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社会的创造力
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规定教育的性质、方向和目的，以保证未来一代所能达到的自由和理性。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环境和知识两方面都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会给继起的每一代教师以限制和提供各种机会。正是就此而言，教育经常处于创造过程之中。所以，我特别就当代亟须思考的教育上的四个变化予以评论。
第一个变化来自我们正在日益深切理解的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就我们读到的最近十年或二十年的内容相当丰富的研究报告来说，就可以明白已发生了一次革命，它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在人的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对类似今天大家所熟悉的学校教育，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对教育重新下定义的第二个根据是，我们对个体智力增长的性质不断加深的理解。最近三十年来，在关于发展的理论方面，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这种变化为正态成长和病态成长的研究所促进，为早期不同类型环境影响的分析所促进，也为语言发展的研究及其对思想起冲击作用的研究所促进。所有这些都已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人借助于符号所产生的思维的作用。
第三，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对于教育过程的了解比以前多少要清楚一点。这得益于十年来认真而紧张的，包括我们这一代许多有真知灼见的人所参加的教育实验。这个实验驱使我们停下来仔细研究，用什么措施才可以引导一个8岁的儿童彻底了解一首诗歌的含义，或者明白能量守恒的概念，或者逐渐地但能肯定地对二次函数作出有力的概括，把它看作由集合组成的集合体，其中每一个集合的元素同组成集合体的个数相同。
最后，很显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变化速度迫使我们重新定义我们将如何教育新的一代。杜威的《我的教育生涯》是一篇动人的、发人深思的教育文献，它主要是根据杜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段值得怀念的漫长岁月所作的回顾写出的。
我将一一考察这些事情，但在我这样做之前，我得承认自己有若干疑虑。这对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不管心理学家们可能如何能干，他们要在教育目标上作出决策都非其职责所在，正好和最有能力的将军对一个国家要不要处于战争状态不能作出决定是一样的。我们知道的制定政策的情况使我深信，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们通常缺乏为制定明智的社会政策所必需的不断承担义务的精神。我并不能使哲学泰斗、心理学巨擘、医学名家乃至混合委员会的首脑激发太多的热情。政治的过程——关于教育目的的决策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开辟其道路——或许是缓慢的但又受制于可能范围的耐心追求。
然而这也是很清楚的，将军们事实上对战争与和平的政治问题有重大影响，而科学家们也已经或将在我们的国防或其他政策问题上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不那么清楚的是如何区分目的与手段以及目标及其执行之间的区别。将军们在受战争的威慑中对什么是可能的和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易于产生某种直觉的看法；同样，心理学家则相当通晓如何使人学习，如何唤醒人们的注意力，或如何使人不为忧虑所困。这两种情况或许也同样不易区别。虽然，就严格的意义讲，这些都不是目的，但是如同在国防政策方面的情况一样，它们也影响着决定教育政策的目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心理学家能清楚地意识到是什么使他可能成为权威。倘若他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能发挥预言家和说明者的作用，那么他就不可能明智地为社会服务。倘若他都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作用，视野狭窄，看不到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我们一般人的见识自然更为贫乏。心理学家能够而且必须提供可资选择的事情的整个范围，迫使社会非作出决策不可。现在让我们回到主要问题上来。
从我们新近得到的关于人作为物种的知识来看，应当如何评价教育呢？我们提出了一种最好命名为进化的工具主义的观点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人的心灵的用处，依赖于他发展和使用“工具”、“器械”或“技术”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他才有可能表现和扩大他的力量。人类的进化正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两足行走能力的发展和自发地使用石器，人的大脑特别是大脑皮层得到了发展。我们与其说是某种大脑袋的古人类发展了人类工业社会的生活，毋宁说是工具的使用和互助合作的模式渐次改变了人类形态，使得那些能够使自己与工具系统相联结的人生存了下来，而那些只会试图用上下颚、强有力的牙齿，或者巨大无比的躯体来生活的生物则被淘汰了。那种可促进人类神经系统发展的东西是重要的，但是它需要通过外界的各种手段来表现其潜在能力。这是一种迅速的进化。最早的灵长类出现于五百万年以前，至于人达到具有现在这种形态结构和大脑形状、从较高级的古人类到工具的使用者这样一个主要的发展，大概不到五十万年。从那以后，一切作为一个物种所发生的主要变化，用维斯顿·拉伯理[18]的精辟的语言来说，都是由于使用了各种辅助四肢五官功能的工具，由于学习了如何把自己结合于可加强其肌体、意识及推理能力的各种器械的应用。
英国生物学家皮特·麦德华对这一点的说法是，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的进展可以这样来充分地阐明：这种进展是拉马克主义者所说的可以逆转的，而不是达尔文主义者所说的不可逆转的[19]。这当然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但麦德华的这一观点已被很好地理解为：为文化所传递的东西确实像一个后天获得性的贮水池，这个水池可能会消失，正像复活节岛人、印加人、玛雅人失去了他们的一切技艺，遗留给无能的后裔的只是那种光辉灿烂的废墟，可是他们的后裔的遗传基因或许并未发生丝毫的变化。
我知道，一些术语，如“工具”、“技术”乃至“器械”等，如果认为这些是人赖以体现其人性的东西，则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词所表示的是“硬件”，而它们在我的心中大多数属于“软件”——因为都属于工具的各种技艺。语言也许是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术语的理想例证。语言的力量不仅可以传达思想，而且可以表示“实体”，既可以表示眼前的事物，又可以表示遥远的事物，还可依据一些规律来处理这些事物；而这些规律既允许我们用语言表示“实体”，又可以用传统的适当规则使“实体”改变。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一些外在的因素，如语法书、词典，以及构成此语言共同体的人支持或不支持的表达。
语言恰恰是最一般的工具，这是就下述意义而言的：它为我们应用肌肉器官、感觉器官和反应能力提供了方向和扩展的途径。但这些领域中每个又有它自己的通过不同工具使用途径来表现的技巧。在使用我们的肌肉器官方面有节省时间与力量的技巧，这些技巧都体现在我们为之设计制造的工具里。在知觉方面有节省注意力的各种技巧，这些技巧被转化并变成理解事物映象的基础；而这些映象是我们为了说明事物，用绘画、图解和图像所构成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有认识事物的各种省力的技巧，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描绘出种种事物，如怎样删去无关紧要的因素，如何使用我们的头脑省力地、既快又好地认识事物，等等。
这些技巧很多在父母与孩子的日常互动中已被教会了（如最初的各种语言技巧）。同语言学习情况相似（这方面的传授方法十分自然），绝大部分操作、观察、注意的最基本的技巧，或许都是用这种方法传授的。当社会需要人们具有超越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原始的技巧时，就必须依靠学校进行更有组织的教学。由此看来，文化必须有赖于正规的教育作为提供各种技巧的手段。可以这样说，只要在工具或工具使用上（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有所改革，教育系统就是唯一的传播改革的手段；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它是进化的唯一原动力。
现在请考虑一下，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人类个体发生发展史方面，有些重要的结论正在出现。就我所知，所有这些结论都还没有认真考虑对教育的目的和措施下定义的问题。
首先，心智的发展并不是某种逐渐增大的现象，不是联想或刺激与反应的联结，或手段与目的的准备，或其他任何东西的一种逐渐扩大现象。它更像攀登陡峭的楼梯那样，是一种既往上冲刺而又有瞬时间歇的现象。在发展中这种向前的冲刺，看来像是某种能力开始产生的一种触发，表现出跃进之势。某些能力的成熟和培养必须在其他能力形成之前。这种顺序的出现是有严格限制的。但是这些步骤、阶段或冲刺，或者你可能选择的任何可称呼它们的东西，在不同年龄有十分清楚的联系，因为有些环境因素能延缓它突发的速度，或使之进入停顿状态；其他一些环境因素则能使之更快向前。大体说来，人们可以将这些受过严格限制的顺序看作一系列活动的前提。例如，等到儿童能同时认出某个物品展现的两个特征，他才能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处理某种比例关系。
这些步骤或阶段，在日内瓦、莫斯科、巴黎、伦敦、蒙特利尔、芝加哥和剑桥等地的各种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已作了各式各样的描述。尽管他们所提出的阶段推移的动力论各异，但看来都有某种有趣的相同之处。第一个阶段，相对地是由手操作的，以极不稳定的单向注意力为标志。此时的认识活动，主要限于知道如何做，只有最小的反应能力。随之而来的一个时期，便有了更多的反应功能。此时，少年们就能通过再现的映象来构成某种内在的再现表象，对外部环境作出更多的反应。5—7岁的儿童大多数处于这一阶段的顶点。最后，围绕着青春期所发生的是某些十分特殊的事情。这时作为思维媒介物的语言已变得日趋重要了，其被证明是有了考虑命题而不只是实物的能力。概念在认识结构上变成更高层次的东西，有了各种转换的可能性，并可用某种联结方式予以驾驭了。但是也有值得重视的疑难问题，如这些现象是不是同生理上的青春期的突然来临具有直接关系——因为在语言发展上有同样明显的认识转折点，以及在5—7岁儿童的认识转折点上也并不伴有足以辨认的性激素来潮的因素。再说，在工业生产比较落后的社会里，处在性激素已有所表现的青春期的少年也并未进入这个阶段。
从我粗略概述的这个情况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即人类已经发展了这样三个处理信息和再现信息的平行的系统：一是通过操作和行动的系统，一是通过知觉组织和想象的系统，一是通过符号的系统。从任何意义上讲，它们都不是分阶段的问题，而是代表发展中的不同着重点的问题。你要给别人施加影响之前，比如说，要他在感知领域少一点自我中心的表现，你必然会以你个人为中心来组织这个领域。最后，这个成熟的机体看来必须经历由三种技能体系（分别符合于三个主要的工具体系）组成的一个过程，对此，他必须联系自己来充分表现他的各种能力——用手操作各种工具、远距离接收工具和为作出反应使用工具。
据此观点，早期得到发展的机会在人类心理发展的最新理解中已显得十分重要，这就不足为奇了。对早期经验重要性的理解今天尚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研究动物的结果表明，在哺乳动物身上如果剥夺它们得以引发各种初期能力的机会，就会产生许多事实上不可弥补的缺陷。最近几年来，有些报告已说明儿童离开人类环境会导致身心残缺的后果，但在同时也指明，甚至在青春期临近之际，“替换治疗法”也能取得相当成效。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前一种情况造成的主要的损害表现在语言方面，即缺乏机会参与对话、向人解释问题，未能使语言内化为思想的工具。所有这些情况都还没有很好地为人理解。早先讨论过的那种原则除外，看来这条原则还是起作用的，那就是除非某些基本技巧已被掌握，否则，更为复杂的一些技巧便会成为不可及的东西。正是根据这个事实，我们才能了解，如南非乡村的黑人，一种在文化上受剥夺的人群，他们和在文化上享有特权的白人之间，智力的差别随着年龄增长而日益增大，这一情况，总有一天，由于遭受多次挫折而产生的灰心丧气的意识，会使二者之间的鸿沟扩大到不可弥补的程度。
关于教育过程究竟领悟了什么，可以指导我们对之重新下定义呢？肯定地说是很少的。但是有一些极为有趣的印象可能变成有实验价值的假设。
“课程革命”之后，虽然仅仅十年，它已使人们明白“准备”（readiness）这个观念是一个半真实的有害的观念。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它要教学生有准备，或者为准备提供机会，但不能让学生单纯地去等待有准备。在有些措词中，“准备”意指先要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技巧，通过这些技巧，才可能达到更高的技巧。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准备可以通过教授直觉的几何学，或者使孩子有机会用多角形以建立更加精确的结构概念，或者把新的目的作“第二代”的数学设计[20]。如果你愿意在八年级教微积分，那么按照这个设计，在一年级便要开始教授各种其后所必须掌握的概念和技能。数学不例外地适用于这条普遍规则。在掌握其他知识之前，必须先把某些知识搞清楚，从这一观点看，人们公认数学是最易于理解的。由于大多数科目能采用多种形式讲授，或是把重点放在动手实践上的形式，或是放在发展适当的想象上的形式，或者放在符号语言编制上的形式；这样，通常就可以采用更为简单和更可控的形式，以达到最终可使孩子们能更容易和深刻地完全掌握这些学科的效果。
最近十年教学实验中出现的第二件事情表明认知或智力的发展是一种报酬，特别是当学习者认识到所积累起来的学习力量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认识到在学习事物过程中，可能有机会理解某种过去从未接触到的事情，可使他们的学习达到他们可能达到的完善程度。自从希腊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以来，每个优秀的运动教练都认为这是一个真理。当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进步，因而能够把学习的进步看作自己奖励的根据时，教师同样会感到欣慰。
在教学中，当代研究的第三个结果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教育实验，就大体而言，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摸索中进行的——对有用的形式缺乏反馈。为取得经验而采用的办法（或者有用的反馈）就是在任务完成之后加以评价。当然，由于选择评价的标准不同，实际上对任何科目或课程，总可以说一些动听的意见。可是另一种做法会有意义得多，那就是把评价的工作放到制定课程之前及制定过程之中，以此作为一种智力操作的方式，在材料选择、研究方法、为学习布置任务的态度等方面帮助课程制定者。
最后，缺乏教学理论作为教育的一种指导是要受挫折的。这里所说的教学理论，是指一种如何进行教学以达到不同结果的惯常的理论，一种并不考虑目的但十分重视手段的理论。令人感到有趣的怪事是，在教育学上缺乏一种完整的理论，取而代之的主要是一大堆格言的现象。
由于我们的工业技术在机器和社会组织两方面变得日益复杂，学校已成为社会的更加重要的机构，它不是简单地作为社会化的代理机构，而是作为基础技术的传递者。因此，我们转而谈下一个题目——变化的社会，作为我们为教育重新下定义的最后基础。
近年来，我一直感到惊奇，特别是与西部非洲的工作联系起来考虑时更是如此。为什么那里各种社会团体都不很关心教育在决定它们的未来时的作用？例如，为什么在非洲，对训练行政人员、教师和技术人员给予优先考虑以利实施普及初等教育这件事情只有短暂的政治吸引力呢？在很多情况下，上述训练工作在经费上会受到这种只有短暂的政治吸引力的限制，这从长远的后果看，可能将被证明是一个可怕的定时炸弹。大批没有具备劳动市场所需要的技术的半文盲青年会涌入非洲新城市，那时他们家族和部落的小船会被烧毁，而由缺乏受正规训练的教师和文职人员去维持社会的稳定，或者去教导那些未受过训练的人。
这就是使我沉思的东西，然而当我不能回答非洲问题的时候，却对我们自己的问题有某些想法。当我读到出色的意大利建筑设计师皮埃尔·卢格·奈尔维[21]的文章时，这些想法便具体起来。奈尔维描述了在工业技术成熟的年代，建筑设计师在自由方面的损失。你能建一条任你设想的公路或小道，专门供人步行，或骑马，或乘四轮马车，或驾驶慢速小轿车。但是，当车辆的速度超过一个危险点时，想象就要受到制约，你必须构思出一个适当的弧度筑路方案。时速达到70英里（约113千米——译者注）的汽车是不能在一个随便幻想出来的拐角转弯的。
在苏联人造地球卫星设计试验成功的时候，有大量关于公众思想问题的研究工作要做，如我们的教育是否足以适应未来的任务。事实上很多新的课程改革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了——那是出于我们对工业技术专家的知识与一般民众知识之间的鸿沟感到惊慌之故。我宁愿猜想再也不会有那样以粗心大意或顽固的态度去对待公共教育的时代，但是，把普及公共教育作为一个工作概念来认识至今还不足一个世纪。
也许正是这种情形，我们正在进入这个工业技术成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必须不断重新对教育下定义；而且正在进入未来的时代，同时在特殊的工业领域会出现如此迅猛的变化速度，以致某些精确的技术在其出现之后相当短的时间就会变得过时。确实，给高度成熟的工业技术下定义的各种特征中，其中之一是：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存在着主要工业技术发生猛烈变化的状况，恰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几次十分重要的变化那样。
1964年夏，我本人和一些青年学生一起从事一项社会研究课程的制定工作，那是按照正在阐述的布鲁纳准则（Bruner's Rule）——它涉及按年代排列重大事件的顺序的巨大变化——进行的。我把此准则作为对视网膜角度平方律（视网膜映象的大小是物体与眼睛距离的平方倒数）的扩大。我由此竟然发现，时间阶段距离现在越远，其延续的时间越长！列表如下。
5×109年 5,000,000,000年 地球的诞生
5×108年 500,000,000年 脊椎动物
5×107年 50,000,000年 哺乳动物
5×106年 5,000,000年 灵长类动物
5×105年 500,000年 现代人
5×104年 50,000年 大的冰河移动
5×103年 5,000年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5×102年 500年 印刷的发明
5×101年 50年 无线电/大众教育
5×100年 5年 人工智能
我从我的学生那里所学到的是这样的结论：事物出现的密度和速度不断增大。生命可能从2.5×109年以前开始，因而地球历史的一半是无生命的。地球存在时间的大约99.999%是没有人类的，而从那时起的记载却是感人和令人生畏的。确实，看来好像工具和技术的主要作用是它们以无可比拟的加速度，导致产生了其他更为先进的工具和技术。由于现代工业技术是走在这样的道路上成熟起来的，教育，从其本质上来说，便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它要为管理和控制这个不断扩大的事业提供必需的技术。
在这样加速变化的背景下，教育系统首先作出的反应就是培养出所需要的各类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是，这样优先培养的人是否生产了合乎事业管理所需要的东西。因为没有一种特殊的科学或技术能够提供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据此可以想象某个社会，它的技术和科学以及使之经受改革的经常变化。一个汽车工程师能预见小城镇结构的美国由于出现汽车而死亡吗？他只知专心致志地造出好上加好的汽车，心里从来不会考虑到市镇、小径、悠闲，或对本地方的忠诚。可是如果变化应该加以控制，那就要求人具有领悟连续性和为连续性创造机会的技能。这就是我们即将要回顾的事情。
从上述种种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认为似乎可以从上述的问题中引出四条总的方针。
第一是关于应该教什么。从人的进化的角度来看，教育上的首要重点应当放在培养下列各种技能上——操作技能、观察技能、想象技能以及符号处理技能，这些技能特别涉及许多工艺学，这些工艺学使得这些技能在表达人类的能力上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
很难用具体的词语来说明对技能加以强调的必要性，但是有一些事例可能为评论提供具体的依据。首先，关于培养知觉—想象能力，我至少能建议一个思索的方向，这就是敏锐的空间想象力的训练。最近，我深有感触，这是由于视觉能力的增强以及学生们在视觉设计的各种课程上所表现出来的锐敏性。所有的课程，各有其不同的构思与不同的具体目的：一是为未毕业的同学设计的，设计人是哈佛大学的I.A.理查德；二是为教师设计的，设计人是安多佛（Andover）大学的巴图特·海斯；三是为城市规划者设计的，设计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吉奥基·凯佩和凯文·林奇。他们所设计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好像是一种新的辨别力，可以用来观察已经改变了的美国城市的环境。对于学生来说，所有这些都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模式，据此可以分析和鉴别他们周围的各种事物。我的同事杰拉德·霍尔顿和爱德华·珀塞尔一直在视觉模型方面作教学试验，像在物理学上用光线集中器去增加视觉精度的方式一样，这是一种可见而又不可度量的表现事物的视觉精度和能力。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为开始探索在形象化方面实施训练的初步工作——不论是涉及各种艺术的、科学的，或者单纯为了观察我们周围更丰富多彩的环境——而感到喜悦。让我们顺便记住玛丽亚·蒙台梭利把神秘主义和实用主义二者奇妙混合的观点，就多少是向这种概念进行探索的尝试。
关于符号处理的水平，我想马丁·多伊奇对贫穷儿童所做的工作提供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恰当的例子——这是一种有意识地引导儿童去掌握语言的技巧，并获得一种想说明和交换意见的意识[22]。这种对贫穷儿童所做的工作绝不应当加以限制。一些新的教学课程表明，在运用符号技术训练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这立即使我们引出第二个结论。从字面上看课程（curriculum）一词的含义，这个词来源于一个计划进行的过程（course）。这或许是一个错误的词。课程应当包含掌握各种技能，这样，反过来又导致掌握更有力的技能，它应当包含一系列的自我奖励。很清楚，这在数学科学领域均能做到。同样，读了较为简单的诗句能够引人深入探寻更为复杂的诗句；或是读过一首诗，就能使读第二首诗时得到更多的收益。从这种较深理解力所得到的激励，比我们已经做过的努力有更强的诱惑力。
由此结论（这是我在之前一直坚持的结论）而得出的推论是：任何一种技能或知识，都有一种适当的表述方法；这种技能或知识可以传递给想在任何年龄开始教学的人，无论如何，教学用的书本是可以准备的。较早的书本的选择是根据人们希望积累的东西是什么而定的。对较早的理解的加深与增进，又成为智力劳动的鼓舞力量的源泉。
第三个结论涉及变革。如果有调整变革的任何方法，那么，正如我们曾经指明的，它一定会包含：处理在变革中的连续性所必须的一种元语言和元技巧（metaskill）的发展。当然，这些元语言、元技巧可能是什么东西，尚属有争论的观点，但幸好并非完全如此。数学肯定是我们已经发展了的最共同的元语言，它提供的形式和结构，其规律在本质上是为人们所领悟的。我发现必须迫使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一天我们的生存会有赖于获得一种必需的数学表达能力，把那些看起来令人惊讶的变化，化为某种连续和积累的过程。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还有第二种方法，那就是在差异和变化的表面现象之下去寻找类似的东西。当然，这也是写诗的方法，这是探寻出那未被料到的密切关系的途径。
关于准备应对变化的进一步的推测是：我们必然趋向于以行为科学指导教学而远离历史研究式的教学。有记载的历史，就我们所知，仅仅五千年左右。我们所教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最近几世纪之内的事情，因为在此以前历史的记录甚微，而在此之后才相对地丰富起来。因此恰恰可以设想，丰富的记录日益增加，并作为一种功能，为储存和调取信息而去发展系统结构的功能。从现在起的一千年，我们将陷入困境。那个时候人们一定不会再抱如此关切的态度去注意有关布鲁梅尔（Brumaire）事件，或长期国会，或路易斯安那州的购买等细节了。这些都是缺乏文件供应时的装饰品。可是有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离开历史而转向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理由。
这个理由就涉及研究可能发生的问题比研究已经实现了的目的更为需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适应变化，这是很必要的一步。我们对人的描述必须集中于以行为科学及其关于人类适应各种环境的通则，而不以人类历史的个别事例去进行。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放弃研究过去，毋宁说，我们应当怀有一种不同的目的——发展风格（developing style）的目的——去从事这种研究。因为风格的发展（development of style），不管它是写作的或恋爱的或舞蹈的或进餐的风格，都是既需要差异，又需要具体定型的意识，而这在行为科学中是无法找到的。
最后，也是很清楚的，就是假如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想通过教育手段得到自由发展，那我们就不得不为了设计我们的教育系统提供更多的各种资源。例如，如果我们打算对付上述那种加速度的变化，我们必须缩减这个系统应变的时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那些在学习第一线的人更多地参与这项工作。卓越的数学家兼教师约翰·凯梅尼（John Kemeny）十年以前视察了高级中学的数学教学，发现所教的内容与一百年以前相比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近十年来多少做了点补救，但工作实难展开。
另一个必须为此项工作提供资源的就是现代心理学。近几十年来，在教育心理学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它处于当前不受重视的地位。这种情况并不用我们去担心，但有一个方面除外，教育心理学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是没有理解它的全部使命。这就太容易流于臆断：其中心任务是对个性理论的应用，还是对组织动力或其他什么理论的应用。事实上，所有这些努力绝不会对教育实践作出重大的贡献，其主要原因是这项任务从任何明显的意义上说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应用问题，而仅仅是理论的阐述问题。例如学习的理论，只是在各种情况下从学习行为的描述中提炼出来的精华，不管这种学习环境是为了观察学习行为的方便而安排的，或者是出于对学习的某个特殊方面有理论上的兴趣而安排的，如为了强化、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或其他目的而安排的。但是以教育心理学作为核心的教育理论，主要是涉及如何安排学习环境，根据不同的标准提供最佳的学习条件。例如，使信息的传递和重新取得信息达到最佳化。心理学家必须重新进入教育领域，以便对人类更进一步的进化作出贡献。这是一种现在正在通过社会创造力来实现的进化。因为心理学比其他学科拥有更多手段可以探索人类臻于完善的各种界限。我认为只要这样做了，心理学就可以通过鲜明地保持社会关于什么是可能做到的完善意识而产生它的重要社会影响。
除此之外，在学习的各个领域，心理学变得十分被需要，要用它来评价上述各个领域对发扬人类精神作出贡献的态度，如行为的方法、实际体验的方法或推理的方法；推论方法在各个领域都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应当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成员的心理方法的组成部分。有许许多多详细的资料需要在教学中加以掌握。如果公正地看待我们取得的进展，我们将十分需要寻求一种方法传递至关重要的思想和技术，以及人类已经获得的可表现和扩大人之能力的各种特殊本领。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任务要求我们具有各种最高的才能。假如我们开始这样做了，我当然满意。我们全体作为有知识的人和科学家，认识到这是我们的任务，认识到去发现如何使某一事情为青年人所易于理解，这首先仅仅是使某一事情对我们自己是易于理解的延续——这种自我理解和帮助他人理解，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