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宏伟计划的诞生
忧患兴邦，“863计划”的诞生再次印证了这个古训。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后，王大珩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作为一名有着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他必须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必须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思考中国的科技发展问题，必须考虑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竞争能力以及发展前景问题。中国“两弹一星”的发展历史使他深刻体会到，在高科技问题上，“有一点儿”和“一点没有”是大不一样的。当初中国有了核武器，对全球的战略格局就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当初要是没有“两弹一星”，就会长期处于核武器的威慑之下，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高的国际地位。凭他的经验和直觉，他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历史机遇，中国若是抓不住这个机遇，必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沉沦。
在挑战和机遇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科学家们开始了对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的苦苦思索。就这样，在共同的使命感驱使下，1986年2月的一个寒冷的冬夜，陈芳允敲响了王大珩家的门。
陈芳允是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测量控制就是由他主要负责的。要认出这位大科学家，只要记住他两个特点就错不了：一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二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这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与王大珩等23位科学家共同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著名科学家，生活异常俭朴，做人也十分本分。所以每当出门在外，这位大科学家不是被人误认为看门的老工友，就是被误认为工厂的“老师傅”。
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后，“中国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同样萦绕在他的脑际。
陈芳允清楚地记得，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笼之前，当时针对世界高科技的发展趋势，中央已经开始考虑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对策问题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台后，有关部门便组织专家进行了座谈，提出过要采取对策的设想，但在具体的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下来。1983年11月，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组织了全国上千名专家，对如何发展新技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达150万字的《中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挑战和机会对策的研究》。
1986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了国防科技计划会议，研究国防科技的计划和今后发展问题，陈芳允出席了这个会议。会上，专家们提出了不少国防科技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但陈芳允还是感到，对真正的高科技的发展问题讨论得还很不理想，一些预研工作和长远设想还远远不够。他在会上发言说：“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可能的。”
王大珩对陈芳允的发言给予有力的支持。
当天傍晚，利用散步的机会，王大珩与陈芳允、周光召等人又就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议结束后，陈芳允并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尽到责任，感到很有必要找自己十分敬佩的王大珩再深入探讨一下。
1986年2月这个寒冷的深夜，北京中关村，当代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就这样开始了。
两位科学家认为，面对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中国不能置若罔闻，无所作为，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力和国威的问题。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但如果不能继续跟进的话，一旦落伍，国力就会受到很大影响。高科技有和没有，是绝对不一样的。
陈芳允说：“我想，事不宜迟，不能再坐失时机，我们应当马上动手给中央领导写一份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建议，供中央决策时参考。”
1986年2月的这个晚上，王大珩怀着对历史对祖国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拿起了笔，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一支钢笔竟有如此的分量。他能想到，今天晚上他所做出的抉择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抉择，因为他感到，身边此刻仿佛站立着整个中华民族。
王大珩写道：“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或者以为可以等待10年、15年……必须从现在抓起，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须知，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新技术发展的形势下，我们若不急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事事关我国今后的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和国际方面能否进入前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说……”
王大珩回忆说，这份建议书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修改整理了多遍，最后终于形成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
在这封建议书里，主要写了这样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之不理。
二、在关系到国力的高技术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
三、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从事高技术的规划与范围，无法与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
四、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能在进入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五、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
六、时不可待，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
建议书写好后，王大珩当即交给陈芳允提意见。陈芳允在建议书中补充了高科技与国民经济的内容，随后信分别送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的手上，他们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
王淦昌是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的大功臣。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淦昌就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高能加速器上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震动了世界。从1961年至1978年，王淦昌为了研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出于保密的需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隐名埋姓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出现在全国科学大会的主席台上。
杨嘉墀是我国著名的航天专家。这位当选过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空间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局副主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的科学家，曾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1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3年，这位老人不再担任行政领导任务，而是出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从此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世界，开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着重思考中国空间技术的前景及高技术的发展问题。
王淦昌和杨嘉墀两位科学家看过王大珩起草的建议书后表示完全同意。
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定稿后，四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随后，王大珩又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内容简短的亲笔信。
“863计划”实施18年后的今天，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书的全文。2004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问王大珩院士：“我们一直没有见到建议书的原文，这是怎么回事？”
王大珩半开玩笑地说：“在建议书中，我们写了这样的话，‘少买点外国高级轿车，中国搞高技术的钱就有了……’”
这是高度情绪化的流露，但是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国科学家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足点。
在征求过陈芳允、王淦昌、杨嘉墀三位科学家的意见，并做了必要的修改后，1986年3月3日，王大珩把这份材料交给了时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的张宏，当天晚上张宏就将这份材料送到邓小平秘书的手中。仅仅两天后，也就是3月5日，批示便下来了。
邓小平做出批示后，国务院很快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论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订出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
根据王大珩等科学家提出的建议，《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采取了选定有限项目实行重点突破的方针，重点选择那些对国力具有重要影响的战略性项目，强调项目的预研先导性、储备性和带动性，并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这是一个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国内外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重大科技问题的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由于四位科学家写信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又被简称为“863计划”。
由中国科学家联手推出的“863计划”就这样问世了。
1996年，在“863计划”实施十周年的日子里，王大珩在谈到自己和另外三位科学家对这个历史性计划所起的作用时，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只不过起到了一点催化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