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接受与批判
二十世纪初，Introduction译介至日本，先后有两种日译本：（1）《历史研究法纲要》，村川坚固、石泽发身节译，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出版；（2）《历史学入门》，高桥巳寿卫译，东京人文阁1942年出版。在中国，史学专业化起步比日本晚，Introduction至“五四”前后始引起中国史学界注意，一直风行不衰，多被选为史学方法课程的教材，甚至到1970年代为止，中译本仍是台湾各大学历史系的史学方法教科书。
民国史坛关于史法知识来源大体有三端：Introduction、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伯伦汉Lehrbuch和Einleitung，但只有Introduction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拥有大量的读者，其他外人著作不能与之比肩。首先，它很早就有英译本（1898年）、中译本（1926年），稍后又有何炳松英文选编本（1928年），读者取阅方便；相反，伯伦汉作品名望最高，但系德文著作，长期没有英译本，“行文生涩，举例均为中古史，不适于初学者”，在欧美学术界不及Introduction享名之盛，(96)1937年《史学方法论》中译本问世，读者寥寥，反响甚微。坪井《史学研究法》虽最早传入中国，但一直处于隐性传播，受众面也不如Introduction之广；其次，Introduction三百余页，篇幅适中，行文精炼，面向普通大众，被中国史家广泛采为教材用。而伯伦汉著作增订之后长达八百余页，“繁重难读”，(97)不免曲高和寡。Introduction批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撰述所用的语言和编排形式，“使得它对绝大多数法国读者来说，是难以明白的”，(98)那么对中国读者来说更是困难；再次，就内容来说，Introduction将治史程序做了简约化处理，重史料搜集批判，拒斥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契合民国史坛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风气。
Introduction在民国史坛的流行文本主要有三种：其一，英译本。法文本出版的翌年，1898年G. G. Berry译成英文出版，“五四”前后传入中国，许多中国史家读过英译本；其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李思纯译本，题名《史学原论》，此后多次再版。李译本采用文言，删除原著注释，译文虽略有小疵，(99)然大体可读，讲授者不以李译本为课本，即以之作参考教材。(100)金陵大学开设“历史研究法”，讲授历史之重要原则、编纂方法，尤注重史材之分析，研究史学家之理论，并选读其名著，所用教科书即李译本。(101)再如洪业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开设“初级历史方法”课，要求学生细读李译《史学原论》、何炳松《通史新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02)其三，英文本《历史研究法》（“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28年），系何炳松据英译本选编而成。全书共十章，(103)首附何氏所撰中文导言，说明史学之性质、中外史学之异同，正文难解字句加中文注释，以便读者。
中国读者通过接触Introduction法文本、或英译本、或中译本、或何炳松选编本，对他们的史学思想产生不同程度的正面影响。古史研究者徐炳昶回忆：“民国成立以后，我又到法国留学。当民国四年，我才读到法儒Langlois和Seignobos合著的《史业导言》（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及其他历史方法论的书，才晓得对于史料必须要用种种方法，慎重批评和处理才可以达到科学的历史的目的。在此以前，我觉得我对于历史的事实知道的颇多，自此以后，我才感觉到毫无所知！因为这些全未经批评的史实，尚未足以言历史知识也。我今日对于各家的历史、历史方法及历史思想的著作，虽然也读过一些，但是对于我个人影响之大，再没有超过于《读通鉴论》《宋论》《史业导言》以上者。”(104)徐氏回国之后，曾翻译Introduction。(105)他接受Introduction治史思想，注重史料的原始性，否定历史定则，“历史为人类积累之经验，历史科学无一定公式……人类社会因为太复杂，包含因素太多，所以历史无重演性，也就是没有公式”。(106)1926年12月18日，徐氏作为北大教务长在该校讲演“怎样才能整理国故”，有些话几乎直接从Introduction拿来，如历史功效是“间接而又间接”，“训练精神的一种很好的工具”，“人类一切事业全是古代演变出来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把这些变化的陈迹和定律诏示大群，使大家将来遇见社会的演变，不至于惊骇失措”，“历史并不是一种直接观察的科学，却是一种间接推理的科学”。(107)这些论述均出现在Introduction。
青年学人曹聚仁在上海读到中译本《史学原论》，跟徐氏有相同的上述阅读感受，谓“这正是先获我心”。(108)他还推荐此书给其他人，“有一次，一位朋友要我指导他以学习新闻写作的门径，我告诉他先看色诺波斯（Seignobos）的《史学原论》。因为我和他非常知己，所以不妨说老实话——即不妨叫他从基本练习上开始，他也相信了我的话，肯去做这些的基本的练习。经过了一年的练习，他现在已经明白，这一类的练习，即是养成历史的态度，运用历史的方法”。(109)1932年夏鼐在清华大学认真研读Introduction中译本和英译本，谓：“这书原文是名著，值得一读，但译文殊生硬，借得英译本作对照，略改几字。”(110)
齐思和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他追忆：“在大学的史学方法班上，我又读了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家朗古鲁和赛尼保二人合著的《历史研究导言》。这部书是资产阶级历史学方法论的基本书籍之一。当时我感觉到这书中所讲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如搜集史料、研究版本、校勘文字、考证事实的方法，和清人的考据方法也差不多，但是比清人讲的更加透辟，更加有条理。因此，一方面我对于书中所讲的很容易接受，以为是分析入微，一方面把这洋考据学和自己所学到的中国旧日的考据学结合起来了。这书中的第一句就说：‘历史学是研究史料的科学，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下面又着重说明外文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读了这本书以后，使我对于外文和史料更加重视起来。”(111)西方谈史学方法之书虽多，然“论其深入浅出，于初学确有裨益”，尚无有出Introduction之右者。(112)齐氏当年所修史学方法这门课，讲授者是洪业，他长期讲授史学方法，要求学生阅读Introduction，对学生产生莫大的影响。但齐氏只是把上述诸书作为入门，并非奉为颠扑不灭的真理，主张要了解西洋史学，必须细心研究他们的史学名著，“绝不是仅看一两本鲁滨逊《新史学》、朗古鲁和塞尼卜二氏合著《史学方法导言》之类，便可轻谈，更何况这两种书的内容已经陈旧，不能代表现代西学呢”。(113)
至于何炳松选编本，流传似不及李译本之广，但也有不少读者。胡道静回忆说：“法国朗、瑟二氏《历史研究法》的英文本，经柏丞先生加以选录，并作注释……这对于我们不是外国史专业的学习者带来一个很大的方便。朗、瑟二氏之书着重论述了历史研究上的方法问题，概括了前人的经验以及他们自己的见解，平正朴实地阐明了历史学家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从搜集资料起步，进入‘外证’（鉴别资料版本的真伪）和‘内证’（推敲原材料作者的处境和心态，辨别他所提供的材料是否属实）的探索，然后综合历史事实，写成史书。对这一系列的工作都作出了严格的方法论上的规定，列举事实，条分缕析，论点鲜明，说理透彻。使人读之，启益甚大。对于我们从传统的考证学问钻出来的人，总是感觉‘身影相随’，这些方法多多少少是从事历史考证工作中所经常使用的，参稽比附，十分亲切。可是也发现了我们没有系统的方法论的论述，零敲碎打地在胡同里转圈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到此才占领了高地，一览辽廓，而且也深刻地体会到方法论的指导意义。”(114)这些读者的阅读体验，生动说明了史料学的训练是培养职业史家的必备条件。
Introduction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可从四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众多中国学生师从瑟诺博司。中国史学界早期对瑟氏所知不多，(115)但“五四”以后不少青年学生如李璜、李思纯、周谦冲、陈祖源、黎东方等赴法留学，随他治史，大半缘于Introduction在中国史学界声誉盛隆之故。瑟氏的中国学生先后回国，执教于各地大学历史系，积极宣扬师说，把老师许多历史作品译成中文出版，(116)多被选为大学教材，从而扩大了瑟氏在中国的影响，而伯伦汉、坪井九马三皆无此良缘。
李璜（1895—1991），字幼椿，成都人。1909年入成都英法文官学堂。1918年8月在北京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年底赴法留学，跟随瑟氏研究史学，获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22年他在法读书期间写《法兰西近代历史学》一文，发表在国内杂志《少年中国》，叙述十九世纪以来法国史学发展概况，尤其对瑟氏等人的“写实派”，多所着墨。1924年李璜回国，先后任教于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祖述师说。1925年他在北大开设“历史学”一课，讲述近代欧洲的历史研究法，使治史者了然历史材料的搜集、批判及综合等工夫，着重阐述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指定Introduction和伯伦汉Lehrbuch为参考书。(117)现存当年《历史学》讲义，(118)有三部分：一是历史学之意义与其范围，二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三是历史学方法概观。李璜所讲依据瑟诺博司的观点，参考法人著作为主，尤其《历史学方法概观》一篇可视为Introduction之“导读”，简而得要，颇能反映原著核心观点。
李思纯（1894—1960），字哲生，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18日，他偕同李劼人、何鲁之、胡助四人赴法留学。李思纯在巴大三年半，攻读历史学和社会学，从瑟氏学习史学方法。1923年夏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教授，讲授宋辽金元史和史学方法等课程。
黎东方（1907—1998），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1928—1931年留学巴黎大学，随瑟氏研习史法。他回忆：
我在巴黎大学图书馆找出塞诺波先生与朗格罗瓦先生所合著的《历史研究入门》的法文原本，仔细地重新体会一番。此书的英文译本，我早就在清华念过一遍（是在北京饭店的西书柜台上买的）。我作了塞诺波先生的极少数的忠心学生之一。他老人家名满天下，而课堂中的学生寥寥可数，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徒子徒孙多半已功成业就，散在各方，这一代的后生小子反而对他颇为陌生，有眼不识泰山。另一个原因是：他老人家年逾古稀，牙齿脱落了不少，发音不甚清楚，又喜欢旁征博引，一段一段的拉丁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背诵如流，颇有“六经皆我注脚”之概。有根底的，当然越听越佩服；没有根底的，听了一次，下次便不敢再来。于是，课堂中很少满二十人。(119)
黎东方接受瑟氏史学，是受了清华大学西洋史教授孔繁霱的影响。1931年黎东方在北大史学系短暂讲授过“历史研究法”，“在说明历史学今日之标准，史书之读法，材料如何搜集、如何鉴别、如何采用，以及专题如何研究，史书如何构作等等”，(120)所讲或从Introduction。
周谦冲（1903—？），号天冲，湖北黄陂人。1928年赴法留学，1929年获巴黎大学硕士学位，1931年以《爱尔兰独立运动》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瑟诺博司。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光华大学、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讲授西洋史学史、西洋近代史、历史方法等。1931他在武汉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名著选读”，课程目的“在选读西洋史学家对于史学方法及史学之名著，俾学者得知研究史学之方法，并了解世界名史家之生平及其著作”，选其师Introduction为主要课本。(121)
陈祖源（1901—1988），别号“其可”，江苏吴县人。北京大学肄业，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1929年赴巴黎大学留学，师从瑟氏，获博士学位，专长西洋古代史与中古史。1932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所讲课程多以瑟氏著作为教材，如“西洋文化史”，选《古代文化史》《中古及近世文化史》《现代文化史》英译本作为参考书；(122)“史学研究法”此课分为二编：“一阅读法，略述中外史籍之源流及读时应注意之点；一编纂法，讨论史题之选择，史料之搜集、鉴别与综合诸法”。参考书除了Introduction，还有Fling的The Writing of History、《历史学方法于社会科学之运用》。(123)
第二，Introduction被中国史家取为教材使用。不仅瑟氏的中国学生把Introduction作为教科书用，其他学者也推崇此书。孔繁霱在清华讲“史学方法”主要介绍德人Lehrbuch和法人Introduction。(124)雷海宗在清华讲“史学方法”，(125)以Introduction和克罗齐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为参考书。(126)据学生回忆，雷氏要求学生“必定全读”Introduction，用一学期的时间讲史学的分析工作，另一学期讲史学的综合工作和历史的艺术。(127)王绳组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贝德士（M. S. Bates，1897—1978）用Introduction讲授史学方法，让他得窥史法的基本原理。嗣后王氏比较研读法文本、英译本、中译本，他的史学观念多渊源于此书。(128)1934年开始，留美博士郭斌佳接替陈祖源在武大开设史学方法课程，“讲治史之根本原则，其目的在指示学者如何用科学方法，阐明史事之真相。凡研究一问题必经之步骤，如史料之搜集、真伪之甄别、事实之编比，以至最后著成史文，皆依次讨论，辅以例证”。(129)他没有明示所用教材，但所讲或与Introduction并无二致。1937年方壮猷（留学巴黎大学）又代替郭氏讲史学方法，明确以Introduction英译本为参考书。(130)
第三，Introduction是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范本之一。英国史家鲍威尔（F. Y. Powell，1850—1904）为Introduction英译本所写的“致读者”指出，Introduction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并不妨碍其他国家读者从中获得教益，“比照他们定下的规则”，研究者可从本国历史读物中找到例子，“通过变换本书的例证，修改本书的卓越谋篇，此处或彼处的删削雕饰，‘改编’这本书将会是很容易的”。(131)“五四”前后，Introduction英译本和中译本被引入中国史学界，除了满足教学需要之外，也是为了“供给国内考证家一种参考，中西比较，融会贯通，藉此可以作成一部中国史例的史学研究法”。(132)彼时各地大学讲史学方法性质课程以及数量颇多的相关论著，多以之为根据，不外乎讲如何搜集史料、审定史料、综合史料等方法，内容日趋固化。中国学者撰写的史学研究法著作，其论述架构及主题、次序、术语等，皆仿Introduction或伯伦汉作品，难怪朱谦之抱怨国人讲史法“大半是从法Seignobos和德Bernheim名著抄译下来，而加以中国史实的解释的，所以仍然没有多大发明”。(133)时人批评：
近日“历史哲学”的名词渐渐地风行，于是坊间颇有“历史研究法”一类的书本出现，可是大都从外籍中稗贩而来，凡所征引以为佐证的事实和所以有此事实的时代背景，全非中土所有。无论它统系怎样分明，结构怎样谨严，证据怎样充足，而按诸环境殊异，习惯不同的我们，则终觉隔膜，或竟毫不相干。所以这类好听的新颖的书本，对于我国史学界的影响，可以说是很小很小的。(134)
Introduction较早出现在中文世界，可追溯到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末尾所附参考书举要：“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看Introduction。胡适认为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135)这不仅是做哲学史的方法，也是治史的一般途径。齐思和尤为突出西法在胡适成书中的意义，“他很简单的介绍了西洋史学方法的理论，尤其以塞恩卜氏的《史学原论》为主，结果他这书刊落群言，成了崭新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风行一时，数年之中，版十余次，对于当时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影响极大”。(136)同时代其他学者也提出类似的看法，朱谦之谓胡适的“史学方法虽很受Seignobos等影响，同时却带着清代朴学家的科学精神”。(137)杨堃以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沿用清儒治学方法，而在于采用西洋史学方法，他的方法论跟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所讲者无大差别，皆脱胎于Introduction。(138)
胡适不仅因充分接受Introduction成就一部名著，而且Introduction也因胡适的宣扬，在中国知名度大为提升，开始在学界迅速流传。应当说，近代中国史学界方法意识的觉醒，大半受胡适此书的影响，稍后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年）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留意参考Introduction，应与胡适的提示不无关系。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是中国史家所写的首部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方法著作，Introduction虽被列为参考书，(139)但主要受日人著作的影响，尤其坪井《史学研究法》。(140)《西洋大历史·绪论》（1930年）始较多袭用Introduction，尤其第七章欧美史料之鉴定，不加说明直接摘录李思纯译《史学原论》颇多。
Introduction也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理论来源之一。早在1924年，陈训慈便发现梁著的秘密，“西史家于内校雠中此点考审甚精，如朗格罗之书详列十条及二十事，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举之若干条多有取于西说而加以融通者”。(141)1980年杜维运再审梁著，与Introduction进行细致的文本比对，发现若干段颇为相似的文字，从而坐实梁著参考过此书，但没有提供确证说明梁氏获知渠道。(142)我之前曾推测，梁氏可能阅读了Introduction日文节译本《历史研究法纲要》（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梁氏流亡日本期间热心建构新史学理论，阅读了大量日文史籍，而他所读之书大部分也多出自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历史研究法纲要》或是其中之一。这一推论恐不确。Introduction第一章举美国史学家H. H. Bancroft事例，提出“American method has only once been employed with 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sufficient consistency to ensure its success”，(143)日译本删了“American”，仅译成“此の方法”，(14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则谓之“‘美国风’的搜集法”，说明他所言并非本之日译本。
梁氏转述Bancroft故事：
距今约七十年前，美国人有彭加罗夫者（H. H. Bancroft）欲著一加里佛尼省志，竭毕生之力，倾其极富之家资，誓将一切有关系之史料搜辑完备然后从事。凡一切文件，自官府公牍下至各公司家庭之案卷账簿，愿售者不惜重价购之，不愿售者展转借钞之。复分队派员诹询故老，搜其口碑传说，其书中人物有尚生存者，彼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及其经历。如是者若干年，所丛集之资料盈十室。彼乃随时将其所得者为科学分类，先制成“长编式”之史稿，最后乃进而从事于真著述。若以严格的史学论，则采集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虽然，欲作一旧邦之史，安能以新造之加里佛尼省为比例？且此种“美国风”的搜集法，原亦非他人所能学步。(145)
这个故事出自Introduction英译本第20页，梁氏没有严格根据原文，略有添油加醋，如“所丛集之资料盈十室”，原文仅谓“he housed his collection in premises built for the purpose”，也没有什么“长编式”之史稿。前面提及徐炳昶曾译Introduction，在《哲学》发表了第一章，如果比较梁徐文字，两者似存一定关系，如徐译文“巧取他们的谈话”“丛集”“美洲风味”，与梁文同或近。此外，梁启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以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之湮沉。而证据散失之途径甚多……”(146)比对徐氏译文“历史是由些证据作成的。证据是古人的思想和行事所留下的痕迹。在人类的思想和行事里面，可以看出的痕迹很少留下的，并且这些痕迹，当它们发生出来以后，能长久保存的很希少，有一件不测的事情，就可以把它们消灭了。那么，一切没有留下直接或间接的痕迹之思想和行事，或者它们可以看出的痕迹已经消灭，对于历史就丧失了，这就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因为没有证据，人类过去很长时间的历史，是永远不能知道了。为的是全没有东西来补充证据：没有证据就没有历史。”(147)“思想”“行事”“痕迹”“丧失”皆对译“thought”“action”“trace”“lost”，(148)这应该也不是偶然巧合吧。徐文在前，梁文在后，而且他们俩应认识，皆在《哲学》多次同期发文，徐译文发表的那期也有梁文，故梁氏定看过徐氏译文则无疑。总之，梁氏获知Introduction渠道，上述证据尚不充分，仍是有待开解之谜。
改编Introduction较成功者要算何炳松《历史研究法》（1927年）和《通史新义》（1930年）。前者自谓：“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149)后者亦承认：“至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家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著者虽略有疏通证明之功，终未敢掩袭他山之美。”(150)这两本改编之作均带有一种主动性，将瑟诺博司史学引入中国，并以“西方标准”激活传统史学资源中不谋而合的论述，重组新的文本，反而更能适应中国史学界的需要，流布更广，影响更大。诚如评论者所言，“著者是有中国史学的素养的，所以他独能融会中西，一方面介绍西洋的史法，一方面运用中国的史实，使一般的读者自然得到贯通之趣”，证明这本小书“确乎是超越恒流的作品”。(151)何氏由此在中国近代史学中获得一席之位，“当代介绍西洋史学最努力的一位学者，他在中国现代史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152)
何氏虽然没有直接师从瑟氏，却是他最忠实的信徒和推销者，不仅积极宣扬其史学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将瑟氏“著史”思想落实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丛书》（商务印书馆）。1930年1月，他说明编丛书的缘起：
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体例纷纭，要领莫揽。在今日欲求一完善之通史，诚有苦索无从之叹。炳松承乏此间，窃不自揆，颇有理董国史之念。顾兹事体大，断非一人之心力所可几，因与同好友人王云五、胡适之、王伯祥、傅纬平诸先生商拟草目，先立主题百余则，数经往复，然后写定。每一主题，自成一册，略就时代先后及史实联贯为比次。区区之意，端在作彻底之研究，将以为通史之嚆矢，故重在经纬纵横之精神，不取分类排纂之义例。爰特商请专家，分门撰述。既不偏于某一时代任何事物之一端，亦不仅类叙某一时代各种活动之琐屑，务使览之者对于中国社会演化之某一阶段得一完整之观念，并审知其在全史上相当之地位，是用通史之所有事也。
第一集上古期（先秦时代）17种，第二集中古期（秦初至五代之末）38种，第三集近古期（宋初至明末）34种，第四集近世期（清初至清末）32种，合计共121种。(153)此计划规模庞大，实际并未完成，就已出版的若干种如王钟麒《三国之鼎峙》、陶希圣《辩士与游侠》、王志瑞《宋元经济史》、宋云彬《王守仁与明理学》、陈功甫《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来看，均为百余页小册子，离“彻底之研究”甚远。何氏所选定主题应参考了Introduction“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他跟瑟氏一样，坚信透过综合各种专著可以重建人类历史演化，产生一部理想的通史。(154)不过，何氏的计划不算成功，《中国历史丛书》在中国近代史学上并无地位，他个人的学术成就也颇有争议。即使齐思和对他甚为赞许，但也批评他“所译的都是些通俗的教科书，他对于当代西洋第一流的史家的著作并不曾介绍，而且似乎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而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因之，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155)
西史东渐过程中，为了适应各国各时代的需求，改编文本行为颇为普遍。改编本往往比原本更能适应接受地的需要，有时反过来会冲击原本的接受程度，甚至令原本被遗忘。在民国史坛，Lehrbuch、Introduction、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相当被认可的五种文本，从争取读者角度来说，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外人著作名望虽高，但被接受程度不一。上述五种文本被中国读者接受程度大体处于递升关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最受欢迎，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次之。梁、何二氏作品事实上属改编之作，理论框架来自外人，实例取自本土。从认识西洋史法深浅来看，梁氏不如何氏，“长于阐述旧闻，而短于介绍新知”。(156)罗家伦甚至讥讽“梁先生看外国书的范围和了解程度，实在使我怀疑。我的怀疑或者错误，但是近来看他几种著作——如《历史研究法》——实使我增加这种印象。其实梁先生在中国学问方面，自有他的地位，不必有时带出博览西洋群籍的空气。并且有许多地方，若是他公认不曾看过西籍，我们只是佩服他的天才。若是说他看过此类的西籍，则我们不但以另一副眼光批评，而且许多遗误不合，或在西方早已更进一步之处，梁先生至今还以‘瑰宝’视之，则我们反而不免笑梁先生西洋学问之浅薄。”他认为与其读梁著，还不如直接去读Bernheim、Shotwell等关于历史方法的名著所得更多。(157)罗氏是从内容立论，然从接受方看，Bernheim书根本敌不过梁著。梁著的魅力在于“适合本国”，(158)“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159)“论具体的方法则较为亲切”，(160)被何炳松改造得相当本土化的《历史研究法》也不及之。当年罗尔纲做学生时读Introduction中译本“味同嚼蜡”，相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文笔佳，事例多取自中国，读来生动有味，“开拓胸襟，心旷神怡”。(161)史法虽无中西之分，但Introduction所归纳出来的原理是基于西洋史的经验，许多例证皆来自西方，对西方读者来说或许耳熟能详，但对中国读者而言则颇为隔膜，难有亲切之感，阅读趣味大减。Introduction基本原理之所以能深入“史心”，成为中国治史者习焉不察的日常学术准则，端赖大量的改编和转译行为。如果没有胡适、梁启超、何炳松等将Introduction所定规则借助各种渠道（改编本、课程、演讲、语录等）层层渗透，最终形成新的风气，“中国七七抗战以前的史学界，无疑乎均受兰克派和瑟诺博司（Seignobos）等考证学派的影响”，(162)仅凭借原本和译本的流通，其效果则将大打折扣。
第四，Introduction思想被中国史家分化重组。中国史家接受外来事物常受个人思想状态、时代风向的转变而取舍有别，而且外来理论在接受过程中往往被分解成各个思想单元，接受者根据需要重新组合，甚至性质根本对立的思想也可整合到一起。中国史家通常不会只接受一家一派之说，大多具有多元性，博采众说，成一家言，梁启超、胡适、何炳松、傅斯年都如此，没有亦步亦趋盲目整体接受瑟氏思想，同样也采取拿来主义，有选择性吸纳。以何炳松为例，时人讥讽何氏是“综合研究底学生，并不固执于‘门户之见’，所以他虽当了新史学派底媳妇，还可以和瑟诺波（Ch. Seignobos）结婚生子”。(163)应当说，鲁滨逊新史学派正是批判Introduction所代表的史学传统而兴起，但这两种对立异质的资源在何氏思想中却并行不悖。再举梁启超，他的史学思想更是庞杂，早年受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影响甚深，1920年代又吸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和Introduction，但都不是通盘接受，只取其所需。梁氏一方面承袭Introduction史料学观点，另一方面拒绝Introduction对统计方法治史的质疑，他不仅提倡也实践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对此充满信心。
Introduction的“文献崇拜”倾向相当明显，提出“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no documents，no history），(164)给中国史家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学人祖述之。蔡元培在《明清史料·序》说：“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165)胡适也说“史家若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166)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认为Introduction“学者所宜参阅”，并直接取用其名言“史学由史料构成，无史料斯无史学”。(167)周传儒认为以近代学术趋势言，历史学与考古学俱倾其全力于材料之搜集，故有历史学即史料学之语，“法人朗格诺瓦（Langlois）云：‘历史由史料构成，无史料斯无历史矣。’此真不朽之名言”。(168)齐思和《史学概论》强调：“史料者，乃历史知识之来源也。史家之需要史料，犹工业家之需要原料，化学家之需要药品，生物家之需要标本。‘无史料则无历史’。”(169)彼又谓：“历史是过去的事实的客观的叙述，其中不能夹杂任何目的，史学家作历史应该和化学家作实验报告具同样的精神。”(170)这些观点皆源出他所阅读过的Introduction。(171)
中国近代史学各派对史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甚至傅斯年提出极端的口号“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172)“史学便是史料学”，(173)不能不说跟Introduction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不过，Introduction所强调的史料主要是指书面文献（written documents），几乎不讨论非文本史料（no-documentary materials）。(174)这一取向也被何炳松继承，他的《通史新义》称“在社会科学中过去之直接遗迹实无利用之余地”。(175)杨鸿烈批评《史学原论》对书籍以外的史料“没有阐发过其不应漠视的重要价值”，连带何炳松，一同斥为是“一种偏见”。(176)然而近代中国史学界不仅要求扩充文字史料，而且对实物史料兴趣尤浓，考古学受到普遍重视，提出“地下二十四史”之说。(177)此种取向显然与Introduction异趣。或者说时人接受Introduction“文献崇拜”，并扩充了史料范围，就此而言，两者又是同调。
Introduction强调历史研究的起点是史料，辨析史料真伪需要怀疑精神，从史料中揭示事实，拒绝一般抽象的概括，否定法则，排斥社会科学。Introduction这一思想被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历史考据派所承袭，落实在北大历史系、中研院史语所，形塑了此派基本的学术面相。从一个事件里能反映此派对社会科学的普遍轻视，乃至敌意。1931年夏，江绍原在北大讲授“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课，无理由被取消，他抱怨“古今生活思想中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虽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中国官学却尚不知提倡或至少容忍之”。(178)1936年杨堃调侃江氏，“官学”对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的态度有所改变了。自从英国人类学家布郎（A. R. Brown，1881—1955）来北大讲学，胡适当时曾言：“北大历史系课程过于正经，无左道斜门之设，如人类学等。如同学要听人类学等课程，现在很希望布郎博士之讲演，使我们学一学左道斜门。……使北大历史系对此项学术加以注意。”(179)北大史学系主任陈受颐亦说：“人类学、人种学、风俗学，都是历史的补助科学，同时也就是研究历史学应当注意的。”(180)在胡适眼中，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都是“左道斜门”，言外之意，惟独考据才是“正统”学问，怎能容许江氏讲“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据胡适弟子罗尔纲回忆，他《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一文只是做了一个局部性的概括论断，胡适看了都非常生气。(181)强调“通式”的社会科学被他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乃情理中事。
傅斯年的个性与瑟诺博司颇为相似，均有强烈的民族激情，皆好辩，有走极端的倾向。以Introduction之流行，胡适对它的推崇，加之傅氏讲史学方法课程，其史学论述与Introduction高度重叠，他读过此书并受影响当为事实。傅氏的某些表述与Introduction很接近，除了“史学便是史料学”之外，尚有多处。傅氏说：“历史是上句不接下句，东摇西摆，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不成体统的东西”，(182)“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183)胡适也有类似的论述，“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184)胡、傅师徒的观点皆源于Introduction，后者谓“我们所得到的事实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文献作者们所给出的事实却是杂乱无章的”，“对文献的批判性分析，已经提供了历史建构的素材——即那依然处于散乱状态的历史事实”，“批判所提供的事实是孤立的和散落的”。(185)这些或许就是胡、傅二氏所言的理论依据。傅氏强调“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186)Introduction多处反复申说结论需谨慎，“极少有结论是被坚实确证了的，除非是依赖于大量详尽数据的那些结论”，“尝试得出某些一般性结论之前，核查全体事实和整个传统”，“在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是：写得最好的专著没有提供任何别的结论，只是证明了知识是不可能的。……一部优秀专著的正确结论，是其所获成果与尚有疑问之处的资产负债表”。(187)傅氏又谓：“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188)这正是Introduction第十三章“建设性推论”（constructive reasoning）所讨论的问题，瑟氏认为“推论最难被正确运用，而且已引发了许多十分严重的错误”，(189)“我们绝大多数的推论，仅提供假设，而非确有其事”。(190)
瑟诺博司的历史解释诉诸偶发事件和个别原因（personal causes），拒斥“通则原因”（general causes），他认为：“与其他科学不同，历史更善于确定特殊事变的原因，而非那些一般性变化（general transformation）的原因。”(191)此种思维取向在胡适、傅斯年身上表现尤为显著。陈独秀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应“中国近年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需要而发生的，胡适很不以为然，他说：“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我的《逼上梁山》一篇虽然不是答复他的，至少可以说明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了的。……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192)胡适所谓“最后之因”与general causes几乎是同义词。当然，胡适强调个别、个人传记的作用，也有可能受德国温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哲学史教程》（A History of Philosophy，1893）的影响。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末尾所列参考书举要，论哲学史、论哲学史料，明示参考温德尔班《哲学史教程》英译本（1898年）。温氏与瑟氏一样，他在《哲学史教程》中也认为历史进程中多元（multiplicity）、个别因素（individual factor）的决定性作用，“历史是一个充满个别人事（individualities）的王国，里面每个细节都不会重复发生，并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在哲学史里也正如此，大思想家展现着他们深远以及无限的正面影响。”(19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作受温德尔班《哲学史教程》异常明显，有趣的是，傅斯年外文藏书中也有该书1901年版英译本。
傅斯年的历史解释同样反对“通则原因”，他认为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在他看来，历史不存在因果律，“因果的解释，是指着宗教意味而言，如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是，其他在科学方面，就没有人谈因果律，反而一般非科学家才在那里高谈因果律啊”。(194)彼又谓“因果二词，既非近代物理学所用，亦不适用于任何客观事实之解释，其由来本自神学思想出。现在用此一名词，只当作一个‘方便名词’，叙说先后关系而已，并无深意”。(195)Introduction也否认因果的必然性，“历史学家和化学家或自然科学家一样，并不需要去研究初始因或终极因。事实上，今天没有多少历史学家会停下手头工作去讨论那种神学形式下的神意理论”。(196)傅斯年所理解的“因果”，正是Introduction所指出的，历史学家也经常使用因果观念，但这个因果是史料中所呈现的，“就是偶然事件间的相互联系”，(197)“事件的整体史就是一串明白、确定的相关联的偶发事件，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决定因”。(198)
傅斯年认为历史事件不能作抽象的概括命题，“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199)所以“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或谓“历史不是由事实抽结论的学问”，“历史无Law，而有Shape”。(200)他曾在北大“史学方法导论”课上举元朝伐日失败的例子说：“元朝成吉思汗把欧亚许多国家都征服了，单单伐日本的时候，因为忽然之间起了大风，把他底兵舰都卷沉海底。若不是忽然之间大风作祟，也许元朝会完成了统一的大帝国，也许世界的历史会是另一个面目了。”(201)Introduction认为历史处理的是独特（unique）事实，不是“关于诸种事实间普遍联系的抽象知识”（the abstract knowledge of the general relations between facts）。(202)为了说明个体事实（individual facts）的重要性，瑟氏在Introduction举埃及艳后Cleopatra的鼻子也许会影响到罗马帝国，(203)“个人生命中的某些插曲，也许会成为重要的事实”。(204)胡、傅二氏身体力行，前者自称有考据癖，后者热衷讨论谁是明成祖的生母，或许在傅氏看来，明成祖生母是谁的问题会引发蝴蝶效应，产生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动。1942年傅斯年还在思考“Causality and Chance in History”（历史中的因果律和偶然），计划写成专书。(205)正因为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历史考据派重视个别因素，恰如瑟氏强调事实不应分大小，细因（small causes）或许会产生巨响（great effects），历史不应该牺牲任何一件事实，(206)从而诱导史家群趋考据一途。
傅氏《史学方法论》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虽不知其具体内容，但从《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可窥他对此的基本认识。傅斯年不相信历史有律则与因果，他对统计学治史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所以他不能承认丁文“证求得的事实为成立，而且这种方法也不是可以全不待讨论的”。他不赞成丁文从表中推比了许多事实和现象，因为“这些事实和现象和这个表中的数目字，严格说起，多毫无有直接的关系，这些推比也但是些预期（Anticipations）而已。换句话说，这些推比的事件多是我们时常所想及……只是联想，不相决定的‘因数’。这类，看起来像很科学的，而实在是‘预期’之件，颇有危险”。傅氏从方法论角度解释，“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相事实（mass-facts）。然而直截用起统计方法来，可须小心着，因为历史上所存的数目多是不大适用的”。只有“分布上凌迟出入”的那些单元（Homogeneous）事实可应用统计方法，而历史现象不能使它再回来，是极复元（Heterogeneous）的事实，“如不从小地方细细推求比论，而以一个样子定好如当代欧美都市统计表一般的形状加上，恐怕有点疏误”。(207)傅斯年的见解如邓广铭所谓“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家的”吗？
傅氏所用概念“聚相事实”（mass-facts）、“单元”（Homogeneous）、“复元”（Heterogeneous），现在通常译为“群体事件”“同质”“异质”，其实都源出Introduction。他对统计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也与之一致，尽管不能说傅氏“剽窃”，他已消化为自己的文字，但这不属于他原创思想则是事实。Homogeneous、Heterogeneous这对概念在Introduction多次出现，用于讨论历史事实的性质。Introduction认为历史事实是异质（Heterogeneous）的，“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群体是完全同质的”，甚至官方界定了某种精确性的群体（政权和教会），都只是“各种异质要素构成的表层单位”（superficial unities composed of heterogeneous elements）。(208)傅斯年也有类似说法：“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209)适合统计方法处理的事实，是那些“有着某种明确特性的所有事实，那种特性可被用来清点这些事实”，但瑟诺博司认为“历史知识在本质上是复杂的且难以传达的”，(210)每笔资料、每个事件、每个现象，都充满内在的情绪与主观因素，许多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现象，其实也不是“同质的整体”（a homogeneous whole）。(211)统计方法用武之地在于某些涉及“群体的公式建构”（construction of formulae relating to groups），但必须有严格的限定，即“要充分确保文献是完整的，足以呈现出所有应被枚举的单元”，(212)但通常情况下，文献是不完整的，这意味着统计方法很难运用于历史研究。
傅氏的统计学论述，或也受到伯伦汉的影响。伯伦汉谓“统计定律者，究其实，无非将此项事实，作一数目上确定的表示而已，非能说明之者”，“仅为表面上之连系”。(213)他承认统计作为研究历史的补助工具不可少，因为统计能显示群体现象，有助于史家对群体现象（Massenerscheinungen）的描述，以及指出现象之间有关联。(214)但这个关联不是定则，它需要从各别事件下手解释，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从小地方细细推求比论”。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末尾高呼“把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215)如果结合Introduction所论，不难发现两者存在学缘关系。Introduction第十五章批评十九世纪下半叶之前的历史著作，或为愉悦，或为训诫，历史只是文学的分支，而历史解说的科学原则是“历史的目标不是愉悦，亦非给予行动的实践箴言，更不是促发情感，而是纯粹而素朴的知识”。(216)所以傅氏强调“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217)傅斯年的本意并非反对“著史”。他也说：“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218)他反对的“著史”是特指那些用“人文的手段”“伦理家的手段”所著之史，他所期待的著史是达到“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Introduction谓：
历史必须去研究那些独一无二的事实，但这却使得人们说历史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把普遍性的东西作为它的目标。历史在此是与宇宙学、地质学、动物物种学处境相同的。换言之，历史不是关于诸种事实间普遍联系的抽象知识，它是一种旨在揭示实在的科学。世界、动物和人类都只是单维的演化。在每次演化中，连续出现的事实并不是抽象法则的产物，相反每一刻都是好几种具有不同本质的情况巧合而成的结果。这种巧合——有时候被称作偶然——引发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而这些事件决定了演化所采取的特殊进程。演化只有通过研究这些偶然事件才能被理解。历史在此处与地质学或古生物学具有同等的地位。(219)
这段文字揭示傅斯年经常将历史学与生物学、地质学相提并论的学术语境。傅氏之所以把生物学、地质学作为历史学建设目标，而不是泛指一般自然科学，正是基于生物学、地质学、历史学三者都具有Introduction所谓的演化性质，即一切都是偶然事件叠加的结果，他并非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一般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追求规律通则的学问。(220)傅斯年这一主张无疑与Introduction有密切关系。(221)研究者多误会傅斯年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对他产生错解的原因或与傅斯年这句口号有关。(222)事实上，在傅斯年思想中，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是异常清晰的，他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一文有明白的说明。(223)
同时，傅斯年思想又表现出与Introduction分野。瑟氏的史学方法论包括文献批判（考史）和历史建构（著史），而且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他的主要史学作品大部分都是综合性的历史建构作品，文献批判不是他最主要的工作，恰如兰克，故瑟氏是Historian而不是Critical scholar。然而，傅氏公开的方法论述，时常停留于考史阶段，高度警惕“著史”，不甚重视通史。近代中国史学界主流趋向考据，故Introduction文献批判学受到普遍关注，而其“著史”思想反受冷落，除了何炳松之外，其他人似乎更多彰显Introduction在史料学的贡献，偏离了此书凸显“撰写历史”的方向。有趣的是，193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不时听到没有理想中国通史的忧虑之声，有些学者归咎于Introduction的负面影响，孰不知瑟诺博司其实是反对那种与现实脱节的烦琐考据，恰如1881年《德国大学的历史教育》批评德国历史教育缺乏专史和通史的写作训练，他主张以通史写作沟通历史与现实社会的两者关系。
1940年代中国史学界有两股畸形力量，即琐碎考订的掌故派（Antiquitarians）和研究中国整个社会进展的社会史派。(224)掌故派的发达，与中国史学界对Introduction片面接受当不无关系，或者说此书相关论述为掌故派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近代学者对新历史考据派的不满，往往牵连Introduction。批判者来自两方面：其一，学院史家的不同声音，以中山大学朱谦之为代表。朱氏只承认“Bernheim和Seignobos等对于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批判，是很有卓著的成功的”，但批评“他们对于史料的解释很是外行”，(225)对史料综合“未免失却史家之明敏的精神”，批评Introduction反对历史哲学的，反对在“史料综合”中建立历史的根本法则：
则其结果当然不能建立伟大的历史方法学了。……前人著历史方法学的，事实上都只是“历史学的历史学家”，而不是“社会学的历史学家”，故他们所谓历史方法，也是多半为“历史学的历史方法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学”，却不知历史学乃社会科学之一，若不晓得社会科学所公同采用的“历史方法学”，那么历史方法学又从何讲起呢？固然Seignobos也有《应用于社会上科学的历史学方法》一部名著，未尝不给我们以许多的暗示……却是在一个未完全明了历史学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的历史学家”，无论如何说法，总未免有一层隔膜。(226)
此外，1940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西洋史教授俄裔噶邦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著作《历史综合方法》（Methods of historical Synthesis），多次论及Introduction，尤其不认可瑟氏所提出的“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他说被分类的历史事实之间好像孤立的盒子，然而历史是活的，不是一个抽屉组成的柜子，它本质上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他批评在Introduction影响之下，许多一般著作就用这种毫无生气的方式处理材料。(227)
其二，左翼史家不满Introduction否定法则，片面批判Introduction所提出历史乃推理的科学、间接的科学、主观的科学。刘静白著《何炳松历史学批判》（1933年）一书，专批何氏，关于史学方法论，由于何氏完全承袭Introduction，所以刘静白否定何氏自然也意味着无法认同Introduction。虽然刘氏批判不无刻薄，未必能让何氏称服，但也得到学院学者的声援，认为何氏在介绍历史考证法之外，时常去谈唯心主义史观，遭受唯物论派的批评，“实是咎由自取”。(228)甚至到了1956年，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历史研究》第11期）一文批评胡适、何炳松、傅斯年等人否定规律，进而也一并祸及Introduction，“历史学上的主观主义方法也不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独创的。我们在这里不来引证专门阐扬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但是需要谈一下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和前面提到过的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和赛诺波的著作。他们的主要著作有中文译本，常被中国历史学者所称引；这些著作的主要篇幅是史料考据学，在这方面，它们是有科学内容的，但它们的科学性至多只是在这范围内”。左翼学者对Introduction批评，尚不能从学理上动摇Introduction根基。直接或间接受此书影响的中国史家仍然众多，它所立下的规则似已脱离作者而沉淀为治史者最基本的行规。
(1) 法文书名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1898年G. G. Berry译成英文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简称Introduction。中译本书名《史学原论》，系李思纯译，今从旧。本章引用的译本是余伟的新译本《史学原论》（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简称“余伟译本”。
(2)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编者导言》，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8页。
(3) ［美］伊格尔斯著，赵世玲等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4) 1987年荷兰来登大学伯尔（Pim Den Boer）的博士论文Geschiedenis als beroep. De professionalisering van de geschiedbeoefening in Frankrijk 1818—1914，Arnold J. Pomerans译成英文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Princeton，1998.简称“Pomerans译著”。其中瑟诺博司传六页（第295—300页），以法国十九世纪历史教育为背景。
(5) 高等师范学院是法国大学之外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当时每年仅收二十名学生。
(6) 古朗士的传，参见Tourneur-Aumont，J. M.，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Paris，1931.瑟诺博司撰写序言。中文方面，李璜《法兰西近代历史学》（《少年中国》1921年第3卷第6期，第1—12页）对古朗士有所介绍。
(7) “在今（法国）历史学界里，也是他的势力最大。”上引李璜文，第10页。
(8) 他古代城市研究的自述，参见1862年他在史特拉斯堡大学的就职演讲“科学的史家之信念”。参阅Fritz Stern的英译文“The Ethos of a scientific Historian”，Fritz Stern（ed.），The Varie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Macmillan London，1956，pp.178—188.
(9) 系列名称：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
(10) 古朗士系列中另两部遗作由Camille Jullian整理出版，分别有关封建起源以及加洛琳王朝。
(11) 古朗士是社会学开创人之一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的老师。涂氏1877年入学，当年瑟诺博司毕业。
(12) Fustel de Coulanges，L'Alleu et le domaine rural pendant l'époque mérovingienne（《墨洛温时代封地及辖区》），Librairie Hachette，Paris，1931，Introduction.原文为：“L'histoire est la science des faits sociaux，c'est-à-dire la sociologie même.”
(13) 知识论上他与兰克希望能在史料前自我消融，让文献自己讲话态度一样，甚至更坚信能够如此。
(14) 古朗士的原文：“Dans ces recherches，je suivrai la meme methode que j'ai pratiqute depuis trente-cinq ans. Elle se resume en ces trois règles：etudier directement et uniquement les textes dans le plus minitieux détail，ne croire que ce qu'ils démontrent，enfin ecarter de l'histoire du passé les idees modernes qu'une fausse methode y a portées.” in Preface，La Monarchie Franque，Paris，1922，p.2.
(15) Pomerans译著，第244页。伯尔说古朗士掌握丰富的史料，并以无比选择史实的能力打破了传统假博学的传统。李璜也说他“代表写实派的历史学家”（上引文，第10页）。
(16) Pomerans译著，第297页。瑟诺博司系统化的倾向也呈现在文献史料的分类上，伯伦汉曾指出他在Introduction中所做的文献系统分类是不必要的。伯伦汉在1903年《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第三版修订版中开始引用及讨论Introduction。他同意瑟氏将人类行为做系统的分类，并藉以替史料归类，但他指出瑟氏自己也知道：人类行为可以无限地细分。因此伯氏建议历史研究者该有所取舍，并与相关学科合作（参见1903年版Lehrbuch，第510—515页）。同时，系统性的章节细目也呈现在瑟氏《历史学方法于社会科学之运用》（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documents des sciences sociales，Paris Félix Alcan，1901）书中，成为其特色之一。
(17) 详见本章第二节。
(18) Seignobos，“Conditions psychologiques de la connaissance en histoire”（《历史知识的心理学基础》），Revue Philosophique，1887，p.28.他总结说：“L'histoire est surtout une application de la psychologie.”（历史学是心理学的一个运用〔项目〕）瑟诺博司对一份文献产生过程中观察者细微的心路历程以及文字符号的意义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历史文献隐含着大量的心理成分，研究者在进行史实真实性考证以及进行解释工作时必须面对这些心理现象。这篇1887年论文可视为是1897年普及方法学的Introduction的理论基础。
(19) 参见Introduction第三卷第十四章通式的建构。
(20) 古朗士坚持：“爱国心是美德，历史学是科学，两者不可混淆。”（“Patriotism is virtue and history is science，and two should not be confounded”，见上引F. Stern书，第178页）
(21) 历史系通过这项考试毕业的获得头衔agregé d'histoire。1874年至1883年凡十年间全国共有95人获得此头衔，1884年至1893年有130人获得此头衔，1894年至1903年有137位学生获得此头衔。
(22) 参见Pomerans译著，第281—286页，拉威瑟传。
(23)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24) Guter Berg，Leopold von Ranke als Akademischer Lehrer（《作为学院老师的利奥波德·冯·兰克》），Göttingen，1968.第A卷第二章“兰克与其教学”（Ranke und seine Schule）其中第一小节叙述研究实作课（Das Seminar），第二小节叙述讲演课（Besuch der Vorlesungen）。
(25) 上引Guter Berg书，参见第53页注。Berg认为这是“兰克学派”一词的首度出现。1910年兰克孙辈史家连兹（Max Lenz，瞿贝尔的学生）的《历史研究实作课》（“Das historische Seminar”，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Berlin，Bd. 3，S.247—260）对这门课制度的演变有清楚的说明。他从übung的名称走向Seminar，从个人的课程走向历史系的代称，成为全德国哲学院里的独立组织，其中描述兰克早期实作课上课的情形。
(26) Georg Waitz，“Die historische übungen zu Göttingen，Glückwünscheschreiben an Leopold von Ranke zur Tage seines Fünfzigjährigen Dokterjubilium”（《哥廷根的历史实作课，兰克博士五十周年贺文》），20 Feb.，1867.该文共12页，引文出自第3页。
(27) 上引M. Lenz书，第250页。
(28)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五小节“与巴伐利亚国王的情谊成就了兰克学派”。1870年7月3日兰克致威次信用词为“我们的历史学派”（...unserer historischen Schule）或“这个历史学派”（die historische Schule），见《兰克全集》第53—54册，第492页。
(29)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Conrad Varrentrapp（Hg.），Vorträge und Abhandlungen von Heinrich von Sybel，Leipzig，1897，S.290—308.
(30) 上引Guter Berg书，第55页。布克哈特说实作课“grossen Vorteil davon；jetzt erst ahne ich etwas von historischer Methode”。
(31) 瞿贝尔作为兰克弟子，盛赞兰克带出一个学派，但他本人提出的历史解释与兰克大不相同，被称为普鲁士学派。同样的，布克哈特作为兰克的学生，接受兰克方法学的训练，但所呈现出的文化史取向历史解释，对国家权力在历史中负面的定位，与兰克大相径庭。所谓的兰克学派从它的形成而言是与研究实作课相结合，而基础正是实作课中的史料考订。兰克与布克哈特对权力认识的极端差异，在二战后曼乃克的反省中被提出。F. Meinecke，Ranke und Burckhardt，in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Berlin，Vorträge und Schriften，Berlin，1948.兰克学派成为史料考证的学派，这现象Ottokar Lorenz（1832—1904）以奥地利人的局外人观察提出，兰克史学中对全面的历史解释这巨观的精神被德国学界忽视、误导。参见Ottokar Lorenz，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Hauptrichtungen und Aufgaben，Bd.2，Berlin，1891，S.59—60.
(32) 上引伯尔书，第286页。
(33) étude sur l'une des origins de la monarchie prusienne ou la marche de Brandenbourg sous la dynastie ascanienne, 1875.
(34) “combattre les allemands”（打败德国人）用词出自Lavisse，“La Réforme du concours d'agrégation d'histoire”，Revue universitaire，3，1894.引自Pomerans译著，第217—218页。
(35) 瑟诺博司留学报导的标题是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dans les Universités allemandes，发表于年刊《教育学国际评论》（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1881年创刊于Paris，简称“评论”），第563—600页。
(36) 原文“n'est-ce pas une prevue irrécusable du goût des Allemands pour les sciences historiques?”（《评论》，第569页）
(37) 《评论》，第571页。
(38) 另一位指导老师为著名的历史经济学家Wilhelm Roscher（1817—1894）。
(39) “普鲁士战胜后教授们又回归到纯学术里，人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改革运动展开了，莱比锡似乎是这运动的中心。”（depuis la victoire de la Prusse，les professeurs sont rentrés dans la science pure，et l'on voit commencer un mouvement de réforme dont le centre paraît être Leipzig.见《评论》，第600页）
(40) 我们可以想象27岁精通法语的伯伦汉与23岁也精通德语的瑟诺博司的接触。两人往来正式见诸文字是：伯伦汉在1889年第一版《史学方法论》讨论历史学方法在各国的发展时提及瑟氏《德国大学的历史教育》，参见1889年版Lehrbuch，第175页。
(41) 《评论》，第597—598页。
(42) 瑟诺博司指出德国历史教授所发表的政治言论与他们严谨的研究态度无关。对待学生时是以完全学究的态度，而对其他人的政治言论则失去任何准则。“la philologie pour les étudiants du séminaire，la politique à l'adresse des autres，el est donc le vrai caractère de l'enseignement historique des Universités.”（给研究实作课上的学生是语言学，给外人的是政治，这是大学历史教育的真性格），见《年刊》，第599页。瑟氏描写在研究与渲染的政论间史学家“有责任不糟糕地进行写作”。（余伟译本，第188页）
(43) “et si nous n'avons pas épargné au système de l'enseignement historique dans les Universités allemandes des critiques qu'il nous semble mériter，nous savons trop ce qui nous manque pour ne pas reconnaître que，tout compte fait，nous avons encore beaucoup à envier à l'Allemagne.”（即使我们不留余地对德国大学历史教育多方面的批评——对我们有帮助的批评，但是我们也太清楚我们自己之所缺乏的，也不得不说，我们最后还是对德国有诸多的羡慕。）这是以敌为师及他山之石交错的情结。伯尔强调瑟诺博司游学期间对德国历史教育产生负面印象，这说法不够准确。（Pomerans译著，第295—296页）瑟氏以敌为师的情结，他对德国历史教育中研究精神的敬佩，以及对渊源式思考方式的推崇，这些正面评价也协助我们了解他历史教育的改革方向，以及协助我们了解Introduction方法学的写作内容。
(44) 伯尔提出拿破仑在十九世纪初击败普鲁士激起普鲁士的改革，包括威廉·洪堡的大学改革。（Pomerans译著，第153页）
(45) Pim den Boer，“Vergleichende Historiographiegeschichte-einige Beobachtungen insbesondere zur Professionalisierung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in M. Middell（Hg.），Historische Institute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Akademische Verlagsanstalt，2001，S.135—148.伯尔《比较史学史：德国与法国一些专业化的观察》一文，从制度、考试规则、知识面、期刊类别、专业人数等方面进行比较，指出到二十世纪初法国仍然落后。但是历史学与地理学合一的传统，让法国走向新的史学方向。
(46) 德国大学文学院相关统计资料出自Ferdinand Lot，“Statistique du personnel enseignant de facultés de philosophie en Allemagne”，刊于《评论》1909年第58期，第494—499页。参阅Pomerans译著，第217—221页。
(47) “The examination is the master，the rule，the discipline”，“Not education but examinations mattered”.（Pomerans译著，第204页）
(48) Walter P. Webb, “The Historical Seminar: Its Outer Shell and Its Inner Spirit”,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42, No.1 (Jun., 1955), p.5.
(49) 朗格诺瓦生平有两份传记：Robert Oswald Louis Eugene Fawtier，“Charles Victor Langlois”，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45，No.177（Jan.，1930），pp.85—91；Pim Den Boer（A. J. Pomerans译），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1818—1914.朗氏传四页（第300—304页），资料与Fawtier来源不同。
(50) 朗格诺瓦也是历史教育改革阵营中少数没有留学德国的史家。
(51) Le régne de Phiippe Ⅲ le Hardi, 1887.
(52) Seignobos to Langlois，27 October 1888，in Documents autographes Langlois-Berthelot（Paris）.这里引自Pomerans译著，第298页。
(53) C. E. Perrin, Un Historienfrancais: Ferdinant Lot, 1866—1952, Geneva, p.43.
(54) Charles Seignobos，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documents des sciences sociales，Paris Félix Alcan，1901.该书中译本《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出版。中译本书名的翻译失去原书名所强调的立场：历史学方法是社会科学必要的方法。笔者于正文中将使用直译的书名《历史学方法于社会科学之运用》，以彰显瑟诺博司所坚持的立场及其好辩的个性。
(55) 有关瑟诺博司与希敏安德之间的论战以及伯尔认为瑟氏的论述令人失望，参见Pomerans译著第五章注204。
(56) 参见Pomerans译著，第299—300页。
(57) 古朗士说：“Hence，also，the necessity for the historian to extend his investigations to a wide span of time.”（上引F. Stern书，第189页）
(58) 1900年创立的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杂志融入了1929年创刊的《历史经济与社会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杂志，它是年鉴杂志的前驱。
(59) R. Fawtier, “Charles Victor Langloi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45, No.177 (Jan., 1930), p.90.
(60) Charles H. Haskins的书评说：“The Introduction is simplerand more compact than Bernheim's Lehrbuch，whose merits the authors acknowledge and to which they frequently refer.”（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No.3，April，1898，pp.517—519）Haskins来自哈佛大学，是朗格诺瓦的学生。
(61) 作者也表达敬意说：“绝大多数这些标题都是他拟定的。”（余伟译本，前言第5页）
(62) 朗格诺瓦紧跟着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有关考证论述的次序，但内容上因为朗氏的中古史文献工作经验极为丰富，他完全使用自己提出的例证做说明。伯伦汉对他的影响只在思考格局而不在内容。然而，朗氏在Introduction只讨论文献批判——间接史料，而未处理遗物、遗址等直接史料。这种偏向跟他出身于国家文献学院有关，他所受的训练是文献训练。David Thomson的书评也提及朗格诺瓦不注重遗迹与文献以外的史迹。（History and Theory，Vol.6，No.2，1967，p.238）
(63) “《教程》的学说十分合理，但缺少生气和原创性”，“我们不像伯伦汉教授那样专门为现今的和未来的专家们写作，而是为对历史感兴趣的大众而撰述”（余伟译本，第6—7页）。
(64) Haskins将瑟诺博司跟伯伦汉比较起来，他说：“its analysis is often more penetrating...”上引Haskins书评，第519页。中国史家对Lehrbuch、Introduction两书特色也有比较评论：何炳松认为Lehrbuch“能集先哲学说之大成”，Introduction“能采取最新学说之精华”（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编者导言》，第7页）。齐思和则谓前者深芜，穷其枝叶，后者简约，得其精华（《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65) 伯伦汉在1903年的修订版中加入了对新近出版的Introduction的看法。他说朗格诺瓦所写的部分，从文献的检索到史料外部的考证都紧密地依附着他的Lehrbuch。他对瑟诺博司的评语相对多，除了指出瑟氏对直接史料极端怀疑，疑心太重，伯伦汉还说瑟氏甚至认为记载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不精准的观察，都使得后人绝不能轻易接受直接史料的真实性，而且直接史料更常是孤证难以查证。伯伦汉认为瑟氏太过贬低直接史料的价值。（1903年版Lehrbuch，S.167，174，497）但他也称赞瑟氏写作的综观部分有独特的看法。（1903年版Lehrbuch，S.222，228）Lehrbuch给历史叙述（Darstellung）篇幅不多，伯伦汉强调叙述的文字会影响历史的客观性，该退居不具影响研究的地位。
(66) 余伟译本，第141页。“然后我们把那些事实归类，直到整个过去的历史被依照一张一般性列表系统地排列为止”（余伟译本，第137页）。
(67) 瑟诺博司说：“围绕这一主题，在文化史的狂热支持者们与信守古代传统的历史学家们之间——尤其是在德国——已经出现了一场论战”（余伟译本，第143页）。
(68) 余伟译本，第143页。
(69) Haskins在书评中说“Some of the authors' statements...are sufficiently radical to provoke dissent in many quarters.”参见前引Haskins书评，第519页。伯尔称他为hyperindividualist（Pomerans译著，第300页）。
(70) 余伟译本，第176页。
(71) 余伟译本，第149页。
(72) Samuel R. Gardiner在书评中指出瑟诺博司不重视“通则原因”，让学生难以接受他。他说：“The strong tendency displayed by C. Seignobos to magnify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causes，and minimise the effects of currents of feeling produced by more general causes，makes the careful student of history reluctant to take him as a guide in larger matters.”他所指出的是瑟诺博司的历史解释对年轻学生缺乏吸引力。对瑟氏本身而言，general causes无法从文献中得到依据，这正是他作为严谨的文献史家所不能接受的。Samuel R. Gardiner，“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 by C. V. Langlois and C. Seignobos”，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3，No.50（April 1898），pp.327—329.引文见第328页。
(73) 间接的方法指根据文献中的事实做说明的方法。瑟诺博司的历史解释要回归文献（参见余伟译本，第122—123页）。
(74) “Seignobos ended his great survey in a highly polemical manner，by posting that historians have a natural but mistaken inclination to suppose that great changes must be the result of great causes.”（Pomerans译著，第299页）
(75) “文献作者都是在有意地以一种不精确的形式掩饰着语词的实际意思，因而，刺破字面的意思深入到真实的意思，这是有必要的”（余伟译本，第87页）。
(76) 瑟诺博司的考疑，参见余伟译本第九章“对作者的真诚性及精确性的消极内证”。
(77) 瑟氏称赞他的老师：“尽管古朗士终其一生都力荐避用隐喻，而且他也确实那么做了，但他仍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余伟译本，第188页）。
(78) 如“历史的脚步”“历史的使命”等用词。
(79) “历史将被确立起来，但它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对现在社会的直接研究变得更科学，并且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及其演化。历史将不断被逐步修改……”这里所指“对现在社会的直接研究”，就是指社会科学（余伟译本，第192页）。社会科学协助历史研究了解过去的行为（余伟译本，第134页）。瑟诺博司说：历史成了社会科学应用的园地。
(80) “只以集合名词而非抽象名词（王权、政权、民主、宗教改革、大革命）来指集合体，并且避免任何人格化的抽象行为，这将是审慎的。”对社会科学抽象化社会现象的批判态度，参见余伟译本第160页。集合体的具体界线，瑟诺博司举例说明，参见余伟译本第144—145页。
(81) 在讨论专著作品的研究时，瑟诺博司肯定社会科学的帮助说：“通过那些常见情形的科学论述中所应用的排列方案进行分析，我们将知晓对于我们打算研究的类似情形，什么问题是应该被问到的。”（余伟译本，第135页）
(82) 余伟译本，第171页。
(83) 参见Pomerans译著，第340页。伯尔指出瑟诺博司只想把史学方法加诸所有的社会科学。《综合历史评论》主编贝尔网罗了不同社会科学的作者群，社会学、地理学、哲学、心理学等学者，但疏离瑟氏（Berr distanced himself clearly from such historians as Seignobos）。
(84) 这个口号与“历史学就是史料学”非常接近。法文“L'histoire se fait avec des documents”，余伟译为“历史学家靠文献来进行研究”。
(85) “在最近50年里，历史解说的科学形式已经发展出来并确定下来了。”他指非为愉悦、亦非给予行动的实践箴言，而是朴素的知识，他指演化的知识（余伟译本，第182页）。
(86) 余伟译本，第135页。
(87) 余伟译本，第192页。
(88) 瑟诺博司没有使用“了解”这个词，他称了解为意象的建立（余伟译本，第135页）。
(89) 余伟译本，第132页。
(90) Philippe Carrard，“Disciplining Clio：The Rhetoric of Positivism”，Clio，No.24，Vol.2，1995，pp.189—204.引文见第189页。
(91) David Thomson，“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by C. V. Langlois，C. Seignobos，G. G. Berry and F. York Powell：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by Allen Johnson”，History and Theory，Vol.6，No.2（1967），pp.236—241.引文见第239页。
(92) “a well-known French manual written by Langlois and Seignobos...to expound the pre-scientific form of history which I call, ‘scissors-and-paste’ history.” in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1946, p.143.
(93) “文献崇拜”（document fetishist）出自Pomerans译著，第298页。原作者Boer所引Febvre的话出自1933年一篇短文“Examen de conscience d'une et d'un historien”，收录在1953年Febvre文集Combats pour l'Histoire，第4—9页。
(94) “要确定某一演化的原因，有必要研究唯一能演化的事物——人”（余伟译本，第176页）。
(95) 余伟译本，第199页。
(96) 周谦冲：《现代西洋史学之趋势》，《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3月，第77页。
(97)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编者导言》，第8页。
(98) 余伟译本，第6页。
(99) 参见王绳祖：《评李思纯译〈史学原论〉》，《斯文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2期、1942年第2卷第4期。
(100) 王绳祖：《评李思纯译〈史学原论〉》，《斯文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4期。
(101) 《学程纲要》，《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度），第182页。
(102) 《燕京大学一览》（1936年度），第115页。
(103) （1）史料之搜罗The Search for Documents，（2）史料考证之重要General Condi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3）版本之考证Textual Criticism，（4）撰人之考证Critical Investigation，（5）史料之诠释Interpretative Criticism，（6）撰人之是否忠实The Negative Internal Criticism of the Good Faith and Accuracy of Authors，（7）史事之断定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cular Facts，（8）史事之编比The Grouping of Facts，（9）历史之著作Exposition，（10）结论Conclusion。
(104) 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叙言》，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版，第1—2页。
(105) 徐炳昶在《哲学》第4期（1921年11月）发表《搜集证据（历史上的）的方法》一文，即Introduction第一章，未完。
(106) 徐炳昶：《古代文献的整理方法》，《文化建设》创刊号，1946年10月16日。
(107) 徐炳昶：《怎样才能整理国故》，《新生周刊》第1卷第4期，1927年1月7日。该文又刊于《益世报》1929年4月29日、5月6日，第14版；演讲记录稿又发表在《大公报》1926年12月20日，第3版。
(108) 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7页。
(109) 曹聚仁：《学习历史家的方法和态度——为报界同人进一言》，《前线日报》1941年9月1日，第5版。
(110) 《夏鼐日记》（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32页。
(111) 齐思和：《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205页。
(112) 齐思和：《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国闻周报》第8卷第4期，1931年1月19日。
(113)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页。
(114) 胡道静：《柏丞先生学恩录》，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346页。
(115) 瑟诺博司著作最早译成中文的是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泰西民族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系沈是中、俞子彝译自野泽武之助的日译本），著者被译为“塞奴巴”。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欧洲列国变法史》（Seignobos，Europe Since 1914），许士熊据美人MacVane英译本重译，著者被译为“赛那布”。《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学报》1908年第1年第11号）说法国现存史学大家有三人，拉威瑟（Lavisse）、朗波德（Rambaud）、塞纽波（Seignobos），“皆以著述名于世者”。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915年第1卷第1号）译刊《现代文明史》，著者署名“法国薛纽伯”。陈独秀说瑟诺博司是“法国当代第一流史家，本书乃欧土名著之一”，指出著者乃法国文学博士，巴黎大学教授，出生于一八五四年。
(116)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0—321页。
(117) 《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5—1926年度），第6页。
(118) 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东南书店，1928年）由四篇专文组成，前二篇“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历史学方法概论”根据北大史学系《历史学》讲义修订而成。
(119) 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151页。
(120)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
(121) 《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1年度），第16页。
(122) 《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4年度），第26页。
(123) 《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2年度），第25页。
(124) 黎东方《史学讲话·序》（修订新版）。
(125) 《大学本科暨研究院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1年度）。
(126) 王敦书：《雷海宗1932年史学方法课程笔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27) 卞僧慧：《缅怀伯伦师——在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2—373页。
(128) 王绳祖：《说史》，《斯文半月刊》1941年第1卷第21期；王绳祖：《读史方法》，《世界学生》1942年第1卷第4期。
(129) 《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4年度），第26页。
(130) 《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7年度），第37页。
(131) 余伟译本，“致读者”，第4、9页。
(132) 李树峻译：《史学研究法导言》，“译者附识”，北京《益世报》1929年11月1日，第9版。
(133) 朱谦之：《现代史学概论》，《朱谦之文集》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134) 臻郊：《推荐五部关于历史科的新书》，《中学生》第21号，1932年1月，第137页。
(135)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
(136)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166页。
(137) 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合刊，1934年5月25日。
(138) 张好礼：《中国新史学的学派与方法》，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91—92页。按，今人江勇振《胡适史学方法论的形成》一文将胡适的史学方法与Introduction作细致比较，认为胡适史法的基本假定，都可在Introduction找到雏形，此书是认识胡适史学方法的“一把钥匙”。
(139) 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武学书馆1921年版，第17页。
(140) 参阅本书第五章。
(141)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1924年第3卷第1期，第15页。
(142) 参阅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0年第2期。
(143) Introduction，第20页。
(144) 村川坚固、石泽发身译：《历史研究法纲要》，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版，第15页。
(14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59—60页。
(14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7—58页。
(147) 徐炳昶译：《搜集证据（历史上的）的方法》，《哲学》第4期，1921年11月。
(148) Introduction，第17页。
(149)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序》，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7页。按，此序写于1927年1月16日，英文本《历史研究法》“编者导言”写于1927年4月18日，两文颇多雷同，后文应该是前文的扩写。
(150) 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9页。
(151) 臻郊：《推荐五部关于历史科的新书》，《中学生》第21号，1932年1月，第137、139页。
(152)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168页。
(153) 见王钟麒编《三国之鼎峙》（何炳松主编《中国历史丛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目次”前所附之《中国历史丛书全目》。
(154) 何炳松的通史编纂思想完全取自瑟诺博司，他多次发表整理中国史的意见，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应该采用分工，“各人尽各人的力量先去研究历史上的小问题，把研究所得的作成专篇”，“那末想编通史的人，就可以利用这种材料编成一部尽善尽美的中国史”。（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民铎杂志》第10卷第1号，1929年1月1日，第24页）
(155)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168页。
(156)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26页。
(157) 《罗志希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9日，第1、2版。
(158) 《史学蠡测》，《史地学报》1925年第3卷第5期，第42页
(159) 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7期，1929年2月11日。
(160) 吕思勉：《怎样读中国历史》，《出版周刊》第102期，1934年11月10日，《吕思勉全集》（1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92页。
(161) 《罗尔纲全集》第2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页。
(162) 朱谦之：《考今》，《读书通讯》1941年第31期，后又发表于《现代史学》1942年第5卷第1期。
(163) 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辛垦书店1933年版，第20页。
(164) Ch. V. Langlois & Ch. 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1904，p.17.余伟译本，第3页。
(165) 蔡元培：《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166)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167)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1册，南京钟山书局1932年版，第10、14页。
(168) 周传儒：《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页。
(169)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第102—103页。
(170) 齐思和：《论历史的价值》，《燕大月刊》第7卷第1、2期合刊，1930年12月25日。
(171) 史家的作业比喻为化学家，见于Introduction第210页引古朗士的话“历史学家……寻求事实并且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观察获得它们，这就像化学家在细致而精确进行的实验过程中发现到他的事实一样”。（余伟译本，第139页）不过，齐思和也有可能从鲁滨逊《新史学》得知，因为这本书也引用古朗士此喻：“As a French scholar has remarked，the historian is in the position of a chemist who should be forced to rely for his knowledge of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upon what his laboratory boy tells him.”（《新史学》英文本，1912年，第45页）
(17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页。
(173)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9页。
(174) Introduction作者在注释说明：“我们不专门讨论实物文献（物体、纪念碑等）批判，尽管实物文献批判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书面文献批判。”（余伟译本，第35页）
(175) 何炳松：《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6页。
(176) 杨鸿烈：《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4页。
(177) 马衡语，见傅振伦：《傅振伦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9页。
(178)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导言》，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页，注二。
(179) 《布郎昨在北大讲“历史与社会科学”》，《世界日报》1935年12月5日，第7版。
(180) 《学人访问记：历史学家陈受颐》，《世界日报》1935年12月18日，第7版；杨堃：《江绍原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社会学刊》1936年第5卷第2期。
(181)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
(182) 马鸿昌：《评现在之中国史学界》，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178页。
(183) 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28页。
(184) 《胡适日记》（1921年8月13日），《胡适全集》第29卷，第416页。
(185) 余伟译本，第127、128、136、191页。
(186)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7页。
(187) 余伟译本，第157、169、183、184页。
(18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9—10页。
(189) 余伟译本，第152页；Introduction，第252页，“reasoning is the most difficult to employ correctly，and the one which has introduced the most serious errors.”
(190) Introduction，第260页，“most of our reasonings will only afford presumptions，not certainties.”
(191) Introduction，第292页；余伟译本，第175页。
(192)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全集》第12卷，第273—276页。
(193) Wilhelm Windelba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London: Macmillan Co., 1898, p.14.
(194) 马鸿昌：《评现在之中国史学界》，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204页。
(195) 傅孟真：《闲谈历史教科书》，《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第101页。
(196) 余伟译本，第171页。
(197) 余伟译本，第175页；英译本，第292页，“the interconnection of the accidental facts.”
(198) Introduction，第292页，“The whole history of events is a chain of obviously and incontrovertibly connected incidents，each one of which is the determining cause of another.”按，梁启超后来对因果的理解，与Introduction很接近，他认为历史现象中的因果，只能说是“互缘”，“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事新报·学灯》第5卷第3册第2号，1923年3月3日）
(199) 傅孟真：《闲谈历史教科书》，《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第100页。
(200) 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104页。
(201) 马鸿昌：《评现在之中国史学界》，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178—179页。
(202) 余伟译本，第148页；英译本，第245页。
(203) Introduction，第248页；余伟译本，第149页。
(204) 余伟译本，第149页；英译本，第249页，“The episodes in a man's life may thus become importance facts.”
(205) 王汎森等：《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208页。
(206) Introduction，第248、262页。
(207) 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25—428页。
(208) 余伟译本，第144页；Introduction，第239页。
(209) 《致吴景超》，《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67页。
(210) 余伟译本，第137页；Introduction，第229页，“historical knowledge，which is by nature complex and unwieldy，is exceptionally difficult to communitcate.”
(211) 余伟译本，第165—166页；Introduction，第275页。按，何炳松概括为“一事多质”。（李孝迁、胡昌智编校：《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第194页）
(212) 余伟译本，第166页；Introduction，第275页。
(213)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47页；1903年版Lehrbuch，第109页。
(214) 1903年版Lehrbuch，第114页。
(215)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2页。
(216) 余伟译本，第182页。
(21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页。
(218) 傅斯年：《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8页。
(219) 余伟译本，第147、148页。英译文“This necessity of studying unique facts has caused it to be said that history cannot be a science，for every science has for its object that which is general. History is he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cosmography，geology，the science of animal spencies：it is not the abstract knowledge of the general relations between facts，it is a study which aims at explaining reality. Now，reality exists but once. There has been but a single evolution of the world，of animal life，of humanity. In each of these evolutions the successive facts have not been the product of abstract laws，but of the concurrence，at each moment，of several circumstances of different nature. This concurrence，sometimes called chance，has produced a series of accidents which have determined the particular course taken by evolution. Evolution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y the study of these accidents；history is here on the same footing as geology or palaeontology.”（英译本，第245—246页）
(220) 1930年9月13日傅斯年致王献唐信谓：“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张书学、李勇慧辑：《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近代史资料》第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傅氏所言“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同样不能理解成要把历史学建设成自然科学，而是有特定的限定。他认为历史学充其量只达到生物学、地质学层次的科学。
(221) 何炳松谓：“我们要述的不是一切过去的大事，而是一切足以说明人类文明进步经过和人类现状由来的大事。这就是现代‘新史学’家对于史学的主张，我们很可看出他们实暗受地质学上、生物学上和其他自然科学上那种演化原理的影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83页）
(222) 张谷铭把“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一句直接转化为“要把历史学和‘语言学’视为自然科学”。（张谷铭：《philology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6年第87本第2分，第433页）
(223) 傅斯年说：“编历史教科书，在一点上与编算学、物理等教科书有绝不同之处，我们要看明白，才可以谈编历史教科书的宗旨。算学与物理科学是可以拿大原则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的。这个凭藉，在地质、生物各种科学已难，在历史几不适用。”（《闲谈历史教科书》，《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第99页）
(224) 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掌故派与社会学派》，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237—242页。
(225) 朱谦之：《本刊宣言》，《现代史学》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10日，第5页。
(226) 朱谦之：《什么是历史方法》，《现代史学》1933年第1卷第1期。
(227) J. J. Gapanovich, Methods of historical Synthesis, The Commercial Press, 1940, p.14.
(228) 张好礼：《中国新史学的学派与方法》，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