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是吹牛，吹给自己听的”

众所周知，1951年回到祖国后，黄昆立即赴北京大学任教。此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把培养人才的工作放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从33岁到59岁，长达26年。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很想知道，没能把研究工作长期搞下去，对黄昆院士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黄昆始终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全力以赴搞教学工作是宏观形势的需要，是个人服从国家大局的问题。他说，他先后讲了普通物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三门课。在讲授普通物理课时，虽然每周只讲三次6个学时，但用于备课的时间近60个学时。“据说，我的课讲得不错，最近还有人说在北大理科的基础课教学中，以普通物理这门课受到的影响最大，这说明我全力以赴搞教学是起了较好的作用。对我个人来说，其收获是真正学会了讲课，增长了才干。”

黄昆院士50年代末的学生夏建白院士对他讲的课有很中肯的描述：他讲课不照搬书本，对当时用的苏联教材仔细钻研重新组织，在讲到“表面张力”时就琢磨出一个模型，讲课生动、吸引人。北京大学有不少名教授，各有各的特点，有人讲课时总是一黑板一黑板的公式，黄昆则深入浅出，物理概念讲得非常清楚。1958年晚上大炼钢铁，别人白天打瞌睡，他还挺有精神。那时候，黄昆担任五校联合成立的“半导体专门化”的主任，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人才。

黄昆院士在北京大学多年来亲自讲授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课程，他在多年改进的讲义的基础上编著的《固体物理学》，以及和谢希德合著的《半导体物理学》都是在前无蓝本的情况下自己编著的教科书。这两本书都以讲解透彻精辟著称，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我国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专业学生和科研人员必读的著作。

至于教学与科研哪个更重要，黄昆院士不假思索地告诉我，科学研究更重要，这是科学家的第二天性。教学没有涉及开创性这个深度，所以科学研究很自然地应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对于自己的教学生涯，黄昆院士是这么评价的：对培养人才没有特别下过功夫，教学是安排的，努力做好就是，“我对自己的评价比较低，不过有时候也不算低，我的教学也有特点，这就是科研的特色”。他补充道：“可能是吹牛，吹给自己听的。”

1955年黄昆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年36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首开纪录。

对于荣誉，黄昆院士坦言“我是有点儿疑心”，“究竟是客观的，还是炮制的，我有点儿看法。我与玻恩合写了一本书，他的名声比较大，等于我有了一块金字招牌，对我在国内外名声起了很大作用。我比较看中的是陈嘉庚奖，是在学部范围里评的，全是内行，全国顶尖的人物，一致通过。奖金不是最多，但评审手续特别细，真正同行评的。不过，这是不是很牢靠很难说。这么多学科，搞土壤、植物……我就比谁都高明？作为学术上讲正好100分，也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