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伯伦汉的生平
恩司特·伯伦汉1850年出生在德国汉堡市的一个海外贸易商家庭中。父亲路易司·伯伦汉及母亲伊玛都是犹太裔，隶属自由派的犹太革新教会圣殿会所，与保守派的犹太社群保持着距离。伯伦汉一家代表当时积极融入德国社会的犹太人。伯伦汉在一个开放的城市汉堡以及开明的犹太家庭中成长。十二岁时，他进入以人文教育为主的约翰诺恩（Johanneum）中学。这所1529年成立的中学，几百年来一直是汉堡市民阶级富裕人家子弟的教育机构。他在这所中学学习人文教育核心的拉丁文与希腊文，现代语方面，他通晓了法文与英文。而且中学期间，在母亲影响之下，伯伦汉立志当史学家。(2)
1868年伯伦汉进入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尚未完成建国，普鲁士国王在俾斯麦相佐之下，正积极地进行以战争推动统一的工作，而且明确要将奥匈帝国排除在未来的国家之外。(3)当时柏林除了是新兴军事强权普鲁士王国的首府，而且也是新兴的历史学重镇。伯伦汉上过兰克的课，也听过德罗伊森的历史导论课。(4)1870年普鲁士与法国宣战，他请缨上战场，但因为眼疾未被接受。1872年他决定离开柏林，转校到建国后创立的史特拉斯堡（Strassburg）帝国大学。这所位于德国西南角新成立的帝国大学有许多现代特质：自然科学学科独立成为一个学院，不像在传统大学里隶属于哲学学院之下。(5)历史学科也独立成为一个系（Seminar），不再与语言学、哲学、国家学、地理学等课程混杂在一起，新聘任的教师明显的都比较年轻，而且有实证主义的新倾向。
伯伦汉离开柏林大学是否因为历史系里或大学里或柏林城市里有反犹的气氛不得而知。(6)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柏林大学没有与兰克、德罗伊森或其他教授建立紧密的师徒关系。(7)相对的，在史特拉斯堡帝国大学里，他立即遇到了两位与其亲近并长期照顾着他的教授。(8)一位是参与建校工作，学官两栖的法学教授阿特赫夫。(9)另外一位是他博士论文指导教授魏泽克。(10)
1873年伯伦汉在魏泽克指导下完成中古时期宗教、政治与法制史的论文。在《洛塔三世与沃尔姆合约》（Lothar Ⅲ. und das Wormser Concordat）为主题的论文里，他讨论1133年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洛塔三世如何解释帝国与教皇在1122年签订的合约，并从中争取帝国的权力。刚毕业，魏泽克立即将新科博士伯伦汉推荐给创立哥廷根大学历史系（1848年）的大师威次，(11)请他把伯伦汉收入门下，并担任其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研究与写作的指导教授。威次是兰克教书早期的大弟子，是高魏泽克十五届的学长。在威次指导下，伯伦汉的教授资格论文主题也是中古史。他从法律与宪法发展的线索分析教会与君主之间的权力冲突。1875年他顺利完成论文，通过考试，获得了申请全德国地区教授职位的资格。在申请到正式教授职位之前，他以待业教授的身份（Privatdozent）留在哥廷根大学开课。
伯伦汉从1875年开始在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开课，一直到1883年获得正式教职离开为止，总共八年。其间，他一直讲授历史学导论以及历史方法学两门课，而且有三件事值得特别提出。第一件事，兰普瑞希特在1876年冬季班上了伯伦汉的历史学导论课，受了启发，后来走上了与传统唯心史学完全不同的一个史学新方向。他不再视政治精英的活动为历史发展的轴心，而以群众的经济活动、集体心理现象、文化表现为研究对象，而且用量化的方法处理与这些现象相关的资料，进而追求历史发展的规律。1878年兰氏转校到莱比锡大学跟随经济史专家罗谢，但一直与伯伦汉保持密切联系，并受到他的支持。(12)十三年后，成为教授的兰氏在1891年出版了代表新史学方向的《德国史》十三册中的第一册。这本书在仍然充满政治史、人物传记研究的史学界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备受攻击。兰氏《德国史》提及启蒙的伯伦汉，因此后者被视为是与兰氏一伙的实证主义史家。
第二件事，魏泽克在1876年交付伯伦汉编纂神圣罗马帝国议会1400年到1410年档案的工作，亦是收集整理卢普瑞希国王当选帝国皇帝前后与各选侯、大主教及意大利金主城市之间关系的资料。帝国议会档案的编纂工作是兰克1858年召集成立，由巴伐利亚科学院的历史委员会秘书长瞿贝尔主导，(13)目的是整理收集日耳曼民族的历史资料。近古部分第一册收集的是1376年到1387年间的帝国议会相关资料，由魏泽克在1867年完成并出版。伯伦汉以待业教授的身份肩负这项工作，一方面是殊荣，另一方面也补贴了他待业期间的经济收入。学术上，因为他前往布拉格、汉诺威、威尼斯、佛罗伦萨、卢卡、罗马等地阅读档案，筛选、比对、考证、抄录、编纂与帝国议会相关的资料，进一步提升了他中古史资料的见识与辨别史料的能力。
伯伦汉在哥廷根时期第三件值得提出的事，是1880年他出版了《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这本一百三十八页的小书是他授课三年的一个结晶。他感受到欧洲当时有两个对立的历史研究潮流，一个是唯心主义哲学潮流下的历史研究，另一个是社会主义与自然科学潮流下的历史研究。前者哲学思想从康德、斐希特经黑格尔一脉相承，而落实在兰克、德罗伊森、特莱屈克等的德国历史主义史家的历史研究中。后者哲学思想源自法国的康多塞、孔德，而落实在英国的巴克尔以及尚未成名的年轻人兰普瑞希特的历史研究上。(14)他在这本小书里也提出具有折衷立场的一个方向：以哥廷根的当代哲学家洛策（Rudolf Hermann Lotze）微宇宙观为基础，认为人类史可以与自然史整合为一，而且可以同时摘取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长处。这本书透露出，一位正统兰克学派训练出的新生代史家，在思想上跳出兰克唯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期望着与社会科学观点及方法结合的历史学。
从学术血统而言，伯伦汉是标准的兰克第二代弟子，跟随两位兰克的亲炙弟子魏泽克以及威次完成学术论文，而且参与兰克和瞿贝尔的德意志帝国议会档案编纂工作。然而，年轻的伯伦汉成长的时代已经不是兰克及德罗伊森成长时的农业与阶层社会，而且他也能从档案堆中探出头，综观当时史学研究在急速工业化时代里的处境。同时，他能超越德文出版的界限，进入英国以及法国的另一种学术传统中，注意到孔德对社会及学术研究的取向。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历史方法学的反省中表现出对历史学广大的视野，能够察觉到同时兴起的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与历史学的关系，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冲击。一方面，他个人必须尝试跳出在传统考证与唯心史学寻找出路，另一方面他必须面对“背叛”传统史学受到的挞伐。(15)显然，这位待业准教授所受到的压力远远超过仅作为一位考证史学家所承受的。
当年史特拉斯堡大学的法律系教授阿特赫夫，1880年起任职普鲁士邦文化部处长，负责督导高等教育。在他协助之下，1883年伯伦汉终于获得该邦格莱斯瓦德（Greifswald）大学的教授职位，这时距离他通过教授资格考试正好八年。格莱斯瓦德大学创立于1456年，独立的历史系成立于1863年，在这两方面，它都扮演全德国先驱者的角色。伯伦汉在系里讲授他专长的欧洲中古史以及历史方法学课程。格莱斯瓦德市邻近波罗的海，离汉堡不远，城市虽小，但是建筑风格与商业带来的自由气息都与故乡汉堡类似。伯伦汉在生活与工作上都觉得稳定和舒畅。1886年他与同样是祖籍汉堡的阿玛丽·耶森（Amalie Henriette Jessen）女士结婚。婚前，伯伦汉改宗，加入了阿玛丽所属的基督新教。此举，一方面完成了他的老师魏泽克为了他的职业生涯考虑一直期望他改宗的心愿，另一方面延续了他父祖辈逐渐接受德国市民阶级生活方式的趋势，正式脱离了犹太教。伯伦汉婚后的新家是学校同事经常聚会的场所。(16)教学之余，1888年他完成了1400年到1410年神圣罗马帝国议会资料汇编第三册。(17)次年，我们中文世界所熟知的《史学方法论》出版，该书德文的全名是《历史方法教科书：附加历史学程所需的重要史料与辅助科学引介》。(18)这本书是他教历史学导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十二年的结晶。他撰写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历史系的学生对历史学科有整体的看法以及让他们从事历史研究时有可资遵守的规则。这本书融合了他长期所致力的中古史史料考证心得，(19)以及他所见到十九世纪末新学科——国民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兴起，也呈现他在唯心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
《史学方法论》这本书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先驱者的地位：当传统的历史研究逐渐成为现代的历史学科时，在蜕化过程中，方法学的出现代表着学术规范的建立；而最具有全面性的规范、最有系统的整理就在伯伦汉1889年出版的这本书里。(20)他从历史研究的对象到史料的定义与分类，以及史料的各种考证方法与解释，如何综合叙述，都进行了先后有序细密的解说。在学生的教学上，也就是说，在未来新一代历史研究者的培训上，从此历史学科有了一个统一而严谨的步骤。
1889年《史学方法论》出版之前，伯伦汉给兰普瑞希特的私人信函中充分表达对历史研究新方向的肯定。他支持历史学以经济生活、法律演变、社会心理现象为研究对象，走向广义的文化史研究，正如兰氏所要呈现德国中古时代伦理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面貌。在《史学方法论》里，这个研究方向的合理性被默默地安置在各个章节中。譬如在历史研究对象的定义上，他的定义就包含了群众的经济生活与心理状态。伯伦汉给历史学所下的定义是：“历史学这门学术是藉着人之作为社会动物其（个别性的、典型的以及集体性的）行为的因果关联，研究并呈现人类发展事实。”(21)在定义里，伯伦汉所谓集体性或典型的行为指那些习惯性、无意识、平凡人的日常行为。它们与强调有创造力、有理念意识的独特性个别行为不同。这样的定义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做了大幅度的扩充，历史研究将不再局限在兰克开创的方式。它开启了政治决策人物、军事领袖、外交代表与教会首脑等作为研究对象之外的历史研究大门。
《史学方法论》的出版没有获得传统政治史阵营的肯定。当时许多传统唯心历史主义的史学大师尚健在，他们的学生遍布在各大学，担任重要职务，加上1870年德国建国带来的狂热政治风潮，使得政治史研究仍然笼罩着史学界。而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显然有从根本的历史现象定义向传统历史研究权威挑战的态势。新兰克学派学者连兹（Max Lenz）对新出版的《史学方法论》做了简短的回应，他在1890年的书评里说：“伯伦汉书里那些所谓的方法，对史家而言都是理所当然的；把那些平凡无奇的工作讲成理论，其实都是多余的；史家该专注在叙事工夫上。”(22)连兹代表普遍敌视方法学的立场，他以简洁的文字浇了伯伦汉一头冷水：建立历史学方法论的工作根本是无的放矢。历史主义阵营此时没有人深入具体的讨论这本新书，譬如讨论这本书与历史主义大师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之间的关系，或者讨论伯氏所精通的考证方法、史料分类与考证大师尼布尔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是历史主义阵营对他的“冷处理”，(23)忽略他，不讨论他。
1891年兰普瑞希特出版从广义文化史角度撰写的《德国史》第一册，在史学界投下了震撼弹。德国的第一份学术期刊《史学杂志》主编瞿贝尔鼓励年轻学者贝娄撰文挞伐兰氏，巨细靡遗的长篇负面评论开启了史学界的方法学论战。(24)1895年曼乃克继瞿贝尔担任主编，也持续着以整个期刊的力量进行论战。在学界中，伯伦汉被归类为实证主义文化史学派阵营，(25)因此1893年贝娄批判兰氏的同时，也指责伯伦汉在四年前出版的《史学方法论》叙述唯心史家的部分太过简略，而且对尼布尔的叙述出自剽窃。(26)
1895年伯伦汉申请转校，希望前往兰普瑞希特任教的莱比锡大学历史系。他的申请广受莱比锡大学同仁的欢迎。在校方送往萨克森邦政府文化部的三人推荐名单中，伯氏名列第一，而且从资历、学术研究、教学能力以及与师生相处融洽能力各方面，他的评语都极为正面，然而，文化部圈选了排名第二的塞立格（Gerhard Seeliger）。伯伦汉申请转校失败原因不易确定，是否政府中有反犹情结或兰氏从中作梗，研究伯氏的学者各有揣测。不争的事实是：1895年之后，伯伦汉与兰氏双方几乎没有书信往来，之后偶尔的往来也互称“您”，以尊敬营造距离。这样的关系也显示在1903年《史学方法论》修订版中，其中许多增添的论述及批判明显是针对兰氏而发。
延续十余年激烈的方法论论战，1903年伯伦汉在第二次修订的《史学方法论》中，留下清晰的痕迹。其中，他努力澄清学术立场，并且强烈抨击兰氏。伯氏重申自己的立场：历史研究要注重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以及彼此的关系，但是不能模仿自然科学追求定则。针对兰氏，伯氏肯定他扩大历史研究的视野，但不同意他将德国史划分为九个历史发展阶段，更不能接受各阶段转换机制中有其规律。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兰氏自认为是新研究取向的创始人，无视孔德以来的实证主义传统。兰氏的自大而且对伯伦汉1880年的论述视而不见，着实伤了伯氏的心。
笔者认为两人疏离的真正原因是两人个性与学术立场的差异，与转校莱比锡大学失败无关。在激烈的论战中，兰氏立场鲜明，他坚持历史发展有社会集体心理的规律，而且他自信建立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是他自发而且首创的，并非跟随或承续法国孔德哲学而衍生。他是头角峥嵘的斗士，自视极高，喜好论战，乐在其中，当他从唯心史学的大本营柏林大学吸收到几位跟随他作博士论文的学生时，他更兴高采烈。兰氏适合这样的斗争。然而个性温和的伯伦汉在方法学上明显采取折中的立场。他一方面深深感觉到传统历史主义史学的局限，感觉到战争史、人物思想史、政治史无法在工业化的社会、群众力量浮现的社会里继续让人信服。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接受着重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历史研究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在历史中追寻定则，他认为历史学不该骥附于自然科学的特质上。因此，他不甘被论战者界定为相敌对的任何一派。他相信他追求的是超越唯心与实证的、更高层次的历史研究。他相信他调和的努力，能呈现未来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即使如此，伯伦汉在1903年版的《史学方法论》对兰氏激情的批判，显然已经有超出纯粹学术立场差异的因素，而包含了私人的情绪。
1895年莱比锡大学教职申请失利，并没有影响伯伦汉在格莱斯瓦德大学的声望。当年，他接任哲学学院院长职位，负责学校四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与哲学学院）之一的行政工作。1900年他更被推举为格莱斯瓦德大学校长。作为一个校长，他所面对的是急速的工业化带来教育变革的时代。高等科技专校、高等商业专校纷纷成立，传统大学与它们之间的分际必须厘清。同时，1890年之后学生人数激增：1902年学校有学生618人，较十二年前（1890年）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到了1919年，学生人数更高达2 190人，是十七年前的三倍。大学不再是十九世纪初年威廉·洪堡提出大学理念时的状态，它不再是两三百名贵族、牧师与上层市民子弟的精英教育自由游学场所。因此，大学的入学条件、授课课程、考试方式，甚至教育目标都需要重新界定。为了让全国各邦的大学能有效而且一致的面对这些变迁，伯伦汉推动成立德国大学校长联合会议，这个会议持续发展到今天已成为重要的正式机构。同时，为了面对高等教育的变革，他也推动成立专业的高等教育学系，把高等教育当成一个研究的课题，成立全国性高等教育学学会。在他担任校长期间，他展现新构想，创立国民大学（类似社区大学）的民间教育组织。现今这类大学也推广成为德国全国性的普遍机构。伯伦汉是十足的教育家，他有远见、有创意，即他的学术作品《史学方法论》也充满着教育性质，它其实也是为历史系新生的教学而写作，它是有学术深度的教材。1909年，卸下担任了九年的校长职位之后，他又回到哲学学院担任院长。
伯伦汉在校长任期中完成了一件普及历史学方法论的重要出版工作。1905年他应葛申出版社之请，在丛书计划之下将原本写给历史系学生以及专业同仁阅读的《史学方法论》改写成给一般民众阅读的《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05，简称Einleitung）。(27)葛申丛书有不同的知识系列，历史学系列也在其中。伯伦汉配合葛申丛书简洁与广面的宗旨，在巴掌大小共156页的《历史学导论》中开宗明义地强调，这本手册本之于1903年版的《史学方法论》，以简明易解为首要目的，读者若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可以参考《史学方法论》。事实上，这本手册就是《史学方法论》章节的重组。手册全书只有三章，第一章“历史学的本质与任务”即是《史学方法论》的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章“历史学的工作领域”以鸟瞰式的说明辅助科学及史籍的分类：编年史、世界史、地方史、类书等，它出自《史学方法论》第三章第三节。该书真正的重点是第三章“研究工作的方法”。在这里，伯氏将《史学方法论》的第二、三、四、五、六章的内容简化融入，而明显的，史料学的分类、考证学、史料的解释被凸显出来。除了章节重组的变化以外，这本手册与《史学方法论》最大的不同在它的叙述方式。它舍弃《史学方法论》中辩论式的叙述，而采用直述的方式。学界的不同意见不再是伯伦汉要引述、质问、肯定或驳斥的对象。在直述的文字中因此不再有方法学论战带来的激情。(28)同时，《史学方法论》中大量的引文、脚注全都在手册中消失。比起《史学方法论》，这本简易的手册显得格外顺畅且具有可读性。伯伦汉在葛申丛书历史学系列中的这本《历史学导论》广受喜爱，1907年、1909年以及1912年分别重印一次。它不只受德国读者喜爱，而且在国际上它的流传即使面对《史学方法论》也不遑相让。1920年伯氏七十岁时，出版了第二版的增订本。刚退休的他还亲自替1922年日译本写序言。(29)
1914年欧战爆发，德国举国欢欣地迎接这场战争。伯伦汉的三个儿子一起从军。小儿子在医疗单位服务，两位兄长都上了前线，先后负伤，荣耀地退出战场。然而战争在军民无预期中忽然以投降结束，威廉帝国瓦解，接着缔结了屈辱的《凡尔赛合约》。举国哗然中，检讨投降的原因，谣传最广的说法是犹太人在国内出卖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制造内部分裂，这是所谓的“背后一刀”论。犹太裔的伯伦汉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这个说法，他婉转地表示：社会内部不合是战败的主要原因。
1920年伯伦汉正式从任职三十八年的格莱斯瓦德大学退休。除了仍然担任高等教育学学会主席之外，他卸下一切正式职位。1933年纳粹执政后，他进入了艰难的老年岁月。德国的反犹思想从中古以来的文化取向变成了全然的血缘决定论。1933年“净化运动”就开始在格莱斯瓦德大学展开，犹太裔的伯伦汉此后不能再参与哲学学院里的任何会议。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种族法案）公布实施后，法案更剥夺了他“帝国公民”的身份与基本权利。他为此事曾亲自致函希特勒，未获回复。他担任律师的长子代表八名孙辈以及两位曾孙替他陈情，也没有结果。1940年伯氏九十岁，格莱斯瓦德大学哲学学院希望在他生日时对老校长、院长表达祝贺与敬意。院长梅契纳以正式公文请示普鲁士邦政府文化教育部，(30)在获得“可以没有顾虑”指示后，才致贺函给伯伦汉。1942年伯伦汉过世后，依种族法规定犹太裔不得葬入市立墓园。妻女陈情，细数他个人对德意志民族的忠诚，次子在一战后受伤不治，三个孙儿正加入二战中，讯息不明。最后仍然在哲学学院院长梅契纳协助下，延至1943年终于获准安葬骨灰于市立墓园。(31)
战后格莱斯瓦德市隶属东德，经历了四十年分裂之后，1989年两德统一。伯伦汉也在战后的全面历史反省中重新获得他的荣誉，以及获得他对格莱斯瓦德大学终身贡献的肯定。市政府除了颁发纪念牌镶嵌在阿昂特街二十六号门楣上，在老城南方六公里之遥的新社区中一条道路也以伯伦汉为名，(32)纪念这位格莱斯瓦德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