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督教世界的情怀引领着史料收集
1824年12月《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出版后，兰克立即寄书给普鲁士教育部部长阿腾斯泰恩（K. F. Altenstein）以及教务处处长坎普兹（von Kamptz），并表达调职的愿望，希望有一个能够专心从事研究的职位。兰克12月5日寄出的书信，22日圣诞节前就收到坎普兹回信——答应在普鲁士大学中给他安排教职。紧接着，坎普兹请柏林大学近世史的教授饶莫尔（F. Raumer，1781—1873）审阅兰克的新书。(26)在饶莫尔全力推荐下，兰克在波恩、柏林、耶拿、哈勒等大学中选择了柏林。1825年5月，兰克就在柏林大学正式被聘任为编制外教授，讲授国家政治史。
坎普兹的一系列行为显现了普鲁士1806年战败后全面改革的新貌：文官制度里的官僚有知识、有效率、有担当，成为了社会的骨干。兰克很快速、顺利地被聘任，除了他著作的学术水平令人信服之外，也因为该书以王室冲突、国家政治史为内容，正符合普鲁士当时保守的政治思想路线。(27)讽刺的是，提拔兰克而且终身支持他的坎普兹正是当时人人畏惧、有名的煽动者杀手，他是梅特涅卡尔斯巴德决议的执行者。兰克大弟海恩瑞希、亚恩以及所有自由主义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大学生、教授，包括柏林大学的史莱尔马赫以及后来的马克思都在他查抄及追捕之列。(28)
当时，柏林大学哲学院没有分系，自然科学也隶属哲学院，共有正教授十四人，学生一百六十四人。(29)学院里有创校的神学家史莱尔马赫、柏克，古典文学的罗马史语言考证学家尼布尔、地理及人口学家卡尔·瑞特（Carl Ritter）、历史法学家萨威尼，以及声望如日中天的哲学家黑格尔和他的学生赫恩宁（Leopold von Henning，1791—1866）、哲学史的海恩瑞希·瑞特（Heinrich Ritter）。在语言考证历史取向与玄思历史哲学取向的尖锐对立中，哲学院里的气氛紧绷。资深的史莱尔马赫在1827年否决掉黑格尔当年柏林科学院院士的申请案。黑格尔同年创立《学术批判年报》（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组织自己的阵营，并将史莱尔马赫的学生柏克拉入他的《年报》阵营。黑格尔视尼布尔为深深厌恶的、考证学的头儿。尼布尔每受黑格尔批评，兰克就感同身受。(30)对兰克这位新加入哲学院的年轻考证史学家，黑格尔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别人提及兰克时，他曾回应“那位平庸的史学家”，(31)显然他认识兰克，但是没有重视他。(32)对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他嘲笑说：“那种作品让司考特写就好了。”(33)兰克在柏林斐特烈·威廉大学过街的巷道中租了住处。他在给弟弟的信中除了抱怨大学中人际的纷扰，也诉说编制外教授薪水太微薄。他说自己的生活像学生时期一样简单。
史料考证的私下实作课程：学派的基石
在兰克任职之初，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在这里他开展了终身喜爱的研究实作课（Übung）。(34)实作课是同事饶莫尔介绍他开的课。(35)事实上，这种教学方式早已存在，但不是每位老师都采用。兰克用这门课当成他检选学生以及训练入门弟子的机会，他邀请有意从事研究的学生到他的住处一起阅读史料，并发表研读结果。在实作课里，教与学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每位与课人都是独立的研究者。他们研究一段历史记载、一本历史书或一位史家，并平等地提出看法、分析以及相互批评。兰克在人多的交际场合被批评有英国式的矜持，不能跟别人打成一片，(36)演讲课又有萨克森方言口音，而且目光不投向听众，(37)唯有在实作课上他深感自在，会开怀大笑。每当考证史料，破解了一个因袭已久的错误看法时，他欢欣雀跃。他给大弟的信上屡屡提及上实作课的快乐。他对待这些实作课的学生如同家人，他照顾他们的生活及职业、升迁，(38)他也当学生子女的教父。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里，兰克培养出许多学生，比如1836年兰克通过发起出版《萨克森王室下的德意志帝国年鉴》，强化了实作课效果，他从实作课中选出优秀能干的学生，赋予他们出版史料集的责任，(39)威次（G. Waitz）、柯普克（R. Köpke）、德尼格斯（W. Dönniges）、吉泽布瑞希特（W. Giesebrecht）等人在学生时期都主编过各册的年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另一个更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德意志历史年鉴》，在兰克主导下于1862年成立，这个出版组织也是兰克前后期学生的活跃之地。这些学生们在十九世纪德国史学界分别占据重要的教学、研究、出版、委员会里的重要职位。当兰克九十岁最后一次口述自传时，他还提起了这一段与学生如一家人般的情谊：
我记得已经白了头但当时还年轻的学生，他们参加那时候开始的德国史研究实作课……当时，我们默默开始把种子播下，现今都已成大树，天上的鸟儿们在树上筑巢栖息，我是把我们的实作课与我早先在法兰克福从事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到的这些男士们，他们都各自在世界上走出了康庄大道，然而都紧密地维持着长年的友谊——活着的都如此——这是用文学结合在一起的家庭。(40)
事实上兰克晚年卧病在床时，还思念着威次——他早年的学生，并托人问候他，最后兰克早他一天过世。(41)
兰克实作课的内容是史料考证。兰克在世时就有学者（德罗伊森）用“学派”（Schule）这个词，指称他所培养出的广大的历史研究群体。德罗伊森是以负面意义表达兰克的学生只重视史料考证。他也直截了当地说兰克“盲信史料”（quellengläubig）。正式对“兰克学派”提出批评的是奥地利史家罗连兹（Ottkar Lorenz）。他在1891年兰克过世后五年时，对兰克被学生的成就扭曲、教条化表示惋惜：他认为兰克显然有教学天分，能鼓舞学生。几十年来史学界里他的学生成就斐然，他们所做的中古史史料考证确实成果丰硕。但是，充满历史思想的兰克史学却因此被片面化、单一化了。他在批评“兰克学派”仅以考证为史学，并且尝试重建兰克形象的同时，也归罪于兰克，他认为兰克心中所怀着的历史问题从来不在实作课上提出来讨论，也没有在任何教学场所提起。(42)类似的话，马克思在1864年给恩格斯的信上也表达过，他说兰克是把客观的事（史料考证的事）交给学生青年人去做，而自己处理史学里精神的事。(43)1877年，年轻的法国史家瑟诺博司到德国游学，跟随兰克的学生辈上实作课，在他游学报告里提到的研究实作课是机械而枯燥的，没有考证以外的通史叙述的训练。(44)事实上，如德国史家布朗克（Horst Blanke）所说，十九世纪德国三分之二的博士论文是考证的题目。(45)兰克教学之初建立起的授课方式与内容，影响了整个世纪的史学。
钟爱史料之初现：档案
兰克在柏林大学任职之初，另一件具有长远意义的事，是重读瑞士史家约翰尼斯·米勒（Johannes Müller）在1810年出版的作品。米勒是一位在学术与政治上有杰出成就的传奇人物，也是一名同性恋者。兰克在大学时代就接触到他的作品，并以米勒结合考证与叙事的写作方式为榜样，不过此时的兰克也具有写作经验，看待资料的眼光也更成熟。1825年他在米勒著作的注释里看见米勒引用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外交使节报告档案，这些档案就保存在邻近的柏林普鲁士王室图书馆。(46)这些档案是一位威尼斯人在1650年收集到的，内容横跨十六七世纪，涵括的正是兰克《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之后的时段。
兰克非常快乐并立即着手利用这批档案延续基督教世界发展的主题，与出版商佩尔特斯（Wilhelm Perthes，1793—1853）拟订撰写《十六七世纪的南欧诸侯与族群》系列，第一册写《十六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兰克沉醉在阅读档案及写作中，给大弟的信里说：“不想去上课，只想写作。”这本书的内容，正如他在前言里所说，要讲述近世史关键的时期：“在这时期里奥斯曼不再令人惧怕，反倒是它自己开始要惧怕了。近世史里的两个段落，大家晓得，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差别而区分开来。”(47)这时期的西班牙王朝，一方面代表欧洲六个基督教族群里最强的一个王室，抵挡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同时，它展开美洲殖民，让欧洲走上世界史的舞台。而这些外在的变化，兰克都归因于王朝与族群内部的变化。他在书中要描述的，就是这些变化。这批档案一方面让兰克的创作毫无间断，进一步凸显他第一部成名作里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兰克使用这些档案，呈现出与第一部书不同的史料取向。这是兰克史料认识上的一个转向，开启了他毕生使用档案文献的生涯。
《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前言”有十页，兰克用八页的篇幅讲述当时还几乎不为人知的有关此时期的史料：威尼斯使节档案。(48)他的兴奋之情充斥于字里行间，溢于言表。他介绍这类档案：威尼斯共和国派驻在欧洲各国的使节大约每十四天会给国内提供一份报告。使节们报告驻在国家的需求、弱点、内部的各方势力、与其他王室的关系、爱憎情绪等等。使节们所报告的都是新鲜事物，而且是使节们亲身经历或观察到的事，他们报告的非常仔细。他说十三世纪以来，不只是地中海的强权威尼斯城市共和国有使节报告，其他如那不勒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教皇国也都有使节报告。这些报告，连同母国下达的指示、使节交接的报告等文献都被收集保存着，成为档案。(49)兰克说这些曾经被保存的档案，在世纪的变乱里也散落各地。他如数家珍地说在巴黎、伦敦、维也纳、布鲁塞尔各有哪些使节报告档案，而在柏林以及邻近的古城戈塔（Gotha）也有一批档案。他不掠前人之美，指出约翰尼斯·米勒是他的先行者，曾经在柏林整理出一册使节档案，但是在米勒1807年离开柏林后，这批档案又沉睡了近二十年。他也表达对佩尔特斯规划出版系列的无限感谢。(50)佩尔特斯把戈塔市的53册大开本档案借出来，送到柏林的兰克书房，让他能够把千百件当时人与事的大小文章摊开在他的眼前，任他检选写作。(51)
从此使节报告的档案成为他追寻的对象，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最后三年他到维也纳、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阅读使节报告档案；(52)三十年代里随着题目的转移，他也寻找日耳曼邦国本身的档案，尤其是帝国议会档案。1836年他在曼恩河岸的法兰克福市阅读德意志帝国议会档案，1837年他用普鲁士秘密国家档，也去德勒斯登、魏玛使用萨克森国家总档，阅读德意志帝国议会档案。(53)不论如何，档案代表的史料自此成为他终生追寻的对象。他跟弟弟在信上说：进档案馆是幸福的。他的遗稿里有许多直接间接地向普鲁士官厅请求经济支援的书信，都是为了移地研究，前往以及住在那些档案馆所在的城市。他深有体会地说：史学研究需要别人的“恩宠”，他指官厅以及与官厅有交情的人，或者王室——那当然更好。(54)当然，他不是为收集史料而进档案馆。日耳曼的历史档案从1804年起已经有新成立的《德意志史料集成》计划及组织系统地进行搜集，那是纯粹收集与编辑档案的机构。1858年兰克在巴伐利亚国王支持下成立的历史委员会，更是德国集体、蓬勃而长期的史料收集考订编辑大本营。(55)兰克对档案史料的热情是由他心中的历史问题引导着的。他当时对档案的热爱，是要借以呈现基督教世界是怎样从中古世界走向现代。
自从兰克发现了威尼斯使节报告档案之后，他不再青睐文学性的传记、回忆录、编年记。这些在《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里让他一举成名的史料，相形之下，都太过间接以及二手。它们需要更多的考证才能够澄清它们的可信度。它们有其功能，但是官方的档案文献一般都更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地点，记载的目的以及记载的立场也容易掌握。兰克自此减少了文学性质史料的使用。这现象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传记、回忆录、游记等文学性的作品，以及他早年喜爱的古典文学其中有更多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它们自然而然地从政治上越来越保守的兰克史学中逐渐淡去。
前往维也纳、意大利搜寻档案
威尼斯使节报告档案让兰克着迷，当他沉醉于使用档案写作之时，1827年2月，亚力山大·洪堡从旅居的巴黎回到柏林，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演讲。洪堡给兰克带来意外惊喜。巴黎国家图书馆手稿部门德裔主任哈瑟，他读过兰克的第一部著作，托洪堡转致邀请之意，请兰克到巴黎使用当地收藏的手稿。当年冬天，兰克在凡哈根的沙龙以及在贝蒂娜·冯·阿尔尼姆（Bettina Arnim）家见过几次洪堡，他非常珍惜结识年高望重且具有国际地位的洪堡的机会，每次他都是在沙龙逗留到洪堡离开之后才回家，到家都已过了午夜。(56)然而，对兰克而言，收集十六世纪威尼斯使节报告的档案，更近、更方便的地方却是维也纳。
1827年7月，他的《南欧诸侯与族群》系列第一册《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一出版，他就分送各重要人士。除了洪堡之外，他也寄给普鲁士教育部部长阿腾斯泰恩爵士。兰克在附上的信件中请求在即将来临的寒假里能获允请假前往维也纳，也请求部里替他出具推荐信，以及给予补助出访收集史料的生活费。这封信在他建立与官方关系过程中如同一个里程碑，整个过程显示兰克“厚颜”个性与手段。(57)七月十六日第一封信的内容是：
您殿下：
最卑屈地奉上利用这里国家图书馆中手稿档案所创作的作品。感谢您行政团队的关照，让我使用这些手稿。希望这件作品所致力的及预期达到的，彰显出那些长久以来一直没被注意到的史料能够整理出何其多的近代历史。然而这件事该在有更丰富宝藏的地方去做，在维也纳及在巴黎，不是在这里。
因此，并同感谢，我有个请求。我的愿望是能够在即将来临的大学休课期间前往维也纳，那里有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材料。几位杰出的政界人士也给了我保证，让我有机会可以使用那些材料。我相信至上的尊者您不会不给我做这件事所需的假期。
此外我还有个请求，我需要推荐信以及金钱上的协助，因为我必须承认，用自己的财力支付旅行所需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我这样跟您至高尊者寻求前往维也纳的假期及支助。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用当地的档案写作十六世纪的历史。我告诉我自己，至上尊者的恩典与关照是我一定能够仰仗的。
尊者卑屈的利奥波德·兰克
柏林大学编制外教授(58)
这封信的要求不多，很快就获得正面的回复。同时，兰克也收到亚力山大·洪堡的来信，信里盛赞兰克的新书。兰克立即将这两件令他欣喜的讯息告知出版社的佩尔特斯。兰克附上洪堡的信，他说这封信“对我们的特殊读者群而言，它会是最有吸引力的广告，像洪堡这类博学又有世事阅历的人喜欢这本书，这是个好兆头。”同时也写到：“我们的教育部表示非常愿意支持我的旅行，让我去开启新宝藏。”(59)
途经布拉格，兰克在9月中旬抵达了维也纳。推荐信展现了它的功效，担任宫廷顾问的耿茨（Friedrich von Gentz），亲自协助兰克取得使用国家图书馆的许可，并把兰克引荐给梅特涅。
耿茨是梅特涅最亲信的顾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规划与决议，以及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追捕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人士与管制出版的禁令等都出自耿茨之手，他是全欧洲复辟政治秩序背后的操刀者。兰克在给柏林沙龙名人贝蒂娜·阿尔尼姆夫人的信里，表达了因结识耿茨引以为傲，并且对他有无限的敬佩。兰克的信在描写当地图书馆主管等人之后，写到“对我而言更重要的，当然是另外的一些有直接影响力的人。尤其是耿茨，他让我格外喜欢。他表现出一种穿透性的理解能力，有一个非常正确的思想，了不起的博学。他活在盛开的生命当中。”(60)兰克似乎尽释前嫌，完全忘记他大弟海恩瑞希与亚恩被追捕的日子。兰克在八十岁第三篇自述中回忆，在维也纳的一年里，每周跟耿茨会面一次，后者非常有倾诉的欲望，喜欢讲述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实务。兰克在这里直接接触到欧洲政治核心实务的操作，尤其是认识到1830年7月革命前，欧洲各地自由主义运动带来的紧绷局势下维也纳宫廷的做法。兰克保守政治思想的成熟，明显地跟此时与耿茨的密集相处有关。在接下来的意大利旅途中，兰克不断地与耿茨保持着书信往来。1830年冬返回德国之前他给耿茨写道：“我想我会在一两个月内离开意大利，事实上，若想要看到还没有被暴民革命掉的德意志的话，真的要赶紧回去。要是他们得势，以前是任免市长，现在他们要控制整个王国，任免部长。这是一种传染病，先侵入衰弱的地方。祈神保佑。”(61)兰克将七月革命定位为下层民众（Pöbel，或译为贱民）的暴动，而不是社会运动或自由主义运动。
兰克抵达维也纳后立即在10月2日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阿腾斯泰恩爵士。信中他报告当地图书馆里有哪些重要的威尼斯使节档案，特别强调有三件世所未知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的资料。同时他强调得到耿茨的礼遇及协助，接着他请求延长假期，并资助另外的生活所需。圣诞节新年过后，兰克才给职位稍低的教育部里负责教学的坎普兹写信。信中一方面可见兰克心系档案，另一方面也呈现他细心经营与普鲁士官厅的关系。1828年1月16日的信：
您殿下：
报告这里事情的进展是我早该尽的义务。我之然而一直放下没做，只因为窃自担心会以我私人的事情，打断您所肩负的、很多的，如我所知，重要的业务。
要是我现在再不给殿下报知在维也纳的一切该多么地感谢您，那我就要几近于不知感恩了。有关这里档案使用的许可，我最初是以一般程序申请，但它也以一般程序被退了回来。直到您殿下给我配备的、特别的推荐信被充分参考之后，不仅宫廷顾问冯·耿茨运用了他的影响力，甚至梅特涅大公爵也接见了我。透过他的话语，事情终于得到了正面的结果……
尊者卑屈的利奥波德·兰克
柏林大学编制外教授(62)
兰克谦卑地以子民的态度表达感谢，同时也在信里透露接触到欧洲政治运作的核心人物。三年前才从偏远地方中学走向普鲁士国家官厅，现在更直接与欧洲国际事务主导层面的人物往来，兰克意识到他的身份，也刻意表达他的忠诚。1828年2月初，他在维也纳收到俄国沙皇属下唯一德语大学——多尔巴特（Dorpat）大学校长的邀聘，对方给他三倍的薪水附加其他身份与荣誉。经多方考虑，而且也得知多尔巴特大学同时也把邀聘寄给哈勒大学的克鲁塞（Karl H. Kruse）教授，兰克婉拒了对方。接着他在2月29日给部长阿腾斯泰恩信中报告了此事，强调他对柏林大学的忠诚，对一切给他的支持永怀感恩，不为高薪所诱，因此回绝了俄国的邀聘。他把自己将来脱离编制外教授生活窘困的事，完全交付给部长，一切让部长决定并照顾。(63)另一件同时发生的事，也显示兰克强调他对官厅的忠诚。1828年初，柏林谣传着兰克受维也纳学界及官厅的影响准备改宗天主教。兰克得知后立即非常严肃地写信给坎普兹，他说：“有关我改宗另一教会的事，我向殿下您明确地保证，这一切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是凭空捏造……我确知，我生为新教基督徒，死也会是新教徒。”(64)普鲁士是一个捍卫新教的国家，若是改宗天主教，意味着对立国精神不忠。兰克在谣言加身时，直接而且以誓言般的话向普鲁士思想监控者坎普兹做了剖心的报告。
带着丰富的史料回柏林，呈现人际关系垂直的倾向
兰克也细心维系与官厅周边人物的关系，尤其是柏林沙龙的主持人凡哈根。透过沙龙，兰克可以间接得知并传递讯息给柏林学界与政要。事实上他也及时将受耿茨礼遇，以及被多尔巴特大学邀聘的讯息，透过凡哈根传给柏林学术政治圈。他也托凡哈根转信给返国的亚力山大·洪堡，请洪堡在政府中替他美言。(65)
作为沙龙主人，凡哈根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这个性格也让兰克在书信中能够表达内心的立场，即使如此，兰克的信还是尽其婉转。在他抵达维也纳不久，他报告了史列格尔教授（凡哈根夫妇的旧识）的近况。史列格尔从政界替梅特涅担任奥地利驻德意志国会代表（1815—1818）之后，就回到维也纳大学任教。兰克前往听他的历史哲学演讲课。在给凡哈根信中，兰克说：
但真的是，他的行径很偏颇，他对事物的爱与憎也许真不够合宜（譬如，他称黑格尔是人渣），然而他有细腻的观察力以及许多值得赞誉的能力。我该对他后面这一点多加肯定，对前面那点不要太苛责。尤其是我该对整个人类的行径要以更多的爱来观察，并了解他们……黑格尔的《百科全书》，我也略有所知，包括它的新版，确实有深意，虽然史列格尔说，它只是有深意的调调。不讳言地说，里面也确实有一堆错误及丑恶的东西。它吸引我却也让我排斥它。你有史列格尔的演讲稿吗？(66)
兰克借史列格尔的话痛快地贬斥在柏林瞧不起他的黑格尔。信中许多拐弯抹角的、委婉的叙述，句句都带着杀伤力。所引述史列格尔的话，正是他要传递给柏林学术界的信息。
兰克在维也纳待了一年多，之后去意大利待了两年，在这段移地研究的三年四个月里，他给大弟、二弟的家信最多，其次是给凡哈根的信，再其次是与出版社的佩尔特斯讨论出版计划，以及与官厅长官及与耿茨的通信。同侪中，兰克只与一位保持联系，那是哲学院中的编制外教授海恩瑞希·瑞特（Heinrich Ritter）。他们年纪接近，职级相同，并且瑞特也与黑格尔的玄思哲学不相契合。在兰克与官厅主动而细腻的书信往来对比之下，很清晰地呈现出：兰克没有维护与一般同侪间友谊的努力与兴趣。兰克不重视友谊的个性，《书信集》编者福克斯有隐喻式地描写：对他而言，“友谊如路边的花，当它绽开的时候可以摘下揣在怀里，但是，当它枯了，就让它留在路边”。(67)福克斯解释兰克个性上的这个缺陷，认为主宰着兰克人际伦理的是他传统的阶层观念。他心目中，家庭与国家是神在世俗里创立的伦理团体，家庭中父母子女的关系，以及国家中王室官员与臣民间的尊卑关系永远不变，那是纲常。(68)无可置疑，这种只有上下垂直关系的伦理态度出自路德新教的信仰：官厅是神给予世俗秩序的保证，信徒应该服从官厅。兰克与阿腾斯泰恩书信往来中，他一而再地要求延长假期以及所需的费用：从一个寒假变成整个冬天，从维也纳延伸到意大利，在意大利也两次要求延长假期及生活费。这些看似“厚颜”的请求，无疑是他上下秩序伦理信念中被视为官厅照顾子民理所当然的事。兰克清晰地表达忠诚，也不厌地要求照顾。
因为拿破仑军队1809年将维也纳收藏的许多档案带回法国或归还意大利，兰克以此为理由向普鲁士教育部请求前往意大利，他获得同意与资助后，继续南下搜寻档案。在意大利期间，他往返于佛罗伦萨、罗马与威尼斯三地。意大利档案收藏的情形与普鲁士、奥地利颇有不同，凡是在威尼斯共和国参与国政的贵族世家，他们在自己家族的图书馆里都有私人的档案室，所保存的档案也都是代代继承中的重要资产。罗马的世家贵族经常左右教皇选举，他们家族的档案极有史料价值。兰克以新教徒的身份虽然无法使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档案，但是透过坎普兹以及耿茨的推荐，三地的公立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家都欢迎兰克使用他们的档案。(69)兰克在麦迪昔（Medici）家族档案室中获得极为珍贵的史料，其他如柯尔西尼（Corsini）家族档案、阿托维帝（Altoviti）家族、巴帝（Barti）家族档案收藏也非常的丰富。(70)档案室允许兰克带雇用的抄写员一起进入图书馆，协助兰克复制档案。最密集的阶段，兰克同时雇用两位抄写员每天工作八小时。不论是给出版社的佩尔特斯或凡哈根或给长官、家人写信，兰克史料收集的喜悦都溢于言表。兰克后来带回柏林的资料，让他在教学及主编杂志之余，很快完成《一六一八年针对佛罗伦萨的阴谋》小书及四册《罗马教皇史》。
除了史料收集，兰克在意大利还经历另一项喜悦的事。普鲁士王储斐特烈·威廉四世于1828年12月结束意大利旅行之前，在威尼斯与兰克相遇，他们见了几次面。在给瑞特的信中，兰克提及王储宴请他，而他以《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一书相赠。兰克说“无奈从事史学需要别人的恩惠，而我又特别有我的需求”，(71)希望那本书不会让王储厌烦。语气显示似乎他参加邀宴只是为了历史学研究。事实上，兰克从与官厅的往来，到进一步结识王室，对他而言有进入价值核心的意义，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这也是他在晚年自述中最津津乐道的事。“君主”在兰克的价值体系里，在国家、人民、民族、宪法诸范畴的纠缠中，具有绝对的地位。正如他在不久之后的日记里所写道：“在纯粹概念之下，理想的国家存在于宗教里，在这个国度里有永恒的世界秩序，有永恒的国王。”(72)他终其一生都坚信国家、民族、宪法都应该依附于国王而存在。兰克向瑞特欣喜地表示普鲁士未来的国王称赞他，也待他如老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