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00年，当德国当代著名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福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1939—　）获毕希纳奖时，资深文学评论家古斯塔夫·泽普特在颁奖词中地说：“福尔克·布劳恩获得德国文学最高殊荣，而这个消息让人感到十分诧异的是，他居然还没有得过这个奖项。”虽然他获过多项文学大奖，包括亨利希·曼奖（1980年），莱辛奖（1981年），不莱梅文学奖（1986年），国家一等奖（1988年），柏林文学奖（1990年），批评家奖（1996年）等，但对这位令人敬仰的作家来说，毕希纳奖的确是一个姗姗来迟的荣誉。事实上，布劳恩这个名字早就与毕希纳相提并论，他甚至被誉为这个时代的毕希纳。

早在1977年，布劳恩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毕希纳的信》（Büchners Briefe）的杂文，一时成为德语文坛上的爆炸性事件，也导致这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年轻作家的一切出版计划在当年的东德遭到封杀的后果。《毕希纳的信》就是布劳恩的《黑森快报》（Der Hessische Landbote），既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审美宣言。在这篇杂文中，布劳恩直言不讳无比犀利地写道：“我如今看不到任何无视于毕希纳表白的理由。一个社会，不管它此间冠以什么样的名称，只要它立足于暴力之上，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着‘上层和下层社会之分’，那就需要采取反暴力行为来改变它。”不言而喻，毕希纳始终是布劳恩的精神偶像，文学创作的楷模，与他心心相印的对话伙伴。布劳恩的艺术追求渗透着毕希纳审美意识的精髓，那就是要“打碎金字塔”，消除“上下分工”，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因为他“厌恶权力，而文学就是通过描述仁爱、人类、死亡和共同性来揭露权力的语言”。尽管他在这条自我选定的道路上走得非常艰辛，障碍重重，但始终抱着锲而不舍的批判意识，义无反顾甚至天马行空地坚持走下去。在当年的东德，他像海纳·米勒或者克里斯塔·沃尔夫一样，在作品中反思的是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表现的是个性自我实现的可能和界限以及文学能够发挥的社会作用；在统一后的德国，他同样坚守自己文学信念的初衷，永远要当一个“绝对我行我素的人”。如今已年过古稀的他依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作为作家，布劳恩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兴衰和一个分裂成两个世界的祖国的统一，属于在矛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深切的历史和社会经历成为他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对生存的自我感知是其创作的内在动力，发自心灵深处的人性描写自然而然地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他以充满同情而睿智的笔锋和挥洒自如的幽默嘲讽，“创作了他的历史世界一部活生生的编年史”，并且“革新和改变了德国文学哲学思辨时代的语言和形式”，成为德语当代文学的一块丰碑（泽普特）。因此，当德国文学创作最高成就奖——毕希纳奖颁发给这位作家时，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众望所盼，实至名归。

布劳恩生于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他把自己理解为法西斯时代的孩子，却庆幸地逃脱了时代的厄运。父亲阵亡于战争的最后一天，母亲带着五个儿子逃脱了盟军对德累斯顿的狂轰滥炸。家乡毁灭了，他六岁的生日是德国被解放和占领的一天，他的“美学学校就是那些美妙的废墟”。中学毕业后，由于他桀骜不驯，不愿意充当“社会主义的宝贝儿子”，所以，他首先难以得到上大学的机会。1957年，他进入德累斯顿一家印刷厂当工人，后来又当了两年矿工。在社会底层几年的生存经历使他深刻地感受到所谓东德的“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弊端，并且成为他迄今文学创作一个执意坚守的主题。

1960年，布劳恩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哲学，从此也开始了诗歌创作，并很快在德语诗坛崭露头角。1965年，他的第一本诗集《自我挑战》出版（1966年以《暂时》为题在联邦德国出版），在德语文坛上一举赢得广泛好评和关注。布劳恩把诗歌看成是针对统治语言的“反语言”，是与人交流的语言；诗学不应该是“对存在的表现，而是对存在的突破”。他先后发表了多部诗集：《是我们而不是他们》（1970年）、《反对称世界》（1974年）、《训练直立行走》（1979年）、《缓慢而嚓嚓响的清晨》（1987年）、《路斯特公园，普鲁士》（1996年）、《古冢》（1998年）、《美妙的戏弄》（2005年）等。他以卓越的诗歌成就成为新一代诗人的代表，在德国文学史上被称之为“福尔克-布劳恩一代”。

布劳恩以诗歌扬名德国文坛，在戏剧创作方面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他是东德继布莱希特和米勒之后最伟大的德语剧作家之一。1965年，他应邀前往柏林，成为柏林剧院的专职编剧。他坚守文学必须干预社会现实的美学信念和戏剧应该成为思考和行动的尝试，先后创作了一系列充满讽刺和现实批判精神的剧作，因此也招致了东德文化当局的一再刁难。他的主要剧作《翻斗卡车》（1965年）、《列宁之死》（1970年）、《亭卡》（1976年）、《伟大的和平》（1979年）、《过度社会》（1987年）等，几乎无一例外遭到长久禁演，有些甚至直到东德解体也未上演。布劳恩的剧作充满对生存现实的嘲讽和对未来的憧憬，然而，无论他的批评多么尖锐和犀利，他始终把自己看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渴望在社会内部改变不公正的存在。即使在德国统一后，他依然一如既往地抱着这种信念继续他的创作。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布劳恩把创作重心逐渐转向小说。像他的诗歌和戏剧一样，他的小说也不断引起激烈争论。他的小说成名作是《未终结的故事》（1975年）。这部小说的标题也暗示着作者与众不同的历史哲学意识，也就是把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理解为绝对“未终结的故事”，始终需要内在的改变。随着东德社会的发展变化，布劳恩作品中的历史和现实图像变得越来越沉重。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既为他带来巨大声誉又在东德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主子与仆人》（1985年）以及短篇小说《深不见底的句子》（1990年）中。不管他的创作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永远不变的是他的美学信念：切身的社会经历必然要构成他文学创作的核心。特别是德国统一后，面对天翻地覆的历史转折和新的社会现实，他一如既往，不断观察反思，不断让文学发出惊世的声音。这期间，他又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小说，如《四个工具制造师》（1996年）、《真想往的》（2000年）、《未被占领的地方》（2004年）、《粗制滥造之物》（2008年）、《乌合之众》（2011年）等，为当今的德语小说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9年和2014年，布劳恩相继发表了他的两部体《工作日志》，这也许是作者对自己迄今创作的盘点。几十年近乎箴言式的心灵与历史记录可以让读者窥见一条充满痛苦和反思，无比睿智和豁达的心路历程：“我眼看着历史在前进，在停滞，在分离；眼看着它又胜利和所谓的结束……我为什么停留在灾难的中心，答案就是在追寻另一个机会均等的地球。”

毋庸置疑，布劳恩是当今德语文坛上一位泰斗级人物，但可惜的是，他的作品至今很少介绍到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未终结的故事——福尔克·布劳恩作品集》，意在让我国读者了解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德国作家。本书选编了布劳恩各时期小说和诗歌的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主子与仆人》，中篇小说《未终结的故事》和《乌合之众》，短篇小说《深不见底的句子》和《四个工具制造师》以及近七十首诗歌。

布劳恩以诗歌走上文坛，属于“萨克森诗人社”的核心人物，诗歌也是他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文集收录的诗歌涵盖了诗人各时期的创作，大体分三阶段，诗人也分别给了三个标题。德国统一前，布劳恩生活在东德，他始终把诗歌视为对现实生存的挑战，主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识，渴望的是社会平等。在他看来，以挑战者的姿态参与社会政治讨论“是当今诗歌的根本所在”，不断地追求改变社会的不平等是诗歌创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布劳恩诗中的“我”始终是现实生存中社会的“我”，对于“我”与现实关系与矛盾的表现凸显出诗人引领潮流的诗风。他这个时期的诗歌深受布莱希特影响，以充满活力的图像、犀利的语言和辛辣的讽刺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崛起而呐喊，希望这个如同“废墟植物”的新社会能够在疮痍满目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和发展。作为诗人，他始终关注社会的变化，抨击权力的教条，走的是一条与现实保持距离的自在之路：“我每行一步//必破茧而出”（《破晓》）。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切的社会经历使诗人的希望日益破灭；梦寐以求的“人人平等”成为“漫长的方程式，用生命填充，用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充满了死亡”（《定义》）。面对不断异化和矛盾加剧的社会现实，诗人的怀疑与批判意识也与日俱增；尽管在每一首诗里都有令人“如沐清风之处，仿佛黎明将至”，但诗人深感现实的一切都不是他所希望的：“我要找的封地并非国家机器……党是我的主：是她给了我们一切/但一切还不是生活。/我要的封地没给我”（《封地》）。

德国统一后，布劳恩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诗学主张。在之后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东德的解体在诗人心中留下的震荡成为诗歌表现的中心；历史的转折引起了诗人深邃的反思，光怪陆离的现实又促使他冷静的思考：“布莱希特，您的雪茄是不是灭了？……//社会主义走了，尊尼获加来了”（《哦，芝加哥！哦，矛盾！》）。作为敏锐的观察者和批判者，布劳恩不想去“拥抱陌生”，因为“这是沙漠”。在失去的历史与生存现实的矛盾中，他依然探寻着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希望。诗歌《我的》也许是诗人这个时期心灵状态最好的写照：“我还在这儿：我的国，委身于西方。//战乱茅屋挨，太平王宫享……//冬去后，跟来热望的夏天。//而我则可以滚得远远……//我不曾拥有的，将被剥夺。//我不曾生活的，将甭想生活。//曾经的希望如同当道的陷阱。//我的，而今陷入你们的魔爪。//何时轮到我说：吾国吾民。”无论历史和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剧变，诗人始终奉行毕希纳“还茅屋和平，向宫殿宣战”的名言，坚持不懈地为社会的自由和平等而奋斗，“在阴影里依旧燃烧”（《西海岸》）。

当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时，年过花甲的诗人似乎向世界敞开了更加宽广的胸怀：“我有汗水良多//却无几滴文墨//耐不住便一吐为快//书写世事//至我枯干——”（《夜宴，与苏东坡狂饮》）。布劳恩视这个时期的诗歌为“诊断”：他在“诊断”当今笼罩在世界上的战争和暴力的残忍；他在痛斥超级大国肆无忌惮的霸道行径；他在“诊断”人类造成的生态灾难；他在为“地球还能容忍我们多久”而书写；他在呼吁消除贫困，希望人人都能过上平等自由的生活。他为人类的命运担忧，“心生恐惧，怕生命不再……//我若不去爱，若没有阵雨帮助记忆//夏天火热过，叶子在八月枯落”（《我的恐惧》）。与此同时，曾两度来过中国的布劳恩在诗中也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赞扬：“真正的路，你们在走，毛的子孙！”（《再走九曲桥》）他视当前的中国为“渐渐实现飞跃”的“神灵”，必将会让“荷枪实弹”和招摇过市的美国在她面前发抖（《华美国》）。当今的世界使诗人越来越感到文学要有更多的担待：“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所以，壮心不已的布劳恩依然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诗人精神，“不对时代说是//也不说永恒”（《责任》）。

像诗歌一样，文集收录的小说也是布劳恩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尤其是小说《未终结的故事》和《主子与仆人》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之作，既给作者赢得了广泛声誉，也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不少麻烦，因为它们一再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争论的焦点。《未终结的故事》是布劳恩的小说成名作，1975年刊登在东德的文学杂志《意义与形式》上。尽管这部小说1977年就在西德出版并广为流传，却受到东德文化当局的种种非难，始终未能在东德成书。从表面上看，小说表现的是家庭冲突和悲伤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面对现实的社会背景，其多层隐喻的内在不言而喻。小说中，身为党的高级官员的父亲禁止女儿卡琳与男朋友弗朗克交往，因为他被怀疑与敌对西方有联系。可是女儿后来又偷偷与他相会，甚至怀上了他的孩子，最终迫于父亲和她在其中实习的报社领导的巨大压力而断绝了与他的关系。弗朗克不理解卡琳的行为，也不接受分离。他试图自杀，却得救了，两人又重归于好。“当这一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时，另一些故事在这里又开始了。”这句意蕴深长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在这里，纯真的爱情已经失去了本来的自由，爱情的命运被维系在一种异化的社会认知模式上；受到伤害的个体不是因为爱而崩溃，而是绝望地与一种制度在抗争。小说中，主人公的怀疑与恐惧，国家机器的权力要求与个体幸福之间形成了启人深思的张力。父亲的角色无疑成了国家机器的代表，家庭自然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爱情蒙上了可笑的政治色彩。小说是以主人公卡琳的视角讲述的，意识错乱与无所适从的披露，心理状态与现实的环境描写的交织让人感到毕希纳的小说《伦茨》影响的蛛丝马迹；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又让人或多或少地看到克莱斯特的影子。

长篇小说《主子与仆人》几乎遭受了与《未终结的故事》同样的命运。小说创作于1981年，四年以后才得以出版，其间在东德文坛和社会上惹起的争议前所未有。小说描写的故事一时成为爆炸性的社会政治事件；小说采用的叙事手法被斥之为有悖于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形式。布劳恩我行我素不落窠臼的标新立异也在东德文化当局内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争论，甚至成为政治局讨论的话题。小说最终出版后，文学评论家勒夫勒随即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党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毁灭性的批评，目的就是让它成为众矢之的，使之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布劳恩似乎对这部作品的命运早有预见，小说中虚构的女教授形象梅斯勒对所谓的异端艺术的横加指责几乎与官方对它的反应如出一辙。然而，当这部小说1985年在东西德同时问世后，立刻就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被誉为当代德语小说一颗闪亮的明珠。

《主子与仆人》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讽刺小说，亦被称为“反小说”，它几乎没有什么情节，采用的是马赛克式的拼贴叙事形式，描写、反思、对话、杂文式的叙事插入、引言、批判意识形态的警句以及韵味深邃的语言游戏杂糅相间，形成了一个多层交织相得益彰的叙事结构。尤其是作者自始至终让叙述者对写作过程的夹叙夹议为小说表现铺垫起了风格独特的讽刺底蕴。主子和仆人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也是世界文学中屡见不鲜的角色。他们的关系就像是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狄德罗的宿命者雅克与他的主人和布莱希特的潘蒂拉与仆人马迪。小说中，主子是党的官员，仆人是他的司机，他开着一辆豪华轿车，拉着主子走遍共和国的现实；他们像两个滑稽可笑的演员，自行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这一个指挥，另一个行动，所谓的社会利益把他们这样维系在一起。他们的性格从始到终没有变化或发展，而是游移在抽象的艺术形象和心理上受到制约的个性之间。在作者笔下，他们是东德社会的典型。可以说，布劳恩借用对主子与仆人这两个人物的行为模式别具一格的描写和辛辣的讽刺，意在针砭一个声称平等而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憧憬一个美好的社会未来。

本书收录的其他三篇小说发表于德国统一后。众所周知，布劳恩并不是自愿但也不是违心地参与了德国历史的转折，可他毕竟“抱着希望，只有彻底的决裂，才有可能取得新的发展”。这个时期，布劳恩小说审时度势的主题是对所失去的东西的怀念和对当前正在失去的东西的惋惜，在严肃的诙谐与幽默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作者对小人物不尽人意的现实生存的关注。小说《深不见底的句子》讲述的是一个句子的故事，一个闻所未闻的句子，一个试图深深地渗透进它的世界的句子，既抽象，又具体。在一个黑夜里，叙述者在经历了与娜塔莉的情爱之后要回到他那个曾经被叙述的土地上，一片土地，它曾经承载着国家与人民，生者与死者，战争与和平，还有生生不息的爱，如今却被强行宣布为矿山保护区。这片土地将会被翻个底朝天，一切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一股破坏的浪潮肆无忌惮地席卷大地，吞没家园，吞没生存，吞没希望。面对灾难的降临，“我开始写这个句子……因为我觉得对这里发生的事负有责任”。于是，这个深不见底的句子便以厚重而凝练的张力演绎成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像《深不见底的句子》一样，《四个工具制造师》也是一部充满严肃幽默的作品。四个当年东德的工具制造师突然间成为1989年转折的牺牲品。他们本来在自己的生存世界里是些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社会的剧变使他们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他们在自己的企业里再也找不到曾经的自我；他们“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一个被历史捉弄的人；他们被剥夺了财产，被解雇了，又被雇用：“可是干什么？当什么人用？……我是他们想要的人吗，因为他能忘记一切？要么就是每个人都认为的那样，真正的我已经被遗忘了。”他们失去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一个熟悉世界中的陌生人。四个工具制造师可笑而残酷的生存变化真切地映射出历史剧变强加给一代人真实的命运。而《乌合之众》似乎以不同凡响的方式延续了《四个工具制造师》的主题。小说描写的是没有发生过却可以想象的暴动。在全民财产被剥夺三年以后，当托管局挺进东部时，成群结队被解雇的人和失业者来到当年的东西德边界上游行示威，并且打出“非殖民区”的牌子。他们聚集在工厂前，赶走所谓的投资人，起草了《曼斯菲尔德条款》。这群乌合之众最终穿过中德地区。他们却没有斗争，这是小说叙述一条苦涩而耐人寻味的主线。他们聚集在一座矿渣山上。这是他们无法捍卫的生存的废墟，他们不曾占有过的财产的废墟，一种人们不愿意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而为之的生存。就这样，他们像一群乌合之众，必然遭受失败的结局，正如小说结尾说的：“这个故事没有发生过。它只是被写下来了……未加粉饰……只是某些事情似乎同样会如此糟糕：要是它发生了。”这就是作者讲述这个虚构的故事的目的所在：“我们没有实现的事情，就必须传承下去。”

泽普特说：“福尔克·布劳恩的文学表现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一大可能。它既无所顾忌，又耐人寻味；既打动人的感官，又让人异想天开。可它首先是不折不扣的语言，是新的语言，是深情坚守的语言，辛辣，明晰，充满睿智，忧伤，富有节奏和旋律。”这就是布劳恩作品感动我们心灵的内在。

《未终结的故事——福尔克·布劳恩作品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奉献给中国读者的一份迟到的礼物，但愿读者能够在这个颇具个性的德国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另一番阅读的愉悦，获得另一片阅读的视域。在文集编选和翻译过程中，本人曾应德国柏林文学之家（LCB）之邀前往柏林，与作家布劳恩就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和疑惑进行了长达三天的交流，得到了推心置腹的帮助，在此向这位德高望重的德国作家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也感谢柏林文学之家的大力支持。由于文集篇幅有限，我们只好割舍了布劳恩的戏剧，这是一个遗憾。当然，布劳恩作品翻译的难度大大地超过了我们阅读的感觉，因此，翻译中疏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韩瑞祥

2015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