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终结的故事

未终结的故事

韩羲　译

亡者都安息在一种也许不必要的死亡的不安中

——郝尔赫·森布隆《拉蒙·梅尔卡德尔的第二次死亡》

圣诞节前一天，K.县县长在家里忐忑不安地徘徊了几个钟头。之后，他要坦白地告诉十八岁的女儿。他一定要让她知道他所听到的一些事情（他说的是“让她知道”）。虽然这些事情和她毫不相干，可它们恐怕会改变她人生中许多东西，甚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改变她人生的一切。

女儿还从来没有看到身材魁梧从容不迫的父亲如此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她被拉到书房那笨重的桌前，父亲向她提出了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关于她的男朋友弗朗克。他掏出一张小纸条，劈头盖脸地说起来。情况可能会变得十分严峻，他还不能说是怎么回事，可是他必须提醒她，肯定会出事的，卡琳，很快就会出事的！

她应该之前就和弗朗克分手，免得被牵扯进去。女儿一头雾水，父亲却执意什么话都不肯说。他知道，弗朗克的父母亲离婚了，父亲有前科，蹲过大牢，走私外汇。弗朗克：一个流氓，属于一个团伙。那些团伙在M.城四处游荡。四年前，她已经和他混过一次。这帮人天天晚上在卡尔·马克思大街上东游西逛，消磨时间，而玛丽埃塔酒吧是他们所谓的据点，他是其中的一员。这帮家伙在“渔家”酒馆，在许多别墅里破门盗窃，偷香烟，每次都少不了他。而且也坐过班房。他现在却又在打什么主意，卡琳……他反正在打什么主意。卡琳说，她不相信会这样。她十分清楚，弗朗克再也不会打什么主意，他如今在嘲笑自己，并且感到愧疚。可是父亲说，你一无所知！快点和他断绝关系，你好好想一想吧！我们不许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就看看那个家吧，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你会眼睁睁地看到出事的！

谈话变得激烈，女儿终于怒不可遏，县长把她的弗朗克描述成罪犯，再也不许他登门。他无论如何不能如约来这儿，和她一起坐车去B.城看戏。她号啕大哭。她对所有的流言蜚语耳熟能详，都是从吃晚饭时的一次次谈话中听到的。可是她从来都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片刻间，她觉得自己仿佛被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所有的物体都有另外的叫法，都被用于另外的目的。她再也无所适从了。然而，她后来又忘了自己，又像平日一样思索，陷人迟钝，她突然在身体上有所感觉，她也不想采取任何对付的措施。她的确可以按照人家给她说的去做。

她也变得拿不定主意了。她自己再也弄不明白，弗朗克是不是在给她演戏。父亲已经得到了什么消息，这是明摆的事，肯定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她觉得愧对父亲。她执意不听劝说：她没有听他话。

她彻夜难眠，苦苦思索，她该怎么办，结果才能让弗朗克的情绪不会比她的更糟糕。要是她暂时和他断绝关系，那她就必然会把自己完全置于不仁不义之地，这样对他来说似乎更容易忍受些。她一定要让他看到自己做事那样愚蠢，所以不值得去想念她。他实在太爱她了，所以，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能够于事有补。他那样热切地为了她而不懈努力，那样持之以恒，她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她是他唯一放在心上的人。第二天，她在M.城里打去电话。她说了下面的话：“别来了。丹尼来过这儿。我们重归于好。一切都安然无恙。我幸福快乐。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跑来跑去了。”她听到弗朗克说了几句语无伦次的话，可是随即挂上了听筒。

节日期间，卡琳的情绪极度糟糕。她在家里晃来晃去，不知道该干什么。兄弟姐妹的嬉戏与她毫不相干。在厨房里，母亲故作漠不关心的神色让她心烦意乱。她只要一听到有人说话，就透不过气似的跑上楼去。“一家人就要欢聚一堂，才会其乐融融。”母亲高兴地吩咐道。她平时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从早到晚，有时候直至深夜才回来，大多时候不得不让孩子们放任自流。

在圣诞节与新年期间，父母亲去P.城走亲访友。他们带着卡琳。她趁机去找丹尼玩。她在K.城当服务员时，结识了丹尼；假期里，饭店里绝大多数是当兵的。他之所以引起她的注意，因为他看上去“好帅气”，一个身材修长的金发小伙子，她似乎彻底被迷倒了。他在大街上和她搭上了话，而且这是他唯一敢于做出的主动行为。他一切都听任她的。当她给他讲起她已经和三个人谈过恋爱时，他一边注视着她，一边惊讶地说，天哪，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的事他还一窍不通。他浑身充满天真的稚气，尚未开窍；他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可她并没有接近他。她恨不得让他亲口说出来，可她不能这样做。然而，弗朗克后来问她，你还爱他吗？这时，她立刻回答说，爱。这是事实。她现在去他那儿，是要让他看看，她更喜欢弗朗克。丹尼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话；一切都怪他，因为他自私自利。这时，她觉得他是个冷酷的人，对她无动于衷。她压根儿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她心里只想着找到一个句子，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说些什么。然而，由于她觉得气氛那样尴尬，所以，她什么都想不起来。她越是在自己内心里去寻找，就变得越空虚。可是，在他们之间发生着一些变化，一刻接着一刻，这样她觉得合情合理，无法挽回。于是，她就与丹尼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除夕，卡琳给弗朗克写了一封信。她试图向他解释什么。可是她立刻看到：这样做不行。她什么都想不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有一点她心里明白：她在电话里说的话是不可信的。她写了一个通宵，劳而无功。然后，在父亲的催促下，她来到客厅里，连头发也没有梳理，一束束长发披散在脸上，穿着洗得褪了色的牛仔裤。她的一身打扮遭到训斥。她说，这又不妨碍看电视。母亲打开坚果盒子，她们坐在一起夹起核桃。父亲又一次点燃圣诞树上的蜡烛。快到午夜时，父亲给杯子里斟上香槟酒，收音机里响起巴赫的赋格曲。午夜时刻，他们举杯祝贺美满幸福的新年到来。

1月2日，她乘车前往M.城。她要在那儿的地方报社里继续她已经在H.城开始的实习。她以前不曾对任何一天像今天一样感到高兴，却闷闷不乐地坐在公交车里。她透过车窗，看着一望无际的景象，大片的田野。天上稀稀拉拉地飘着雪花，立刻消失在地上。两个流落到这里的钻井塔，几个寂静的村庄，普鲁士式笔直的树林，直到下一个曲里拐弯的城市。她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她乘车来这地方上过中学。然后出现在眼前的是另一些树林，被草地和飘落的雪花撕裂开来。她现在才算离开了家。她的脑袋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雪越下越大，一个个村庄像披上了银装，马路边上的树木远远地离去，似真似幻地消失了。她感到浑身发冷。一根根电线杆和一条条林间小道映入她的眼帘，这一切现在都迎着她而来，她却无法让任何东西留住。一切都飞逝而去，所有的确信，所有的自信。

快到M.城时，太阳出来了，马路耀眼夺目，像割炬一样切入一座座桥里，河流像灰色的面团流淌在低地里。卡琳忘记了烦恼。城中心非常开阔，一切都是很快在废墟上建成的。她变得快乐了。她到达目的地了。

在报社里，一切都很顺利。一如既往，她人生中一切都曾经一帆风顺。只要她有了住的地方，就可以开始实习。人家领着她转来转去，她只看到一张张友好的面孔。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也去了租户家里，被介绍为候补人。那个秘书，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让她以“你”相称，她还感到不好意思，可立刻又为之而自豪。她刚一出门，就给弗朗克打电话。

他们约好在河边见面。没有认识的人看见他们。他站在一片满是黑乎乎的灌木丛的草地上，身子倾向前，苍白的脸上留着稀稀拉拉的胡子，一双眼睛咄咄逼人地盯着她。卡琳讲起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要是你现在不来多好啊——可是，她拥抱住他。当他们沿着结冰的河岸走去时，他迫不及待且愤愤不平地发了一通牢骚：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心里明白出了什么事，对此难以理解！我只知道，你再也不愿意跟我好了。他说：“要是你不来有多好啊——我相信，我会拧开煤气阀一了百了。”

他一本正经地说了这番话，卡琳对这一通沮丧的发泄感到好笑。她安慰他。“事情就是这样。别见风就是雨，我们一定要想想办法怎样度过这一关。”然而，她还不能给任何人说出在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许和你见面。我也不能给你说什么，因为我有可能借此提醒你。”他笑出声来，一边绝望地注视着，一边摇着剪成平头的脑袋。他们极力想来想去，人家会指责他什么。他们什么都想不起来。他学徒期满后，当了通信电工。三年以后，她又与他邂逅。那时，她感到吃惊，因为他发生了那样的变化。一切以往让她讨厌的习惯，他都戒掉了，懒散粗暴的举止，浅薄，还有西方的流言蜚语；当时令人难以置信：他依然穿着这件破破烂烂的皮夹克四处跑来跑去，可已经判若两人。

他们然后去弗朗克家里。他住在母亲那里，一座新建住宅。这种千篇一律、又长又矮的大型预制块建筑棚屋充斥在这个历史古城里，一个面目全非的村庄。他母亲不在家。他们又一次从头到尾读完了一个当年的同学从对面寄来的那些信，弗朗克曾经说过这事；那家伙偷偷地从边防士兵的眼皮下逃走了。有一封信里写道：要是弗朗克感兴趣过来，他知道有个地方，有条路……这是可行的——可是弗朗克一笑了之。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他去了那边能干什么呢！她相信他。这事太可笑，他们寻找别的话说，可是却找不到什么能够解释这种怀疑的话来。事情不会是这样的。

卡琳正要出门时，他母亲回来了。弗朗克感到扫兴。他们穿过一个黑乎乎的公园，什么话都没说。他后来问她到底要待在哪儿呢！她说：他不用担心，待在她姐姐那儿，或者她可以去火车站。他们去火车站，喝了暖融融的茶水和朗姆酒。她倚靠在他身上，他用两条手臂紧紧地抓住她。没有人注意他们。此时此刻，他们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他抓住她的乳房。她用手臂掠过他身体各个部位，抚摸着赤裸裸的脊梁。当他一只手抚摸在她脸上表示道歉的时候，便把另一只手伸进她的怀里。此时此刻，没有什么东西会拦住这两人，因为在这里也不会弄出什么事来；他们的手指触摸在对方的膝盖上，心心相印地彼此挤压着，并且那样理所当然地涌入对方的身体里。他们使自己发疯了。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走出去。外面刮着风，道路又泥泞。他们跑过广场，来到宾馆。卡琳不想和弗朗克登记在同一间房子里，他们要两间。当前台服务员查看身份信息时，她拒绝弗朗克入住，说他在城里的警察局备了案，所以不能住宾馆。他们坐到餐厅里吃了点东西。然后，卡琳让弗朗克拿上钥匙上楼去她房间里，她过几分钟后再上去。他们躺在床上。他们又开始思来想去。卡琳亲吻他的胸口，亲吻他的身体。他爬到她身上，插入她身体里。可是，他突然又走神了，心不在焉，突然觉得他并没有和她融为一体，只是这样动来动去。他吃了一惊，第一次就这样过去了。卡琳觉得床太软，他们把铺盖扔到地上，随之滚下去。房间里暖气给得太足了，下面大街上长途载重汽车隆隆地驶去。他们再次尝试。他们折磨自己。卡琳终于睡着了。弗朗克辗转反侧，直到天亮。

她上午去报社，得知还没有房间；她还需要等两三个星期后再来K.城。卡琳给弗朗克打电话。女电话员好像在忙个不停地接电话。然后，女秘书接上电话后询问她姓名，随之是师傅来接电话。卡琳不再说话，她觉得这样太暴露。她从K.城给弗朗克写了一封信。当她把信投入信箱的瞬间，她突然想起来——信可能会被人查看的。她不禁感到害怕。从这封信里一定要给人流露出这样的感觉，她只是在闲聊而已……她羞愧地跑回家里。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谁。她自言自语说：你欺骗了父母亲。你欺骗了父母亲。你不能继续待在这里。无论她在家里做什么或者说什么，她都觉得自己虚伪和卑鄙。她似乎无法忍受在这个居住的地方被证明是个罪人。她如坐针毡。她要离开。四天以后，地方报社有空缺了，她给在M.城的姐姐打电话。“我可以住在你们家吗？等我找到房子后立刻就搬走。”——“可以，当然可以。”——她给M.城那个领导打电话。如果她要来，他不反对。当天晚上，卡琳就搬去M.城。

她没有和弗朗克见面。要是他们一见面，恐怕连一天都分不开了。她肯定要说的一切会变得毫无意义。她执意什么都不说。她要等着瞧。

那领导几乎还没有和她说上几句话，便把她领到财务室里。他站在门口没进去，矮小而肥胖，兴冲冲地把光秃秃的脑袋探向前。“我们知道她能干什么。她在这里不会是打杂的。”一张写字台被腾空了。卡琳惴惴不安地坐下来。她占住自己的位子。这是一个她向来梦寐以求的位子。也就是说，她心领神会，人生只有两个位子，两种地位。一方面是有坚定信念的人，他们也一定要让别人坚定信念。父亲和母亲无论如何属于这类人，卡琳和兄弟姐妹也一样。另一方面是——必须接受坚定信念的人。比如说，住在P.城我们楼下的铺瓷砖工人帕特隆基，他政治上愚蠢，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和他妻子可不能谈这事（而且卡琳很少被允许下楼去他们家）。再说，还有第三种地位，可是它已经完全失传了。那就是敌对地位。和敌人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然而，要是你具有足够的坚定信念，就可以自行选择和主张自己的位子。要是你在信念上摇摆不定，那就一定要做自己的工作。你必须这样做，要不然的话，你就放弃了应有的地位。在学校里，她对此理解得更加真切。工人，是的，正如列宁同志说的，他们不可能自己获得觉悟，必须给他们传授觉悟。必须把觉悟搬到他们的心坎里。为此，报纸再也合适不过，他们只需要阅读它就是了。母亲在地方报社里常常工作到深夜。报纸是集体宣传鼓动者。如果它要让工人们行动起来，同时也是组织者。工人反正都得工作，可是他们是不可能自行采取历史行动的。然而，因为他们是最进步的阶级，所以，他们必须每天获得觉悟。事情是如此简单，又如此复杂。可是卡琳早就信念坚定。她开始工作。部门领导F.把一些手稿推到她的办公桌上：她应该把最重要的稿子挑选出来编辑。他均匀地望着每一页稿子微笑，随之消失了。这是地方领导上次会议的讨论发言。选择很困难；可她现在必须证明自己！她该怎样理解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她开始试着把这些文章分成两堆：令人信服的正面发言和批评发言。一篇以乐观主义开头的稿子，她打算放到第一堆里；一个女工在其中讲的是新形势下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参与种种变革。然而，卡琳接着继续读下去，这女工描述了有关她的社会主义生活更加详细的情况：

“我们这个部门成立于1968年，是在完全不适合的条件下开始生产内爆溶剂的。尚在1970年，产品还是采用繁重的手工劳动和投入大量费用制造的，而大部分又不得不作废。先后有五个部门领导费尽心血——我也许把一个忘记了——要使生产运行。我只是说明这一切。一个急于求成、缺少组织的工作程序，不称职的劳动力和未掌握的技术使得我们的废品日益堆积成山。没有人感到满意，个个都受到刺激，大家总是争执不休。早晨起床去上班成为一种负担。还有工作道德，女工正上班时就停下工作不干了！当时也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可是它们立刻又散伙了。政治热情还很薄弱；不管怎样去发动，照样无济于事。一切都是板着脸完成的。而整个事情最糟糕的是：领导意见也不统一。党小组弱小，被弄得无能为力，举步维艰。同志们，我许多夜晚都无法入睡。我对这样的发展状况忧心忡忡，我们也没有改变现状的影响力。谁张嘴说话，就像是对牛弹琴。现状让人感到绝望。这也对家庭生活带来了一些影响。你在厂里对一些事情忍气吞声，晚上必然一股脑发泄出来，所以还让伴侣背上负担，也使婚姻岌岌可危。你在哪儿都不会平静下来。那是一种无序的生活。

“厂里的负责人并非无所事事，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情形无动于衷。我们成立了第一个工作小组，旨在扭转局面，研究现状，稳定生产。首先清楚地认识到任务就摆在面前，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要逐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我们来说，那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我们投入了很多精力，形势真的发生了变化。我们是怎样做到的呢？”

讲话在这里中断了，显然缺了几页。或许别的编辑从这里开始才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他们已经把结尾摘出来了？为的是只发表结尾？然而，这个女工在艰辛的描写以后是怎样做到的呢？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女人是怎样保持了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因为，一切毕竟不会突然变成完全另外的情形！她从哪儿获得了要达到一个美好结局的力量呢？结尾是怎样的呢？

然而，不管这个不完全的讲话是怎样结尾的——卡琳则确信，必须刊登全文。让人们知道这一切，毕竟会有益无害。她左右为难地把这篇讲话稿放到第一堆里。可是，她因此会犯错误吗？她觉得自己经受了考验。难道她什么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表述？这个无所顾忌的报告就登在所有其他报告的旁边！这样引人注目！这是两重世界，在同一国家里。这一切的确都是真的，这一个和那一个。她把两堆稿子混在一起，又从头开始。

第二天，这些讲话见报了。另外的选择，另外的删减。F.走进来，爽朗地说：“这对你来说只是一次尝试。你可别有什么想法！”这个女工的讲话没有见报。卡琳为她的选择进行辩解。F.微笑着。他一边微笑着，一边称她为女斗士。这让她感到惊讶。就她所知，她在这里只是尽职尽责而已。

晚上待在姐姐家里。这家伙，如果她这个星期真的回来，十点下晚班以后才回来，一个女理发师；不然的话，她就和一些女同事一起去远足，“为了消除疲劳”，跳舞“诸如此类”。父母亲说，她已经彻底不像话了。“会变得和从前判若两人！”卡琳却发现她身上有许多东西好神奇。看她穿着的样儿，看她的仪表。相反，她觉得自己土里土气。她高兴住在这儿。她不在乎什么都乱七八糟。她和孩子们一起玩。他们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她想给他们讲故事，可是他们就是不听，他们压根儿什么都不听，执拗和欠揍，“这些东西只认拳头”（姐姐）。他们是这种紧张气氛的产物。

第三天，她才看见了姐夫：他是长途车司机。当她回家时，他正在给门刷漆。他肚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过了十点钟，他变得寡言少语。他还在一个劲地涂抹，并且问道，过道里那件新衣服是不是她的。她说不是。他愤怒得一声不吭。她没敢去睡觉，而是把收音机拧来拧去。凌晨一点钟，姐姐回来了。“你去哪儿了？”他问道。“你已经回来了？”她问道。他二话没说，从衣架上撕下那件衣服，打开炉门，把它塞进炉火里，直到燃烧起来。姐姐一边大声喊叫，一边砸他的脊背。他站起来，一手拿着彩笔，一手抓住她，无声而愤怒地在她身上乱涂乱摸，脸上，手臂，头发。姐姐号啕大哭。他走进卧室里。卡琳帮着用松脂精擦去皮肤和头发上的颜色。她们后来在那里还坐了好久。

卡琳躺在沙发上时，一直在心想着：你将来可别过这样的日子。你将来要忠诚。你将来要忠诚。后来，她在半睡半醒中听到隔壁的床嘎嘎响。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了，因为她哭了。她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她为什么这样悲伤！她想来想去。她突然想起了弗朗克；她突然那么强烈地渴望他，如此无助，情不自禁地流泪。她一整天都呆若木鸡，思绪万千。

下午，她去找弗朗克。

几天以后，她可以看看房子了。后房，三层，有独立的门。房间有三米长，两米宽，窗户安在一面斜墙上，朝着一个狭小的、一年四季都见不到阳光的院子，一个盥洗盆。地板破烂不堪，壁纸黑乎乎的，在一些可笑的小画之间形成一道道波浪，床和全部家具上都盖着罩子和有花卉图案的毯子。问心无愧，高枕无忧。她不爱挑剔。这里的一切，即使她身临其境，仿佛也和她毫不相干，让她感到窒息。她久久地站在那里。女房东站在楼梯过道里，无声无息地打量着她。气味变得难以忍受。她坐到床上。她接着又站起来，拿起她的提包——走下楼梯，和那个女人连一声招呼也没打。

弗朗克向她提议暂时搬到他们家去住。——“可你母亲会怎么说呢？”——“肯定是同样的话。”——“那好吧。”

她提着行李搬了家。弗朗克家有三个房间，卡琳可以和弗朗克同住一间。他母亲不容分说就同意了。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而弗朗克早就不让再说什么。当“老东西”搬出去找另一个女人时，弗朗克早就被折腾得身心交瘁了。他好多星期之久神情恍惚。两个他心爱的人分崩离析了。他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他走上了街头。他跟着一帮人为所欲为，很快就唆使别的人。母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一心要保护他：首先是面对这个国家。她只相信从西边电视频道传来的东西。当弗朗克从厂里回来时，他表明，他要“自我教育”。母亲不敢奢望平安无事——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当她诅咒什么事时，他总是捂住她的嘴！后来她就放手不管了。他现在称老东西为：罪犯。只要他在酒吧里碰到他，那家伙醉醺醺地变得亲切了，弗朗克就向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鄙视的态度。老东西伤心地走开，来到吧台前，一边付啤酒钱，一边夸夸其谈地讲述着不知什么事情。母亲总是让老东西进屋来。他然后坐在厨房里，干了他的“事情”后要休息，喝着她煮的咖啡。他的事情是什么，他守口如瓶。他吻吻卡琳的手，抻一抻他白色的衣领，笑眯眯地瞅着她的目光。他然后立刻又走开了；妻子满脸通红地躲开去洗刷盆盆碗碗，刷来刷去，丁丁当当。

弗朗克的房间里挂着人民团结阵线的宣传广告。自从智利军事政变以来，他说自己是智利人。全体人民可能再次遭到镇压，这让他感到震惊。他心血来潮。他多半是病了。他始终觉得就是这样，一切都涉及他本人。他“过于敏感”（老东西这样说）。在企业里，弗朗克几乎不可能谈论这事。他独自工作，或者两个人一起。他安装通讯设备或者进行维修，在一座座巨大的楼宇或者一条条狭小的坑道里。“集体——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这样的东西。”他只能和自己说话。这样一来，他越来越深地陷入自身而不能自拔。如果有什么事让他放不下心，他有时就会不知所措，而且下班回来，压根儿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当卡琳那样奇怪地打电话时——他心在想：她不喜欢我，一切都完蛋了！这种情形连续数日折磨着他；他的思绪就像是斑疹，让他发痒难忍，他不得不在其中挠来挠去，任何工作都牵引不开他。他的大脑无非是一个伤口。他恨不得打破自己的脑袋。

他有一次说：“一定要穿过捷克和奥地利跑到那边去。建立国际纵队！”卡琳大笑起来。他后来就不再这样说了。卡琳的父母亲很快就获悉她住在弗朗克家里。姐姐不得不告诉她。父亲对她抱有另外的期待。母亲忧心忡忡。这样住在一起是不道德的。卡琳变坏了。对社会有害这个表达出现了。她不明白自己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她陷入什么样的危险境地！他们毕竟要竭尽全力。不管怎么说，她让他们失望了。

这些日子变得很糟糕。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跟自己过不去，在报社里，购物时。她的良心让她难以平静。她也把工作不怎么当回事。对父母亲——她不愿意让他们感到难过，宁可加倍地把痛苦留给自己。她毕竟心里明白，他们尽心尽力。人人都在这里尽心尽力，她始终感受到了。或许不是始终感受到了，可是的确听到了。她的行为举止向来符合他们对她的期待。她的行为举止循规蹈矩，人家加在她身上的是“听话”和“规矩”这些称道，她从来都没有出过格，宁可率先示范：在班委会里，在学校朋友圈里。伴随着父亲的七次职务升迁，她换了七个不同的学校。这对她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她不得不咬紧牙关。她真的这样领教了！

她现在再也不想领教什么了。

她怀孕了。开始几天里，她一再忘记这事，或者像想着另一个人一样想着自己：这人有了孩子，你这样想一想吧！——可是接着又吃一惊，这人就是她自己呀，这事就发生在她身上，而且会日益显眼。她与之毫不相干。然后，她心想着，她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想归想吧，可这个躯体跟谁都不相干。它什么都意识不到，或者不可能另有所为，怎么来就怎么活着。这也挺有趣的。对所有的理论来说，它可是个门外汉。通过自己的耳朵，它是不会受到干涉的。她只是这样怀着它跑来跑去。

只是有时候，当她完全平静下来，醒悟过来时，她身上的一切都翻了天。她有肉体，有皮肤，还有头发，并且感受到自己一丝一毫的存在，就这样躺在那里。遥远地回想着不知什么想法，平日里一切都依恋着它们。那些想法就这样漂走了。她微笑着，远离开任何理由。

有一次下班后，父亲站在报社门口。他站在敞开的车门前，看上去好疲惫。他要她一起去姐姐家里。她上了车。他坐在前面司机旁边，半是俯过身来问了声：“你好吗？”她茫然无措地点点头。他又转过身去和司机说话。

到了那座房子里，他一声不吭地走在前面，进了楼上姐姐家门，便一发不可收拾。他穿着大衣，两手交叉在背上，在她面前踱来踱去。她坐在软椅上，身子缩成一团，攥起两手捂在嘴前。他说，她滥用了他的坦诚。她不仅和弗朗克约会，不仅和他说话，还搬到他家里去住！他说，他觉得自己仿佛挨了一记耳光。她对他不讲信用，她不守信用，她不值得让他去操心。卡琳回答说：“你根本不了解他。你只和他见过三次面。我了解弗朗克。难道你不相信我比你更了解他吗？”大家强加在他身上的东西，她认为全都是错的！她也不知道是什么。“难道你压根儿就不能想象你或许弄错了吗？而我对他的想法或许就会是对的呢？难道你就不能这样想想吗？”父亲暴跳如雷：他绝对不会这样去想的！然后他就失去控制，气急败坏。姐姐跑出去。他大声喊道，你必须从那里搬出来！卡琳沉默不语，比之前更为不安。他然后平静地说，你要把那些信弄到手。——“哪些信呢？从那边收到的信？”——“难道你还要装糊涂吗？他收到的那些信。把它们送给你们的秘书。”她又沉默不语。他几分钟之久注视着她，迅速地走开了。

卡琳又搬回姐姐家里。弗朗克开始意识到了。一切都需要时间。他帮着她打好行李。当她要离去时，老东西坐在厨房里，满脸通红，一个劲地盯着前面。妻子转过身去站在一旁。卡琳打声招呼，他气急败坏地蹦起来，从弗朗克的手上撕去行李扔到地板上。“她要走。你不看看吗？她心里哪里会有你，只想着自己！”弗朗克抓住他的手臂，而老东西照着他的脑袋给了一下。“难道你还不明白吗？那个父亲大人说过了。对她来说，我们门不当户不对。我们无非是些抹不去的污点，家庭照片上的污点。他文件夹上的污点。”他吐了一口唾沫。他扶在炉灶上。他觉得恶心。“让她滚出去。她一心只想着自己。她在这里不受欢迎！”他突然，把桌子冲着她的身体推去，她随之倒在门上。她打开门，踉踉跄跄地走出去。弗朗克的脸色变得煞白，恨不得扑向老东西，可是又冷静下来，想扶起卡琳。她使尽全身还剩下的力气，把他一起拽下楼梯，出了大门。

在他们约会的一天晚上，他们站在一个光秃荒芜的公园里，四周都是围墙，卡琳又一次意识到痛苦。她号啕大哭起来。弗朗克说：“我不会再理老东西了。”地上也不再有积雪，一切都光秃秃的，草儿在脚下沙沙作响。他扶着她，她倚靠着他，凝视着在空中打转的树枝，黑乎乎的，垂头丧气。然后，一切似真似幻，陌生的公园，陌生的树木，她压根儿不必来这儿，这个小伙子，她和这个人，还有父亲和母亲有什么相干呢——那不过是恐惧而已。她不必恐惧，这压根儿跟她没关系。她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可是她立刻就明白过来，事情并不是这样，可不管怎么说与众不同，于是把身子紧紧地贴在弗朗克身上。她闭上眼睛，咬紧牙关，敲打着他的脖子：什么都别看，什么都别看！接着，她觉得一切又变得清晰。她彻底精疲力竭了。

他依然扶着她。她像失去了灵魂一样。他们倒在围墙旁一个大木箱上。她立刻就让他进入自己的身体里，紧紧地搂抱住他，随即觉得就像他感觉的那样。她只是心想着：此时此刻，事情无疑会变得美好。多么迅速，她鼓起一切力量。然后他觉得，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一切思考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哭了，听起来像在笑，不停地哭下去。弗朗克无所适从地坐在旁边。事情第一次好美妙。

此后不久，弗朗克亲自把那些信交到她手里。她只是说，她一定要使之见报，因为她对此感兴趣，她必须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把这些信交给书记。这人不关痛痒地接受了，这就算不错了。她反正已经收到了一封信，所有西部联系必须予以登记。他们交谈，谈别的事情。父亲出现了——他询问过她的情况，书记对他评价很高。她心情十分愉快。

在一个星期五，有人约卡琳见面，还有一个她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第三者坐在屋子里。他先是一句话都不说。书记问她觉得工作怎样。她是不是喜欢干这样的工作？——喜欢。——她怎样看待这个工作？她是怎样想的？——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她还会有什么想法呢？——是的。你的确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她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个人，一个态度友好的小伙子，年龄几乎和她不相上下，请她把整个事情再讲述一遍。这事现在由他来管。她一一说了出来。她又觉得一无是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小伙子坚定地答道，她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的行为完全错了！她没有相信她的父母亲！她没有做到。她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什么样的事件里……她压根儿就看不到事情的全局。卡琳凝视着小伙子。“您到底要我怎么办呢？”——他沉默不语，然后说，他迫切地劝她，断掉关系，越快越好，今天，也就是说当机立断！——她感到震惊。她摇摇头。她依然听着，心不在焉地听着：如果是另外的情况，那她就不能留在报社里，也就是说，她必须走人，卷起铺盖回家。作为地方机构，他们不可能用那样的人，绝对不可能！这事她必须再三考虑。她抬头看看，注视着书记，微笑着，直到她意识到，这番话原来是他说的。

她去找领导。她相信，领导肯定会帮她。他像父亲一样打量着她。她一股脑儿把心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她以为，此时此刻，他会快刀斩乱麻，一句话就能把全部的胡说八道化为乌有！可他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仰着光秃秃的脑袋。他说：“您就和他分手吧。这就是我能给您说的——您就和他分手吧。没说的，您就和他分手吧。”——她还说了些什么。他始终守着这句话不放。第二天早上，她乘车回家了。

弗朗克把她送上汽车。他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她一句话都不说。她现在反正必须回家去。他只是弄不明白，是不是她出什么事了，或者她的心里……他和她有过一次次经历。有可能，她又会打电话来——而事情恐怕就过去了。他担心她躲避他，听她父母亲的话，因为他令人怀疑……她觉得什么东西重要呢。他无法看到她的心里。他什么都弄不明白。如果有人调查他的事情，她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久久地站在那里。他望着她，立刻就喜欢上她，那敞开心扉的神色，那头发，那额头——那里，一切都隐藏在后面，伸手可得，他恨不得能够抓住她！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除了抓住她不放，他还有什么依靠呢。他恐怕得不到她任何消息了，这个女儿。这人你可能靠不住了。此时此刻，你一无所知，除了这幅相貌。

她上了车时，他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她看见了；他竭力克制自己，始终注视着她。这种状况让她感到恐惧。她转过身去。当汽车开动时，她毫无顾忌地抽噎起来。

她从车上打眼望去，窗外的大地在闪烁，仿佛被泛光灯照亮一样。她迷惘地眺望着，田野几乎呈绿色，含苞待放的树枝一闪而过。路边的树木就像身怀六甲的女人，圆鼓鼓的肚子紧贴在地上。一个个平缓而闪亮的山丘，顶上是一片片树林。一条条雪线崩塌了。天空——然而，变幻不定的天空也绝对不会给她带来些许安慰。甚至那纯真的自然（还没有人触及过它），她都觉得仿佛情意绵绵。在一片松树林旁，立着一个牌子：保护林区。树木，她心想着，在这里都受到保护。她天真地笑起来。她疲惫了，就像经历了一次艰辛的征程。她陷入朦朦胧胧中。快到K.城时，她又醒来了。在这地方入口，可以看到一个个口号，几条新建的街区。然后走进那条狭窄的街道里，房子七零八散地矗立着，好像从来都没有人打理过，一座座低矮的木框架房子。当她注视着它们时，它们变小了，几乎再也无法住人。一道道工厂围墙，1880年。在城市议会旁，国旗和冰激凌小旗在窗外飘扬。在一个穹状屋顶上，和平鸽展翅飞翔，胸脯像帝国国徽上的鹰一样呈波浪形。顶端有一排文字：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她到家了。

她突然明白过来会出什么事。

现在一切结束了。

那是星期六。父母亲在家，父亲拿着一本书坐在软椅上，始终盯着同一页。“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他边说边又望着那本书，几次试图把书放到一边去，可是却割舍不开。“你好好听着。”他大声说，可是又不声不响了，身子往后一靠，透过墙不知望着哪儿。卡琳觉得这情形好奇怪，因为，尽管父亲向来走马观花似地随时了解文学的最新情况，可是文学从来都没有特别打动过他的心；他只是从对真正的工作有没有用的立场上看待它，发表过官方的赞扬或者半官方的批评，可是并没有读到其中的精髓。这样对待的原因在于，文人采取心不在焉的方式书写的是一切可能的事情，近乎是他们想什么就写什么，而不会统一在关键的现实问题上，与其说那样漫无头绪地写许多书，倒不如写这一本必要的书。除此之外，作为有造诣和有统计偏好的历史学家，他讨厌纯文学的表现方式。此刻，他站起身来，把那本书捧在面前朗读着：“卸去包袱，//辞去高高在上的职位，//这时，他觉得仿佛得到了丰厚的馈赠。//暖融融的夏日仿佛一种新的生命//穿透他的心灵，一种真正值得的生命。”他微笑着，接着又一本正经地朗读下去：“当他从职位上被解除时，//觉得仿佛无忧无虑地走去——噢，哪怕他诅咒自己走上这个职位，//不顾一切地渴望得到地位与光环。//如今他可以离去，两腿重新站立起来！//他多么久被埋葬在会山会海里！//于是他坐上有轨电车而去”，——他挥起手臂，抬高嗓门：“他重新又发现了生命之所在。//生命迎着他伸开双臂！//他来到生命的怀抱里。——贝歇尔[1]，这是他最后能够说的话。于是他坐上有轨电车而去。只是太渴望了！……他来到生命的怀抱里。”这是全集第六卷，补遗部分。他只是顺便看看而已。“一个诗人。”他感到惴惴不安。他给每个人都这样朗读。母亲认为这首诗不怎么样。它让人心灰意冷。她觉得其中缺少内涵，缺少生活内涵。它也更多是个玩笑。生活毕竟就是职位的高低！只要你填满它就是了。县长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因为她说得那样斩钉截铁，所以他反驳她。“‘埋葬在会山会海里’和‘生命迎着他伸开双臂’，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呢？这更多是一种感觉，问题就在这里！”——“感觉是靠不住的，即使你把它们写下来。你可以感觉别的什么东西；表述——这时，你先必须弄明白怎么回事。”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无论如何现实社会主义如此。她寻思不到什么东西让他在这里如此激动！——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卡琳突然想起来，和母亲永远都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因为她总说：事情就是这样，那就让它这样吧。她永远都不会去想别的什么东西。——母亲然后说：贝歇尔写过更好的东西，描写的是那样令人热爱和崇敬的国家，也更加出名。——是的，没错，父亲说。她在大平底锅里煎着六块牛排。他进了自己的房间，直到午饭时分。

吃完饭后，父母亲倾听着卡琳的讲述。他们依然坐在餐桌旁，兄弟姐妹可以出去玩了。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地上，显现出各种图案。小小的餐厅里，彻底鸦雀无声，只有餐柜上的时钟在嘀嗒嘀嗒响。她又觉得自己像个孩子，要讲述别人怎样打了她，无非就是要寻求个安慰。她说，那个曾经在场的男子——事情听起来如此耸人听闻，他当面向她这样描述说，她再也无能为力！弗朗克肯定出了十分严重的事，这人不能说出来。她进退为难！她永远都不想分离——可是她再也受不了了！她也不知道她该不该回家来。她说，你们就告诉我吧，我该怎么办呢。

现在继续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父母亲心平气静地听着她的讲述。父亲抚摸着她的脑袋。“好吧。我们星期一开车去那儿。取回你的行李。回K.城吧。”

卡琳走出餐厅。他沮丧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他说：“他们真的彼此相爱。我却看到她痛苦不堪。我倒可以告诉她怎么回事。”他看到妻子拒绝的神情，便备受煎熬地不说话了。突然间，他的拳头砸在餐桌上。

卡琳星期天待在家里。她意识到会受到这样对待。那家报纸不会允许一个成问题的女工作人员的存在。要是他们先把事情说明的话，她会欣然领受。她了解党的工作，所以也明白一些普通人压根儿就不能接受的行为方式，比如弗朗克的母亲。

她在一本书里翻来翻去。书就放在弟弟的桌子上。她听说过这本书，仅仅书名里的“烦恼”这个词就足以令人心惊胆战[2]。报纸上曾经写道，作者试图把自己的烦恼“强加”给社会。这事反正好像挺新鲜的，她此刻心想着，个体的烦恼似乎会干扰社会。这样说来，个体不管怎么说只能在社会里才有价值。卡琳喜欢这个故事。它好像是个真实事件。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维布的想法听起来的确如此，就像他所表述的，就像他所记录下来的。（弟弟在页边空白上画了许多“棒！”和“精辟！”）当她掩卷沉思时，觉得这个“年轻的W.”太年轻，至少小她两岁：她理解他，因此却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他干脆痛快淋漓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他一再引用的维特却与世界存在着另外的联系。他们在学校里就这样讨论过。维特触及在她的心坎上。W.触及的是一切外在的东西，这挺有趣，并且由于偶然事件去了西天。“维特”身上非同寻常的是，那里有一道鸿沟穿过世界，穿过他自己。那是一个过去的时代。然而，在一切外在的东西中，也包含着内在的东西，W.只是没有深入进去，一个更深层的矛盾——你恐怕必须找到它！一本书会怎样——会对她产生影响，一个人今天在这里会走向鸿沟的边缘……他必然会坠入其中。她似乎会仇视这本书。

星期一，司机开车把她送到M.城。父亲偶然在那里要办事。母亲只是这样随着。卡琳的行李还放在弗朗克家里；从被扫地出门以来，弗朗克并没有把行李给她送过来，打算让她再来家里住。母亲给她两个钟头收拾行李的时间。

卡琳去新商场找弗朗克，因为他在那里安装设备。她下到尚未完工的底层，穿过地下室，哪儿也找不到他的身影。她去家里找。她知道，女邻居拿着钥匙。弗朗克的母亲去上班时，总是把钥匙放到邻居家里，因为她暗自坚守着，老东西总归有一天要回家来。卡琳拿到钥匙，不过按了按门铃，万一家里有人的话，免得这样贸然闯进去。弗朗克打开门。

她打眼看去便心想着，他喝醉了。他摇摇晃晃，身子靠在门上，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回去。衬衫吊在裤子外面，短发乱蓬蓬地散在额头，半闭着眼睛。可是他的嘴发白，嘴唇结了白白一层皮。他含笑注视着她。她感到那样害怕，甚至不敢和他打一声招呼。他只是打开门，立刻又躺倒在沙发上。她对此没有做出反应。她心想着：即使他喝醉酒了，我也觉得无所谓。她巡视着她的东西，把所找到的一切装进旅行箱里。弗朗克又醒过来，半抬起脑袋，六神无主地观望着她。过了一会儿，他醒过神来。“你不能这样做，”他说，“住手！”他挺起身来，表情难看，流着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断地重复着这几句话。卡琳说：“别为难我了，弗朗克——没有别的办法。”她不想给出详细的解释，再说为什么，他现在昏头昏脑的！然后她发现：他根本不是醉酒了。她禁不住觉得她的血从手臂和脸上冒出来，皮肤从头到脚在燃烧，两手沉陷在旅行箱里。他气喘吁吁地说：“住手。我立刻就睡着了。我真的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听明白——你现在不能走。你无论如何还必须留下来……你还必须和我说个明白！可是你等等——”她此刻望着那张桌子，在一本橙色小书旁放着一个纸盒子，安眠药。想必他刚才服过了剂量。她微微向后一退，弗朗克大声喊道：“你等等……我先必须让自己醒过来，我立刻会睡着的！我感觉是这样。”她突然想起来，她一下子经历了这么多可怕的情形。她因为怜悯自己恨不能哭出声来。她同时看到自己面前这个精神错乱模模糊糊的脸庞，这目瞪口呆的眼神，一种锥心刺骨的疼痛使她的肩膀缩成一团（她感到惊讶，身体如此自主地共同实施她的感觉）。她压根儿就说不清楚她是不是爱他。此时此刻，她感受到的只是厌烦。她告诉自己：你现在必须意志坚定。你现在必须离开这儿。不然的话，你永远都走不开了。她不加思考地继续收拾旅行箱。弗朗克跪下来，抱住她两腿，令人讨厌地重复着一句话：留在这里吧！他拖着一种低沉的腔调，听起来像是无休无止的驴叫。然后戛然而止，突然毫不含糊地问道：“那么孩子怎么办呢？”她说：“——我不知道怎么办。”

当卡琳离去时，他站起来，给她扶着敞开的门。她走出去。他说，既慢条斯理，又一本正经：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她拉上门。她再也看不到这情形了。她精疲力竭地乘电梯下了楼。

母亲还没有回来。卡琳等待着，要扑到她的怀里。她此刻相信，她的心里只装着母亲。

后来，车开到门前。司机把旅行箱装进车里。卡琳从后门上车坐到母亲跟前。这时，她才彻底对自己失去了控制，她倒在座位上，两腿软弱无力，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母亲立刻拉开阻挡的架势，卡琳没有理会她，把脸抱在手里，并且觉得母亲的手臂向下压在她身上。母亲说，你先别说话。可是随之自己窃窃私语，说个不停，各种安慰的话——如果你和他分开了，这事，这事，这事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糟糕透顶。你呀，难道你还愁找不到心爱的人吗！——并且把她的脑袋紧紧地贴在她身前，浓妆艳抹，嘴唇上一道深红色。她去过理发店。卡琳蜷缩在车门上。你还可以得到成百上千心仪之人的眷顾。你同样会那样爱他们！她边说边望着司机的后脑，他应该不会觉察到什么。卡琳终于开口说话，别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这令她作呕。

半路上，司机停车加油。当他站在车后面时，卡琳说：“你不知道，再说我已经怀上了弗朗克的孩子。”母亲张开嘴欲言又止，她的嘴角在颤动，仿佛她在笑，然后拖着一种冷酷和受到伤害的声音仅仅只撩出一句话：“啊呵，那你现在还必须去医院。”片刻间，卡琳觉得母亲似乎发疯了。思绪如此在脑袋里转向另一边，仿佛它们万分痛苦地在颅盖下翻滚。只是她还清楚地记得，她这样感觉到了。她相信，她的大脑要炸裂了。“造孽呀，你好肮脏。”她说。司机在外面交款。“我想要这孩子——我就是想有一个，难道这就没有可能吗？”——“可是，当然不能要这样一个男人的！此外，你还有学业摆在面前！”——“别再说了。别再嚷嚷这事了。”她大声喊道。司机又开动了车。直到K.城，母亲沉默不语。

卡琳一头扑到床上。母亲领着小妹妹走进来，说，卡琳病成这样，已经病入膏肓，她必须去医院。妹妹伤心地注视着她。卡琳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心想着：这女人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她毕竟不能把你像个物体一样控制！可是她就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她把脑袋埋在枕头里，觉得自己的意识从脑袋里流走了，看样子，仿佛空虚的脑壳萎缩成硬邦邦的一团。她听到弟弟在楼下的钢琴上练曲子，莫扎特一首歌的变奏曲，他们圣诞节前唱过，圣诞老人明天到……音调一再重复着乱弹的开头。她看到那张桌子、那些椅子和所有的一切都变小了，就像被挪走了。她回忆起，曾经有一次如此看到过所有的一切。当时，她还是个孩子，发着高烧躺在那里。接着，她慢慢地沉浸在对一切往事的回忆里。这让她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可同时也使她感到惬意。这样的情形终归有一天必然会发生的，她终归有一天必然会从这个世界分离出来。也就是说，她现在分离了：于是她相信，她曾经等待着这一天到来。她只是让自己感到遗憾，失去安全感，失去与一切东西的默契。

她陷入半醒半睡状态，再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在睡觉，什么时候在沉思。在报社最后一天里，她必须完成一篇稿子。一幅大照片，被凝固汽油弹烧伤的孩子们的照片缺少文字说明，可是她什么都想不起来。当她一再不得不看着照片时，她内心里的一切都竭力反对为之找到话语。她觉得对一切话语都感到恶心。她在稿纸上那样激烈地划掉它们，连纸都划破了。她拿着稿子去找F.，可是坐在他位子上的是那个肥胖的领导；他一边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脑袋，一边说，您和他分手吧。她压根儿就看不到越南孩子和分手的要求之间有什么联系。而领导笑着说，您写这样的东西！您就写写您想什么吧，它还必须公之于众呢。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再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她乞求着回答道。难道您就没有什么梦想吗？他说，您梦想什么就写什么吧。她躺下睡觉，号啕大哭。可是，一只温暖而汗渍渍的手臂总是搂住我的脖子，她无法集中精力，有许多只手伸到她怀里，并且掠过她的阴唇，这让她如此不安，她的躯体连同四肢剧烈地膨胀起来，飞快地撞到墙上。她紧紧地抓住其中一个男人，许多别的男人露出疑虑的神色站在一旁。可是，她并不感到害羞，因为大家也都赤裸裸的，大家都在睡觉，是的，大家突然都在睡觉。她问自己：这是我该写的吗？这是我该写的吗？可是没有人会相信我！后来，她把那张报纸拿在手里，印好的，周围是一圈红边，可是页面空空如也。她这才平静下来了。

随之，她又醒过来，接着又进入半睡半醒的状态。

夜里，卡琳听到电话铃响个不停；她醒着。母亲接起电话喊叫起来。就在同一时刻，卡琳心里明白：弗朗克出事了。她立刻就知道怎么回事。她完完全全明白怎么回事。

她面色苍白地奔到楼下，一个劲地问道，他出什么事了？——“他打开了煤气阀。”母亲慌张地把听筒递给她。听筒湿漉漉的。卡琳听到老东西从一条吵闹的街旁的电话亭里在说话。他问道，她是否知道那是些什么药片——？——不知道，她并没有在意是什么！——可是多少啊，多少啊？——不，她不知道。她感到羞愧。电话里咔嚓一声，她还听了又听。她觉得自己草率，愚蠢，没有人性。她丢下弗朗克不管，而不想知道他接下来会出什么事！连自己问都不问一下。或者把情况告诉什么人，他母亲——她没有想到这样做。当她发现再也听不到什么时，便挂上电话，直奔卧室里。父亲正在穿衣服。她说，我立刻要去那里。如果你不开车送我——那我就自个儿去。或者我走去。可是，如果你开车送我去，或许会好些。父亲一边向上提起裤带，一边拖着软绵绵的、彻头彻尾孩子般的腔调说，天哪，难道事情非要弄到这样的地步吗。他神色不悦。他使她感到遗憾。几分钟工夫，他们三个一起就坐在车里。

一路上，他们一句话都没说。母亲坐在后面，可是离得远远的，好像要表明，这事与卡琳毫不相干。车外一片夜色。卡琳凝视着外面，什么都感受不到。只是时而有房屋的棱角紧紧地靠过来，或者一棵棵树木从地上冒出来，白茫茫的枝条惊恐万状，直延伸到屋顶上，仿佛它们会砸到车上。所有这些地方都很陌生。随之，她觉得好可怕，因为她不是独自开车来；她觉得自己受到打扰，她恐怕不会顺利地看望弗朗克，压根儿什么都感受不到。一股无助的愤怒猛烈地冲击在她的心里，她不禁觉得离别被毁坏了，被弄得一无是处。有一次，当一辆载重卡车转弯，灯光耀眼夺目地笼罩住这车时，她就盼着它会把他们都轧个粉身碎骨。午夜一点，他们停在医院门前。卡琳突然把一切看得极其确切和特别清楚，就像坐在一家宽银幕电影院的第一排。她只是感到奇怪是，她听不到声音。那是一座宽大的建筑，出自于创建年代[3]，巨大的主楼与配楼之间有通道相连。门房灯光暗淡，墙上挂着一个时钟（1点13分），门卫不让他们进去，父亲好像大声呵斥他。门卫伸伸懒腰，慢慢腾腾地打起电话，然后从门房后门消失了。父亲拉着她们，神情严肃地踏上楼梯。一道道台阶服服帖帖。她的脚就像踩在水里一样，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她艰难地喘息着。他们走进一条过道里，一条长长的过道，在它的尽头躺着一个人，躺在一个移动担架上，弯曲在一条白布单下面。前面是半截西班牙墙，有三个护士站在旁边。卡琳走到近前问自己：他还活着吗？他真的还活着吗？然后听到有响声，一种清脆的点滴声。她看到一条塑料软管上的过滤嘴，连接在一个里面装着透明液体并挂在支架上的瓶子里。软管另一端固定在一条伸在一旁的手臂上，针头扎在静脉里。她看到静脉暴露在苍白的肌肤上。他脸上带着面罩，上面连接着另一些软管，直通到病床后一个钢瓶的仪器上。卡琳终于忍不住大声问道，可是声音哽咽。护士们只是注视着她，一句话都不说。她寻思了片刻，她的话似乎没有被人听见，护士中一个年长的耸耸肩，仿佛她不明白还有什么可问吗。卡琳望着小伙子平静而苍白的脸。他呼吸十分微弱，昏迷不醒，神色可怕。站在一旁三步远的母亲用手绢一个劲地抹泪。当父亲询问时，老妇人只是说：我们压根儿就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停留在那里，卡琳执意不肯走开。有两个医院管理人员过来帮忙，她被强行拉出去了。

之后不久，他们来到姐姐家里歇息。大家昏昏沉沉地聚集在客厅里，父亲讲述了情况。身着睡衣裤的姐夫上下抡着手臂，犹如一只受惊的鸟儿。然后，他久久沮丧地环顾四周后说：“你们难道非要把事情弄到死人的地步吗……难道到那时你们才会清醒过来。”他半个身子扑到桌上大声喊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难道事情有那么可怕吗！”县长站起来严肃地说：“你们听着。”客厅里变得鸦雀无声。“我将来肯定还会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说话。”母亲唉声叹气。他向后离开桌子。“你们要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他们紧张地等待着。“全县的人都在看着我……你们究竟知道什么，我过着怎样的日子。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它迫使我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你们听了之后简直不会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难道是我们的责任吗？”他又不说了。卡琳凝视着他。——“我们被卷入一个可怕的事件里。”——“什么可怕的？”姐姐问道。——“是的，如果你们理解我的话。我把你们教育成人。你们知道哪儿是你们的家。”大家都默默无声，紧张地期待着。“有人给弗朗克写过信。”卡琳说：“你指的是——那些信吧？”——“是的。它们被人发现了。他应该离开共和国。”卡琳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难道这就是原因所在？”并且极度兴奋地心想着：这事我知道！这事我知道！这事我知道！可是紧接着，恐惧攫取了她，事情原来是这样：她现在知道了原因所在，却压根儿一无所知……一切都被蒙在鼓里。她再也动弹不得。她寻思了片刻。她的大脑被人夺走了。这事只是嗡嗡地响在她的脑海里，他们吵来吵去，她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姐夫撞翻了一把椅子，而父亲大声喊道：“你不能把这事怪在党的头上，这是那个阶级敌人一手制造的！”——一切都不可理喻，一切可都是真的，也没有意义去论说。

父母亲当天晚上就驱车回到K.城。卡琳从这天晚上起就留在M.城。

第二天早晨，她八点钟就站在医院走廊里。走廊空空如也。她打开几扇门，没有碰到任何人。她马不停蹄地跑过条条通道，然后问一个护士。她必须等着。来了一个大夫，他一声不吭地把她领到诊室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样的药片。卡琳竭力给他解释，她为什么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她现在感到很痛心，她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了，可情况就是这样，她心想着：他躺下睡觉——她一走开，他就睡觉，然后他又一如既往。——谈话简短。大夫说：“您听着——我对您不可能说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情况会糟糕到什么地步。我也不可能告诉您他会不会挺过来。”她踉踉跄跄地走到过道里。有人轻轻地抓住她手臂，把她领走了：“在治疗室里。”她在弗朗克身前站了片刻。他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面目僵硬，像死去一样。一个女大夫走到她跟前说：“啊呵，想必您就是他女朋友。”卡琳眼睛盯着地，羞愧难言，并非面对自己。她只是觉得，大家都必然会想：这女子应该心怀愧疚。这是一种条件反射。

她奔跑在大街上，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她撞在一个男人怀里，那人继续边走边笑着。她心想着：她像酒鬼似的奔跑着。她毫无目的地荡来荡去，停在一些橱窗前，可看都不看一眼。她心里明白她在做什么，像一个她无法改变的陌生的故事。在一个十字路口，她险些被车碾过去。她仅仅只感受到自己的境遇：尽人皆知的境遇。事情就像发生在一个电影里，眼睁睁地看着有人十分震惊地离开了。只是一切都切合实际，十多个人物，还有那首老歌。

她后来坐在不知什么地方，望着那些新房子。它们看上去就像来自一个逝去的时代，车辆快速而笨拙，人们并排或者相向走过，勤劳和忙碌，忙碌。

她意识到，她的故事没有终结，还缺少几页，或者许多页。可是她无法想象还会发生什么！那个女工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她对什么有过更多的理解呢？她达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或者她把这些问题都置之不理了？可是，日子不是说说而已，一定还要过下去。

当她觉得情绪有点好转时，便跑到报社里。领导正好不在。卡琳恳求女秘书：她无论如何非要和他谈谈。他喜形于色地回来了。卡琳告诉他：“弗朗克服毒了。”他一边注视着她，一边问道：“这人是谁呢？”卡琳惊愕地心想着：难道会是这样？他苦苦恳求你，让你离开弗朗克，或者不然的话，那就离开报社——居然连这个名字都不知道了！这怎么可能呢！——她难以继续这样想下去。她觉得自己的感知能力收缩起来，收缩成一个狭小的圆圈，像橡皮透镜一样。透过它，她只看到一张平展肥胖的脸，一堆横肉，再也什么都感受不到。她只是不由自主地站在这里，仿佛她的身体处于自我维持本能而停止了所有别的功能。领导现在想起来了，她指的一定会是谁。他走到自己桌前，含混不清地说：“我们当然明白，我们对这样的反应必须持什么看法。”卡琳也用不着去思考，轻轻而快速地说：“要么您给我假，要么我辞职，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两样。然后我才走人。”

当天，她从开着载重卡车在大街小巷里找过她的姐夫那里获悉，老东西打来电话。这家伙把电话打给在理发店上班的姐姐，并且激动地要求，卡琳应该去找弗朗克的母亲。“你一定要去她那儿。”卡琳上了他的车，却断然说，“我不能这样做。”她没有勇气面对那个女人。让人去追问，她为什么如此愚蠢，如此没有人性。一想到这些，她觉得一阵热一阵冷，那情形清晰地浮现在她眼前。那女人似乎会伸出手来，声嘶力竭地喊道，全都怪你！

到了下午，姐姐逼着她；卡琳固执己见。她紧紧地抓着桌子沉默不语。当她终于拿定主意前往时，天色已经晚了。天下着雨。她的生活已经远远地被抛在身后，白白辛苦了一场。她曾经相信，她恐怕会回头的。她不得不迫使自己朝着这个方向走去。到了门前，她心想着：现在有什么在等待着你呢。

弗朗克的母亲打开门。卡琳眼看着她，这个又小又瘦的女人，哭得红肿的脸，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切看上去都是红肿的。这时，她身子靠在墙上，号啕大哭起来。这女人拉起她的手，把她领进厨房里。她一边让她坐下，一边低声说：“坐下吧，我好给你沏杯茶。”老东西不声不响地站在橱柜旁，竭力地克制自己，眼睛瞪得圆圆的。他从柜子里拿出茶杯来。卡琳觉得心里更不是滋味，还不如人家大声怒骂她几句。那种状况如此历历在目，如此非同寻常，如此残酷无情——这些人一点都没怪罪她，不管怎么说在这一刻没有。他们又说起药片。弗朗克星期一大早去邮局找母亲，他觉得自己病了，不能去上班，他周末已经难以入眠，他要去拿点药才睡得着觉。母亲劝过他。当她下班回家时，却进不了家门。她从邻居那里获悉，卡琳来过这儿。母亲让人撬开门，门后是那张新地毯，卷在一起，厨房门上挂着一条布单，弗朗克爬在炉灶前。他们没有向卡琳提什么问题。老东西讲述说，他们感到愤怒，因为她在电话里几乎什么话都没说，然后感到惊讶，她居然已经来到医院里，就站在他们面前，而且是深夜里。接着，这女人只问了一句话：你是想和他分手，还是你迫不得已。卡琳说：“我不想。”这声音里充满了一切感受。这女人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卡琳可以住在她家里。她反正从报社里得到了休假许可。她们每天都去医院或者打电话。弗朗克依然不省人事。谁也不会告诉她们，结果会怎样。她们无能为力。她只能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在家里，她常常就睡着了。最近这几个星期弄得她这样精疲力竭，或者因为她怀孕了。她总是一会儿走神，一会儿又惊醒。即使这女人在场——她的睡意如此强烈，她压根儿就无法抵御。然后她感到羞愧，在一切都不可知的时刻，她居然能睡着，而弗朗克或许已经离开人世了。接着，她又睡着了。

醒来以后的几分钟是最令人恐惧的。这时，先是寂静，只有街头的熙熙攘攘声，一片天空，不知怎样，大地和她融为一体，生气勃勃，你可以着手做些什么！可随之不幸又慢慢地浮现在她眼前，她看到自己被撕裂，就像从一本书里撕下的一页，她躺在地上。她然后永远躺在那里。

在一些瞬间，恐惧如此巨大，她再也找不到与现实的联系。她试图去回忆，她是怎样活到现在的，可是她只是预感到，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她觉得，仿佛她站在错误的一边。然而，当她想把自己拯救到彼岸时，她却陷得越来越深。

她心想着：要是这不是真的多好啊！倘若这故事是她想象出来，那么她就绝对不会产生如此荒谬的反应。就说那个肥胖愚蠢的领导吧——她不可能虚构这样的人。这一个个颠三倒四的情形！她恐怕会告诉自己：为人不能这样做事。或者：没有人会这样想，这事难以置信，这事有悖于人的整个天性。

一些你绝对一辈子恐怕都想不到的事情！

然而，从这样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中，依然出现了一个个最大的转机。

人的健康理性。

发疯的生存。

什么到底是正常呢？什么到底是发疯呢？她把一个个事件在脑海里翻来倒去，为了找到出路。发生过的事情太多了。谁正常呢？界限在哪儿呢？有一些情景，它们本身就濒临界限，即使你着手做什么，那也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事情长久这样下去，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如果一个人更加深入地去感受，那他就再也找不到自己了。（这个“多愁善感的弗朗克”。）她竭力什么都不再去想。然而，由于她意识到事情是这样，所以她会对此进行思考。面对自己来保护自己。结束种种想法。别让人诱惑而跳出来。别失去克制，要好自为之。麻木不仁。你一定要坚定不移。麻木不仁，以便保持理智！

在发生这些事件之后一天晚上，父亲驱车前往M.城郊区花园登门拜访（如果你想保持清醒头脑，你就可以称之为事件。）他让那个负责处理弗朗克事件的年轻人陪伴着。他们按了按区委书记小屋的门铃。父亲和他很熟。他妻子来到篱笆旁，友好地欢迎他们。她丈夫去河边遛弯了，过一会儿才回来。如果你们乐意去找他，或许可以在那儿找到他。他们把车停在门前。空气暖融融的，春意盎然。他们穿过在晚霞中绿莹莹的河谷低地。这片大地上笼罩着一种宁静太平的气氛。（这也可能因为这里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河岸平缓，空荡荡的，小小的河湾光秃秃的。河水灰蒙蒙的，快速流动着，上面漂着白花花的泡沫，你连一指深都看不进去。这里弥漫着一种荒凉刺鼻的气味。在防波堤上看不到钓鱼者，这里的鱼已经无法吃了。在河流与老河道之间的小岛上，灌木丛密密麻麻地延伸到浑浊的河水上，一切都被遮挡住了。他们看到这人就在堤坝后面，身边牵着一条狗。他们立刻迎上前去。这人好像发现了他们，挠了挠腋下，又让那只手垂下来。他们看到他突然弯下身子，仿佛在寻找什么，并且踏着快速的步子转来转去。当他们靠近时，他叉开两腿站着不动了——此刻认出了县长，笑着打起招呼。他穿着运动服。他问道，他们怎么会在这儿找到他呢？他们顺着堤坝往回走。他手里拿着一块石头。他让狗看看石头，然后扔掉了。

父亲并没有开门见山，直奔正题。他首先必须说说K.城的情况。这个县眼下情况不错，无论住宅建筑，还是牲畜饲养，或者文化建设。这是人所共知的。他没有什么要求。区委书记终于拍着他的胸脯问道：“说吧，你有什么话要说？”——“我必须把这事告诉大家。你一定要知道这事。”他讲述着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一片洼地里停住步子。“你知道，这事就发生在我身上……你了解我。谁都可以和我沟通……可是在我的孩子们那里——我却无法克制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那个年轻人补充说，这事快要澄清了。似乎可以肯定地说，那封信没有造成任何后果。弗朗克恐怕也不用离开共和国。父亲愤怒地点点头，这样的结果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这是难以说出口的。他们说来说去。事情看来不对头，可也没有什么过错。你必须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一切！可不能我行我素。和那个家伙打交道，这可不是好玩的。

夜深了。这年轻人总是不断地挪动着步子。父亲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区委书记说了一些世上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触动了他内心最深处；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不可避免地击中了他确信和一致的人格。“我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它们是不可接受的。你想到哪儿去了：这样可不行，这事的确不会是真的。有人这样想干什么。可你一时什么都想不出来，那你就会长久去考虑，你好无助。这毕竟有个原因，那就是你一时什么都想不出来。事实上，这里什么都不存在。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或者三个，我们与三个时代共存。而一个和另一个在我们的心中向第三个交汇，或者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必须为所有三个时代去考虑，而最多只能为我们与之等同的一个时代去行动。你就好好地想一想吧。与所谓的死人赛跑，我们这些掘墓人要穿过我们一个个计划的公墓去追赶资本主义。尸体在加快速度，而我们可以快马加鞭。通往优势之路：前进，倒退，误入歧途，迎头追赶，如此循环往复。力量关系是个魔方，我们与之心心相印。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我们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我们与他们对立。这就是让我们烦躁不安的紧张关系，这就是追逐和妨碍我们的精神负担。这样的事情——全国比比皆是。”

当他们走出草地时，父亲并没有感到轻松。“可是，更多地改变这种情况，不就取决于我们吗？”如果资本主义死了，死了？区委书记还是拉着他走过这地方，要把他从不幸中牵引出来。这条河的臭气在折磨着他们，他善于应对。“我们已经经历过最大程度的污染，它无论如何不会变得更糟糕了。未来——它甚至会变好的。”他们在黑暗中爬到一个净化设备架上。“它会得到更新的。迄今只是在拼命地生产，而不太过问所造成的后果。人们拿钱买罪受，这样要比转换方式更划算。”他们望着宽阔的流水浑浊而半死不活地流进低地里。

有一次，卡琳久久地站在弗朗克床边，一个女大夫一声不吭地走到她身旁。这时，他的手轻轻地动了一下，手指稍稍张开来，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卡琳激动地叫起来：“您看看，他醒过来了！他动起来了！”她喜出望外，满脸顿时通红，她恨不得能够拥抱住自己。她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情形。跟你从睡眠中醒过来时一模一样，肯定就是这样！她兴奋不已。女医生说：“啊呵，他每天都这个样子。”

这时，她再也无法凝视着这个毫无表情的身躯了，这就像是在太平间里。不，这就像是一出残酷的游戏，你身在其中，可不知道它会不会变得危急。

她为什么做出了这一切呢？为什么人家要求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呢？她强令自己去做，难道非得这样吗？她寻思着其中的原因。在她的内心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会让她忘却自己呢？这东西比她更强大？这东西不让她清醒过来？后来，她觉得最可怕的是，她这样问来问去。她对父母亲的信任曾经是无限的——他们胜过父母亲。在她的眼里，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几乎一切都很美好或者走向美好。在这个国家里，你可以听别人的话，非听不可！他们就是这样给她解释的。这是一个美妙的童话，听起来像是科学。她会相信这样的童话，直到没有了思想。

她感到惊讶，她从一天到另一天会过着如此迥然不同的日子。和另一些人，怀着另外的想法（只要她没有睡觉）。一切都曾经简单，十年之久。父母亲的信息策略并非绝对让她免遭了世界风云变幻的危害。她只学会了提出一个问题：某个人是赞成我们，还是反对我们。她现在和一些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他们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他们当牛做马似的工作——并诅咒工作。这个善良的女人，她关心爱护她——却不去参加这里的家庭聚会。她在邮局里成了积极分子——到了晚上，她却看的是西部电视节目。生活曾经是如此简单，让人难以置信。

在这样一部小说里，她发现了一句庸俗而铭刻在心的话：“和谐破灭了，外面天寒地冻。”她不喜欢这样的小说，因为一切都是虚构的，却和人们耳熟能详的没有两样。

休假的第五天，这女人唤醒她（她想爬起来，却睁不开眼睛，有一只手放在上面，那是父亲的手。她要喊出声来，可是她后来却不知道为什么，她躺在医院里，她的肚子鼓鼓的，不像样子，医生们在随便讨论着，孩子生出来是死是活呢。她感到好惊讶，他们如此大声地谈论着，他们的确不能这样做啊。什么东西纷纷落在她腿上，那是精液，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她跑过卡尔·马克思大街，她敞开身体，到处让人看她的内脏和隐秘，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她再也不在乎什么乔装打扮，一个男人像臭虫一样把他的大鼻子贴到她身上，他的听诊器，他把它插进她身体里，两腿之间，太阳穴里，要找到他需要的东西。这时，她什么都感觉不到。她逃到一个公墓里，她打开栅栏门，她在那一个个墓碑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感到好痛苦，因为怎么都找不到。天气暖融融的，正午时分，她顺着那条道跑去，为了赶上自己）。

第五天，这女人唤醒她。那是一个星期六，正午时分。她小心翼翼地说：“弗朗克醒过来了。你安静地继续睡吧。”卡琳随之陷入沉睡之中，没有做梦，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后来，电话铃响了，她听到这女人惊讶地呼叫着“弗朗克”，费尽地寻思着：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了——直到她明白过来：电话就是打给她的！这女人对着听筒说道，是的！她突然大叫起来：弗朗克？弗朗克？并且倾听了好久，晃了晃电话机。卡琳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然后，好像又有谁说话了，这女人点点头，同时也摇摇头，一边微笑着，一边挂上听筒。她走到卡琳跟前。“他问的第一句话——你是不是在这儿。接着，他放下了听筒，立刻又睡着了。”

她们必须一直等到星期天中午，然后才能去看他。卡琳翻阅最近几天的报纸，一个星期的成就，她这样先后看了看，觉得它们越发合乎逻辑，越发令人信服。她在弗朗克的书堆里翻来翻去，又发现了那本橘黄色小书，那是剧本《菲罗克忒忒斯》[4]。她回想起来，弗朗克打算在一个大学生剧院去观看它。里面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因为希腊人瞄准的是大海里的岩石，/遗弃为他们卖命而如此受伤的我，/身上有这样的伤口再也无用，/希腊人则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她翻阅着剧本，可并不完全弄得明白它的意思。它那样呼啸而去，就像是这个故事在无与伦比地呼啸着，远离深渊，可是他们依然还远远地漂浮在上面。她固有的积极意识又一次被激活了。她神志清醒。到了晚上，她片刻间觉得明白过来她真的在询问什么。不是询问她自己发生了什么，这样什么都证明不了，她“与这个社会的冲突”。而是其背后隐藏着什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个社会里？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事你怎么会看得透呢，怎么会，怎么会呢？更不用说去应对了！

星期天，他们三个一起乘车去，老东西衣冠楚楚，这女人与卡琳手挽着手。卡琳十分激动。她突然想不起来能够给弗朗克说些什么。而他会说什么呢；她的心都快要迸出来了。老东西步履庄重，他显然觉得迈着庄重的步子好惬意。到了病房前，一个大夫拦住他们。他请他们依然别多说话。这病人可能不明白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迷惘地走进病房里。弗朗克压根儿就没有望过来。他们跟他打招呼。他微笑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躺在那里，像一个多年后久病初愈的人，面色苍白，虚弱无力。他说了些什么，声音十分虚弱。他无法抬起头来，几乎动都不能动一下。他几乎不看卡琳。这种无动于衷的样子压在她胸口上，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好像站在这里是多余的。这女人坐在床边一再说，一切都会变好的。一切都会变好的。弗朗克惊奇地看着她的脸，仿佛她病了。他的话从半开不开的嘴巴里冒出来，慢慢腾腾，几乎不可理解。父母亲不知道问什么好，彼此多次推来推去。然后，弗朗克说出一句完全颠三倒四的话。大家没法和他交谈。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免得让他疲劳。为了找话说，卡琳便开口喊道：“弗朗克，弗朗克。”他点点头，就像是默许。他们只停留了片刻。出门时，父母亲感到庆幸，他“又会眨眼了，又会呼吸了，又会说话了”。老东西邀请两个女人去喝咖啡。卡琳不想去。他兴冲冲地走开了。

接下来这些天里，既有平静无聊的时刻，又有令人担心的瞬间。卡琳可能会拿定主意，她要做出怎样的选择。她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医院，也包括在探视时间以外。在平静无聊的时刻，她愿意留在他身边；而当她到了他身边时，她就一心只想着离开。这期间，她觉得探视就像是做梦，胸口堵得慌，越来越厉害，一切运动都被束缚住了，总有难以喊出声的感觉。只有当她站起来要离开时，才会使自己从一种噩梦中得以解脱。与此同时，她坐在这里，脸上露出一种无关痛痒的微笑。她首先还想到了，他只是缺少许多东西。一个记忆空白，它会慢慢被填补上的。

大夫们告诉他，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遭遇了不幸。她现在心有余悸，他真的恐怕彻底再也不会认出她了。他知道他们之前在一起的事吗？他是不愿意知道呢，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她坐在他身旁，引人注目地盯着自己的肚子。她有四个月身孕了，可他从来都不提这事。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她的感觉是他遗忘了怎么回事。

你们是怎样对待他的呢！她心想着。你们怎样把他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你们为什么不问问我们呢？一切似乎都很容易解释啊！只有我们两个被蒙在鼓里，你们的怀疑是什么，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些。为什么你们彼此怀疑，而不说什么事情让你们提心吊胆呢？这些肥头大耳或者骨瘦如柴的官员，只要他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时，便浑身冒汗！他们宁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也不愿意有所作为。他们宁可挂在嘴上，也不愿意脚踏实地干事。他们维护自己的责任，却不想使之造福于所有的人！为什么这种状况如此根深蒂固呢？

后来，她的脑袋里又像下起了雨，冲着她的意志掉下来，嗡嗡地响在耳际，怀着一种说不清的愤怒荡涤了一切。

什么样不可公之于众的情绪！

“这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强大的东西：国家？”（格奥尔格·毕希纳）

她在城里偶然碰到了父母亲。他们是来购物的，又看到她好高兴的样子。他们压根儿就不愿意上这样的人家去。他们去了一家餐馆，来到一个中立的地方。卡琳觉得这样也好。他们吃着奶油蛋糕。聊天中，她得知自己“必须离开报社”。她没有立刻弄明白，为什么离开？她现在打算继续工作。父亲说，她的确被开除了。——“这到底是谁说的呢？”她一无所知。她不过是顺便得到了这个消息！

这也让父亲感到一头雾水。他立刻和她一起去报社。他们在领导那里听到：出于所说的理由，工作关系结束了。他们接下来所询问的同志不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就是不接他们的话茬。他们几乎都不认识她了。他们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看着她的膝盖，立刻就走开了。这就好比是个通告（卡琳心想着），它会被揭掉的，因为它对谁都没有用处了。（她回想起来，有一个女同事感到那么惊讶，尽管她这样冒着不能上大学的危险，她却没有放弃弗朗克。另一个则认为，这家伙执迷不悟，无论如何要“和那个家伙厮守在一起”。）在走廊里，F.追着她过来。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别害怕。这事我不会置之不理。”他突然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搂在身边。父亲和她一起去找主编。他告诉说，大家已经商量过了。卡琳的行为非常欠考虑。她还缺少一些坚定性，这些我是可以理解的。以她的状态（他指的不是怀孩子）来看，她恐怕不太适合这样的工作。对她来说，在生产单位工作，或许更适合一些。

卡琳注视着父亲。他不停地点头。他认为评价没错。他说，在经历了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如果她先干些别的什么工作，这毕竟再好不过。

卡琳感到愕然。他居然同意这个人的说法！此时此刻，她简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主编还做了一些解释，比如：他们也不想把这事声张出去，这是最好的结局。他只请她做到一点：别再提这事，别再跟任何人说这事。她是不是明白了？永远不再提及此事。

父亲的行为大大地挫伤了卡琳的心。回到家里，她感到恶心。她躺下休息。他没有站在她一边！也就是说，这事不可挽回了。如此信誓旦旦和自信满满的他立刻就让步了。这个“K.城之王”。简直不可思议。每当她拿自己的父母亲与别人家的相比时，她都为他们感到自豪，比如说弗朗克的父母亲。因为他们抓住一切机遇，共同建设这个社会。（就是那个女工所说的“新的机遇”。）这事曾经好艰辛。一切都进行得好缓慢。每个成就都是艰难地组织起来的。（“革命，历史的车轮。”父亲说过：那时他还没有车呢。）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了通常真的没有人去干的工作里，并且自我激励，直到他们再也不会别的什么。他们一味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可其他人一心只考虑自己。这些人对整个斗争无动于衷，他们厌恶这种斗争。他们退缩不前，明哲保身。他们宁可过着无聊的退隐生活。情况无疑就是这样：这个旷日持久的故事还把这些人分裂成这样的和那样的。勋章的两面。他们过着单一的生活。政治上的发展并不同时意味着人性的发展。这必然会带来矛盾。

她彻底无法思考了。她的脑袋疼痛不已。她烧得发抖，这女人给她盖上被子。

事情该怎样解决呢？父亲不知道。这女人也不知道？大家彼此没有仔细商量？能够使矛盾变得可以忍受的最重要的东西不会被当真？

父亲向母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感到沮丧，因为他没有帮着卡琳说话。他试都没试一下，起码装装样子也行。在主编面前，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她！母亲立刻就认为他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们站在过道里，她手抓着门把手。他看着她自信无疑的面孔，顿时浑身直冒汗。对她来说，事情一清二楚。她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质疑的。她站在这里，他突然觉得：臃肿不堪，令人恶心；他突然发觉，他在寻思着怎样能够让她难受，怎样能够刺伤她，于是想到母牛这个词：你这头母牛。他微笑着，对自己感到吃惊，沉默了。他无法注视她。她拉上门，去上班了。

他生自己的气，感到自己的行为懦弱：他依然在质问——或者他一味在质问。他要到什么地步才会认识到问题所在呢？事情到底蠢在哪儿呢？如果他连自己都无法容忍，难道他这样做就是履行职责吗？警惕，是的——然而，如果他失去了一个孩子，而另一个人也真的完蛋了，那么他警惕的是什么呢？他曾经那样十分留意，却没有留意真的发生了什么。他的手段毁灭了目的。有可能，他为人操心却害了人——为什么操心，谁会问什么呢？

好心的行为，或者一种罪孽。

他站在客厅里，振作起来，盯着餐柜里的酒。

卡琳哪儿都不能说她出了什么事。她感受到自己进退维谷的境况，或者执意要这样感受；她把自己紧紧地维系在这事上是不可理解的。她现在似乎理解的越多，情况就会变得越发不可忍受。她力图坚守自己的经验。当她还认识到这一点时，一切似乎都有可能。

她一定要跟人说说，她却心知肚明，这毫无意义。也就是说，她已经知道得太多！

她认识那么多人，他们又认识那么多人，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而他们都帮不了她。

这事不会“置之不理”。可是，当什么都没有发生时，那又能怎样呢？

在这里，她的故事是不会终结的。

她站到交通高峰时的大街上，为了也许在熙熙攘攘中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大声呼喊。然而，她只是望着一张张面孔而已。从市广播电台里响亮地传来一首首欢快的歌曲（引用一个标题，很尴尬，这听上去像是挑选出来的。可是，它们对她都有吸引力，“如果我们不再相逢，//世界不会因此而走向灭亡”）。后来，她觉得无可挑剔，因为她是一个个体的人。某些事情只是涉及她。她要承担某些事情，她夺去了大家某些东西。她心里明白，人家必然看到的比这事更多。

她和弗朗克什么都无法商量。她试图让他回想起他曾经干过什么事，然而他却不会照她说的做。他无法集中心思。他立刻就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胡说八道。有时候，当她忘记同情时，他的状态就会让她火冒三丈。他游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他已经这样彻底逃脱了，没有什么事情会触动他的心灵。他久久地摸索着一个个瞬间的句子，痛苦地笑话自己的感知。

写下来吧，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她满怀羞愧地心想着。

一天夜里，有人揭开她的鸭绒被，要对她进行检查，可是没有什么可以发现的。她独自躺在床上，一只手放在身旁，另一只手抱在怀里，指头一动不动。或者鸭绒被只是掉下去了，她醒过来后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事情在等待着她。那个女工，她一边从讲台上走下来，一边呼喊着几个人的名字，有她的，有父母亲的，还有那个领导和主编的。他们必须在一个大厅里集合，激动地或者缩着脑袋跟着她跑去（当然有人说出了疑虑和担心，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女同志，她的讲话甚至直到结束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然而，因为大家不会把她小看成小市民或者知识分子，所以也没有人敢于公开拒绝。）卡琳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这女工悄悄地告诉她，她们现在将会接手这案子：因为除此以外找不到任何人，一旦弗朗克还会治愈，那就不能久等了。这女工（她现在看上去像个纺织工）把头发束在头巾里，出于安全原因，腋下夹着一个装着冰红茶的热水瓶。她毫不在乎喧闹声，因为她在自动纺织机旁一站就是七个半钟头（每秒钟有五次起针，每次都像一声枪响）。令人惊讶的是，她还有这样的精力。这无疑来自于一种深刻和牢不可破的思想，一种她的阶级必须坚持的思想，只要她还会干这些工作。他们穿过一座大楼的一道道门，那可能是报社，也可能是任意一座公务大楼，这些难以区分。穿过一条又长又暗的过道，从一扇扇门里几乎没有传出一点响动来。几个钟头后，他们来到一个很大的空间里，或许是一个工厂大厅，一个机器车间，机器都关掉了，工人们站在周围的墙边（几乎清一色的女工，几个师傅和负责的工程师都是男的）。这里笼罩着充满期待的寂静。这女工在尽是帘幕和薄薄的纺织物的大厅里打开一条通路。这时，卡琳看见大厅中间有一个架子，上面盖着堆成山的床单和织物，所有具体情况（她在梦乡里都会把这些概念信手拈来）都披着一种被宣称为新道德的外衣（她心想着，按照字面，不由自主）。这女工绝望地说：“这些都是我一下子织的！”而其他人遵照命令把这些织物弄开，一件接一件，撕开，直到露出一个身影。架子上有个人，他虚弱地躺在那里，面色苍白，表情惊讶。一切都是一种不间断的、没有标点符号的想法，本来只是可以想象的；这是不言而喻的，犹如一种无与伦比的希望。那个领导、主编和父亲必须站到中间去，并且受到质问，他们在这件事上是怎样想的。他们的回答当然难以听懂；他们采用了一种策略的转弯抹角的表达方式。当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走到众人面前时，无非就是观看他们的神情。父亲悔恨不已，一再把沉甸甸的脑袋撞向架子，于是工人们决定让他回家去。主编严肃地张望着，目光略带讽刺地投向这群人。他没有时间，他被指定要老老实实地报道这次集会。那个领导满脸通红，一边幸灾乐祸地冷笑着，一边毫不猜疑地注视着那个没有意识的身躯。这女同志抓住他的胸口，恨恨地摇动他。随之，他在惶恐不安的恐惧中张开嘴，呵出一句话来：我心里什么都没有想过！我心里什么都没有想过！这时，这女人打他嘴巴，直到他叹息着躺在地上，她才住手，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吃惊。工人们从他的上衣上摘下一枚枚勋章，宣布他被开除，开除一切职务。主编把这些记下来。奇怪的是，第一次公开谈论弗朗克和卡琳的事，大家都再也看不到不用共同来决定这事的理由！人人都享有平等。卡琳觉得这句话就像是一盏明灯，就像是让人解脱了一切往日的纠结。她踉踉跄跄地穿过大厅，原地转过身去，为自己的发现感到庆幸，那样刺耳地大笑起来。大家都受到感染跟着笑起来，疯狂地笑起来。后来作出决定，还回弗朗克的意识。大家在一块红丝绒上把意识送给他。那是一场感人和滑稽的情景。弗朗克还挺着脑袋，张着难堪的嘴微笑着，而且要喝啤酒。因此便出现了一种大家都狂饮的酒宴。这时，唯独主编保持克制。其间，卡琳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有很长时间她感到很高兴，她回想起发现了某些最重要的东西，这似乎足够她享用一生。可是她想不起来曾经是什么。她惊慌失措地沉思着，可是她再也想不起来了。然后，她又像被掏空了一样躺在那里，麻木不仁，处于呆头呆脑的无望感觉中。

她不知什么时候又坐到弗朗克床边，和他谈话无望，他的目光只是一再掠过她，盯着她身旁光亮的石板地面。这时，他求她听一听他说什么。并且说：“你知道我有什么打算吗？”可没有抬起头来。卡琳立刻洗耳恭听。“我不仅打算吃药……我真的也打算打开煤气阀。”此时此刻，他微笑着注视着她，给她讲述着自己的秘密。“我还打算锁住房门，把地毯卷到门前，把床单挂在厨房门上，然后才打算躺下——这事我再三思考过，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是不知怎样出现这样的事，其间发生了什么，我肯定已经昏迷过去了。”

大夫和护理人员彼此都认为，将会“留下什么后遗症”。比如说，他再也不能走路了。由于中毒那样厉害，弗朗克在煤气中几乎躺了五个钟头，所以，他能够活下来，这已经太“不可思议”了。或许只是药片的麻醉作用救了他的命。然而，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他们也不知道。

不，卡琳说，他会走路的，他会工作的，他也会知道一切真相。可是，恐怕会留下别的什么后遗症，在他身上，或者在她身上。

她没有因为被解雇而去抗争。她似乎能够与之说一说的人只有在报社的同志了。F.无声无息了。她不敢再贸然前往。她也弄明白了，这是一桩“埋在心里的”事情。如果要坚持自己小小的权利，那恐怕就会是痛苦的执迷不悟。故事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你必须投入自己的力量，毫无抗拒地吞下这个决定。

唯独袭上心头的听天由命使卡琳惴惴不安，因为在她最值得关注的事上，没有人问过她。她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异国色彩的诱惑——抛弃社会生活，忘记自己的理想，扔掉自己的工作，陷入人所共知的无动于衷，她遗忘曾经鄙视的政治禁欲。这样或许会帮她走出困境吧？脱离世界的度假。像一种睡眠疗法，一种意识睡眠。

她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她思来想去，已经那样精疲力竭和受到打击，她再也不想知道什么，再也不想理解什么。她觉得自己就像受了重伤，四肢彻底不听使唤。她再也不能在大街上走路。她觉得自己脚跟不稳和笨拙，仿佛她要当着众人之面在一个预先确定的风口浪尖上保持平衡。她总是擦肩而过。她一心只想着平静。最好就是，她心不在焉地躺着，从收音机里传来“插起五彩缤纷的翅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声：“嗨，我迎接夏日。”某些不合情理的东西，她找不回来的东西。

为了接受考验，进入生产单位。然而，什么样的思维会视之为惩罚呢？

“你所说的，对谁有用呢！”

花园里花儿竞相开放。树木沙沙作响。鸟儿在草地上歌唱。一切依然如故。甲虫在小草上漫游。伸开两腿躺在灌木丛中的草地上，让和煦的阳光照耀在生殖器上。田野弥漫着气息（不再区分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意义：存在的行为）。等待着孩子的降生，这个世纪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件。

她心里明白，这是什么样的想法。这是一种自杀，不是身体，而是思维。这样轻而易举，她只是没有必要再看到那些朋友，那些同志。牺牲自己的政治生活。消灭这种生活。

她翻阅着这女人的圣经。她不由自主地把那些话颠倒过来。情况必然会好转；然而必然在于人，因为只有通过人，情况才会好转！《马太福音》18.7。

这女人天天晚上为她做果酱油煎饼；卡琳喜欢吃自家做的。这饼口感酥软，醇香，吃在嘴里依然热乎乎的。

或许这不是什么属于历史书上某一个章节的事件，而是作为震惊，她只是更加急迫地经历了发生在每个正在成长的人身上的事情；他们看到自己对这个社会蒸蒸日上的想象化为泡影。要是他们最终能够跻身于那些机遇中多好啊。因为这个社会对他们来说不是新的；在与黑暗的过去无与伦比的对比中，与那些幸运的老同志不同，他们再也看不到那样的变革和突破。

不和人打成一片，不说话，不工作，生活就无比空虚。不用对以前感受到的喜悦寻根问底，说不清楚的惬意，对某些事情的热情变得不可思议。一切都断裂了，犹如停电时的交响乐音乐会。（只有比较留在她的心里——它们都不恰当：她的生活是一种不幸的表现，一幅不像样的图像。）

（评论者们，你们就抓住这暗示吧！）

然而，在发生这一切期间，她逐渐意识到，怀着一种缓慢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仿佛她最深处的血管在燃烧，她迄今是怎样毫无感觉地思考和行动的。不堪回首。然而，他跪在她面前的房间就在她眼前。她走了出去！汗水流在她的额头上。她也惊讶地感到，她现在才开始爱上弗朗克。爱得让她因此会忘记自己。与此同时，她的确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仿佛她觉得自己变得自信。这时，从她的手臂上，从她的胸膛上脱去了厚厚一层皮。她再也不怕了。

母亲打来电话说——父母亲现在一再打电话来，她突然到底怎么啦？——，父亲刚才又出门了，去酒吧里，他在那里和一切可能的人坐在一起聊天，从什么时候以来变成这样了！他坐在那里聊以自慰。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他现在会干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卡琳努力要找到一份工作。她快要生孩子了，她必须抚养他。她乘车穿过城，到处都回响着工业的喧闹声，一派有力、流动和被熏黑的景象。换班时的人流曾经一直吸引着她，吸引她来到一个个工厂大门前。这种漩涡拥有残暴的东西、单调的东西和宿命的东西，这也曾经让她厌烦（或者她只是自发地感受到巨大的人流像水泵一样在吸入和吐出，怀着一种不自信的快感）。现在，她觉得任何工作都是无可挑剔的，她不管走到哪儿都闯进去，进入企业和公司一切能够进入的地方。她一心只想有个工作。工作就是半个生命。就像我们今天工作一样，等等。一同工作，一同计划，我也知道是这样。人家到处都立刻答应她。然而，只要她一说起已有四个月身孕，人家就考虑到，事情似乎太难了，这事您可不能干，或者干不了多久。在一家肉店里当卖肉的。她总是立刻就实话实说。她说：她必须离开报社。她必须去干任何别的工作！可销售部门的女负责人然后说，也是的，我们这里虽然需要人，可是必须强壮有力。有四个月身孕，那您无法搬运箱子！她每每都受到这样的对待。她不忍心隐瞒自己的状况。这就像是一种癖好，她陶醉在诚实中，陶醉在无情的真实中。在一家托儿所里，人家立刻就强加给她这样的想法，她只是为了托儿所的位子想要得到这份工作。她去市政委员会。一个同志倾听了她的讲述。他在报社那里打听。他说：“这样下去可不行。您可不能一连找个星期的找工作。我帮帮您，我会在什么地方给您找个安身之地。”

她们又乘车去医院里；这女人骑着摩托车先走，还要办点事情。卡琳提早一站下了车。她六神无主，疲惫不堪。她等待着，哪儿都不想去，甚至连大自然都不存在。太阳在炙烤：她只知道自己直冒汗。她不想思考什么确切的事情，所以，一切都杂乱无章地掠过脑海；万千思绪犹如痛苦缓慢地在大脑里蠕动的蠕虫，当她撕碎一只时，别的虫子会继续爬动。这不禁令她毛骨悚然。

到了主楼前，她看见有人站在那里，有点斜着身子，朝这边望过来。他穿着一件黄色毛衣和一条浅色裤子。她心想着：那可能是弗朗克吧，立刻又压抑住这可笑的念头。她越来越靠近，果然真的是他。他衣冠楚楚地站在大门旁，高兴地微笑着。她迎着他走去问道：“这些东西到底是哪儿来的呢？”——“这是我母亲送来的，她要给你一个惊喜。”

她环顾四周，却看不到这女人。她打算把弗朗克搂在怀里，可是他踉踉跄跄，还很虚弱。她担心他立刻会跌倒。她必须扶住他。他们站在街上，相互拥抱在一起。路过的人停住脚步。这女人激动地站在大门后面一动不动。这两人面色苍白，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有人把他们领到人行道上。这女人走过来。他们都不松手了。

当这一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时，另一些故事在这里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