正的。取一个适当的直觉论述为例:为了进行国际贸易,国与国之间的货物和服务必须有某种交换。它以令人感兴趣的方式暴露问题。要是一个人满足于这样一个松散的叙述,他在约束这个叙述的重要临界条件上就很可能失败。例如,它没说明贸易方式是直接易货,还是包含为了支付平衡而设的“延期”机构,如国际银行。再者,它也没说明交易网可组成像英联邦或共同市场那样国与国之间的“内部市场”所取的方式。直觉要充分有效,必须具有对超越经济相互关系初级意义的贸易进行分析的方法。只接触像收费单、经济关系等等这样一些概念的许多学生,他们便只是掌握了供分析用的器械,而没有使零碎片段拼成连贯且易理解的图像所需的一般直觉感受。反之亦然,仅仅信赖贸易相互关系观念的学生,只有一般的映象,而并不意识到相互关系是怎样表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的。这里,问题在于大致理解——有某种感觉——和对细节茫然,以致不知一串事实中各个关系的全面意义。

问题比表面上表现的更为复杂。不能说直觉总是不明确而分析总是精确的。直到最近几年,例如,尤勒(Euler)著名的“证明”才用严密的形式表达。照这些证明原来的说法,许多步骤全听任直觉处理;严格说来,它们都未经检验,也是不能检验的。数学中有许多观念仍然根据它们来建立,直觉证明把公理技巧发展到使它们达到严密程度,已有百年历史。一个人能够把这个观念引申到儿童对数学的理解。小学生按照一定量的蚕豆能否安排于行和列之中的方式,去使因数分解和素数形象化而清楚地理解它们。他的理解是清楚的,但是是有限的;要他把它同其他不能在他选来表达他的想法的意象中找到化身的数学性能联系起来是困难的。再者,要儿童在处理相当大的数字的任何事例中用蚕豆安排证明此数是否可以因数分解,也是难以办到的。

现在考虑直觉在某领域内的情况,那里,核实的可能性不像这样容易理解,也许,它属于不同的等级。例如,我们姑且深入探究一下民俗文化,考虑两组大众化的连环漫画——波戈小孤儿安妮。随便哪一组画都可以按照“那天发生了什么事”的意义来读。很可能,相当多的儿童正是按那个方式来读这些漫画的。但也有人读漫画时,感到它的体裁属于社会批评,它的方式属于描写人对困难的反应,它的潜在设想属于强调人性的动力。有个儿童能够感觉到小孤儿安妮漫画中潜在的家长式独裁主义或波戈在权力面前从容不迫的冷嘲热讽。另一个能准确地说出每组漫画中显出的持续一个星期的情况。我们的确不能说,第二个儿童比第一个显得格外精明;他有一些事情根本不懂得。这有点像有些人用“他说/她说”方式重述对话,而未能在较深的程度上抓住人们彼此交谈的事实真相。对于那些已经掌握两组漫画之间的区别的儿童,人们总是希望给他做点事情,促使他进一步丰富他已在这个有限领域中懂得的东西。如果他的阅读能力可以胜任,我们可能立即引导他一面读《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一面读《理查三世》(King RichardⅢ),人们也不能期望在开头时就能深入发掘《格列佛游记》讽刺的风格,也不能期望深入理解理查德对依赖别人的人的蔑视。一个人不论做什么来深化闪烁不定的直觉,其方向肯定是使它面对新材料,从而引申它、精练它。

茫然莫知所之的、虽经进一步钻研一些材料——假定它们是人类方面的、文学的、科学的、数学的、政治的——而仍不深化的、未开拓的直觉,由于某种原因,是不足以引导那人充分利用他的能力的。直觉是邀请人们前进——不论是凭直觉,还是凭分析——的请帖。为了训练人们依照这个方式前进,我们才在这里关心它。

直觉的训练

在开头时我们可以说,关于直觉的训练,我们还一无所知,而这个词用于设计适当的教育程序时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很可能还不清楚。可是,很矛盾,直觉方法的特征,却被鉴赏并认识——肯定按直觉的方式——值得既从它们具有教育性的观点,又从它们可以怎样同有助于直觉探索的一些“追踪”行动相联系的观点,来考虑一番。

儿童在学校中得到的一个初步印象往往是,一个人是靠完全不同于他用过的技巧进行学习。在教阅读和画图,书写和算术的兴趣方面,使幻想、想象、聪明的猜想和形象化有一点衰减。真正的重点放在要能够清楚而准确地说出第一次压在心头的想法上。气氛强调“词语本身的技能”——用一些词语去谈论另一些词语,后者再论及其他词语。

在需要依照儿童已有的知识来设计学校课程计划方面,人们已说了许多话——其中许多是废话。在谈内希立克爱斯基摩人当中稀奇古怪的“社会佣工”之前,不妨先从友好的穷人开始。不论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如何——看来难以相信,儿童确实感到儿科医生比巫医更令人感兴趣,甚至更容易理解——我们的意思正是,儿童学过的技能迁移,较之内容迁移,对于教育可能远为紧要。现有许多突出学龄儿童的研究指明,一个人的确能够依赖他们带到学校来的技能;照我们早先的定义,技能显然具有直觉的性质。兹考虑其中几个。

早些时候,我们已经评述过直觉的运算先于精确描写的或符号的运算,而直觉运算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性质上总是视觉的。教学怎样才能帮助儿童去开拓他的视觉技能,更为重要的,怎样着手把他的视觉技能改成更为精密的工具?(https://www.daowen.com)

幼童不能作出所见的对象、对象被激活的作用与对象所引起的情感之间的明确区别。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于两个方式中哪一个更惹人生气,或更令人厌烦,或更丰富多彩,有坚定的意见。这种表达感情的概括,可在稍后作为区别视觉表象的优雅与笨拙的基础。应该允许他公开实践这些技能,以便接受评论。

现有许多检验程序,要求受试者把形象分割为它们的组成部分,例如,威特金测验(Witkin Test)和戈尔坦-希尔勒程序(Goldstein-Scheerer procedure)。上述的做法很少用来做教学手段,除非取平庸的形式,当作“阅读准备”(reading readiness)课程的一部分。丹麦的一名研究者马丁·约翰森(Martin Johnson)曾指出,教学手段能够以更为巧妙的方式供使用(见Martin Johnson 1957年文)。他让受试者把复合的立体分割为较为简单的立体,借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立体几何。此外,各式插图画家,显著的如荷兰雕塑家埃斯切(Escher),曾在复合图形模棱两可的分解法中提供绝妙的练习。

现有若干技术,用于测验儿童对映象转换的认识。例如,《旗帜程序》要求儿童从摆在种种不同方位的种种不同旗帜中挑出那面和原先的旗帜匹配的旗帜。我们要做好训练儿童认识转换的工作,不光是测验他是否偶然学到什么熟练技巧。我们猜想,转换的认识是可以训练的。考虑下述事实,例如,我们的儿童——在布满几何和力学约束的世界中成长的儿童,在处理视觉的力学问题的能力方面,比较早而且经常胜过乡村儿童。

玛利亚·蒙台梭利很早以前描述过用以教导儿童作出敏锐的感觉辨认的程序(见Maria Montessori 1964年文)。训练儿童不仅按单维列阵而且也按多维列阵安排他们所辨认的差异的方式方面,本来能够做许多事情。毫无疑问,诸如在笛卡尔坐标(Cartesian Coordinates)上玩的“tic-tac-toe”游戏和其性质非常具体的多重分类(multiple classification)游戏,事实上可增进视觉的敏锐度。

儿童在图解表象上的技能,其性质是高度图式化的。这些技能将很快变为常规,最后呈现为表达“现实”的常规形式。在最初几年的学校教育中,使早已为儿童所掌握的那种主观的用图解表示方法向较丰富的水平发展,是值得一试的。他在深入某些传统的艺术形式的能力方面,也许比成年人更强。在这样的艺术形式中图形大小意味着中心性。例如,他画的图画中,教师在纸上所占的面积很大,而小妹妹不过那么一小点。让这个儿童在开头时就知道,这个也是合格的表象方式,不光是“逗人喜爱的孩子气”的绘画形式。这就不仅向他提供了新技能,而且使他感到他的旧的认知方式既不粗鄙,又非不适宜。从这里开始,肯定能够引导儿童喜爱一些形式的图示,使他熟悉并运用他须与别的儿童交流的表象的一些形式。

某儿童在去学校的途中祈祷:“上帝,请不要让他们在英语课上批判朱尔斯·维恩(Jules Verne)吧。”他不但关心学校教育的题材,而且关心学校教育的方法。他不愿那本地凭直觉已经理解并深为喜爱的书,受到英语教师近于虐待狂的剖析。直觉的探讨不时转入地下,成为大卫·佩奇(David Page)所谓儿童的“秘密的智力生活”。可以猜想,结果也许不是教育者所期望的分析才能,却是厌恶表面专横的分析和蒙昧的直觉。如果承认治疗不如预防,也许学龄早期的问题是最为严峻的。它也可能是个持久的问题。一个人想知道,例如,初中学生敏锐的社会性直觉是否不能够设法在学校阅读文献,去学习社会学科的课程。

允许儿童运用他的直觉才能,不仅是开拓可用资源的实际问题。它也是忠诚问题。在物理和数学教科书中不时向儿童提供超分析的模型(overanalytic model),可能使证明和过程混淆不清。物理学业余补习教科书,和真实生活中的物理学家的艰难的平时活动,往往是大不相同的东西,并使物理学显得很不像样。儿童也许需要胜任力的模范,但肯定不需要全能的模范。学校如果承认直觉的正统性是智力运算,本来可以不必要求学生进行日后才要求他们的伤脑筋的再学习,例如,当他们在物理学上已“真正入门”,不必要证明给定的解答,而只要求找出答案时,便是如此。如果在通常教科书中提出的地形与地理学家所实践的地形之间有类似性,请你找出来。问题在开头提出时就作过解答。然后,要求儿童考虑“专家”是怎样获得答案的。地理教科书中,我们在某章开头处会发现这样的叙述:“世界可以分成温带、热带和寒带。”后续各节事实上全致力于使它显得好像这个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使我们相信,给许多儿童留下的关于地球的映象中,能够找到一些边界线,其上标明由某一慈祥的专家联合教科书作者写在那里的诸如此类的一些字句:“你们正在进入温带”。怎样通过地带描述地球表面的性质这样的问题消失了,地理学变成了地名词典中的一些拗口名字的组合和把“格陵兰岛显得比本来大得多”的一些甚至令人迷惑的地图。在这个武断中所损失的,是儿童对问题的感觉的发展。

约束与直觉

我们看见过某教师引导一个五年级班进行“神秘的数字”游戏。在小学生进入教室之前,教师在黑板上写下一组数字,再把它们遮盖起来。他对学生暗示关于这个组合的一些线索——例如,加起来不到20。由全班学生随意提出关于进一步的问题,以便推断那是什么数字。这个游戏事实上是以直觉方式体现的代数学的原始演绎。儿童据以认识他们已经接受的、指导他们猜测数字性质的信息约束的方式,令人惊奇不已。

同一程序立即迁移到智力活动的其他范围。在某一个历史片断或历史时期,可以进行的游戏种类差不多是无限的。的确,甚至像地理学这样表面看来没有希望的科目,也能转化为根据部分信息进行推论的形式——直觉程序的中心特征。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仔细观察儿童在学习熟练地进行上述游戏时实际上干的事情,和能够引导他们把技能按一般的方式迁移到其他领域所取的方式。

这种训练是否可能引导儿童普遍地对智力活动寄以更大的信任,是一切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基本问题。训练心智使之在那种正式的智力活动范围之外起作用,其中的大问题终究是准确训练,使之能在证据不足的基础上取得结论,并且懂得怎样探索新根据,以减少所得结论的猜测性质。

超越给定的信息

绝大多数人不觉察他们从给定的学科真正得到多少信息。说得更专门一点,通过某种有衍生力的模型来组织信息时,结果有许多其他的事物以近于多余的方式产生出来。尽管这一点在像数学这样结构较严密的学科中通常能被认识到(我们全都同意,像“亚里士比玛丽长得高、玛丽比简爱长得高”这样的叙述,意味着亚里士比简爱长得高),但一般不认识,任何有联系的一门知识,即使按不甚严格的意义,也包含上述的多余含义。例如,一群人被官吏征税,而他们对官吏没有选择的权利,或其他可以求助的对象,局势会怎样?无疑,比公众呼吁革命更甚的是,“没有代表性,不许征税”。

再者,我们觉得,有许多练习能够促使儿童认识:不仅他已获得一连串论据,而且这些论据经过有条不紊的整理之后,又可产生更多的论据。这个概念支持许多最近的主张:课程应该环绕学科的结构观念来编写。但问题不限于此。一旦领悟“学科”可取的要点,领悟绝大多数汇集的材料所具基础结构的性质,便有了超越给定信息的途径。

时常听说,结构上的这种考虑对科学和数学,较之对文学或历史学更为适合。这个说法,看来很可能是误解了结构的意义。例如,小说如果把一批事件写得和其他事件毫无必要的关系,它肯定是坏小说。考虑《白鲸》(Moby Dick)一书中的水手们。为什么他们全是异教徒,无一基督徒?如果他们全是新贝德福特清教徒(New Bedford Puritans)——甚至是持自由思想的清教徒,那会怎么样?就是这批异教徒水手们,到海的最深处搜寻白鲸。白鲸为什么会那样,那批异教徒又为什么会那样?亚哈(Ahab)应该是怎样的人?本来应该由怎样的船长才能指挥这样的搜寻?梅尔维尔(Melville)写信告诉霍索恩(Hawthorne)说,这本书是坏书,确实表明他关心一些起破坏作用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无意很早就要求儿童养成进行这种教条式的、新出现的批评癖性;不过是说,在这种文艺作品中,还应该有不限于单纯叙事的材料。

应考虑戏剧的性质。第三幕能不照顾前两幕而各行其是吗?当然不行。估量过前两幕的学生,应该能够写出合乎情理的第三幕——尽管它可以同原来的不一样。学生把自己的见解同原剧作者的见解进行比较之后,应该知晓他考虑过的和未考虑过的微妙的约束。这里,“差误”能够大大增长知识:本来用悲惨的结局较为适宜时,学生是否会由于想要愉快的结局或者想要得到刺激而冲昏头脑?

启发式的经济

有些运用心灵的方式是尽量节省劳力,尽量使看来困难的问题变得比较容易,尽量把复杂的问题纳入一个人的注意范围之内。一个人很少谈论这些,也确实没有教这些的课程。一个人会编制些小图表或会使用模型。或者,一个人自问,他所向往的解答,其数量是否处于正确解答的数量范围之内。或者,一个人碰到新问题时,自问是否有任何别人以前曾经碰到过并且解答过的东西。或者问,一个人将往何处去?或者问,如果我是一分子,我会怎么办?或在做实验之前,我们问,如果结果比另一个更为极端,我们将获悉什么?这些方式全都确定下述事实:在注意或回忆事物方面,或者一般地说,在处理信息方面,人类具有的能量是有限的。

两个智商相等的人,一个聪明而另一个笨拙;其间的差异一般是:第一个人知道怎样蓄养他的能量,怎样遇小事不拘谨,怎样预先避免失误,怎样遇繁冗的计算能稍加思索而后行等等去运用他那有限的能量。上述合乎经济的启发式,大多数是由学科确定的——或表面上如此。但一些实验表明,如在科文顿、克拉奇菲尔德和戴维斯的实验中,甚至按与规定学科的教材不相干的方式教他们,也得到大得令人惊奇的收获(见M.V.Covington等1966年文)。十分清楚,把这样的技术作为诱导形式的教导者,可以使用这些技术去训练学生。他们评价程序的精确性,较之对问题的解答更为高明。据说,家庭主妇应用时间与运动研究的成果,琢磨出一套整理床褥的程序。为什么要把效率高的代数学当作过错呢?

我们愿意建议,作为起点,任何新的课程应包含提纲,打算尽可能早、尽可能有效地去教授这个行当的诀窍。我们本来也建议进行特殊的研究,去设计和检验以教授上述方法为目标的某些“贯通课程的”(transcurricular)课程。致力于探索性训练,教学生关心和利用可得到的线索以及与此类似的措施,已被证明相当成功,足以肯定这个努力。像这样的计划,即使一无成就,至少总可以表明,它不是不光彩的,也不是懒得要节省脚力才去用脑筋的。

有一件事要在结论中弄清楚。要致力研究教导直觉的方式这个紧急建议,出于确信直觉不仅富有成果而且必要。幼童接触新的学科或生疏的问题时,不是依赖不甚精确的直觉技巧,就是处于呆滞而沮丧的状态。科学家或评论家在他选择的领域内工作,当力所不能及时,也是这样。这样说不是鼓励直觉或直觉的应用可采取自由自在的方式;这不过是说,应该运用并开拓直觉技能,而直觉技能会由于渐趋精确而不断增进的。一个人如果要以适合他的效能的自信去充分运用他的能力,他别无选择,必须认识直觉法在探索的所有领域中——文学和数学以及诗和语言学——的效能和重要性。

还有一个最后的考虑。今后计算装置的发展,将大大增进人类的分析能力;这些装置的确是用于有分析的思维的扩大器。这就引起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个和技术对人类思维的影响有关。文化史表明,人类的思考方式依赖于供他支配的工具,使得工具逐渐同他的真正思维过程相结合。工具是要他去配合的“印出物”(print-out)。可是实在自相矛盾,计算机除了扩大有分析的思维的效能之外,很可能也要求很大的直觉效能。怎样使用计算装置的问题本身——它们可应用的范围和形式——提出开始只能用直觉手段去探索的命题。在人类发展了机械去进行例行分析任务的时代,他的最佳抉择,很可能是发展有创造力的效能,以处理现存的组织得不好和部分组织得好的问题。或者,准确地说,健康而勇敢的直觉天赋,经过实践而精练之后,能够为人类服务得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