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止步的探索者

1999年10月，在我陪同王大珩、罗沛霖等院士来到巴丹吉林沙漠的时候，我认为自己见证了生命的奇迹。

王大珩院士当年85岁，罗沛霖院士当年86岁，我跟在他们身后，在五六层楼高的观测塔上爬上爬下，不由气喘吁吁。我不禁问自己，如果能活到他们这个年纪，我还能做什么？

在巴丹吉林沙漠安详、明亮的圆月下，罗沛霖院士得知我对使用计算机缺乏兴趣也一窍不通，并没有流露出吃惊的表情，而是慢慢说道，你看，我现在的文稿都是我自己在计算机上写的，连贺卡、寄信都是通过计算机完成的，方便得很。大漠的寒风拂动着他们的华发，我本来想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就不会用计算机，但悄悄咽了回去。谁知回到北京后才几天，罗沛霖院士就托人给我送来了一套“汉王笔”。

这真是难得的人生启迪！

从这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能够熟练灵活使用计算机了，成功“脱盲”。

一晃四年过去了，2003年10月，我约请罗沛霖院士为科技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极具前瞻性，他预言在信息时代之后来临的应是一个文化信息时代。毋庸置疑，年届九旬的罗沛霖院士始终在思考着科学问题，并在他的夫人杨敏如教授自豪地称之为“绿窗书屋”的住所小办公室里，用汉王笔写到深夜。他年事已高，视力衰退，字迹抖动，可见要写成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该多么不容易。

罗沛霖院士的不少论文都是在他进入耄耋之年后，一笔一画写成的。比如《跨入21世纪的先进文化信息技术系统》《关于电子技术革命跨世纪时期的形势》《科学技术环节的选择》《产业革命、文化产业革命和“消费电子”》等，每有发表都引起电子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他的论文《电子，文化产业的革命因素》被著名的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录用为1994年远程信息系统学术会议入选论文，并安排他在综合组首先做报告。

2003年10月上旬，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坐在罗沛霖院士住所的客厅里，饶有兴趣地听他介绍9月的沈阳之行。2003年中国科协年会在沈阳举行，科学家们受到沈阳市人民的热烈欢迎，有124位院士受聘出任沈阳市政府的科技顾问，接过聘书的124位院士中的最年长者便是罗沛霖。沈阳市的科技工作者对罗沛霖院士所做的《信息时代的来龙去脉和后因特网时期》的报告至今津津乐道。在9月15日洋洋洒洒半个多小时的报告中，罗沛霖院士纵谈信息时代，指出“文化信息在社会经济中作用明显”。他预言道，现代社会处在信息时代，而信息时代的前途是文化信息时代。不管会出现什么新因素，例如生物工程、纳米工程等，文化信息总会统领社会、经济的发展。

还让与会者们啧啧称奇的是，这位90岁的老科学家始终站立着做完了报告。

想到这里，我不由再次地问自己：如果寿当耄耋，我能在巴丹吉林沙漠里站稳吗？我还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