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性流播
坪井九马三留欧期间正值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出版，他的史学思想深受此书的影响。1892年起他为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讲授史学研究法，理论和架构皆取伯伦汉的新著，举证丰富的东西方实例。这本讲义正式出版于1903年，他在自序中说：
史学之研究法，其由来已久，而成书者甚少。在英国有弗里曼氏，倡言讲史者须先自研究法始，其论既已脍炙人口。继之，德国有伯伦汉氏出，人称穷尽研究法。法国塞诺波氏等祖述之，每每在我国人间流传。予虽不敏，讲述史学研究法，已有年所，自信应用科学研究法于史学上聊有所得。因此，为早稻田大学著是书，庶几乎与诸研究者共登研究法之殿堂。(83)
坪井所言印证了世界各国在史学专业化的初期多接受伯伦汉和瑟诺博司史法的共相。
《史学研究法》目次如下：卷一总说，分序论、历史之种类、史学之定义、史学之区分；卷二史料编，分史学之材料、史学之辅助科学（第一语言学，第二古文书学，第三地理学，第四年代学，第五考古学，第六谱系学，第七古泉学）；卷三考证编，分总论、外部之批评（第一赝造，第二搀入）、内部之批判（第一可然程度，第二史料之系统，第三史料之等级，第四史料之分析）、史料之整理；卷四史论编，分总论、解释、综合、复活、史学之根本条件（第一物理条件，第二心理条件，第三文化条件）、理论史学。此书虽取法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但在取舍详略之间也反映坪井个人的史学取向。首先，忌避历史哲学。《史学研究法》共五百四十页，讲史料的搜集和考证近四百页，他将“历史哲学”译成“理论史学”，只是轻描淡写，这与伯伦汉有显著不同；其次，凸出辅助科学。伯伦汉虽欢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辅助功能，但他的《史学方法论》所列辅助科学为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印鉴学、铸币学及度量衡学、系谱学、年代学、地理学，论述简略，实例甚少。坪井进一步提升辅助科学的地位，尤其专列考古学，用东西方大量的实例充实内容，讨论多达一百六十页，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是他讲史法的一大特色。
考古学在兰克史学中并没有地位，兰克治史擅长于对文字文献（documents）的搜集、辨析、解读，而对实物考古则相当陌生，他晚年撰写世界史，有关希腊、罗马史部分，由于对古代铭文和其他考古资料的无知而受到严厉批评。(84)伯伦汉受兰克的影响，在书中没有专论考古学，说明他没有及时反映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考古学蓬勃发展的成果。坪井虽承袭伯伦汉史学，然有所选择，他在欧洲留学期间显然感受到考古学的力量，所以他与兰克、伯伦汉不同，充分展示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本人曾担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
欧美史学方法著作在中国流行之前，坪著是吾国了解西方史学方法最通行的教材。清末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渐多，有人译刊坪著部分章节：1903年《汉声》（原《湖北学生界》）第6、7、8期译刊《史学研究法》第四卷“史论编”中的一章《史学之根本条件》，1907年张玉涛在《学报》第1年第6、7号译刊《史学研究法》的《序论》和《历史之种类》两章。1902年汪荣宝编译《史学概论》，凡五节：序论、史学之定义、研究法、历史之分类、关于史学之学科。“编者识”说：“本论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粉本，复参以浮田和民、久米邦武诸氏之著述及其他杂志论文辑译而成。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史学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焉。”(85)汪氏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政法，而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久米邦武皆在该校任教，或听过他们的课，受到启发，依他们的讲义，编译成《史学概论》。第三节“研究法”参浮田《史学通论》第八章，“古文书学”那段文字则翻译自久米邦武《古文书学讲义》第一章第一节“古文书学的大意”，其余部分在结构和内容两方面多取材于坪著。1904年底，清学务处编书局得到坪井《史学研究法》讲义下册，以考证编始，交江亢虎译，最终是否译成，不得而知。(86)
二十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热心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而不是“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普遍关心“如何研究历史”，(87)所以像坪著重在讲如何研究历史的书，在时人看来，并非是一本急需的东西。个别听过坪井“史学研究法”课程的中国留学生，对坪著虽有少量译介，但受时风的驱使，仅选译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内容，而对坪井不厌其烦讲述如何搜集史料、如何考证史料，如何利用史学的辅助科学，没有兴趣译介。坪井一本相对次要的《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却由吴渊民译成中文，广智书局1908年出版。汪荣宝自许“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着眼点并不在当下而在未来。与坪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浮田和民《史学通论》，这本小册子几乎在同一时间先后出现五个中译本，(88)又经梁启超的转述，成为彼时中国读书界的热门读物。然而，就学术价值论，浮田《史学通论》在日本近代史学殊无地位，他也不是以史家身份为世人所重。以梁启超为例，当年他不仅读过浮田《史学通论》，也看过坪井《史学研究法》，1905年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注明参考各中外学者作品，包括坪著，但那时他显然无意推销坪井的史法，而是津津乐道浮田之余唾。
史学方法论作为一套专门的知识，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最初与晚清学制改革有关。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文科大学堂的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主课中均设“史学研究法”，讲授历代统系疆域、政化创始因革之大端、物产盛衰之原因、官制之得失等等。(89)1910年周嵩年编纂的《大学分科中国历史研究法》，完全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对“史学研究法”规定的细目，全书八章四十八目：建置纲领、政治因革、习俗变迁、振兴实业、官制兵力、学术关系、生殖源流、法典异同。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法”，风马牛不相及。《奏定学堂章程》根据日本学制制定，史学门主课设置虽具现代意识，但章程制定者恐对现代学科知识不甚了解，“史学研究法”课程有名无实。嗣后，国内史学界对“史学研究法”的认识渐渐与国际接轨，坪井的著作当起到引导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进入快速专业化的轨道，史学方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史学方法就是我们用以衡量他人研究成绩的标准和尺度，只要他的方法谬误，他的结论就可不言而喻了。”(90)中国史家除了借鉴西人论著外，重新发现坪井《史学研究法》的价值，成为建构史学方法论的参照之一。最早在大学授课以坪著为教材的是黄人望。(91)1913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课程标准》，要求高等师范学校在第三学年开设“史学研究法”课程。(92)1914年9月黄氏应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或讲授“史学研究法”，取坪著编译讲义，共52面，分序言、史料编、考证编、史论编，以讲授辅助科学为主，内容虽略简，但史法各个环节皆有译述。黄编讲义完全根据坪井《史学研究法》，是一种节略译本。黄氏留学早稻田大学期间或选修过坪井“史学研究法”，回国后才有节译的因缘。据说黄氏上课很受学生欢迎，“从来不翻教科书，讲课口才极好，上来滔滔不绝地讲，不管是《左传》《国策》《楚辞》，还是《史记》《汉书》《通鉴》，随口成段背诵，然后讲解。他真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能吸住全班的注意，不觉一堂课五十分钟一晃过去。黄老师讲过的东西，像一篇一篇故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令人难忘”。(93)他讲课的风采深得坪井的真传，当时中国留学生听坪井讲课印象深刻，“每升讲坛，口如悬河，或坐或立或写或画，纵横如意，趣味津津，其叙事也，探本穷源，无微不至，且手不持底稿，而年月日时历历不爽，尤见精熟之极”。(94)
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齐名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该校国文部改组为国文史地部，据教育部要求开设“史学研究法”“东亚各国史”，均由柳诒徵讲授，并编有讲义。柳编《史学研究法》讲义，系铅印，无版权页，共二十六面，中缝印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柳”字，编写时间或在1919年前后。讲义约二万字，凡七章：历史之种类、史学之定义、史学之材料、史学之补助学科、史料之整理、史事之考证及批评、历史哲学（理论史学）。柳氏采用一贯的“纲目体”写作方式，纲是论断，目是材料。除大量引用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的观点之外，选择了许多中国方面的实例加以说明。柳氏“能博读日本学者之书”，(95)他的讲义引用日文书有坪井《史学研究法》、高桑驹吉《西洋史参考书略解》、大西林五郎《支那陶磁全书》。(96)柳氏《史学研究法》章节架构、概念术语、次序安排皆仿坪著，但他只吸收技术层面的内容，如史料种类、史学之辅助科学等，并不完全接受坪井的治史宗旨。坪井史学二元论的好处是纯正史学（求真）与应用史学（致用）分离开来，成为两个互不干涉的独立领域，不因“用”而害“学”。柳氏在史法层面确实接受坪著，但他的思想中史学是一个整体，没有纯正史学与应用史学之分，强调历史应该“准古镜今，以为人世之法”，对“五四”时期新史家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避免政治关系”，(97)很不以为然，认为“史之专重鉴戒，遂垂为数千年定法”，(98)“治学必求实用，及为人群服务，才是最高道德”。(99)因此，他及其门人的史学作品大多具有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
“五四”之后，坪井《史学研究法》因法人Introduction在中国的崛起而失去部分读者，但坪著有不少中国方面的实例，读起来比西人著作更亲切，如李泰棻、梁启超、吴贯因、李季谷、郑师许、杨鸿烈等留日（或通日语）中国史家，颇爱读此书。
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凡三部分：第一原史，论述了文字起源、史之定义、史之起源、史之进化、史学之目的、史之界说、史与科学。史之进化分五个阶段：口碑时代、史诗时代、说部时代、史鉴时代、史学时代。史之目的，则在明变、探原、求例、知来；第二读史，讨论了史识、史料、史料选择、史料选择之法、史料整理之法；第三作史，阐发了家法、编体、史病、重事实、务贯通、明因果、作表解。稍后《西洋大历史·绪论》（再版）和《中国史纲·绪论》对研究法也作了详尽的论述。《史学研究法大纲》缘于时会，融汇了当时所见的各种旧学和新知，如Introduction、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坪井《史学研究法》等，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之前，它算是中国史学界一本新颖的史法著作，颇受时人推重。杨鸿烈认为：“直到这几年来，有李泰棻先生编的《史学研究法》和梁任公先生编著的一部在中国史学界照耀万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出世，然后中国人脑里，才有比较明了的一个史学的轮廓。”(100)柳诒徵也承认“通贯新旧能以科学方法剖国故者，当推梁氏《历史研究法》，李泰棻之《中国史纲·绪论》次之”。(101)
李泰棻对坪井《史学研究法》的态度微妙，表面上批评坪著乃“西洋故言，无所表见”，(102)实则取鉴颇多。李氏《西洋大历史》上卷由北京宣元阁初版于1917年2月，“上卷引用书目”中有“《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研究法讲义》”，署名“坪井博士”。《西洋大历史》初版已留下坪井的痕迹，其“绪论”论“史之进程”分为五级：口碑、史歌、说部、史鉴、史学，是坪著论“历史之种类”（物语、镜、史学）的细化。关于史学，李指出：“兹种史质，五十年内，始形发达，德语曰该乃体色、该喜希台，其他各国尚无专名。”(103)这句话直接译自坪著第31页。《西洋大历史·绪论》经多次增补发展成《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年）和《中国史纲·绪论》（1922年）。1924年版《西洋大历史·例言》第四条“本编引用东西名著凡百余种，第三编以后每有引证必附原书章页于节后，今更标目于前，一以示不佞之无欺，一以供参考之门径，如云陈陈相因，有类剽窃，则兰台汉书，半积腐史，猥以辁才，宁敢逃罪”。（甲）中文书目，其中有“《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研究法讲义》（汉译）”，署名“坪井九马三”。(104)再版时特意添加“汉译”二字，更说明坪著《史学研究法》确实存在汉译本。《史学研究法大纲》“史与科学”一节，所论与史学最有关系科学，共十二种，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年代学、天文学、古泉学、谱系学、国际法、心理学、经济学，列举本节“应读诸书”十一种，包括Introduction，唯独不列坪井《史学研究法》，此举似不厚道。坪著“史学之辅助科学”一节所列七种辅助科学，除了语言学、古文书学，其余五种与李著《史学研究法大纲》重叠。李氏在这节的例证多参考坪著，如Gonfu为广州、斯巴达温泉关战役年月，(105)都直接摘录李氏所参考的坪著汉译本。(106)李氏论史料种类，分为遗物和传物，(107)也完全复制坪著。此外，李氏因袭坪井《史学研究法》汉译本的部分内容，与黄人望编译《史学研究法讲义》在文字上高度一致，坪著汉译本与黄氏编译本之间必有密切关系。
吴贯因于清末光宣间远游日本，留学东京七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30年，他出版《史之梯》，对坪著多所参考，尤其论述史学补助学科，如年代学、天文学、考古学，所举实例多来自坪井。这本书出版不久，齐思和撰写书评，指摘甚多，但因间接译介坪著相关内容，以致郑师许见到欣喜不已。郑氏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柳诒徵的学生，通日语，翻译不少日本学者的论文，但他接触坪著相当晚。柳诒徵早年讲史法，对坪著多所援引，但郑氏似没有从其师处了解到坪著。一直到1936年，他出版《铜鼓考略》（中华书局），据说书付印后，得杨宽面告，关于铜鼓文献，尚有福开森（J. C. Ferguson）《周铜鼓考》及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108)郑氏通过查阅《苗族调查报告》，才得知坪井九马三曾将荷兰汉学家D. Groot一篇研究铜鼓的论文译成日文，题为《东印度诸岛及东南大陆之古铜器考》，载于1902年东京《史学杂志》，又在坪著第228—250页讲考古学时作为实例说明。当时他并不知具体内容，事后偶翻吴贯因《史之梯》，第二章第六节论史学与考古学，“中多日本考古学家对于铜鼓发生之意见，因亟录之”，(109)“顷又读梁任公师《国史研究六篇》于其第十页得材料三四，因再录之，以供学者并读焉”。(110)郑氏如获稀见材料，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说明他还不知吴、梁所论原出坪著。或因这段曲折的关系，郑氏大概通过其他管道认真读过坪著，大为欣赏，在《我国历史之自学与教学的目的及其研究法》一文，关于史学研究法及理论著作列举七种，第三种即坪著。(111)他曾计划编写《中国历史研究法纲要》，分序论、通议篇、史料篇、考证篇、整理篇、理论史学，不论框架还是内容，分明以坪著为蓝本。(112)
李季谷、朱谦之、杨鸿烈三位皆曾留学日本，研究历史，都对史学方法论很有兴趣，自然对日本近代史学影响较大的坪著不会陌生。李氏在日本留学七年，研究日本近代史、西洋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法。(113)1933年度他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讲“历史研究法”，所编讲义四章：导论、历史的概念及认识、历史的原动力及其发达的三阶段、史料。该讲义可追溯到1930年2月他留英期间所写《历史学与历史学上之问题》一文，发表在《留英学报》（第5期），后来成为讲义“导论”一章。李氏用大半篇幅讲授史学的补助学科，如言语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系谱学、古泉学，大部分编译自坪著。此外，第二章“历史的概念及认识”，较为详细评论坪井对“历史”概念的看法；第三章讲历史发达“三阶段”，即传说式的历史、教训的或实用的历史、发展的或发生的历史，也是取自坪著，而非直接来自伯伦汉。凡此种种，皆可说明坪著对李季谷影响之深。(114)
与李季谷有所不同，朱谦之、杨鸿烈反复援引坪井观点，并非膜拜，而是作为建构各自史学理论体系的素材。朱氏的《历史哲学的概念》《历史科学论》《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等文，都论及坪井。杨鸿烈留学东京帝大文学部，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用力颇深，先后出版《史地新论》（晨报社，1924年）、《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他说：“日本史学受德国的影响极深，故其著作亦甚富于德人风味”，在短时间内急起直追，充分输入欧洲史学，尤其德国的理论和方法。除译著之外，杨氏列举日人自著的书，包括坪井《史学研究法》。(115)他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援引坪井观点加以讨论。此外，他对坪井史学渊源也有清楚的认识，“坪井九马三博士的《史学研究法》即直接承受柏恒氏的衣钵”。(116)