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鲁士王室的忠诚贯穿他的写作
《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六册分别出版于1839年（第一、二册）、1840年（第三册）、1843年（第四、五册），以及1847年（第六册资料汇编）。这段时间，兰克早已卸下《历史政治杂志》主编的工作，专心研究写作。同时，他的保守的政治意识此时趋向于成熟与稳定，相较于大学时代撰写马丁·路德思想时的关怀，焦点已然不同。当时，二十岁的兰克注意的是哲学与神学的问题，而四十多岁到五十岁的兰克对路德的关怀是政治的。
宗教改革推动传统普世帝国走向没落
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之前的作品虽然以世界史的观点展开，但内容都集中在南欧的近代史。不论是《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或是《南欧诸侯与族群》系列，重点都是罗曼民族。尤其是后者，它描写西班牙、法国的君主与世俗化的教皇国对抗奥斯曼帝国，描写他们彼此间的斗争。在欧洲一体的大框架下，他们肩负着基督教欧洲对抗伊斯兰势力的任务。《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背后的世界史观点是相同的，但重点放在日耳曼民族。兰克要回答的历史问题是：基督教世界，相对于亚洲的土耳其、波斯，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更新过程，从中古走向近世。这历程到底是如何展开的？它的国家与族群的精神是如何更新？如何走向现代性的民族？各族群的强权国家如何形成？兰克要说明教皇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这两个中古时代横跨各族群的权力组织，他们在十六世纪逐渐失去了政治力。这两个追求普世性王朝（universale Monarchie，一统帝国）目标的沉沦是在相互纠缠中并行的，他们的沉沦正代表着欧洲近世历史的开启。
兰克认为欧洲王侯国从教皇国笼罩下解放开来，成为有族群自我意识的强权国家，这是近世史的开端。而这个现象里包含着三种不同的趋势，亦即各族群以三种不同的途径蜕变为近代国家。这些趋势正是形成近世国家的三种不同途径：第一，西班牙、法国、英国他们从殖民地带回财富，强化统一政权的力量，直接从政治的途径摆脱教皇国的影响力。第二，意大利是从文学艺术、从回归古典、从人文主义的精神对抗教皇国。第三，长期与教皇国对抗，只有松散政治组织、在神圣罗马帝国下的日耳曼族群，它走的途径是德意志深沉的宗教性展现出的力量。日耳曼族群以他们的宗教性掏空教皇国俗世权力的根基，强化了族群的自信，兰克把宗教改革视为普鲁士强权兴起的前奏。这三种不同的趋势——殖民带来的富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它们各自扩散，交互影响，将欧洲各族群带入了精神的新境界，达到“人类人性的高度”，塑造了近世世界史的现象。
与大学时代写路德思想不同，此时，兰克是把宗教改革运动视为近代欧洲形成列强分立局面的催化剂。宗教改革虽然出于路德虔诚的信仰，但教义争议所带动的政治权力斗争才是兰克真正关注的主轴，教会与教义的问题退居幕后。全然以政治的角度去了解宗教改革，这样的观点引导着他的史料收集工作。从30年代起，持续在曼河（Main）畔的法兰克福市、德勒斯登、魏玛、柏林以及比利时、巴黎收集帝国议会的档案。他认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议会是皇帝以及所有德意志选侯、大公、伯爵、领主与城市代表共同参与并制定政策的地方，具有全面性的影响力。《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导言”第一句话说：“从十五世纪的最初十年到三十年战争爆发这一段时间，德意志的宪法以及政治环境都取决于定期召开的帝国议会以及帝国议会上所制定的政策……在帝国范围里没有任何重要事件不是在这里先讨论过。没有这里的决议，也不会有任何新事发生。”事实上，帝国议会涉及的不只是德意志地区事务。(125)神圣罗马帝国组织庞大，在十六世纪里，查理五世（Karl Ⅴ，1500—1558）当政时，它的版图横跨西班牙、荷兰、奥地利以及其他德意志地区。议会中王侯、城市各自代表着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也牵连着教皇国与法国的利益，甚至有奥斯曼的影响力在其中。因此，兰克在帝国议会档案里看见他所想见到的整个欧洲权力的角逐。这些现象成为《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的主题。
兰克利用这些帝国议会决议，剖析宗教改革在怎么样的政治环境中展开，各王侯与教皇、帝国如何运用宗教改革当权力角逐的棋子。兰克勾画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与教皇国敌对的日耳曼帝国，乐见路德针对教皇与教会的抗议，威胁着俗世化教皇国权力的神学基础。同时他也描述宗教改革促使不同利益与立场的德意志诸侯彼此冲突，造成日耳曼帝国社会的不安定，引发农民运动以及政治的分裂，这也是法国以及教皇国所乐见的。描写1526年斯派尔帝国会议（Speyer Reichstag）时，兰克指出天主教的奥地利不愿削弱新教的发展，而与奥地利敌对的教皇与法国也一样不愿削弱新教。他这样写新教在夹缝中的生存：“奥地利王室不能让它沉沦，因为他需要用它来对抗教皇。法国国王也记得奥地利王室强盛时曾给他先祖无限的威胁。”(126)教皇与皇帝双方的势力都无意积极地追捕路德，甚至替路德提供不同方式的庇护。因此，兰克的宗教改革描写的是国际政治。
兰克站在路德立场描写农民战争
在兰克对宗教改革政治取向的叙述里，关键的角色还是路德，尤其是路德对农民战争（1524—1526）的态度。这场战争以及后续的帝国决议奠定了德意志地区的政治局势，同时，宗教改革才从德意志地区扩散到全欧洲，包括天主教地区。
1520年路德在揭示“九十五条质疑”不久，在《论基督人的自由》中说到“基督人是一切的主宰，不当任何人的臣属”。路德的信徒——萨克森选侯境内教士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1489—1525）——根据这样的思想鼓动并组织各地原已蜂起的抗议农民。1525年抗议的农民在德意志西南涅卡（Neckar）河流域、符腾堡、中部等地区与教会、领主、城市力量展开激烈战斗。然而，在旧社会秩序与农民运动之间，路德很快做了抉择。他选择站在领主权力的一边，他把所说的自由区分为世俗世界的自由与精神世界的自由，反对农民的诉求与行动。
作为路德忠实信徒的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的“农民战争”一章称赞路德，他说：“然而他坚守精神与世俗的区分，这是他首要的基本信念。他坚守《福音书》教义所说，解放的是一个人的灵魂，而不是身躯与财产。”(127)兰克全然肯定路德的双重做法：一方面对传统教会抗议，另一方面却反对农民对封建领主的抗议。他说路德“一方面极具胆识地攻击教会现行的秩序，但另一方面又奋力地坚持着世俗秩序”。(128)在农民战争对抗激烈化，农民放火烧城、摧毁城堡、攻陷修道院时，路德呼吁领主：“撕烂他们，扼杀刺死他们，就像打死一只疯狗一样。官厅不要心怀慈悲。愤怒与刀剑的时刻已经到来，官厅该打击下去，那是神交付在身的责任。”(129)兰克激赏地引述路德的呼吁。同时，路德对闵采尔的批评，也完全被兰克所接受。兰克更讥讽闵采尔是假先知，只有空想，在作战方面也毫无军事领导能力，导致农民军惨败。闵采尔当年即被捕枭首，农民战争平息下去。兰克将被后世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伟大的革命尝试”的农民战争，(130)视为险些颠覆了欧洲文明的乱行。如美国史家克里格（Leonard Krieger）所说，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里将“官厅”的概念发展到了极致。(131)
宗教精神融入政治：普世性的教会蜕变成独特性的民族文化
1526年斯派尔帝国议会定下了领土与信仰合一的原则——在对神以及对皇帝负责的心意下，每一位领主可以自主行事，决定领土内的信仰。(132)兰克认为这个决议文在欧洲史里意义重大，是近世国家形成的转折点。他说，经由这个决议“此前与此后的历史区分开来”。领主或王侯决定自己领土范围里的信仰，使得每个政治体系都融入特殊的精神信仰以及自我意识于其中。兰克称这种现象为现代强权国家的内在一致性：每一个王国的人民有一致的信仰，有一致的精神内容，以及一致的文化价值。原来普世性教会的精神，蜕变成为有特殊性的文化。他认为这个深入人民内心的一致性不是追求主权在民的自由主义者所能了解的。主权在民的政体建构的民族一致性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内在的文化、精神一致性。普鲁士接受路德教义作为一个新教国家，是兰克最津津乐道的典型范例。新教促使传统一层层的教会阶层组织崩解，信仰组织扁平化，信仰也融入政治制度中。普鲁士的义务教育制度、征兵制以及民法都依据着新教精神建立，普鲁士的政治体制成为信仰的具形。当1843年兰克献上《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第3册给普鲁士威廉国王时，自称这部宗教改革史就是普鲁士史的前奏。事实上，兰克认为不只普鲁士因宗教改革运动获得了现代国家特有的内在一致性，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奥地利、俄国等，他同样也都在宗教改革史中描述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将当地教会精神融入政治体系，而达到了有国家内在一致性的状态。(133)
评史添策《普鲁士国家史》
1841年9月，史添策的《普鲁士国家史》（Geschichte des preußischen Staates）第三册出版，(134)他将新书送给兰克以及文化部部长艾希宏。年底，艾希宏写信询问兰克对这本书的评价。一向不做书评的兰克回了信，表达了看法。(135)终生没有系统历史学方法论述的兰克，他有关方法学的简短文字散见书信、著作、导论中，(136)这封评论的信是其中之一。在这封信里，兰克透露出在他成熟时期对历史方法学的看法。1841年12月24日回复艾希宏的信写道：
您阁下问我的问题是：史添策的《普鲁士国家史1688—1739》表达出怎样的精神。虽然我研读了，也引用过这份著作，然而我不敢自许能给它一个决然的评断。您阁下应该也只想听一个不拘形式的看法。
首先，这著作表现出翔实的研究精神。具体地说，著作的第二册与第三册可以说是对1640年到1740年这个时代首度的学术性整理；对后续的研究——因为还有许多未明之处——而言，它们极有价值。
虽然这份著作不无可责，但它确实对国家及君主有诚挚、温情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著作处处显示作者在追求真相。
他之所以无法尽得真相，甚至——至少如我所见——对真相有所误解，原因主要在于他很少把自我提升到能获得全貌的高度，那个高度正是强势君主或伟大政治家决断与行事之处。因为作者常执着于一些太小的观点，他无法与历史人物感同身受，只能像一位站在远处观察的批评者、训诫者。也因此，原本应该把事件内在跃动清晰地呈现出来，但却阙如。
因此这著作应该不是我们心目中需求的作品。当然批评容易，要超越是比较难。这份史添策的著作，不论如何是重要而且可用的作品。
以深度敬意表达！
我是您阁下 全然最顺从的
利奥波德·兰克(137)
历史研究中的“自我”
兰克此信的格式是：开场套语、称赞、批评、结论。兰克肯定史添策作品的部分是它的翔实，也就是他资料收集的周全，所叙述的历史都有根据，他做了“学术性整理”的工作。史添策有充足的史料，但兰克批评他没能够呈现真相。兰克心目中的史学，明显的，绝对不是排比史实。他在《英国史》里说：“我愿我的自身倏尔消融，只让那些能够呈现强大力量的东西去述说。”(138)这句话常被误解为兰克是相信史实自明的史料学家。兰克“我愿我的自身倏尔消融”文法上是虚拟句，“愿”（wünschte）是指与事实相反的、不可能实现的状态。他自觉到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史家的自我无法祛除，消弭自我只是个无法实现的理想。(139)如果不用虚拟句，用正面的说法——文法上的肯定句，正是这封评论史添策的信所说：史家的自我必需“提升”。所谓“愿我的自身倏尔消融”的积极含意在这句正面说法对照之下，它指历史研究者该打破自己的局限，进而提升自我。
正如兰克对史添策的批评，史家必须将自我提升到历史人物的高度：历史人物不论是君王或政治家，他们行事背后都有对世界的理解、对历史趋势的看法——有他们的理念（Ideen）。这是史家必须打破自我的局限，并将自我提升达到的思想状态，然后，史家才能对史料中这些历史人物的作为“感同身受”。研究者建立起对这些历史发展的脉络趋势的认识，就是自我提升：将历史中行为者的理念内化成为自己的观点，提升了解力到行为者的高度。这正是兰克所批评史添策“太执着于太小的观点”无法从史料获得真相。兰克所指的就是史添策未能突破自己的局限、无法自我消融。史料中细微事件、言行真相的掌握必须从他所说的“高度”、从全面脉络上去定位与追寻。
自我提升与历史的宏观
事实上，兰克自己的写作正是从大处掌握史料，将它们安置在大的事件关联中。他在成名作《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的“前言”中就明确了“写作的目的出自于看法”。所谓的“看法”（Ansicht）就是历史的大观点。兰克在第一部著作中说，要呈现原本是如何。他所要呈现的原本，就是他的看法，就是他心中的历史大脉络：欧洲族群在千余年中因大迁徙，因接受基督教、因十字军东征异教徒、因海外殖民，构成了以基督教为内涵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形成显现世界史之中的神意。这正是兰克的大观点。此外，欧洲族群于宗教改革过程中，政治上从中古走向近世、现代，这也是他在历史中见到的大脉络。在《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中，他提到领土原则——领主政权与宗教精神的合一，促使有内在一致性的现代国家出现，这也是他以世界史的高度根据史料所掌握的看法。兰克不自限于史料档案中，在他的史学里史实自明、让史料说话或据实直书都不是核心，正如他对史添策毁灭性的评论：收集了丰富的资料，但没有处理资料的观点。马克思对兰克曾做的指责也显示兰克在意历史中的大现象与其意义。马克思批评说：兰克自己处理历史意义、精神的事，把物质、客观材料（考证编纂）的事交给学生。(140)
“提升”自我到达能够感受君王的行事，以及有他们的大观点，这是史家自我教养的工作。他用“教养”（Bildung）这一词说明自我的提升。教养就是把过去创造历史的人物，把他们的理念内化的工作。至于历史中事件之间关联性（Zusammenhänge）呈现出的历史脉络，它不是由仅仅一位君王或一位大政治家造成的，历史脉络背后有神秘的力量。史家若要将自我提升到认识这神秘的力量、认识上帝之手，那也不只是追求教养就足够的。这种提升需要的是虔诚与神前的谦卑，兰克相信追求历史的真相就是不断对神的认识。(141)
兰克回信给艾希宏部长时，史添策正一直等着部长及兰克回复他所送的书与信，然而兰克迟迟不给史添策写信，不告诉他对这部书的看法。史添策多次给兰克去信，向他探听部长对该书的看法，而且怀疑与兰克的友谊生变。一直到1843年12月，两年之后，兰克卸任哲学院院长职务后才给史添策回信。(142)这些信件往来显现，兰克对官厅的恭顺与对朋友诚恳的程度有极明显的对比。
1848年革命期间的兰克
在梅特涅主导欧洲复辟政局三十三年的和平期，兰克的学术、事业、婚姻一帆风顺。1848年兰克心灵上受到第一次创伤。
随着工业革命与海外殖民急速进行，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社会有很大的变动：无产阶级的工人人数激增，中产阶级政治意识高涨，社会问题与政治权力分配的要求引发了欧洲地区内部的冲突：1848年2月法国中产阶级迫使复辟国王Orlean下台，建立共和国。法国市民力量成功的榜样鼓舞了欧洲其他国家与城市。德国地区动乱从西南的曼翰姆、中西部的科隆延伸到北边的汉诺威以及东边的柏林。3月6日沙龙主人凡哈根的日记里记录了亲见柏林街头首度动乱：不断激化的市民、工人、学生与普鲁士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革命也在奥地利帝国首都维也纳激烈展开。3月13日梅特涅宣布退位，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在打消逃亡念头之后，亲自向冲突中死者致哀。在象征民族统一与建国的黑红金三色旗帜处处飘扬之下，他同意放弃对新闻自由的钳制，同意解放农民，以及同意举行德意志国会议员选举，准备制宪，作为统一建国的基础。3月革命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立场的结合得到了胜利。
兰克心灵的创伤
兰克在这场革命里受到极大的惊吓，有无限的哀痛。他亲见王室地位受到切身的威胁，担心德意志走上法国共和国之途，更觉得整个欧洲传统文化与价值崩解了。凡哈根在日记里讥讽地记载着兰克惊慌失措，也想逃亡，但不知道该逃去哪里。他写道：
兰克全然失了心，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暴怒，觉得一切都永远失去了，相信文明世界完全崩解，陷入前所未有的野蛮、无羁的暴力中。流氓挟持了国王，暴民掌权，所有道德及宗教都失去了。他想逃，但不知道该去哪里？懦弱卑怯真是遍地皆然。(143)
兰克与自由主义倾向的凡哈根当时早已互不往来，此时更讥笑他懦弱卑怯。凡哈根间接所获知及描述的兰克，与兰克事后给大弟海恩瑞希信上表达的相一致。兰克在信中陈述自己的愤怒与恐惧，他想起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市中学教书时期，当时他们与亚恩也怀抱着民族意识，要从民族的内在特质与身心健康唤起民族一体的意识。而今天，他说：“我们纯净的理念被红色共和国的愤怒取代了。健身体操当时是信仰与民族的事，而现在人们把民族性当成了表层的假象，假象的深层是要否定所有建构民族的因素。看着无知的人把人民主权这个疯狂之想与神圣帝国的一体性联结在一起，视为其内涵，真让人想哭又想笑。”(144)兰克的民族意识是文化取向的，他不相信“人民主权”能带来民族一体，正好相反，他认为它是破坏民族特质的力量。
给威廉国王的政治备忘录
兰克从惊吓中很快恢复过来。(145)面对接踵而来的变局，从1848年4月至1850年9月，他一共给威廉国王写了六份政治备忘录（politische Denkschrifte），提供国王在动荡中参考。(146)前四份各仅1至3页，后两份皆长达12页。备忘录是通过当时担任威廉四世副官的学生曼托伊费呈递的，它没有书信的称谓与落款。如同绝大部分兰克给威廉国王的书信一样，国王没有对备忘录做书面的回复。(147)政治备忘录是兰克面对现实政局的直截反应，它的性质与历史著作、演讲、杂志政论、口述回忆都不相同。它在兰克的所有文字中最能呈现他对普鲁士王室忠诚的立场，也透露出他的军国政治思想。
“人民主权”是入侵德意志的外来思想
5月，兰克给威廉国王写了第一份政治备忘录。兰克从全欧洲的观点指出这次动乱源起于法国。德意志地区的动乱既是法国的理念引起，也有法国共和国人士介入推波助澜。面对法国的理念，每个国家的承受方式不同，奥地利与普鲁士政府态度也不同。共同的是：传统王朝权力面对挑战，而对手是极端分子“无产者的贪婪”。其中，第三势力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既想透过立宪代议以及统一运动，达到分割王室权力的目的；同时又惧怕法国式革命政体中民主人士与无产者的残暴。目前自由主义者绝口不提“共和国”概念。兰克在第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了他对革命后新选出的国民议会的分析。他认为普鲁士国家真正的敌人是被法国共和国唤起的城市与乡间各行业的“工匠与日薪工人”（Handwerker und Tagelöhner），而自由主义者在两者间摇摆不定，因此，主导立宪的自由主义者的动向值得注意。
7月，兰克被召唤入宫，此前他送出第二份简短备忘录。兰克把1818—1848年法国不断输出“共和国”概念引发欧洲动乱，视为与1792—1812年拿破仑军队对外争战是两个平行的历史现象。之前是军事的，而眼下是政治思想的。兰克写道：“人们可以在1792—1812年间法国人的胜利，与1818—1848年他们理念的前进，看到平行的关系。因为不是也有外来理念入侵的现象吗？”兰克显然是要以普鲁士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史事，鼓舞威廉国王。备忘录强调当今的任务是要心怀独立，以智慧及力量，打击无政府思想（Anarchie）的入侵。
10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草拟宪法即将完成时，兰克写了6页长篇的备忘录，直接面对当时迫在眉睫的敏感问题：普鲁士应该接受国民议会赋予的统一帝国领导地位吗？威廉国王应该接受国民议会即将给他的德意志帝国皇冠吗？兰克的看法是：宪政在现实中是不可逆的趋势，而且可以是有助益的，但是先决条件是宪法的文字必须替未来德意志帝国保留普鲁士的王室传统，同样地，宪法也该保留其他各王侯邦国独有的特质。新的宪法必须与英国、法国宪法精神不同。也就是说，宪法中绝不可以让“人民主权”（Volkssouveränität）的概念出头。兰克说得很具体：内阁部长的职位若非由皇帝任命，也该是皇帝与议会协商。只要有“协商”词汇就不是主权在人民。这份备忘录兰克首度婉转地表达：如果宪法能确保普鲁士特质以及普鲁士王室主权能够延续，在这样的条件下，威廉国王应该可以接受皇位。(148)
军队是兰克心中的王牌
1849年3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经过激烈辩论，奥地利的支持者落败，国民议会推举普鲁士国王为未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同时决议于4月2日派国民议会议员代表团，带着完成的宪法前往柏林敦请威廉四世接受皇位，完成统一建国。兰克此时已经读到了未来的帝国宪法稿，(149)内容令他失望。他认为宪法是黑、红、黄、白各种颜色的大拼图，代表各个不同利益团体的立场，不足以作为一统帝国的基础。虽然宪法中承认元首皇帝的帝位可以世袭，也放弃“人民主权”的用词，但其中的选举法仍然暗藏着未来废除帝制的可能性。自由主义制宪派既然以民选方式推举皇帝，共和革命派未来也可以依据宪法透过选举废除皇帝制。
兰克对宪法不满，他完全失去了既有薄弱的统一建国意愿。面对德意志国民议会集体决议的压力，他展现出斗志，认为局势不足以畏惧。在1849年3月的政治备忘录里，他说：德意志的状况与1789年的法国不同，当时法国市民阶级揭橥了宪政理想，全国立即顺利走向革命，建立共和国，因为他们的军队早已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放弃了军队应有的责任。然而，兰克强调，德意志情形不同，普鲁士军队与王室合为一体，关系根深蒂固。他甚至说，普鲁士王室与军队是“德意志地区里唯一真正存在的实体”（das einzige wahrhaft Existierende in Deutschland），国王的“军队是一棵有老根的大树，曾被风暴摧残枝叶飘零，但之后再度快速成长的强壮而茂盛”。它主宰一切事件的发展，他说：“正是王室与军队于1848年在柏林允许宪政活动，也在1848年里保护法兰克福制宪的工作。如果宪政的构想与破坏性的趋势（指共和革命派的势力——作者注）结合在一起引发危险后果，这就是它（军队——作者注）唯一要对付的事。”兰克在这份备忘录里亮出了王牌，他提起军队，赋予它未来行动的正当性。
工匠及无产工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极端民主主义——兰克没有分辨其中的差异，笼统地称之为“破坏性的趋势”（die destruktive Tendenz），(150)以及左右讨好、摇摆不定的自由主义，对兰克而言都不是真正的力量，只有王室与军队是真正“存在的实体”，它们具有最终的否决权，它们的位阶高于未来国会中左右各个党派。王室的立场超乎一切党派利益之争，具有一切党派之见之上的性质，具有客观性。(151)对兰克而言，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运动只有在以王室价值为核心的条件之下，才可以被接受，而军队保证着王室地位。兰克以这份备忘录献给4月初即将面对来自法兰克福皇位请愿团的威廉四世。
4月3日威廉四世与其内阁接见从法兰克福前来的皇位请愿团32名团员（其中包括饶莫尔、史添策）。代表团拥有28个德意志境内公、侯国及自由城市的背书支持。然而，威廉四世因为英国、俄国及奥地利的不友善立场，以及对宪法存有疑虑，拒绝接受“德意志人民的皇帝”这项国民议会的决议。(152)请愿团与王室、内阁之间多日的会谈不欢而散。在接下来的冲突中，德意志诸邦国各自撤回他们的国民议会代表，国民议会瓦解。残余的国会议员被普鲁士军队驱散，部分流亡海外。威廉四世于事后在一封给派驻英国的大使布恩森的书信中说：“面对民主，只有军队。”(153)他的话与兰克在备忘录最后所强调的完全一致。兰克在1848—1849年民族建国运动中完全站在普鲁士王室的立场，与推动统一建国的同事、学生完全决裂。(154)
《普鲁士史九书》：文官体制的历史证明普鲁士不需要外来政治理论
1847年革命前夕，兰克出版了《普鲁士史九书》的第一、二册，第三册于次年革命战火中出版。这部书继《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描述德意志境内的一个王国——普鲁士——的兴起。兰克把焦点放在把普鲁士提升成为欧洲列强之一的两个国王：斐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以及他的儿子斐特烈大帝（1712—1786）。这段时间，普鲁士建立以知识阶层为主干的文官体系，取代世袭贵族辅佐执政。文官体制以考核升迁，强调专业、责任、效率，由专业文官规划带动全国的纺织业、矿业、交通等产业。筹措了国家的军事费用以及义务教育的财务。兰克特别以普鲁士军队的成长为核心解释两位国王及其文官的执政。(155)
兰克先以军力铺陈十八世纪初的欧洲局势：当时法国包括它所控制的西班牙半岛，拥有军队16万人；俄国在与瑞典的冲突中壮大了自己，有军队13万人；奥地利占有匈牙利之后有陆军将近10万人；英国与荷兰联合制衡着欧陆。在这样的情势下，兰克描写普鲁士的军队从威廉一世上任时的3.8万人，经过在位二十六年的努力，1839年时，国家的经济能够支持有8.2万名军力。除了军队人数倍增，战斗力也增强。斐特烈大帝在国内分区精选兵源，更喜欢高大强壮的瑞典、乌克兰、匈牙利等外籍兵。军队中更配置牧师，授以新教教义，从精神上提升战力。兰克说“斐特烈·威廉一世一手扶植的军事与行政改革，给了国家一个全新的性格”，再经继任的斐特烈大帝将国力带向一定的方向，“在生死斗争之间掌握精准正确的抉择”，整合专业文官与军队的支持，“让人民在他的张力与能量下，在一切危险中追随着他”。(156)普鲁士历经这两位君主，透过建立专业的文官体系，走上建军强国之途，从欧洲许多中小型王国中脱颖而出。
面对1848年自由主义者推动统一建国以及瓜分王权的宪政运动，兰克以《普鲁士史九书》、以普鲁士的历史特质驳斥他们。兰克以历史叙述驳斥自由主义理念。普鲁士的兴起依靠的是文化及知识菁英，由他们肩负起社会骨干的角色，在中央集权的王权传统下，展现出普鲁士独特蜕变为强权的过程。兰克要借《普鲁士史九书》赋予高素质、超党派的普鲁士文官体系以历史意义：这文官体系正是普鲁士王朝史的独特性所在，国家不需要外来的政治体制。(157)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的自我期许：“从普鲁士行政体系一步步达成国家每次需求，用这样的历史——不需要用任何的理论——来荣耀它，那将会是何等的作品。”
《普鲁士史九书》自然不见容于自由主义者，史添策批评它，德罗伊森贬斥它，凡哈根瞧不起这部作品，就连在文化部任职、一直提拔兰克的内阁官员——文官体系的代表人——舒策（Schultze）也说该书溢美，没有针砭，了无新意。(158)事实上，这部书比起兰克之前的《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以及之后的《法国史》《英国史》，评价都是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