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中国形象”
吴文俊早年在国外留学，后来回到祖国，国外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做派，他喜欢穿从来不系风纪扣的四个兜制服，怎么看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老头。从外表上看，吴文俊与袁隆平不同，袁隆平精瘦，吴文俊则很富态；袁隆平虽然年届七旬，但不失风风火火，吴文俊年长袁隆平十几岁，则显得安安稳稳。我去访问吴文俊前想象他一定会西服革履，是一副世界级科学家的庄重打扮。见面一看颇感意外——他显然没有为记者的来访刻意着装，一身灰色四个兜制服看上去别开生面。
吴文俊满腹经纶，说起他研究的数学机械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的很重的上海口音有时候让人听不明白，他则不厌其烦地重复、解释，有时在纸上写上几句，有时伸手在空中比画，乐此不疲。当我表示还是没有听明白时，他就乐了。吴文俊的笑很有特色，笑的时候脖子一缩，就像个小孩子。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他接过获奖证书时，也是这么脖子一缩，乐了。
吴文俊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凡应用数学所的研究员通常拥有个人的办公室，他是院士，办公室要略大一点，但在楼房的拐角处，不是规则的方形。他的同事和学生时常来这里讨教，他经常站着和大家交谈，若不从年龄上判断，很难看出谁的地位更高些。
一两年前，吴文俊去泰国清迈参加一次数学国际会议期间，以80多岁高龄做了一桩纯粹孩子气的事——会议间隙他去附近一处公园散步，在象鼻子上荡了一回秋千，事后人们啧啧称赞这位中国科学家不服老。
今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袁隆平和吴文俊在北京第一次见面，他们手拉手落座。
两位科学巨匠的研究领域可谓南辕北辙，但并不妨碍他们很快熟络起来，不知不觉间我吃惊地发现，这是两个老电影迷——与中国随处可见的电影迷一样，他们的话题迅速转向20世纪60年代初上映的苏联电影《上尉的女儿》，他们对电影中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是巨匠而不以巨匠自居，时时处处待以平常心，这也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象。
我不止一次地听人感慨道，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恐怕只有在中国才找得到，哪有挽着裤腿，赤着双脚，脚上沾满泥巴的科学家？同样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吴文俊50来岁，每天骑着自行车往来于住所和办公室之间时，谁知道他已是获得世界首屈一指成就的大数学家呢？
“中国形象”也同样体现在吴文俊、袁隆平为世界科学做出的贡献方面。
袁隆平曾表达过这样的心意：诚心诚意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水稻，为人类多做贡献。杂交水稻在我国取得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使世界上许多产稻国家为之向往和效法；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还不能应用于生产。联合国粮农组织做了一个重要决策，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在几个主要水稻生产国家优先发展杂交水稻。特别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印度已做出规划，要在20世纪末将杂交水稻发展到1.5亿亩，计划年增产粮食150亿千克到250亿千克。我国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农业部委托，正在培训印度的水稻育种专家和农艺师，同时已派出两名专家去印度当顾问，另有两名专家将去越南。我个人认为，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水稻是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事业，既然我们接受了重托，就应真心诚意地进行指导和帮助，在技术上不做任何保留，让他们能真正掌握发展杂交水稻的全套技术，使杂交水稻之花在世界范围结出更丰硕的果实，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1986年10月在长沙召开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到会的有来自美国、日本、菲律宾、比利时、巴西、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朗、意大利、印度、墨西哥、斯里兰卡、英国、泰国、马来西亚、孟加拉、荷兰、加纳等2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会议期间，菲律宾原农业部副部长、菲律宾大学副校长、国际水稻研究所中国联络员乌马里博士说，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对水稻科研工作者来说，应是上有天堂，下有长沙，因为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在长沙，这里是各国杂交水稻科研工作者的圣地。如果你没有见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那么你的科研旅途才刚刚起步。今天，袁隆平正把在中国兴起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推广向全世界。
在世界上树立“中国形象”上，吴文俊也与袁隆平一样，堪称楷模。
1997年，在吴文俊获得国际著名的“埃尔布朗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时，他同时还获得了这样的赞誉：几何定理自动证明首先由赫伯特·格兰特于50年代开始研究，虽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在“吴方法”出现之前的10年里这一领域进展甚微。在不多的自动推理领域中，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一个人完全扭转的。吴文俊很明显是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