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茶馆雄辩起步的理论物理学家

黄昆院士称自己是“属于智力发育滞后的类型”，他认为，小学时期学习不必要求太高，因为“除去很早就识字，在小学时期常读小说和学会加减乘除之外，几乎没有学到更多的知识”。黄昆举了一个例子，似乎想说明自己并非天才。在中学时代他的语文课没有学好，“到高三时已接近不及格的边缘”。老师出作文题，他不是觉得一句话就解答了，就是觉得无话可说。1944年黄昆参加了留美留英两项考试，留美考试未录取，后来通过别人查分数才知道语文考试只得了24分！在留英考试中，他的作文只写了三行就再也写不下去，只好就此交卷。后来的录取让他大吃一惊。以后有机会看到所有考生的评分，他这才知道考官显然眼界甚高，打分又很讲分寸，很多考生中文成绩都是40分，再没有更低的分数，他当时便是其中之一。以后虽没有再考语文，“但语文这个关远没有过去”，“拿近年来说，不少场合要你讲点话或是让你题词，我只能极力推辞，而主持人则很难谅解，这时总使我想起中学语文老师出了题我却无话可说的窘况”。

或许是启蒙之日终于到来，或许是缘于一批日后的科学精英的彼此激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一批后来风云一时的年轻科学家开始崭露头角。许多年后，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回忆道，在1941年到1942年学年中，自己是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一个高年级学生。这个系非常小，只有10个教员，10个助教，几个研究生，每个系不超过20名学生。在这个学年，1941年秋季开始时出现了一张新面孔，他以旁听生的资格听了许多高年级和研究生的课程，并参加了所有的讨论，这个人就是黄昆。从此他们开始了半个世纪的亲密友谊。

当时学校离西南联大有3公里路，白天他们在大学校园里，晚上就回到一所中学的房间睡觉。大学校园不供应开水，他们养成了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去之前用一到两个小时聚集在校园附近的茶馆中喝茶。“通过喝茶的时间我们得以达到真正的相互了解。我们讨论和争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现代的政治，从世界上大的文化事件到我们看的新电影中的细节。”杨振宁这样说道。在所有这些争论中，杨振宁记得黄昆是一个真正的雄辩家，他记得黄昆有一个倾向，那就是总是把他的论点推向极端。许多年后杨振宁惊异地发现，这一倾向在黄昆的物理研究中几乎没有丝毫表现。

他们这些茶客组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群体，但是大部分茶客是乡民、驮夫和远乡来的商人，每个人都大声叫嚷。而他们这些茶客们则叫嚷得更厉害，他们无休止地争论物理学。杨振宁记得有一次讨论的主题是按照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说明测量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他们的争论从喝茶的时候开始，继续了整个晚上，一直到回到中学的房间里。熄灯后他们都上了床争论还没有结束。现在杨振宁已不太清楚那天晚上是为哪个具体问题争论，谁站在谁一边，但他清楚地记得最后他们都从床上爬了起来，点起了蜡烛，仔细地钻研海森堡《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书上的几节，以解决争论。

那时“一盘花生米和茶就是很大的享受”，这些年轻人当时并未意识到，正是这种简单的生活形成了他们在物理方面的品位和风格，对于他们日后的事业具有重要的影响。

将近20年后，杨振宁把自己新出版的印刷精美的小书《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中一些发现的简史》寄给了远在祖国的黄昆，在扉页上杨振宁饱含情感地写道：

“致昆，为纪念在探索现代物理奥秘时我们所共享的岁月。

“无论空间的分隔还是时间的流逝都不能减弱当年结成的亲密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