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无声：历史与兰克

一、润物无声：历史与兰克

中文世界最早出现“兰克”的文本是西洋史教科书，其次则是辞书性质的工具书，而这两类文本最初都与日本有关。十九世纪末始，兰克的思想及其著作译介至日本，对学院史学产生深刻的影响。适值中国掀起留学日本高潮，留日学生从日本翻译了大量的西学著述，包括数量庞大的各种教科书。中国读书人最初接触兰克，便通过这些不起眼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这类教材讲到十九世纪之进步，对欧洲各国史学发展多有“点名录”式的介绍，尤其对德国史学叙述略多些。当然，借径此类文本认识兰克，仅能知其名，不易见其学，但缘于它的普及性，不同教科书反复再现，使“兰克”与“历史”紧密相联，使之成为近代历史学的象征。

需要指出的是，教科书和辞书所呈现的兰克，与读者的互动程度或有差别。它们所包容的海量信息中，兰克所占的分量均微不足道，沧海一粟，但教科书读者一般需要通读全书，加之不同学程课本多次再现，兰克完全可能进入一般读者的知识世界；但辞书则未必，它的主要功能在备查，不是读者的日常读物，加之辞书中有兰克词条者甚少，故总体来看，辞书在提升兰克知名度方面远不如西洋史教科书。

西洋史教科书

国人最早提到兰克又见诸文字者是王国维（1877—1927）。1900年他为箕作元八（1862—1919）、峰岸米造（1870—1947）合著《西洋史纲》中译本《欧罗巴通史》所作的“序”中说：“日本理学士箕作元八及峰岸米造两君所著《西洋史纲》，盖模德人兰克（Ranke）氏之作，以供中学教科之用者，书虽不越二百页，而数千年来西洋诸国之所以盛衰，文明之所以递嬗，若掌指而棋置，盖彼中最善之作也。”⁽³⁾《西洋史纲》扉页附“历史家之泰斗兰克先生之肖像”，第四部第十四章“最近之进步”写道：

史学家如尼布之《罗马史》，别开生面。次德人兰克，以炯炯史眼，与深刻研究，利用书籍，达观世界历史之趋势。

余如德之Sybel、Baumgarten、Treitschke、Mommsen，英之Freeman、Gardiner，法之Taine，皆名史家，“渐用商业法律之人事学科，至压倒专行于第十八世纪之史法”。⁽⁴⁾《西洋史纲》出版于明治32（1899）年1月30日，五年之内再版27次，“详略得中，风行日本”。⁽⁵⁾《欧罗巴通史》则被清政府列为审定教科书，1901年1月至1902年8月，再版11次，“风行海内，销数业逾二万”。⁽⁶⁾此外，《西洋史纲》及其《要解》，由华文祺、李澂译纂，题名《泰西通史》，文明编译印书局1902年出版，王国维早年的老师藤田丰八（1869—1929）为此译本作序。

箕作元八非常推崇兰克，1899年在《史学杂志》发表《ランケの歴史研究法に就きて》，讨论兰克史学方法与尼布尔等同时代史家的不同。⁽⁷⁾此文曾被署名“嘤鸣”摘译成《历史研究法之三阶级》一小文，发表在成都《戊午周报》（第37期，1919年1月26日），这是迄今所见中文世界最早译述兰克史学理论的文字。文中称，兰克分历史研究法为三段：“（1）考证的研究法者，就各个事实而正确考核之，以阐明其真相之方法也。（2）连络的研究法者，以第一方法所确定之事实，与同时代之事实互相对照，而明其相关之处，次乃推究其与前后时代所有事实之关系，以发见原因、结果之理之方法也。（3）哲学的研究法者，就前二段之研究所得之结果而总括之，以发见其间所存之真理之方法也。”兰克坚守客观立场，“常谓描写史实，须如玻镜之反射物体，以适符原状为度”，他毕生研究中古以下之史实，“利用古文书为治史之材料，盖亦自兰克始也”；第二段研究法则较前者为危险，“初学之人，最易穿入迷途，而下误谬之判断，盖连络不可不据确实之证迹，作客观之研究而归本于理论。……大凡科学研究所得之事实，决非用盲人暗夜探物之法而来，必先立一理论，然后由各方面搜集事实以印证之。历史之第二段研究法，亦根据此法者也。”第三段研究法创始于兰克，他“于前二法之外，并着眼于此法”，其《世界史》即本此三段法完成。兰克谓：“吾人今日之历史，较诸古人之历史，区域广大。吾人力求以支配各国民全体生活之他种原动力，加入历史之中。反言之，即以历史作为一贯之物而考究之，决不为部分之研求是也。”箕作理解兰克之意，以为史家最后之目的，须考知人类发达，系用何种方法，及由何方向而来。若就各个史实而独立研究之，则无论如何精详，终不得为科学。据箕作的解说，“兰克常持客观之见地，以精密之注意，研究历史之事实，并据以观破人类全体发达之真相，实为后世治史者明示南针”。此文译刊于西南内地，在中国学界似无反响。

王国维之所以能准确判断《西洋史纲》与兰克《世界史》存在学缘关系，应与其师藤田丰八有关，后者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读大学期间正是德国史家Ludwig Riess（1861—1928）在东京帝国大学大力宣扬兰克史学之时。Riess、坪井九马三、箕作元八等在日本大讲兰克史学，藤田共享了明治时期流行的兰克思想，尤其关于世界史理念，已脱离兰克之名，而转化为普遍的常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派读书人通过日本普遍加以接受，而王国维应从藤田处获悉。由此，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史学旅行现象：兰克→Riess、坪井九马三→藤田丰八→王国维（诸多传递路线之一）。他们在某些观念上的一致，显然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而是有思想上的传承关系。

兰克曾谓“史学不只是罗列收集死寂的史实，而且要追求对它活生生地理解”，⁽⁸⁾展现历史事实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Zusammenhang）。彼谓“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学不具有哲学系统那样的统一性，但它确实有自己的内在联系。我们看到一系列事件，一个跟着一个，一个又以另一个为条件”，但“条件”不是指绝对的、必然意义上的条件，⁽⁹⁾“一切现象与生命背后之变动发展，乃具有无穷的多样性”，⁽¹⁰⁾“探索因果之网”，⁽¹¹⁾并认识这种联系。强调一切历史知识的基础必须是历史的独特的联系的再现，在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看来，这正是兰克的伟大贡献。⁽¹²⁾关联性原则也体现在兰克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英译Universal History）理念中，它不是各个民族国家历史（national histories）的简单集合，无论汇聚数量有多少，都不能称之为世界史，因为它并不能体现各自的关联。理想中的世界史应该“embraces the events of all nations，and times in their connection，in so far as these affect each other，appear one after the other，and all together form a living totality”。⁽¹³⁾兰克念兹在兹的Zusammenhang，不是叙事写作的技巧，它是兰克心中最深沉的信念，即基督教文化，被视为神迹神意。

Riess在日本讲“Universal History”，完全接受兰克世界史理念，即世界史不是各民族史的丛集，它关注的是“those ties and relations that always existed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由此形成“one living community”，从而理解“the growth of one great community of nations，as it now exists”。换言之，世界史所要处理的是“that only phenomena that at the time or later affected all or nearly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or that have left traits still perceivable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ommunity”。Riess世界史思想可概括为两点：其一，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联；其二，处理对当下历史团体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过去史实。这两点是兰克世界史的基本特点。Riess承认Universal History这一概念并不是最合适的，因为亚洲国家（Asiatic nations）不包含在内，但他又认为暂时没有比Universal History更好的名称，European History也不能代替它。⁽¹⁴⁾

曾留学柏林大学的坪井九马三是Riess在东京帝大的同事，同样推崇兰克史学，谓“余辈所见纯正史学，始于德国兰克”。⁽¹⁵⁾他的《史学研究法》虽以伯伦汉（E. Bernheim）《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为蓝本，但间接接受了兰克的某些思想。例如，伯伦汉在引用兰克的基础上提出历史是一个广大又多面关连的“有生息的整体”（lebendiges Ganze），⁽¹⁶⁾直接启发坪井提出所谓“有機體の歷史”。坪井认为欧洲处于同一个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中包括众多国家，国家之间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欧洲历史可以作为“有机体”来书写。而中国、印度等国的历史只能算是程度相当低的“有机体的历史”。东洋史是否存在类似欧洲史那样的“有机体”，在坪井看来还是一个疑问。⁽¹⁷⁾与伯伦汉一样，坪井认为兰克所悬的世界史理想尚未实现，目前只有兰克所不承认的“列国史”式的万国史，“就好似在日本桥的鱼市场依次清点鱼的情况一样，按一定顺序就可以厘清数量，这是极为器械、极其幼稚的分类方法”。⁽¹⁸⁾此外，坪井也接受历史化现状思维方式，历史研究“只能通过观察现在的社会，以之追溯过往的社会”。⁽¹⁹⁾

藤田丰八作为Riess和坪井九马三在东京帝大的学生，颇受他们思想的熏陶。桑原隲蔵《中等东洋史》（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898年）由藤田的中国学生樊炳清翻译为《东洋史要》，上海东文学社1899年出版。藤田论述该书之旨，命学生王国维写下作为序，曰：

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历史有二，有国史，有世界史。国史者，述关系于一国之事实；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互相关系之事实。二者其界斠然，然其不可无系统则一也。抑古来西洋各国，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今日西洋之文化。我东洋诸国亦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东方数千年来固有之文化。至二者相受相拒，有密接之关系，不过最近世事耳。故欲为完全之历史，今日尚不能，于是大别世界史为东洋史、西洋史之二者，皆主研究历史上诸国相关系之事实，而与国史异其宗旨者也。又曩之所谓西洋史者，亦大抵不过西洋各国国史之集合者，不得称西洋史。其称东洋史、西洋史者，必自国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变，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体者也。⁽²⁰⁾

藤田通过Riess间接接受兰克的世界史理念，作为1897年他撰写《中等教科东洋史》的指导原则。他把“Universal History”日译为“一般史”（普遍史），强调东洋史同样要贯彻兰克的原则，即不是各国国史的“器械的混合”，而是以中国为中心，“历史上与之相关的诸国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团体”，⁽²¹⁾要求“观察国与国之关系，一起一伏，以其现在呈现的状态，尝试演绎其今日状态的由来”。⁽²²⁾这种基于现状而陈述渊源，正是兰克和Riess的历史思考方式，对十九世纪末日本史学界影响颇大，当时出版的各种东洋史和西洋史都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之，几乎与《欧罗巴通史》同时传入中国。如木寺柳次郎编《中等教育西洋历史》（1897年）和《中等教育东洋历史》（1898年）都在“绪论”中明确提出世界历史之定义：“世界历史者，乃及重大之影响于人间社会，以成今日形势之过去事实之记录也。故不问如何事实，苟于人间社会全体无关系者，皆非世界史上之所重者也。”⁽²³⁾

“五四”以后，历史化现状的思考方式，在中国史学界得到相当广泛的推广。何炳松说：“历史为说明现状由来之学，学者果能对于已往陈迹多所会心，则对于当代情形必能了解。”⁽²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的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目标第一条“叙述我国民族之拓展，与历代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以说明我国现状之由来，而阐发三民主义之历史的根据”。⁽²⁵⁾彼时出版的各种历史教科书都宣称探究和叙述“现状之由来”，以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最为典型。张荫麟特别提出选择史实的“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即详近略远。⁽²⁶⁾当然，民国史家这一思考方式不尽直接渊源于兰克，而且它并不是兰克所独有，是十九世纪德国反启蒙的集体思维，但这一历史思维方式的流传，或与兰克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传布有一定的关联，尤其通过日文世界的转译，中国史家很早就接受历史化现状思考方式。事实上，兰克的思考方式是为了反启蒙，反对外来思想，从而肯定自我的特质，承认现状的合理性，为当下辩护。兰克的历史思想与他的政治立场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他这一思想东渐中脱离了时代语境，在日本、中国史学界被化约为叙事方法。

藤田的东洋史理念与兰克和Riess的世界史理念相通，前者所用日语词汇“关系”、“关联”、“团体”，皆对译于Riess依据兰克Weltgeschichte所编写Universal History讲义中概念。“现时之历史团体者”应对译自“one great community of nations，as it now exists”，“关系”、“关联”正是Riess的“ties and relations”、兰克的“Zusammenhang”，“团体”正是兰克口中的“Gemeinschaft”、Riess所说的“community”。藤田不能接受兰克那种没有东洋史的世界史，直接冠之以Riess弃用的“欧洲史”（欧罗巴通史）或“西洋史”，故世界史是“最近世事”。同样，为桑原《中等东洋史》作序的那珂通世也不承认“叙述欧洲之盛衰，名之谓世界史与万国史”的做法，批评这是“一偏之见”，认为东洋文明应受到尊重，“世界文明，非必尽由欧洲，东洋诸国，社会之勃兴，风气之进化，亦不弱于欧洲”。⁽²⁷⁾此外，与坪井对东洋史表示怀疑不同，藤田非常积极建构东洋史体系，后来转向研究西域史和南洋史，都可视为实践以兰克世界史理念主导东洋史的具体表现。

藤田在《泰西通史序》中对兰克世界史理念作了更形象发挥：

史上之现象，既为人类经营运动之成绩，则人类为历史之主题无论矣。而人类中之经营运动最大且伟者，必由其境遇智德最大且伟故，此为大化精神最大之表现乎？时代精神最伟大之权化乎？余虽不之知，然史上现象大都为此辈经营运动之成绩，古来历史如帝王起居注，又如英雄列传者，职是故也。虽然，历史非帝王之起居注，又非英雄之列传，其集合帝王起居注、英雄列传者，仍唯起居注、列传已耳，仍唯起居注、列传之集合者耳，是犹木材土石杂然丛积，而不可谓为室宇也。史上之现象，非由帝王起，非由英雄起，非由众人起，亦非由此等杂然集合者起，乃由此等一定之关系而起。申言之，实由此等之一有机团体相翕应相维系而起也，历史最宜致意者唯此耳。

既知集合帝王起居注、英雄列传者，不可称为一国之历史，则彼称世界各国历史之集合者为世界史，西洋各国历史之集合者为西洋史，固当知其无谓矣。人与人无关系，则无人群之历史，国与国无关系，则无国群之历史。于世界各国间有密切之关系始可为世界史，于西洋各国间有密切之关系始可谓西洋史。若夫胪列各国历史，而漫言此世界史也，此西洋史也，犹胪列国人之传记，而谓为一国之历史，实属无谓之甚者。

藤田再次强调“关系”是历史最根本的东西，“人类之史迹前因后果，如连珠之不绝，若不明其中之关系，则数千年已往之陈迹，幻梦耳，浮云耳，何意义之足云。盖零碎之智识不足称科学故也”。⁽²⁸⁾正因为历史现象“彼此有因果之关系，各自有特别之意义”存焉，有“一定之理法网维于其间”，故呈现为“有机团体”，也就是Riess的“living community”、坪井“有机体的历史”，兰克用词则是“lebendige Gesamtheit”，史学由此成立。

藤田这一思想在当时日本已成为常识，但对中国学界而言却是一种新说，故不少新派学人不断阐扬之。王国维完全接受其师看法，“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西洋史和东洋史上“公共之材料者，除蒙古之西侵与近世欧人之东略外，数千年中殆无可指之事实，故历史之分东西亦所不得已也”。⁽²⁹⁾藤田版世界史理念，不仅被王国维所继承，而且对其他中国学人也有影响。⁽³⁰⁾裘廷梁是与藤田同为《泰西通史》作序者，表达了与藤田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历史非徒为“陈人塑绘其面目”，应考究“一群一族之渐张，一文一野之递嬗，始必有其所由来，后必有其所终极”，否则四千年之事实，如“梦幻泡影”。⁽³¹⁾1903年贺绍章为特社译补的《世界通史》所作的“序例”，论述“世界史”则模仿藤田，谓：

虽然，土石材木所以为室也，贸然摭土石材木，错杂而丛积之，可以为室乎？夫史虽为人类经营运动之陈迹，而非有组织之法则，具特别意识发见其精神所存在，则亦漠然一无机物耳，奚屑屑于此数千年陈迹、数十百卷之故纸为然。而精神者究仍属于事迹之附丽物，则夫时期之发见、文野之递嬗、形势之变异，若政治、宗教、法律、学术、语言、文字、美术，与夫种种有形无形之事事物物，溯厥由来，究所终极，若何因若何果，若何关系，若何影响，沟而通之，键而钥之，厘然划然，若眉列而掌指，则舍世界史，奚赖读世界史而知数千年人类之经营运动之陈迹之非偶焉凑合也，而知综此数千年人类之经营运动之陈迹非漫焉掇录也，于历史哲学其亦庶几，抑予闻西哲之言曰：“史一有机体物也。”⁽³²⁾

贺氏所说“史一有机体物”应与藤田“有机团体”同意，强调因史实之间的关联而成一有生气之整体。一方面，兰克的有机体历史观，不同于彼时在日本和中国非常流行的进化论历史观，他所看重的内在关联，不是社会进化论意义上具有演化性质的有机体，兰克并不主张线性史观，相反的，他是进步史观强有力的批评者；另一方面，中日史家所理解的“关系”、“关联”，只是呈现事物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在叙事方面则表现为写作技巧，掏空了兰克提出“关联”所蕴含的宗教信念。

兰克的思想遗产在被东亚接受过程中，他的精神面相被剥离，剩下的是冰冷的叙事技术，诸如因果关系、有机整体、团体等，早已脱离兰克之名蕴含于中国史学界，成为普遍的常识。当然，这些思想并不是兰克所独有，被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其他史学家所共享。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近代史学界一些非常流行的语录，与兰克某些观点颇有“形似”之处，但言说者似完全没有联想到兰克的存在。1920年代梁启超谓“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依我看，十有八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键。”⁽³³⁾他也讲过“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真是理想的历史，要把地球上全体人类的事迹连合起来，这才算得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历史好像一条长练，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所以对于事实与事实的关系，要用细密锐敏的眼光去观察它”。⁽³⁴⁾与梁氏类似的论述者不少，如谓“历史是整个的……如许多铁环连系着的一条锁链”，⁽³⁵⁾或“历史是整个的，一件事体的发生，都有他的前因后果”，⁽³⁶⁾又谓“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不可割裂的”，⁽³⁷⁾或称“原来历史是许多相互因果的事件结构而成……因为历史是整个的”，⁽³⁸⁾或说“历史是有机的”。⁽³⁹⁾当然，这些言说的具体语境千差万别，不见得与兰克有关系，但他们都把历史想象成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历史是单数的，则与兰克一致。

《欧罗巴通史》之后，汉译日本西洋教科书陆续出现，数量颇多，大都提及兰克，并略有说明。1901年金粟斋译刊的《西洋史要》说德国史家兰克、特莱屈克“皆以泰斗见称”。1902年杭州史学斋发行的《西洋历史》谓德国“史学尤隆盛，伦恺、蒙逊、士俾尔、德黎底开，皆其选也”。⁽⁴⁰⁾1902年敬业学社出版的《欧洲历史揽要》则说：“史学家如尼布之《罗马史》，德人兰克之实际研究世界历史，而德之西比尔，英之富利孟，皆著名欧洲者也。”1902年作新社编译的《万国历史》叙述“十九世纪之文学及哲学”，所涉及的欧洲史家更是繁多，其中“日耳曼史家最众，如索洛赛尔（Schlosser）、黑伦（Heeren）、路莫尔（Raumer）、伦科（Ranke）等，皆有名于时，而伦科尤著。其余潜讨各专门之历史者，皆以研究各国各时代为宗，如当科尔（Duncker）、威波尔（Weber）、妈母参（Mommsen）是也。而伦格（Lunge）之唯物论史，亦有名者也”。1903年开明书店译刊的《世界史要》谓“历史家有兰克一变史学之风潮”，余如Sybel、Mommsen等相继而出，“压倒专行于十八世纪之史法”，⁽⁴¹⁾此处当取自《欧罗巴通史》。1903年上海通社从日文译刊德人编著的《世界通史》，描述十九世纪欧洲史学之概况，颇能代表清末出版的各种西洋史、万国史教科书对此的叙述：

德国之日耳曼史，一八一九年，成于斯泰因（Freiherr V. Stein）之手。他若牛布尔（Niebuhr）著《罗马史》，秀落尔（Schlosser）著《十八世纪史》，德尔曼（Dahlmann）著《丹麦史》，皆史家之表表者。又有兰该（Ranke）一八八六年殁，开客观主义之一派，其文足雄视古今；于法国则西蒙底（Sismondi）理财家兼通史学，巴伦的（Barante）著《文学史》，基俊（Guizot）著《革命史》，米奈（Mignet）著《革命史》，甲尔（Thiers）著《拿破仑传》，亦皆有名于世；于英国则克罗笃（Grote）著《希腊史》，墨哥列（Macaulay）著《英国史》，加雷尔（Carlyle）著《人物论》，最有特色。

1905年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的《西洋史》说：“德国史学界，输入科学的研究法，崭然一新面目者，先有牛布尔之《罗马史》，继有兰楷之《世界史》，均推杰作。二人学问该博，且历史之眼光极大，故能自杼机轴，雄视古今，诚史界之泰斗也。”⁽⁴²⁾1905年教育普及社编译《西洋史提纲》谓兰克“为近世史学之泰斗”。⁽⁴³⁾1906年梁焕均编的《西洋历史》在“十九世纪之文化思潮”一章谓“牛布尔著《罗马史》，与他历史家议论不同，能自立新派，一新史学界之面目。兰该以根本历史材料创科学历史”。⁽⁴⁴⁾

在日本西洋史教科书中，本多浅治郎、濑川秀雄教科书的兰克叙述对中国影响尤巨。本多浅治郎编写的西洋史教科书种类多，《新体西洋历史教科书》（东京开盛堂，1899年）第374页和《新撰西洋史教科书》（宝永馆，1902年）第313页仅列兰克之名和生卒年，没有其他任何说明。《新撰西洋史教科书参照图画》（宝永馆，1903年）第100页有第90幅图兰克肖像。⁽⁴⁵⁾《新体西洋历史参考书》（东京开盛堂，1900年）第686页有兰克说明，并附兰克肖像插图，⁽⁴⁶⁾1906年湖北兴文社译刊此书，关于兰克，删除了肖像，但说明文字直译如下：

兰盖（Ranke），德意志人，近世历史家之泰斗也。其著作甚多，不遑枚举，然其最有名者，如《罗马法王史》（History of Popes）、《万国史》等是也。兰氏又唱道史学研究法之新说，及撰择材料不可不慎等云云。⁽⁴⁷⁾

1910年熊钟麟等译本多浅治郎《高等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说明略有增添，如下：

兰格（Leopold von Ranke）千七百九十五年至千八百八十六年。幼聪颖，就学来比锡大学。二十二岁，为佛朗渡学校教员。千八百二十四年，梓《近代史论》一书，受知普鲁士文部省，擢柏林大学教授。旋衔命游意大利，因墨德尼绍介，得遍览各地宝藏书库。归后熏陶后学，搜索史事，主史学分科研究，造历史科学之新时期。其体躯强健，寿九十有奇。晚年犹孜孜不倦，故其著述浩如烟海，《罗马法王史》、《宗教改革时代之德意志史》、《普鲁士史》、《世界史》等，最显于世。⁽⁴⁸⁾

该汉译本流传很广，至1915年再版4次。

濑川秀雄《西洋通史》是迄今所见西洋史教科书中对兰克叙述最详者，此后中国学人编写西洋史或世界史作品，有关兰克文字多辗转摘录于此。《西洋通史》初版于1904年，1907年富山房出版了汉译本，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章起渭中译本。此书特色之一，即“自古代以至今世，凡文艺科学进步之事，最史家所宜讲究，乃普遍教科书，所说皆甚简短，故本书特别立为章，以记其大概”。⁽⁴⁹⁾其中对兰克的述评尤多，摘录如下：

及兰凯出，尤为世界史山斗。兰凯一千七百九十五年生，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卒。幼入乡校受教育，后入利比瑟大学，习古典学、神学。年二十二，充法兰克福某校教授，任古典学、史学两科。精通古代史、中世史。寻著《罗马德意志民族史》自一千四百九十四年至一千五百十六年，推为柏林大学教授。厥后五十年，教育不倦。且入柏林图书馆，搜求残编，得宗教改革时代古文，著书名曰《十六七世纪之土耳其及西班牙帝国》，订正沿传之讹。后又得普国资给，旅行维也纳、意大利，搜求古籍，以科学法研究史学，兰氏实建其基。归国后，充政府机关杂志主笔，以直言无忌，为人所嫉，乃专心史学，著《德意志宗教改革时代纪事》、《罗马教王纪》行世。旋任普国修史官，著《普国史》，风靡一世。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列为贵族。其《世界史》，八十一岁方属稿，内论世界发展以至变迁，盖积六十年之研究而后笔之于书，故史实丰富，而记述有统系也。要之兰凯之作史也，凡于文书记录，当解释之先，务祛偏见，本其博洽之学识，以试其科学的批判，必得有稳健之决案，而后下笔焉。故其书，议论中正确实，文章平易晓畅，生气跃然，令阅者赞叹不已也。氏又为散文大家，而其人格之伟，尤足矜式一时。⁽⁵⁰⁾

此外，1911年濑川出版《西洋全史》，下卷第五编“十九世纪以后文艺科学之概观”，重复《西洋通史》关于兰克叙述，仅增添兰克肖像。⁽⁵¹⁾此书虽没有中译本，但被中国史家广为参考。

本多浅治郎和濑川秀雄有关兰克叙述的史源何在？笔者以为他们都参考了1903年12月20日高桑驹吉在东京帝国大学举行的兰克纪念会上的讲话《关于兰克之事迹》。⁽⁵²⁾两者的兰克说明文字都源于此，而本多又兼参考濑川的书，如关于尼布尔介绍，几乎抄自濑川。本多和濑川虽不是照抄高桑文，而是重新组织文字，但有关兰克的细节皆源于此。濑川谓兰克第一本著作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上自1494年，下迄1516年，这并不是他的笔误，也不是手民误植。此书下限有1535或1514年两种，但从不曾出现1516年，濑川为什么会写成1516年，原来他是有所本的，即高桑《关于兰克之事迹》，应该是高桑的笔误，但这一笔误却可作为濑川有关兰克论述源出高桑的一个力证。为什么说本多氏不是完全依据濑川的书，同时也参考高桑《关于兰克之事迹》？本多氏说兰克“因墨德尼绍介，得遍览各地宝藏书库”，墨德尼即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濑川舍弃这一细节，本多氏依据高桑文保留。

高桑驹吉很崇拜兰克，1898年他出版《中等西洋史》就写到德国史学家兰克等人开一新纪元，⁽⁵³⁾1903年《西洋史参考书略解题》介绍兰克《世界史》，谓“兰克作为空前的大史学家人尽皆知，因此本书的价值勿须赘述”，兰克写到十字军东征便去世，之后的记述从兰克其他数十种著作中能找到与之联络，“足以窥见兰克的近世史史论”。高桑氏很了解兰克《世界史》德文本和英译本出版状况，足见他一直跟踪兰克著作的出版动态。⁽⁵⁴⁾他在《袖珍世界史要》自序引用“绝世之史家”兰克的话“对每个事象，在极大爱慕之中也不可忘记普遍意义”，认为特殊和普遍是史学两大生命，欲追求普遍意义应先注意特殊事象。⁽⁵⁵⁾由此可见，他对兰克思想的个体性原则有所把握，与一般辗转抄袭者不可同语。

濑川秀雄《西洋通史》和《西洋全史》对提高兰克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就西洋通史性质著作来说，叙述兰克之详尚无出其右者。民国时期中国所编著的各种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略有介绍，如李泰棻《西洋大历史》（第3版）、《新著西洋近百年史》、《新著世界史》，顾康伯编《西洋文化史大纲》（中华书局，1936年），高维昌编《西洋近代文化史大纲》（1932年），许毅编《世界近世史》（百城书局，1932年），张仲和《西史纲要》（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等，都直接或间接渊源于濑川、本多二氏的西洋史教科书。国人编西洋史教科书存在互相沿袭，如李泰棻有关兰克论述源出濑川，他所编各种西洋史教科书颇为流行，后来其他人编西洋史对其有所取材，如刘炳荣《西洋文化史纲》（太平洋书店，1926年）的兰克论述就直接抄袭李泰棻，却不是取自濑川。总之，一般中国读书人多听过兰克名字，对其略知一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上述西洋史教科书的普及作用，而它们之所以能提供一些兰克知识，则多发端于濑川。从这层意义上说，兰克在华译介史上，濑川扮演了类似“超级传播者”的功能。

此外，傅运森《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和张相《新制西洋史教本》两种中学历史课本，是北洋政府时期流行最广的西洋史教科书，都提到兰克，前者谓“兰凯尤为近代世界史学之巨子，于历史之研究特开生面者”，⁽⁵⁶⁾后者说“自德人蓝开以史学应用于科学之研究而史学界一新，故蓝开实为史学之泰斗”。⁽⁵⁷⁾他们之所以会写到兰克，实受日本西洋史教科书的影响，如傅运森是濑川《西洋通史》章起渭中译本的校订者，自然熟悉这本书。1932年唐幼峰编译《外国史纲要》是迄今所见中文世界西洋史教科书有兰克肖像插图者，谓“史学自德意志之兰克出，开科学的研究法”。⁽⁵⁸⁾唐氏所列参考书除了中文书籍之外，都为日文书，尤其是诹访德太郎《最も要領を得たる西洋歷史：受験準備》（大修馆书店，1925年），所附兰克肖像在日文书中颇为常见，如濑川的《西洋全史》，唐氏应该是复制于日文书。

1920年代以来，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的西洋史教材逐渐占据中国西洋史教科书的广阔市场，而日本西洋史教科书从晚清以来在中国兴盛的局面日趋没落。但是，当时国人所编西洋史教科书提及兰克者，多数仍与日本教科书有关，只有少数取自欧美。1925年周传儒《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世界史》一书，受何炳松影响，专列一节介绍现代史学，篇幅近两页，叙述美国史家文字颇多，德国史学仅三人：蒙森、Schlosser、兰克。彼谓Schlosser“侧重于国民生活及文化之研究，在人文史上别开生面”，此语取自濑川；而谓兰克“侧重民族思想与爱国精神，为德国史学大师，而其应用科学之方法以研究历史，尤为世所推重云”，⁽⁵⁹⁾为此处不仅有濑川的痕迹，还吸收了鲁滨逊的看法，尤其“民族思想与爱国精神”则是鲁氏《新史学》的观点。1933年罗家柱《近百年西洋史》谓兰克“侧重民族思想，鼓示爱国主义，尤其特色”，⁽⁶⁰⁾显然抄自周传儒的教科书。何炳松编的各种西洋史教科书都没有道及兰克，如《近世欧洲史》甚至写到“近代史学家”和“德国历史家及其影响”，不提任何一个史家名字。鲁滨逊和海斯（Carlton J. H. Hayes）的各种教科书在民国历史教育界最为流行，正文均无专门介绍兰克。1935年金兆梓《高中外国史》将兰克定位在“属于康德学派而持唯心史观的史家”，强调由于兰克提倡“一时代历史的解释须根据其时代精神”，此后史家对于史料的别择便严格起来。⁽⁶¹⁾1937年陈祖源《初中外国史》说“历史在十八世纪时大都阐明人生的哲理，至十九世纪，始考据严密，批评公正，成科学的历史”，注释谓“德国兰克和拉姆累赫特，创立历史科学的基础”。⁽⁶²⁾金、陈二氏外国史与日人教科书并无交集，当本之西文著作。⁽⁶³⁾进入1950年代以后，世界史教科书包括从苏联翻译来的，似都没再现兰克。如果评估西洋史教科书对译介兰克的作用，仍以日人西洋史教科书为主，国人所编西洋史教材若出现兰克，大多模仿和取材于日人教材。

辞书

如果说西洋史教科书中对于推介兰克有重要作用的是日人教科书，那么近代以来中国出版各种辞书中的兰克，则有日本、欧美、苏联多方力量的参与。中文世界辞书最早出现兰克是1904年宁波新学会社编译的日本坂本健一《外国地名人名辞典》，兰克译名为“兰该”，辞条内容则为“里泊德兰该者，德意志有名之历史家也。生于突林克，著《十六十七世纪罗马法皇之历史》及《德意志沿革史》等”，标明生卒年。⁽⁶⁴⁾

上海山西大学译书院1908年出版《世界名人传略》（One Thousand Biographies），其中有“兰克”辞条，这是迄今所见中文世界最早从英文汉译的兰克文献，摘录如下：

兰克　立泊德Ranke，Leopold生一七九五年，卒一八八六年

德国史学家，初习神学、古文学。希腊、拉丁两种文谓之古文。学成，为某校教习。顾氏所注意者，尤在史学，著书论条顿种人、罗马种人在宗教改革时代之情形，复评骘近今史学家之得失，由是其名大著，柏林聘为史学教授，主讲席者四十余年。其间尝奉命往奥国之维也纳、意大利之腓尼斯、罗马、佛连色诸地，考其金匮石室之藏，于是闻见益夥，归著南欧第十六七两世纪志、塞尔维亚腓尼斯合志。《第十六七两世纪教皇历史》，此为氏生平最大著作。乃复究心于欧洲中北两境之事，著日耳曼改教史、普鲁士史、第十六七两世纪法兰西史、第十七世纪英吉利史。此外又有七年战之原因、日耳曼列邦联盟史、一七九一九二年间革命诸战史、腓尼斯史、世界史、第十七世纪之日耳曼法兰西史及普王大佛得力威廉第四、奥将瓦连士典、普臣哈登伯诸人大事记。政府重其才，封之以爵。氏著史以言政为主义，注重于朝廷，而于人民社会之情形，则从略焉。⁽⁶⁵⁾

此辞条与从日文翻译的兰克信息有所不同，准确揭示了兰克史学特征之一，即“以言政为主义，注重于朝廷，而于人民社会之情形，则从略焉”（His standpoint was that of the statesman；and he fails to give due prominence to the social sid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此或为解释兰克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界隐而不彰的原因之一。《世界名人传略》选译自David Patrick（1849—1914）和Francis Hindes Groome（1851—1902）编Chambers'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897年），取一千余条名人传记。中译本误会“张伯尔”（Chambers）为作者，此实是英国一家出版商名，由Robert和William兄弟创立，以出版Chambers's Encyclopaedia闻名。《世界名人传略》对提升兰克在华的知名度似没有发挥作用，远不及濑川秀雄《西洋通史》。

1923年唐敬杲编纂《新文化辞书》收录兰克辞条：

Ranke，Leopold von（1794—1886）［兰凯］

建设现代史学之基础的德意志著名历史家。生在土林弇（Thuringen=Thuringia）的维埃（Wiehe）。十八岁入来比锡（Leipzig）大学，学神学、古典学。一八一八年，为弗兰克津（Frankfurt=an-der-Oder=Frankfurt-on-the Oder）文科中学校（Gymnasium）教师，于教授古文学的时期中，立志一生专研究史学。一八二四年，始出《罗马和德意志民族史》（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1535）。一八二五年，任柏林大学的史学教授，着手于威尼斯（Venice=Venezia）旧记之研究，评定古文书之历史的价值。没有几时，受普鲁士政府委任，赴维也纳（Vienna=Wien）、威尼斯、罗马、佛罗稜斯（Florence=Firenze）等研究其书库。著南欧罗巴诸国的历史。从一八三四到三七年，出《十六七世纪的罗马教皇史》（Die Römischen Päpste，ihre Kirche und ihr Staat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得世界之叹赏。一八四一年，为普鲁士史官；一八七一年，辞去，专从事于著述。八十一岁时，着手著《世界史》，发表从古代到中代之一部，凡七卷；死后，更出版近世史之一部，共二卷。兰凯学殖深邃，识见高超，以公正无私的态度观察史实，以世界史的眼光论证事物，文章也极严正而多含蓄。兰凯年九十一。全集极浩瀚，纂为五十四部。⁽⁶⁶⁾

1928年孙俍工编的《文艺辞典》兰克辞条，⁽⁶⁷⁾则是摘录于唐氏《新文化辞书》，甚至连生年错误一并接受。唐氏说《辞书》的材料取自外国，⁽⁶⁸⁾虽无明示，但应多为欧美出版的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如上述兰克辞条，与The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文字雷同颇多。⁽⁶⁹⁾1936年潘念之、金溟编译《世界人名大辞典》也有兰克辞条，生平活动、著作介绍比《新文化辞书》详，其评价谓：“他是德意志最大之史学家，历史之客观的叙述之代表者，以活用从来所舍弃之史料，且加以犀利之批评和艺术的叙述称著。他又最初开讲史学之演习（Übungen），指导后进，产生蓝刻派之史学家，如Waitz、Giesebrecht、Sybel等一时辈出，风靡于史学之世界。以90岁的长寿和学识之精励，其著述网罗南欧、德、法、英诸国底各时代各方面之历史，且及于自己所体验之史实。”⁽⁷⁰⁾与《新文化辞书》一样，《世界人名大辞典》兰克辞条也应编译自Encyclopædia之类的辞书，不过具体史源尚不能确定。

如果说以上辞书取材于日本、欧美，而1961年《辞海》兰克辞条：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1825—1871）、普鲁士王家史官（1841年起）。他重视历史资料的分析，著有《1494—1535拉丁、日耳曼民族史》《罗马教皇史》等。但他是一个极端的唯心主义者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承认上帝对历史的直接干涉，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为神圣罗马帝国和普鲁士王国是“德国精神”和君主制度的体现，视革命运动为一种“混乱和破坏的力量”。以他为首的兰克学派，在德国资产阶级史学中，长期占着统治地位。⁽⁷¹⁾

生平活动描述文字大为减少，评论尚多，但以负面为主，当与苏联史学有关。以上这些辞书是兰克在华接触史所呈现的诸多面相之一，就重建接触史实有其意义。但从接受角度来说，这类文本所展现的兰克知识，编纂者虽认为是有价值的知识，但它隐藏在海量的知识库里，一般读者对此类书籍是否有兴趣？即使打开知识库，是否会注意到兰克？读者多大程度上会通过这类文本获取兰克知识？这些问题或不能过于乐观回答，它完全可能是一种“死”知识，不曾进入读者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