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墨重彩的一笔
罗沛霖的人生有浓墨重彩的几笔，促成了中国工程院的成立是其中之一。
在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尚处在幼年期时，人们对于技术科学的理解是相当朦胧的。中国科技界有先知先觉者，像钱学森、王大珩、罗沛霖、茅以升、钱三强、侯祥麟、师昌绪、张光斗、张维等老一代科学家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著名电子学家罗沛霖就在考虑，中国要不要设置工程院。就中国科技界当时的认识而言，对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及基本技术的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对技术科学的理解就谈不上那么清晰了。
1978年，罗沛霖随团访美，这是一个中国电子学会代表团。在美国期间，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全国科研理事局，作为一个政府办事机构，它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组织三个国家科技院院士，也就是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院士，对重要科技问题进行研究、咨询、讨论。当时美国科学院院士为1100人，工程院院士为700人，医学院院士为400人。其中医学院院士的人数是固定的，缺一补一。工程院院士的目标是达到1500人。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罗沛霖在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在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杂志及人民日报等媒体上撰文，谈到了美国、日本、西欧、苏联等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强调了后进国家、地区赶上先进必须突出的重点环节。此后，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大会上，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中除基本科学和技术发展外，还有工程技术、生产准备、生产保持、推广应用、销售服务等更多重要环节。他强调，中国要重视基本科学，还必须更加重视现场技术、基本技术和应用科学的发展。于是，罗沛霖再次提出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构想。
为什么说是“再次”呢？因为在此之前，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张光斗、张维等都提出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而且报到了中央，但是或许是时机尚不成熟，议案暂被搁置。此次罗沛霖再次提议成立中国工程院，理由充足多了：不只是借鉴外国经验，更是从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结合中国的实际，阐明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86年，罗沛霖创议并起草了《关于加强对第一线工程技术界的重视的意见》，联合茅以升、钱三强、徐驰、侯祥麟等80余人，向全国政协提出了这一议案。仿佛成为惯例，罗沛霖及工程技术界的一些同仁以精卫衔石填海的执着，在每届全国政协会上都要提出这个议案。
水到渠成的时候到了。1994年的春天，一天晚上，罗沛霖开始执笔草拟《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在此之前，罗沛霖已征求了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几位老科学家的意见，由他们六人共同在建议上署名，呈给中央领导同志。在我1999年随王大珩、罗沛霖、崔俊芝、杨士中几位院士去西北考察途中，在巴丹吉林沙漠上空一轮皎洁圆月之下，王大珩、罗沛霖两位老科学家不但谈到了他们的科学思考，也谈到了有关中国工程院成立之前的一些往事。大家之所以公推罗沛霖执笔这个建议，一来他较早创议，二来他坚持不渝，这份殊荣非他莫属。考虑到建议是向中央领导呈报，要写得言简意赅，一目了然，罗沛霖颇费了一番心思。
罗沛霖终于下笔了，而且一气呵成。他在建议中写道：这个院的中心任务应是为国家、为政府的重大工程和技术科学决策以及技术经济问题，提供具有权威性的咨询、论证和评议，对特别重大的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成果做鉴定。它理所应当地应超脱部门和地区的局限性。为了完成这样的中心任务，其成员应是经过挑选的属于国家水平的工程科技人才和对工程技术发展有重大贡献者，当然这也应是给当选人员在工程科技方面的最高荣誉。他建议，一位专家可以同时当选为两个院的学部委员（院士）。这也就是罗沛霖、王大珩、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等3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来历，即所谓“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初创阶段的院士也就是这样产生的。近几年，两院院士又增加了几位，与目前中国科学院上千名院士、中国工程院600多名院士相较，仍是凤毛麟角，足见荣誉之崇高。
罗沛霖在建议中写道：在不久前的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增选中，许多产业部门很有成就的专家，以及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工程技术工作者，都未能纳入，也说明了建立工程与技术科学院是极端必要的。读到罗沛霖院士这段话，我不禁感慨，世界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是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联合国粮食奖的唯一得主，他的科研成果不但惠及中国而且造福世界，增产的粮食让数以亿计的人受益。可是很多年他都进不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行列。中国工程院成立后，这位曾经以稻田为实验室，两腿泥水的科学家理所应当地成为院士。
1994年5月，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界迎来了一件盛事：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了。全国从事工程技术与技术科学的科技人员欢欣鼓舞，这是对他们神圣劳动、奉献的庄严承认，也标志着中国现代科技史上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包括罗沛霖在内的一批老科学家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成就了人生得意之笔。
还应当指出的是，还有不少有识之士为中国工程院的成立贡献了力量。差不多就在罗沛霖等六位老科学家的建议呈报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时，林华、徐驰、李苏、罗西北等同志也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呈报了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对于引起重视促成中国工程院的诞生，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9年早春一个春雨淅沥的早上，经过一番费时费力且周密的张罗，我把王大珩、罗沛霖、张光斗、张维、侯祥麟、师昌绪六位老人约到一起，为的是拍摄一张“全家福”，聚会地点是张维院士的家。张光斗就住在前楼，他年事最高，可以逸待劳。我先到了张维院士的家门前，不一会儿，张光斗便穿着他那身四个兜的蓝色干部服，背着手从后门踱了出来。冷不防，张光斗笑嘻嘻地一把抓住了我的左手：“你说，大学产业化行不行，行不行？”我觉得他抓得很紧，此时侯祥麟院士到了，他的司机也笑嘻嘻地看着我。我连忙回答：“不行，不行！”张光斗这才松开了手。
最后到的是罗沛霖，他打了一辆夏利出租车赶来。这辆车被司机用得很惨，车门和车灯都用铁丝拴着，我用力把罗沛霖从半开不开的车门中搀了出来。
我的确得到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六位两院院士手挽手紧紧站在一起，他们的努力催生了中国工程院。后来这张照片被中国工程院拿去放大陈列在全国科技成就展上。2001年10月4日，张维院士形神俱融入了历史，这张照片更弥足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