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工具制造师

四个工具制造师

姜丽　译

我惊讶不已、心惊胆战地读完一个木雕艺人的故事3。他叫马奈托，来自佛罗伦萨，胖胖的，常和工地的同事们一起去一家酒馆。有一次，因为他没有出现，同事们就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们让他相信，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名叫马特奥，因此他险些发了疯。当我读到：他走进车间，发现一切都被扔得乱七八糟时，突然觉得这个古老而真实的故事莫名地熟悉——刹那间，我理解了一个同样的新故事。只是，在这其中，被历史耍弄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而且有很多理由。

两德统一前，生活在德国东部的人都没有那么快乐，总的来说都没什么思想，大家都在做事，却不曾因此而更加愉快——尽管每个人都在工作，这工作却没有多大作用：这是他们的不幸。然而，无论是报纸上，还是政府的其他报告中，都对此避而不谈。政府不断地寻找劳动力，一批又一批的劳动大众，目的是使之欢欣鼓舞。最后，政府的瞎忙，或者收效甚微的忙碌，成了人们心中的一大讽刺。他们的检阅和致辞只是炫耀的展示，空洞无物。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怪事：出于绝望，或者出于一直保留的某种幽默，人们自发走上街头，到街道最宽的地方，有时几个人，有时更多些，在内城穿行，只为引起关注。最后，数十万人一下班就来到街上，凝聚了他们所有的幽默，举着牌子和横幅，静静地一个挨一个站着，存在着。——然而，在这些日子里，市郊施维纳奥德[1]的一个工具制造小组却没有与他们同往。在某工厂的食堂里，人们问他们为什么远离这一世界大事：他们一声不吭；他们一向都保持沉默。到现在为止，历史一直对他们很温和，虽然没有给他们赞美，却似乎对他们尤为青睐。他们的车间干净整洁，洒满阳光，无论谁来找他们办事，都要想一下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他们的工作不需要计划和标准，像艺术家一样——的确，这种艺术就是为每个部件的设计找到灵感。特别在什么东西都很缺乏的情况下；他们正是受益于这一匮乏，人们非常需要脑子灵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根据兴致和心情自行决定工作的速度。在这种环境里，他们不想把自己累死。他们更喜欢活着。几年前，上头派来一个生产组长，一个同志。不过，两周后他就掌握了这里的规则。“这是一个小集团，政治免疫。你无法严格要求他们。为什么？他们已经有了共产主义。”他是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单纯男人。他们都是工人。在他们的工厂里，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是那里的统治者。他们是一伙特别的人，可以保持单纯。他们有一个职业，可以干上一辈子，就像他们蔑视一切的思想一样。他们知道，自己是一种力量；他们不必去展示它。于是他们就没有走上街头，足够大胆地任历史自行发展去了。——很快，历史似乎就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就像惩罚他们的缺席一样，他们很快就再也认不出自己了，不得不相信，他们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他们了。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在大众登场之后不久，那道墙（所谓的保护墙）被打开了——半是因为疏忽，一个清楚明白的决定出于误会被仓促宣读。而宣读者竟是一个并不情愿的捣蛋鬼。在这个国家机器里，谁也没想到会是他。人们对他宣读的内容信以为真。一个人把脚伸过去，枪没响，于是他又把另一只脚迈过去，站到正不知所措地深深吸气的卫兵面前。仅是这一可笑的过程就可能会让人惊呆，因为这个小小的国家内部正在蠢蠢欲动，开始动起来，眼下动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没人去拯救，一切都来得飞快。接着发生了第二件大事：坚挺的货币获准进入这片解冻的土地，被装甲车运到贫穷的储蓄银行。银行前站着荷枪实弹的护卫，形象地展示着形势的严峻。这时，人们才开始追逐历史带来的乐趣，而不去追问历史（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如此行事的目的，而这样做显然是合理的。这几个星期里，几个工具制造师下班后依然留在他们工作的地方，一起看他们安装在木板后面的一台老电视，密切跟踪着历史的发展。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摇椅里——也就不可避免地长胖了一些。几个人就这样守在一起，抱着满意而又无力的情感，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怪，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把他们拆得七零八散。组长马特斯单纯地认为，现在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步，却难以更加准确地说明是怎么回事。同伴们心领神会地眨眨眼睛；如果有人真诚地请他们来完成这个任务，他们或许也能想出什么点子来。他们会是谁啊！他们决定静观其变。

然而，历史却走出了一条料想不到的路子。它径直走进了工厂。承担（工作）重任的领导被解职，无主的财产交给了托管局，落到一个能够出钱购买的人手里。当马特斯和他的伙伴们被叫到他面前时——以前领导有什么小小的请求，都是要不辞辛苦地来见他们——，他们已不再受到尊贵的礼遇。他指示说，他们要按照标准来工作，要拿出成绩。在这样的会面中，向来都是马特斯说了算，这一次却被粗暴地打断了，没有组长，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他们觉得好笑地听到老板用“您”来称呼他们，视他们为下属，羞得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难道人家没认出他们来？难道不知道是在和谁打交道吗？难道不知道他们是多么不可或缺，他们的技艺多么重要吗？马特斯还想给老板一个机会，就上前一步，大声说：“我们是工具制造师。”这家伙没有在意他的放肆，就像什么都没明白一样地问道：“您觉得您是谁？”然后他转身对主管——不管是怎样的命运安排，他获得了老板的信任——说道：“这群无赖。打发掉。——明白吗，先生们？”

他们就这样被打发走了。到了外面，他们的嘴好一阵子都合不上，个个都自言自语说：以前没人会这样跟他们说话。已经不再存在的工作组长想去捶门，就在这个历史时刻，几个剪线工朝他们走来。他们正好隔着墙听到了里面的声音：“噢，你们大概就是著名的工具制造师吧。现在刮的是另一股风了。”他们忍着笑走过去。几个胖男人拖着脚步从走廊里走出去。对他们的放肆一度心怀嫉妒的同事们竟如此幸灾乐祸，令他们深感愤怒。为了澄清一切，他们依然坚守自己的习惯。我们除了锁链，什么也得不到！然而，正当他们在车间里舔舐伤口时，外面发生了一件又一件大事。新厂主采取措施了，很多人都逃不了。就连已经半是顺从的工具制造师也无法幸免：充满威胁的通告也飘落到了他们的桌子上。下班后，他们一齐来到办公大楼里，像往常一样从秘书迈耶尔小姐身边走过。“啊，这些无赖。”老板小声咕哝着。这一次，他又错误地估计了他们：“出去。难道你们没看到我们在工作吗？各位在这里。”——他本想说：破坏得——“够劲了。”——“听着，”马特斯冷酷地说，“你看错人了。难道我们不工作吗？”并且告诉所有悉数在场的头目：“我们是最好的工人，发明者。这里没有我们什么都无法运行。我们是工具制造师，不是无赖。”此刻，聚拢过来的人看着他们，就像看着一个新人种，有点儿爱说话，他们的主人正在把他们展示给大家看。“这里做过什么事，我们看到了。各位发明了工作，是这个经营不善的工厂里最好的工人。整个企业经营得一败涂地。我还是能区别工人和装病的人。您可得注意，”他转身朝马特斯喊道，“您不要因为编造事实而被追责。最好是：您从这里消失，我们也忘记您曾经在这里存在过。您的工作——”他随即改口说，“您的关系就此结束了。”四个胖胖的成年男人都听到了这句话。他们本可以把厂子砸个稀巴烂，却不知道，老板的这句话到底是冲着谁说的，是他们每个人，还是他们的组长，于是就乖乖地站在原地不动，神情恍恍惚惚。后来，他们还回忆起这件事，只是那时他们的证件早已被收走，再也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但是此刻，他们憋着没笑出声来，泪水同时从脸上滚下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被送到门口。

第二天早晨，马特斯想进工厂，却被门卫拦住了。昨天他还用手指轻轻地碰碰帽檐向马特斯问好呢，转眼就问他去哪里。马特斯觉得浑身上下透凉，扭起身体停住步子；怎么回事，这家伙怎么问我去哪儿，难道他不认识我吗？我是在这里迷路的陌生人？然而，门卫是奉命这样做的。他把一条腿挡在过道里。马特斯声音沙哑地说：“我有件事要处理，要不了多长时间。”——“你不能进去，一切都会自动处理好的，不让进的不止你一个。”这回是马特斯用手碰了一下额头，也不在乎这家伙会把自己当成谁；仿佛无动于衷地走出人群。

这也不仅仅是他的故事。这故事已经远近闻名；问题只是它会把这玩笑开到什么地步。他蹲在路边石上，盯着街上的垃圾。“如果我们真的是无赖，”他咬牙切齿地说，“那又会怎样？”有些迹象表明的确如此，他们的确不再重要了；失业的无赖，就像从自身里被抛出了似的。失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要是早上不能拿上自己的小包，装起三明治盒，只是为了装装样子走出门？只要他拖着脚步挪到的地方，不是自己的位置被人占据，就是机器已经停用。如果他去开动机器，那无非就会是自我愚弄。于是，当这一班人干活儿时，他就在单纯的脑袋里这样胡思乱想。当然，他只是想等三个同事，或许他们已经帮他说过好话了，因为他们曾经是一个共同体（大家说是集体）。几天前，他们才开发出一种为夜班准备好足够工具的方法。他等待的人，约翰·施密特、海因茨·施拉克和小个子拉罗什，人们都叫他“岩石”，准时从大门里走出来，身穿蓝色和玫瑰红紧腰上衣。当他们朝他走过来时，马特斯立刻用一声战斗者的呐喊让他们注意到自己。然而他们并没有一起尖叫或者真诚地托举起他，而是目光严肃地扫过他，仿佛陷入尴尬境地。“他在胡闹。”施密特说。“一个滑稽演员。”施拉克说。“这是我最滑稽的上午。”马特斯证实说，却没人接话，因为他们大概不是谁在跟谁说话。“你们各说各的。”他嘲弄地问道，因为他想听到他们说他多么不可或缺啊。他们点点头。“第四个人，”马特斯试探着确切地说，“你们不需要了。”他们小心翼翼地摇了摇头。“拜托你们，告诉里面那些人，他们不可以这样对待我们中的一员。他会坚持自己的权利，一定反抗到底，让他们走着瞧吧。”是他的表达方式太夸张，还是他太天真，三个人都微笑着转过身去。岩石说：“什么权利？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呢。我们可不想替一个人说话而惹祸。”这番简短的话，出于他的同事之口，让马特斯彻底哑口无言。昔日的团结化为乌有了。“在车间那里，”他小声小气地说，“有一个人，一个有某种价值的人，昂首从这里走去了。他会从这里走出来。”——“不知会不会再看到这个人。”施密特说。“我们拭目以待。”因为他们非常喜欢他，他们别无他法，只能拥抱这个男人。这事最多也只能如此了。他们的行为让组长清楚地看到他真的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也变了。不然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在“光秃的角落”酒吧里喝酒或者以其他方式来分享快乐呢。不是施密特，不是施拉克，也不是岩石背叛了他。的确如此！他想。我们在这里消失了，只剩下这个厂子。的确衰败了。他现在用另外的眼睛看他们，用一个陌生人的眼睛。他厌恶地看着衰败的东部：威廉明纳霍夫大街，丑陋的灰色正面墙，鼓得高低不平的人行道，萧条冷落的底层楼。这片美丽牧场[2]的人到底是怎么活的啊，过着猪狗一样的日子。那一个个凄惨（关门）的企业，它们的衰败自然在日益加剧，进步……他们谈到的是进步。难以理解的人。他们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啊。可是，如果是我干的，那么我就要对这不堪入目的情景负责。每个人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把它归罪于我是公平的，尽管人们一直在说服我，说我是另外一个人……他暗自嘲笑自己，继续想到，如果我不是另外一个人，我会亲眼看到这一切吗？马特斯觉得被这些念头弄得神魂颠倒。他强迫自己考虑一下到底是谁这样恶劣地玩弄他们——是他们参与其中（或者是关于他们）的故事（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他应该把这故事讲给谁听而不会遭到嘲笑呢？因为疯狂的是，在他们的车间里，他们就靠这种状况活着；现在，在人们的眼里，仿佛他们负有责任！人们会让他们承担责任，就像他们是真正的统治者一样，通过对他们进行惩罚，把他们抬得高高在上。置于一个角色里……他们从来都没有扮演过的角色。他站在路基上，脱离开了那个角色。他不想被人看到，希望自己真的能从那边的厂门里走出来，只要再走一次，让一切井然有序。

可是，已经是下班时间了。马特斯朝着布略恩采勒街走去，那里是他的家。露易丝，他的妻子，几周前已经被解雇了。他灰溜溜地、狼狈不堪地走进厨房，“就像是蹭着墙回来的”。这时，她心里暗暗地想着，狠劲地摇了摇头。“他现在也回来了。”他听到她说，觉得她并不认识他。他在长椅上坐下来，对这个人讲他的事。可是露易丝知道这个故事，因为他们变压器厂也像个线轴一样被清理了。她经历了转变，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或者将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于是，她对丈夫说：“每个人都心想着，事情只会落到别人头上，直到他自己也成了别人。”——“对！”马特斯就像被露易丝的坦诚电击了一样，“对，是这样的！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但是她没有对另一个人的话做出回应，只是对他说：“现在可别慌了手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看你的样子，好像世界末日到了。明天我们再看吧。”尽管这只是说说而已，也不是针对他说的，他还是觉得心里好舒坦；这是熟悉的语气。早晨，当闹钟尖声叫起来时，他还是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让他吃惊的是，露易丝也躺在那儿，惬意地来回翻着身。他发现，她在透过肘窝观察他，还舔着嘴唇。她没有催他起床。此时此刻，她摸着他的脸，大概是审视一下她让谁躺在自己身边。不是我，他想，我有别的烦恼。可是她也有，就是全然忘记了。自从她猫在家里以来，整天坐在镜子前，把脸抹得白白的，精心打扮自己——时而还会带着购物袋出去散步。两手满满的，就像个前来旅游的美人。他得把她唤回到生活中来。她利用这一状态，过起另一种生活。她非常熟悉一个个履历……从那些昔日由她掌管和记录的领导档案里。当马特斯感觉到那只抚摸他的额头、捏住他鼻子的手时，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本摊开的、她正在通读的书，于是他可以问问她自己到底怎么了：他刚张开嘴要问，她就给他回答了：“来，忘了吧……”随即挤到他或者那个她熟悉的人身边，而他还不习惯在这儿度过上午。他得说正事，告诉她困扰他的是什么。试着和她说一说，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吗？“不，”他说，“我得把这事忘掉。我这样可以活着，或者躺着。躺上几天。可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也许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

一想到这儿，他一下子坐了起来。露易丝知道他要和她谈一谈了，而且光是动一动嘴唇是不够的……因为要是那样的话，对方要能好好听你说才行，而不是像可怜的马特斯这样全身都在颤抖。“你怎么看这事呢？”——不是两个人的事，她嘲弄地心想着。“你失去理智了。”——“不只是我，是我们每个人。”马特斯严肃地答道，试着让她明白什么事情让他感到困惑：昨天他们还是抢手货，这样的人得好好照顾着。工具制造师啊，今天就成了无赖。统治阶级这样被剥夺了权力，变得一文不值，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吗？——露易丝还从来没听到过丈夫这样说话，用这样一些赤裸裸的概念。她身子靠在温暖的羽绒被上。看来今天早上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因为马特斯已经让这事耗尽了力量。不过，她还是忍不住想就她所知道的情况好好谈一谈。她也是给那些事件出过力的人。当时，她在变压器厂负责分发一个个纸袋，里面装的是补偿；它们装在一个旧箱子里，一个纸板盒。所有的纸袋都装在里面，箱子就放在地上，她可以用脚踹。她说：“这事并非那么不同寻常。你爸和我爸不都曾属于征服世界的统治民族，然后又成了俘虏，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被示众。有人给他们，这些要饿死的人，递上一点汤，他们就会尿裤子，一身臭气，像野兽一样。”回忆让他感到厌恶，也让他陷入思考。“劣等人曾经是胜利者。”——“是的，”露易丝说，“你不得不这样认为。”——“现在谁是胜利者？那些将要愚弄我们，证明我们就是野兽的人，因为我们的境况糟透了。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没用的。”他坐在床上，仇恨地睁着双眼：他心里明白，这话是已经变成另一个人的他说的。见此情形，露易丝忍不住大笑起来，浑身直打战，继而毫不客气地驳斥他说：“有人永远都找不回自己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优秀技工被辞退以后成了杀人犯，开枪打死了财务部门负责人。一个师傅，不声不响，一个怪人，在五十岁生日那天，因为在那里找不到工作，从劳动局的窗户里跳下去了。自杀或者发疯，没有人会得到保障。这是世界上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是，如果你无法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出什么变化，你就帮不了他们。”她故意看着他的脸，好像在欣赏那丑陋的变形一样。

这时，有人按响门铃。马特斯特别不好意思让人在这个时间撞到。“哦，你想藏起来吗？一直到你退休的时候。”门铃又响了，也更急切了。露易丝对六神无主的丈夫说：“尽力控制自己。冷静下来。”这样的事情是无法做到的。接着她打开门，楼梯间里站着两个企业工会领导办公室的人，一个坚决果敢的女人胸前抱着公文包，还有一个瘦小男人。女人问：“可怜的马特斯在不在家？”露易丝故意要给马特斯一个穿裤子的时间，于是反问道：“可怜的人？”——“啊，他现在就知道了，如果他受到这样的对待，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她边说边走进房间，“那他就如同一堆粪土了。得有个人给他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或者两个人。”露易丝说着，退进卧室，马特斯还单纯地抱着胳膊。“你听到了吗？”她说，为了激起他的勇气，“你这个可怜的人。”现在他不得不穿着拖鞋走出来。“这个倒霉蛋。他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从来没有在集会上见过你。”果敢的女人边说边打量着这个会员。然而，她知道一个如此悲惨无望的人现在是什么心情。事实上，他是个失业者，他以为自己是个工具制造师，这有什么用呢。而在一个再也动不了的年纪发现这一点，就更加痛苦了。他听到她大声笑着说，真快啊！第二天就是另一个人了，再也不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人，而成了社会救济对象。陷入沉思的马特斯希望她说的不是他，希望她只是把他和千百个辅助工和操作机器的人搞混了。可是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红色背带裤上的标签ГЛАСНОСТЬ[3]：同时看到了不幸。她说这话不是出于对他的同情或爱心，没有任何理由让她这样做，因为他现在不是一个更好的人，没有工作，他根本就不是人。不，这是原则问题，他们之所以想帮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要给他一根救命稻草。如果他不抓住的话，那他就得自己想办法活命了。谁不让一个个机构清清楚楚地了解自己的情况，谁就会被淹死。她们等着他，或者说等着另一个人。——马特斯规规矩矩地聆听着讲解，没有像以往那样在车间里大声笑起来。他清楚地知道，他是社会救济的一个案例：因为他们让他得到救济，这就是证明。瘦小男人补充说，他明天中午在大门口等着，把他带进去。他不要拒绝。然后他们就走了。马特斯还一边会意地点头，一边向露易丝伸出手，说道：“这些官僚，现在他们找上门来了。现在他们来找追随者了。我们这帮自以为是的家伙。他们给了我一根救命稻草。我肯定会淹死的！”他比划了一会儿游泳的样子，然后浑身颤抖起来。“我们的情况比大家想象得还要严重。人们创造了事实——”他会意地看着露易丝：“我的生活被替换了。”——“这可能是好事。”露易丝回答说。于是他紧紧贴着她，好像要让她了解事实，彻底全面地了解。“他们付清了我们的工资。然后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被清算了，难道不是吗。一笔勾销。可是现在谁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可是四个人，即便我们什么都不是——”他冷笑着，“他们必然应付得了。”——“你什么意思？”——“他们可能会把我们当成幽灵，一个鬼影。当成精神病！是的，当我们去那个破地方的时候，他们不就是这样看我们了吗？我们是什么？一伙装病的。”露易丝像个顽皮的孩子一样乐此不疲，一边交替着两脚蹦来蹦去，一边说，“如果你们是四个人，那就去找那三个吧。这样你还算个人。他们也多了一个人。”——“对，”马特斯说，“我得看看他们会怎样。”现在，当他想到施拉克、施密特和岩石时，脸上挂起微笑。“我们可是有价码的。”——“价值不菲呀，”露易丝算计着说，“谁的境况也不会更糟。”

他们就这样说着，激动地度过了一天。其他几个考虑自己的工具制造师的情况也和别人没有两样。故事就这样简单地发展下去，从而也演绎着它的幽默。当马特斯下午去找他们时，他在一张表格上签了字：他的名字，这是条件，字很烂，完全是一种陌生的涂鸦。迈耶尔夫人冲着走廊喊道：“这儿有办撤销的吗？”他走过去，在她面前站住，然后就被撤销了。这句话像药丸一样在他舌头上滚来滚去。他觉得，他顺顺当当地含着它离开了；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他就陶醉似的跑出转门。他的几个工具制造师同伴都坐在沙发椅里，好像钉进去似的。“你们看看吧，”他说，“我是一个无赖，可是他们因此给了我好多钱。”他虚夸的语气再次激怒了他们。施拉克尖刻地问道：“他为什么总是说他们是财产的所有者。”他是在欺骗自己，还是在愚弄整个世界，好让人不再来管他们的事？“你把什么东西搞错了。”施密特嘲弄地说。“现在我们是任人摆布，”岩石说，“他们想让我们看看，我们从前过得就不是人的日子。”马特斯明智地保持沉默，因为如果他反驳（他单纯地这样感觉到），他的人生就不会得到补偿。现在每句话都得好好斟酌。可是这并没有阻止同事们继续唠唠叨叨地说起这件事。“我们大家都搞错了。我们以为，我们有工作，真是幼稚。这事已经过去了。我们把过去和未来搞混了。”——“可是现在你心里明白要发生什么。”——“你的意思是，我们把统治和安逸搞混了。”——“我们安逸地把自己变成了统治者。”——“谁造成了损害，谁也应该自取嘲笑。”——“这事别人也会干的。”——“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他听着大家沮丧地说着，这些固执的肥家伙，他们的玩笑就像被暴风雨连根拔掉了。马特斯觉得毛骨悚然，以为自己在做梦。他们不会任人摆弄？他的问题是，他已经变得清醒了，天很晴朗。难以置信，却是真的，他们都变了，梦的继续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施密特说：“我们进行绝食，你们看怎么样？”他们在一生中，在迄今为止的生存中，似乎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想法。他们反复咀嚼着这个想法。可是，让他们难为情的是，他们这么胖，要多长时间——他们单纯地想着——才能变得苗条呢。一年又一年，还没有等到有人发现，他们恐怕会饿死的。他们对诸如此类的行动没有思想上的准备。空气干巴巴的，几个人喝掉了储存的一点儿啤酒，抽起了雪茄。马特斯，不再是生产组长，梦想着不去管他们，于是沉默不语。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他们的了。

他们继续在一个新机构，也就是劳工局里会面。然而，他们从前只要遇到严重的事情，便一起进门——他们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而现在，他们被一个一个地叫进去，每个人都挤着想当第一个，仿佛毒火攻心似的。第二个和第一个一样，还有第三个，大家都坚持当工具制造师，他们没有别的能力，无权干别的事情，也不会插上翅膀干别的事情。人家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失业者，要量身争取一个位置，他们立刻就要气疯了。这样的症状让工作人员感到好笑，他们想得多么神奇，那曾是个什么样的职业啊：工具制造师！只有马特斯对自己没有把握，立刻就像受到强迫一样，对诊治他的女咨询员坦白说：“我是一个失业者。我是一个失业者。”当她问他“你是工具制造师？”时，他摇摇头：“不，不，我不是，那是以前的事了。”尽管这就写在他的证件上。“什么时候变的啊？”她问。他惊讶地看着她，说：“当我被搞错的时候。”他笑得浑身颤抖。“是谁搞错的？”（这样，她对他追根问底）——“唉，我要是知道就好了。这个故事说来就长了。”于是她别无选择，只能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把他错乱的状态报告给上司，一个朴素的西德人。他隔着门缝观察着这个怪人。“您是哪位啊？”他友好地问，“我们认识吗？”马特斯犹豫了，不知该不该向这个人说实话或者道真情。他眨着眼睛，用拳头抵着嘴。官员误会了他的动作，转过身去问拉罗什，马特斯是否头脑正常。岩石说：“正常不正常，取决于立场。”他认为，马特斯的意思是：这是错的。官员不理解这样的回答，说道：“他知道他不正常？”——“如果只是这种情形就好了。他知道正常秩序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我们还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是受人尊敬的人——”官员移开目光，“这些人会得到治疗和护理的……我们有胜于理智的幸运！”——“哈，”官员说，“啊哈。”——“一个位置……一个社会地位。谁曾经相信这一点，谁就少不了受到创伤，即便他以后生活得越来越好，毕竟会留下什么后患。你们看，你们为他争取到一个工作，不然的话，他永远都会怀念过去，到死都会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官员随之发现拉罗什不完全是个顽固不化、难以沟通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而且马特斯是个同志，甚至是组长，那么谁来担保他会变得理智，而不会对公众造成危险呢？——危险？拉罗什笑起来。——因为他曾经管理过——一个国家？——使之毁灭。岩石拉罗什好像站在很远的地方，没有答话。如果他看到这样的情形，这个失去理智的人，那他就会在绝望中挥起拳头——“工作，工作，工作。”岩石说，以便摆脱掉所有的回应。

就这样，他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因为工作从哪儿来，这是官员要操心的事。就他所知，这事错综复杂，涉及成千上万的人。只是眼前所面对的是最不合适、不知感恩的人，也许就是给他们工作，也帮不了他们。他们在寻找自己，因为他们停留在别的什么地方，停留在业已消失的、他们再也盼不回来却不可或缺的企业和环境里。这是一个可笑而残酷的故事，因为他们都纠结在某种向来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的东西上，一种老胶水，现在他不得不强力地把他们从中解脱出来。他们以前日子过得好吗？他们现在以失业者的身份得到的不是比以前工作时还多吗？不管是不是工作，他们毕竟是人啊。现在，他们是人了，却执拗地闭上眼睛——或者是用拳头堵上嘴。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话，自己照顾自己。照顾自己，而不是所有人，那就太多了。做人吧，他向几个人祈求道，安于现状吧！这对你们再好不过。他们同意了，点头了，可是只有一个条件：他们想做一次，最后做一次工具制造师。——可是为什么呢？你们还想让历史变得更糟吗？他说，不要再唠叨你们那些想法了，别给这个世界演戏了，那只会让世人嘲笑的。

他们现在是人了，媒体也是这样报道的。马特斯痴迷地一晚又一晚坐在电视机前，这东西记性好得可怕，终于让人看到了他曾亲身经历的所有不幸。只是他不是这样经历的。他现在看到他曾经是谁了。这和他刚刚取得的经验一脉相承，因为他被换成另一个人了。他也不得不像换掉街牌一样换掉他的回忆。人们孜孜不倦地向他展示着回忆，直到厌烦透顶，直到他会忘记它。他因此变得那样疲惫，以前工作时可从来没有过。他躺在电视机前，就像被焊接在那儿似的，露易丝无法让他上床睡觉。他在这里有一个工作，它要求他付出一切，他曾经相信的一切。臣服于真相，被事实所诱惑，这是一种惬意，因为它们都是赤裸裸的。他在泥潭里打着滚。

那官员还是做了一些调查，就像寻找坟墓一样，找到了他们过去的工作地点。那儿还有事情在运转着，还登出了招人启事。只要死人翻过身来就行了。企业领导暗示他说，要用年轻人，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工资开销也会少些。别的人就不考虑了。他们的故事因此四处流传开来，一个个编辑部都乐此不疲，纷纷向公众讲述着一个特别的群体，一个陷入边缘的群体。他们被废除了。当马特斯在屏幕上看到自己的身影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工作组庆祝会的录像，不知从哪儿挖出来的模糊不清的奖状。笑死人了。然而，厂主却保持着严肃的表情，毫不犹豫地说要给这些有关的人一次机会。如果他们能够适应，就让他们融入到企业里。——可是干什么？当什么人用？马特斯激动地想，又高兴又担忧。我是他们想要的人吗，因为他能忘记一切？要么就是每个人都认为的那样，真正的我已经被遗忘了。这一夜他是在热切的等待中度过的。在同一时刻，就像在他的内心一样，工厂里的一切也都被颠覆了。人们把厂子清空了，旧机器被换掉或者打包准备运走了。于是就有了空地方，一个个空荡而宝贵的大厅，可谁也看不出厂主到底想干什么。保留工位的条件就这样得到了满足，而工具制造师们又再次出现在他们的，不，是他的公司里。命运让他们在企业里过冬。现在终于看到历史给人的是什么了……他们走进厂院里：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环顾四周，这儿是黑色的铺石路面，轨道，黄色的砖房，一种悲伤的快乐撕扯着他们。他们又回来了，他们恨不得像兄弟一样吼叫起来。他们情绪高昂地上楼去找迈耶尔夫人，她马上就告诫他们要以“您”称呼，要把帽子摘下来。棕色的、蓝色的帽子，施密特和施拉克从来不会摘下它们，因为他们总是把自己的脑袋遮掩着。现在他们光秃秃地站在那儿，感到被出卖了。这是一个好价钱。他们又成了工人。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站在这个地方的。他们非常熟悉它。迈耶尔夫人说，老板让我表示歉意。为什么？施拉克问。他不必这样，岩石说。他们轻轻地彼此碰碰肩，想确认自己都挺立着。他们不是无赖。可是他们也不再是自己，这一点不可否认，他们被从这里扫地出门，现在又像粉尘一样飘了进来。马特斯很不安，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这一切，因为人家现在需要的是另外的人，他们现在就成了这样的人。他摇摆在愧疚与恐惧中，其中也融合了一丝骄傲。他们身上某些东西一定会存在。——我们来了，施密特一本正经地报告说。——是真的吗！迈耶尔夫人用银铃般的声音问道，她的笑声一直伴着他们走到昔日的庇护所，他们的车间。他们本想坐到自己的沙发椅里，却找不到了——他们一眼就看到——这个昔日每个人都抱着被认可的心情可以踏进的客厅变得面目全非。他们心爱的植物世界被清除了。他们干干净净地裹在油布里的仪器也被从抽屉里拽出来，放在随手就能够得着的地方。所有必要的东西都还在，可是什么都不再是他们的了，那些需要人操作的东西。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车间领导劳伦茨就立即朝他们走来。他不用自我介绍，尽管他不是无权对他们做出安排的人。他说：他很高兴在他管辖的领域里看到一个个新面孔，因为在变革之前，把持在这里的似乎是些不想引人注意、唯唯诺诺、嘴里叼着雪茄的人。工具制造师小心翼翼地笑着，看着地板。他只是想看看他们是不是回来了，不过他确信无疑，他们没有这个胆。他露出明显满意的表情打量着他们。为了让他错上加错，施拉克说，“他们死了。四个都死了。这一点你尽可放心。”——“我希望如此。”劳伦茨突然用冷漠的语气说，失去了对谈论的兴趣；仿佛说出一句一言九鼎的话就足够了。他从桌上抓起几张放在那里的报纸，朝着马特斯的胸口扔过去。

他们如愿以偿了。现在他们弯腰去捡报纸，这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了。旧报纸！可是这次会面后，马特斯心情很沉重，工作时他一直在想：正在做工的人是谁。这是双重的付出。自学徒以来，他头一次出了一身汗。回家的路上，他依然在思考，沿着威廉明纳霍夫大街，向右拐进爱迪生街，返回来再沿着施普雷河上的大桥街往下走，想好好地看看这个地方。他现在到底生活在哪一个社会里？映照在水面上的霓虹灯字影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被灭掉了，却又被雇用了。他看着那一个个昏暗的//被灯光照亮的店铺//一张张面孔，这些脚步匆匆的女人，那些被挥之而去的男人。在公园里安身的流浪汉。他还从来没有这样流落到世界的底层，真是闻所未闻。在哪里安身才不会被弄得粉身碎骨呢？他反复考虑着那些难以置信的惊人事件。尽管有种种变故，或者说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境况才如此美妙。不管他是谁，他重新拥有了一切，除了权力，自从有了另一种权力，他要费些力气才能回忆起昔日的权力。跟另一种权力相比，他的那份权力就是个讨人喜欢的表象、一件不严肃的事，首先是一句废话。现在来真格的了，这真是天大的玩笑，因为一个小小的变化就会撕破整个宇宙。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只能改变自己，这就是说，要顺其万变。所以，他的嘴咧得老大，认识他的人，会以为看到的是个小丑。

一路走来，马特斯非常渴望见到别的人，于是就走进了肯定能找到他们的地方。他的三个胖同志都坐在“光秃的角落”酒馆里，单独坐在一张桌边。吧台旁站着厂里的同事，正在庆祝回归。他们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这个四人小组搞错了，就是马特斯的到来也没有造成任何改变。布秦（一个工头）说：“又一个新人。瞧一瞧！工具制造师都被扔出去了。”施密特把马特斯拉到身旁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把自己还没动的啤酒推给他。“这帮人可惹不起。他们是些特殊人物。”瘦小男子说，为了强调历史的讽刺所在。“他们都脱胎换骨了。”劳伦茨边说边向他们望去，却继续装着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他们现在适应不了。”——“这是谁说的？”马特斯问。——“他们不想获得自由。”——“他们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大家高兴地聊着。布秦终于断定：“他穿着背带裤。马特斯还穿着自己的背带裤！他到哪儿去了？”他拉了一下挂在马特斯肥胖的胸膛上的红色裤带，上面写着“ГЛАСНОСТЬ”。“嗐，你把他怎么了？你把他打死了吗？”在这危急时刻，一个钳工小组走进酒馆，尴尬地坐到一个角落里。他们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劳伦茨说：“这就是他们，那些高贵的先生们。工具制造师。”失业的人（他们当然是这样）没理解这是在说谁，先是没有吭声。瘦小男人却向他们这一桌甩来下面的话：“马特斯，你变得这么瘦了。我几乎认不出来你了。一点儿肉都没有了。”马特斯听着别人用自己的名字和那个同事搭上话，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个钳工会怎样回答，而他又是如何考虑自己的状况的。瘦小男人又说：“尘世的荣誉就是这样消失的。你们没救了。”——“荣誉算个屁。我们得到了一笔钱。”马特斯惊讶地听到自己在说话。“多少钱？”布秦问，“你说，马特斯。”——“我知道我值多少钱，”这钳工说，“五千。”一阵哄堂大笑。马特斯困惑地看着这场对峙。他站在对峙两边，那个嘲笑的人和那个被嘲笑的人，单纯地拉紧夹克，免得别人看到自己的矛盾。“你们想象一下，”这钳工继续说，“我手里拿着五千。我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我还没有过这样的好日子。这是一场梦。我以前可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失业者！”有人向他喊道。“一个自由的人。这怎么可能呢？”泪水从他眼眶里涌出来。他挺起身，举着双手跳起舞来。马特斯轻飘飘地坐在椅子上，看着眼前的可怕场景，看着那个像他的人，可又不像他，尽管布秦用他的名字和人搭话，在开玩笑，因为他指的他，马特斯。这个玩笑有一种意义，他害怕因此会让他彻底发疯。因为他现在才意识到，他们受到了特别的打击，过去的意识已经失去，他现在正站在悬崖边上，一步之遥，跃身一跳，他们似乎就会听到地狱的大笑，落入所谓的深渊。坚持下去，马特斯，他心想着。他抓住桌子边缘，因为他感到头昏目眩。他恐怕永远都不再会是他自己了。舞者跳到了吧台旁边，朝一排空杯子上扔下一张百元钞票。“把它们都装满。我请大家喝一轮。”维特里乔夫斯基就像平日里换班时大批人涌来的时候那样，完全打开啤酒龙头。主宰……是谁呢？正如所说的，欢乐主宰着空间，大家显然都很满意，毫不怀疑这事很正常，他们得到了款待。即便是一向严肃而谨慎的施密特和施拉克都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眼看着热闹的景象，头上戴着帽子，脸上的表情温柔得就像有人和他玩过的孩子。他们屈尊到创造历史的伟人水平，伟大的群众的水平。这是为了他们的幸福，因为大家赖以生存的共同愿望汇聚成了个人利益，它不是戴在帽子上，而是揣在兜里。维特里乔夫斯基真的对每个人说：“为了你的健康！”

当四个人走出烟雾腾腾的酒馆时，那几个失业者也跟着他们。他们在自己的角落里发现自己和谁搞混了，那些有名的工具制造师。他们再次受到优待，还敞开肚皮喝着他们的啤酒。马特斯、施拉克、施密特和岩石看着自己在大街上被人围住。荒凉豕区，故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也许吧，”其中一个钳工说，“我们总有一天会一起上街去游行。”小个子岩石抡起胳膊，一场打斗马上就要开始。然而，人们只是相互挤来挤去，争抢昏暗的空间，在脏乎乎的人行道上拼命地往前挤去；忙忙碌碌的一团，好像还如胶似漆地在同一个班上工作。最后，由于醉汉们都瘫倒在地，只是彼此紧紧地贴在一起，不声不响或呻吟着，头碰头或者脸贴脸，一座克莱默的雕像，可他无法称之为飞起来的人[4]。这一夜过后，他们或许在自己的天地里永远不会再陷入孤独。呼噜呼噜的响声、啤酒的臭气、拥抱都证明了一种关联，一切都令人惊奇地拥有的关联。也许并非总是如此，也许现在才是这样。当人类失去了优越感，不再知道他们更好的世界，就如同一个失去了确定性、独立寒风之中的人一样；他们失去了同一方向，陷入疯狂的边缘，他们创造和毁灭，发明和遗忘，在这种情景中再也认不出自己，被本能所束缚，被本能剥夺了权力，也被本能所改变，因为在他们疯狂与理性难以置信的矛盾中，这本能既是他们，又不是他们，一个个躯体不知不觉地分离了，倚靠着一道道墙壁离去，两股黑乎乎的人群，走进一排排房子之中。

随后几天和几周里，他们就像土耳其人一样工作着。为了保持理性，马特斯几乎不敢去细想自己的情况。他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一样，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一切。过去的事情像深渊一样遥远，那都是想象而已。可是你怎能知道现在真的是这光景呢？他们现在不是在做梦。他真的知道事情就合情合理地发生在他们身上。可是合什么情合什么理呢？这是一团乱麻，恐怕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解不开吧。这种情形必然会持续下去，直到有人找到头绪。他单纯地觉得历史来了一次疯狂的表演。他们可以谢天谢地，当兑换点有大笔的钱流动时，没有发生过流血事件。这个世界或许会感到惊奇，不得不为他们付出的代价笑上几百年。这就是惩罚，它比所有的打击加在一起都要痛苦。后来，当他们更加自由地呼吸着他们被置身于其中的陌生空气时，人们看到这些胖男人在微笑。然而，留在其中的是些模糊而未得到澄清的东西。他们可能失去了不太多的东西，但却是些难以忘怀、再也买不回来的东西。——他们是历史的胜利者吗？——没有答案。如果它会说话的话，一定会这样说：他们必须取得这个经验。世上有不少民族，就是死也愿意让历史跟自己开这样的玩笑，只要他们以后的日子会更好些。——故事很快就讲完了，依照一个坚守个体的古老规矩，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规矩。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虚构的，但是所有与现实生存的人相似性都是偶然的，不是有意为之，因为故事没有目的，而它所涉及的许多人都必须讲出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